谢庆：我所经历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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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六 . 四”

1989年的“六 . 四”风波，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但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和评论仍然存在分歧。

一、着急回家

北京人都记得，导致“六 . 四”事件的发生，有一段长达两个多月的“序曲”。先是胡耀邦去世，后来又提出“官倒”问题，不知怎么就逐步升级，闹成了游行示威。
我对这个过程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随同北京市一个贸易团组赴巴西举办展览会，直到“六 . 四”前夕才回国。
在巴西，我们住在里约市海滩边的旅馆里，美丽的海滩和热情的桑巴舞似乎失去了魅力，团里的同事们心里好像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巴西的电视新闻里，很少报道国内的消息；当地的报纸也不是英文的，很难看懂内容。但是，电视和报纸上的片断镜头和照片已经告诉我们，家里出事了。
过去出国，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希望在外面多待几天；这次却不同，总想早点回国，好像是自己爹妈生了病，急着回去照顾。
展览会总算结束了，我们途经纽约转飞机，呆了两天。一到纽约，消息可就多了，中国人见面没有别的话，都是谈国内局势。开始我认为，事情闹不起来，政府出面做做工作，对“官倒”问题下几个文件限制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但在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晚上，不知从哪儿来了几个中国留美学生，手里捧着一个大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包美元。一个学生说：请你们把钱带回去，这是我们声援国内同学的钱，他们在天安门请愿，需要经费！
我的天，有这么严重吗？我劝阻了他们，先是肯定他们关心国内的改革和反腐败是好的，最后又解释：我不知道该把钱交给谁，回去也得上交我单位的财务处，如果被海关查出来还会没收，他们只能作罢。现在想起来，这些年青人太天真了！然而，他们对我的那种信任态度，使我感动。

二、执行任务

五月底，我们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我们入关时发现，海关人员根本不检查我们的行李，使人感到有些异常。
公司来接我的车刚刚驶出机场不远，一群人突然涌上来截车。“什么人？下来！”司机连忙说：“我们不是政府机关的，是工厂接客人的车。”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忙问司机怎么回事。原来，当时北京已经出现“无政府状态”，人们认为凡是从国外回来的政府官员，都可能是“官倒”，是腐败分子。一路上，我默默在想：难道“文革”又来了吗？
第二天，我顾不上“倒时差”，一早就来到公司。同事们说，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了，业务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
晚上，我好奇地来到长安街。一看，满街的人，都像散步似的朝天安门方向走去。有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有步履蹒跚的老年人，有骑在爸爸肩上的孩子，也有大腹便便的孕妇。但是，没有车辆，也没有警察。整个城市，似乎瘫痪了。
我回国没有几天，就到了六月三日，那是个星期六。大约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有人来通知我去开会。我的单位是北京市政府下属的一个局级单位，会议由局党委书记主持。他像是在下达战斗任务：“按照市政府的指示，今天晚上我们局要派人去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我们参加的同志都是党员，如果不能去的，现在就提出来，凡是去的同志一定要听从指挥！大家有什么问题？”
到会的人都表示要参加，没有提出不去的。论到我表态了：“我去，好多年没有遇到这种事儿了！” “哈——”我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恐怕是清理广场上的学生，说不定还要把他们一个个抬上车。搞不好会发生冲突，最好带上急救包、担架什么的东西。”经受了“文革”的锻炼，使我懂得要做些坏的准备。
晚上六点，我们二十几个人坐着单位的班车出发了，单位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真不含糊。我单位下属的工厂都分散在北京郊区，他们派出的人员也同时出发了。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六月三日傍晚，进城的路已经人满为患，有一些路口戒严了，几个厂的汽车无法到达指定地点。而我们单位的总部在长椿街，我们的车很快就到达了指定地点:人大会堂西侧。从车里可以看到大会堂西大门，向北可以看到中山公园，向东南可以看到前门。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天也渐渐暗下来。我问单位的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连一个警察也没有？”看着眼前黑丫丫的人群，领导只是说：“正在设法与市里联系。”那时很少有人有“大哥大”电话，即使有也不敢带来，一旦让群众发现我们是市里派来的，就麻烦了。别说我们把学生抬走了，恐怕我们就会挨打、被医院抬走了。好在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有的头发都花白了，不像是来抬人的。

三、不眠之夜

大约在晚上九、十点钟，情况突然紧张起来。先是听见远处有沉闷的声音，像是打雷，但有人说是爆炸声。后来又听一些人说，西单那边开枪了。这时，领导怕出意外，让我们都上了车。大约午夜前后，又听见隆隆的声音，从西边开过来一些坦克车，停在中山公园附近，有一辆向我们开来。突然从路边冲出一群人，拿着砖头、石块向坦克扔去，后来又一涌而上，用棍棒敲打坦克车。其实，坦克车是不在乎棍棒、砖头的，只见坦克车转回头，向大会堂西门开去，停在门口不动了。
到了一、两点钟，从前门方向传来枪声，可以看见有一道道火光在夜空中划过。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说解放军冲进了广场，还打伤了人。我对领导说：“我们总呆在车上也不行，我去侦察一下，有情况也好向市里汇报。”也许领导知道我当过兵，同意了，并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两个，装成学生的样子，走向纪念碑。当我走到大会堂南门时，看见几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坐在南门的台阶上，有几个头上缠着绷带。不少人衣服也破了，显得很沮丧。再仔细一看，一个个都很年轻，像是新兵。我问一个受伤的战士：“你怎么受伤啦？”他看我上了点儿年纪，就说：“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被打的。”他一边说，一边像是要哭出来了，他还是个孩子啊！我心里不禁一酸。我又问：“你们坐在这儿干嘛？”他沉默不语，我明白，他无法回答我，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来干嘛。
我又走到纪念碑旁边，看到许多人挤在护栏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手举着扩音喇叭在大声宣讲，意思是说要坚持斗争。但我发现，这时广场上的人已经大大减少，看热闹的北京老百姓已经散去，留下的基本上是学生或他们的组织者。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有受伤的学生，也没有看到有救护车或医务人员来。
应该说，在6月4日凌晨四时以前，解放军还没有控制天安门广场，直到凌晨四时，局势才有了变化。大约在天蒙蒙亮时，大批的军队和军车开始集结在从中山公园到劳动文化宫的长安街上。我第二次要求去“侦察”情况，这次我需要把一块白色毛巾绑在胳膊上，这是市里统一规定的“暗号”。我弯下身子，沿着大会堂路西的平房一侧，向中山公园方向移动，这时路上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巨大的好奇心推着我向前走，我似乎感到自己是在穿越一段历史的时空隧道，记录着这不寻常的分分秒秒。
为了看清情况，我来到了与中山公园一街相隔的路口，隐蔽在一排小树后面。这时，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路上排列整齐的军队，他们都配备了半米长的棍子。这种装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大约凌晨五点左右，街头的扩音器开始响起来：“现在开始清场，请同学们立即离开广场，请你们排好队，从广场东南角撤出！”我知道，我也该撤了。这时，我隐约听见，广场纪念碑方向，竟传来了“国际歌”的歌声，显然学生们也打算撤离了。此时听见学生们唱“国际歌”，我心里的感受难以形容。这首蕴涵着“共产党宣言”革命思想的悲壮旋律，却由这些与共产党政权较量的年轻人吟唱出来，似乎有些“滑稽”，但在我听来则还有一份沉重。
当我返回单位的汽车时，路上碰到一个刚从广场撤出来的学生。我迎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你去哪儿？”我问他。“我的自行车还放在新华门……”他喃喃地说，好像还沉浸在昨夜的迷茫中，没有醒来。我一把拉住他，“还要什么车！赶快从前门那边出去，回学校吧！”我边说边推着他向南走去。从协助解放军清场的角度讲，我也算出了力；从学生的角度讲，我可能救了他一条命。
当我回到车上，还没来的及向领导汇报，解放军就排着队开过来了。突然有几个小男孩从路边胡同冲出来，躲在我们车后面向军队扔石头，有一个还喊了一句：“法西斯！”只见一个战士把冲锋枪向上一抬，“达、达、达”，几发子弹擦着我们的车顶，飞了过去，吓的大家都把脑袋缩进脖子里。显然，战士们没有看清是谁在攻击他们，却向我们冲来，此时只有我们在车里“坚守岗位”，四周已空无一人，骂人的小孩早跑了。我们领导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不要开枪——，我们是市政府派来的——！”我也连忙扬起胳膊，让他们看见我的白毛巾。可是战士们似乎不理会我们的“暗号”，仍然怒气冲冲地围上来，看来这回六十六师算是碰上了六十八师，自己人不认得自己人了！
这时走过来一个军官，好像知道有我们这么支“地方部队”。说了句：“他们是市里派的。”“你们怎么还不走？”他反问我们。我刚想向他解释：还没接到市里撤退的通知，只见他把手一挥：“快走！”我们一看，县官儿不如现管，大家早就又饿又渴，赶快撤！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早上八点钟。

四、不要让历史重演

班车回到单位，我没有回家，径直回到办公室。因为是星期天，单位里没有人，我索性往地毯上一躺，感到浑身无力，但却睡不着。
“铃、铃、铃”，是谁星期天还来电话？不是又有任务吧！我连忙爬起来抓起听筒。对方是我单位的小李，他先是述说了昨夜解放军进城与群众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然后说：“我心里难受啊！”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小王又来电话。小王也是工农兵学员，插过队，当过工人，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从不发愁。可这次在电话里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抬头看着窗外，只见天空忽然被黄沙弥漫，还是中午时分，天色却像是接近了黄昏。
这是怎样的一夜啊！我想起了“文革”，想起了“文攻武卫”，想起了派性武斗留在墙上的弹孔。
后来的事情，我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位厂长失去了儿子，他儿子在那天晚上到街上去，被流弹击中身亡。然而，传说在天安门广场上，解放军的坦克冲进了学生人群，血流满地，确实不是事实，起码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见在场的人这样说过。
但是，使得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最后不得不动用坦克和军队，以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绝不是上策。相比之下，上海市的做法就好多了。在那里，虽然也发生了群众的过激行为，但政府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和到位，没有使矛盾激化，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今天，如果让我回过头去反思“六 . 四”，我要说两句话。一句是对老百姓讲的：民主是沙锅里煲的汤，只要民主、不要法制，就好比打破沙锅取汤，汤也保不住。一句话是对政府说的：政府的工作要掌握好火候，火小了不能解决问题；火太大就会把汤熬干，最后连锅也烧坏了。
今年中国闹SARS。开始政府没有重视，工作力度不够，结果全国蔓延。后来重视了，把情况如实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同时采取了适当而不过分的措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支持，结果很快控制了疫情，并得到国内外的好评。
对于“文革”和“六 . 四”等历史事件，我们应当在适当的时候，认真进行总结。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肯定的态度，都于事无补。我们不仅要汲取教训，而且要分析原因，从而总结出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的正确办法。否则，还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

200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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