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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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在庆应大学《毛泽东主义： 半个世纪以后的视角》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毛泽东的遗产

1976 年9 月9 日， 毛泽东逝世了。在他逝世27 天以后， 他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 革领导骨干被捕。持续十年的文革随之结束。

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留下了的遗产很丰富，他主要的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强大 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在这一点上， 他超过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他的遗产中有两大问题， 一 是贫穷； 二是专制。这两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中国人在短时期内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然而，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中国是怎样从文革困境中走出来的？毛留下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今天我就这个问题 试作探讨。

一， 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1949 年以后， 结束了长期的战乱， 在和平环境下， 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 自然有一个 快速的增长1 。但是， 和发达国家相比， 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占世界的4.7%， 1980 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5% 。1976 年，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134.4 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 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7‰ 。2

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 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特种货币”。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3 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 从而把农村推向贫 困。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 年为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215 公斤。直到1978 年才达到320 公斤， 整整徘徊了22 年。从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 中国农民基 本上没有吃饱过。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 光， 成了光秃秃的“和尚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978 年， 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76 元（按当年汇价1 美元1.72 元人民币计 算， 合44.2 美元， 平均每天0.12 美元4）， 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于50 元。1978 年，中国农民中，有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5 1978 年， 生活水平不如1950 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 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1936 年。6

1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 年和1949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466 亿元增长到5634 亿元，增长了11 倍；国民收入由358 亿元增长到3010 亿元增长了7.4 倍； 钢产量由15.8 万吨增长到3178 万吨， 增长了200倍； 粮食产量由11320 万吨增长到30477 万吨， 增长了1.69 倍。其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是大幅度增长。

2 2014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34% 。
3 “剪刀差”， 即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 国家向农村销售的工业产品价格高于其价值。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 即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4 当年中国进口（设备）多、出口少， 为了有利于进口， 人民币定价过高。以下同。
5 凌志军：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第103 页。
6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第17 页、第19 页。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1975 年， 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 工厂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 月薪为41.5 元（按当年汇率1.97 计算， 为21 美元）， 再没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 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1950 年， 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 平方米， 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1972 年9 月14 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 工人劳动保护很差， 职业病很普遍， 不少工人因工中毒。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 人汞吸收， 占总人数的79% 。

几十年来， 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节衣缩食， 为什么还这么穷呢？这是因为：消灭了私有经济，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国家经济机 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 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 由中枢支配， 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7 。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 的客观规律。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 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懒惰之风盛行。进取心和奋斗精 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创新精神被压抑。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 治制度。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 就要清除“噪音”和“杂音”， 实行舆论一律。




二，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在王权专制时代， 由于交通、通讯、武器落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 皇权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 还有荒蛮之地， 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 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 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 已经达到了极致， 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靠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党内不同意见很难表达， 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力量很微弱。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的车间、班组和广大农村的田头、地角，深入到所有的机关、学校和一切单位。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俯首听命。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 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由于对各级领导人缺乏监督，特权就不断发展。官僚特权造就了严重的官民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想解决官僚特权问题。然而，他不是建立权力制衡制度来阻止特权， 而是用没有制衡的最高权力来制止官僚的特权， 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以后官僚特权进一步发展。

7 杨继绳： 《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第27-29 页、第295-297 页， 对计划经济不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政治遗产的灵魂是理论遗产。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断开展阶级斗争， 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的理论遗产构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为了将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施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最高权力中心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都集中智慧， 全力论证党政策、路线的正确性； 一切文化艺术团体， 都极尽才华，歌诵党和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 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力。通过组织手段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人们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 从而实现了全国人的思想“一体化”， 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文革结束后， 人们期待改变极度贫困和极端严酷的政治， 期待一场大的变革。

然而， 变革的方向和深度， 要由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来决定。文革结束以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 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 粉碎“四人帮”的人， 并不一定都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也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在政治上松动一些，经济上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 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 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 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 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文革结束之后，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 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要求“发展商品经济， 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 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这就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 因此， 在主流社会， 在体制内， 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 只是在民间和少数知识分子有这种主张。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中国的前途不是由每一种力量单独决定的，是由四种力量角逐中形成的合力来决定。

前三种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只有第四种力量主张建立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一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共同打压。

如何摆脱历史惯性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 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继毛泽东之后， 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 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1976 年10月26 日， 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 1977 年3 月14 日， 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 都必须制止。”1977 年2 月7 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 显然体现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 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8 。

尽管华国锋下台时加在他头上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是，“两个凡是”的负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为毛的体制作出了合法性的注释。多年靠这种意识形态维持权力的官员， 不少人支持毛的体制。大批对这种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政治愚民，也是毛体制的盲目支持者。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当时，挑战毛泽东的体制就会危及身家性命。华国锋虽然有抓捕毛夫人江青的勇气，却没有摆脱历史惯性力量。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 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 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 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 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华国锋要求各地建设“大寨县”， 坚持农业集体化， 反对农村包产到户。

揭、批“四人帮”还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 揭“四人
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 掌握权力以后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 当时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 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 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政治路线， 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 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 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这种批判在政治和理论上形成了无比尴尬的局面。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 牵强附合。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9 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 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他们上台， 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 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党就要变修， 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10 。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强调要“深入批邓， 继续反
击右倾翻案风。”

8 华国锋：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5 月1 日。
9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

10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 年1 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 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于1976 年12 月9 日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 年4 月16 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 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 关押了几年， 1977 年12 月4 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 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人， 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 他很难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 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 中国不能前进。

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为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撤销邓小平职务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 这两个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在高层， 邓小平是向“两个凡是”挑战的代表人物。

当时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11 。他在“必须世世代代地”这个豪华的包装中， 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漂亮的却伸缩性很大的词语， 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损害毛泽东思想。”12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一个毛泽东， 又再造一个“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 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关键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包含着一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执政者不允许这样做。这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设置了障碍。

不过， 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一旦松动，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着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 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什么是惯性？牛顿惯性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会一直保持原来的运动或静止状态。对毛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来说， 民主浪潮就是扭转历史惯性的外力。

11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信》， 1977 年4 月10 日。
12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 年7 月21 日， 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42 页。

“西单墙”， 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文革结束后， 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从1978 年春天开始， 长安街北侧的这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求救文字的园地，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 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 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 外边的人有的听， 有的记录。通宵达旦， 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 。北京的“民主墙”的影响到全国， 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 还有泛泛地倾诉冤案无处申诉的怨忿。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 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 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 “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

“西单墙”继续发展。出现了各种民间报刊。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 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 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在讨论会上演讲者措辞激烈， 富有煽动性。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 年1 月18 日到2 月22 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第二阶段计划从3 月开到4 月。

1 月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 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 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 冲破一切禁区， 打碎一切精神枷锁， 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13 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 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言尖锐， 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 进行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检讨， 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合流，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浪潮。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978 年11 月26 日， 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14 叶剑英12 月13 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 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3 胡耀邦：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第４６－６０页。

14 《人民日报》1978 年11 月27 日；《邓小平年谱》第436-437 页记载了这次谈话， 但删除了这一句话。

12 月初， 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 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
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 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对毛时代的激烈批判，“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 上海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 发言的人愈多， 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 这个也否定， 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 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 越看越看不下去。”15 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 担心局势失去控制， 他也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 月22 日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1979 年3 月30日， 邓小平作报告， 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 在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 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 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 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16
邓小平当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为了稳固政权，如果国家出现乱局，不仅不可能改革开放，局面也难以收拾。“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资源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力量，中国的问题还得由共产党来解决，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来解决。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然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理解为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体制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诠释。共产党的教科书上将社会主义定为几个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邓小平不提这些， 却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

15《邓力群： 十二个春秋（1975-1987》， 征求意见稿， 2005 年， 第206-207 页。
16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94 年， 第165－173 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3 页

为了维持稳定， 三四月间， 北京抓了几个人， 刹住了“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各地也逮捕了一些人。1979 年12 月6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 自12 月8 日起，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大字报。与“民主墙”同时出现的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也消失了。1980年2 月23 日到29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 45 条，取消“四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年８月，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 在中国盛行了近30 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就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 年8 月21 日， 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 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从1979 年11 月开始， 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 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 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初稿形成后交给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 次修改才定稿。1981 年6 月，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 是达成妥协、取得共识的过程。

《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 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 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说《决议》是一部历史决议， 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决议， 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 才有党内高层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 在经济体制上， 推行市场经济， 在政治体制上，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 年， 赵紫阳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 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 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类似清朝末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18 “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 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 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个制度来自苏联，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苏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经验， 发展经济， 以此来巩固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

1978 年12 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多年禁锢的劳动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 必然出现的奇迹。

18 我在1998 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两个基本点的碰撞”这一章的原稿中，写到“两个基本点”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被出版社删掉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 在这一点上， 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共识。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作为最高的共识， 就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取代， 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 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 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 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政治平等的地位，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壮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 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 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自由带动了政治体制有所改善：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最高领导集团中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地方政府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虽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巨大进步。但是，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危机。

权力市场经济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 就包含着官民对立的意思。对中国来说， 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 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 普通民众只能接受官僚的支配。这种体制很容易产生官僚特权。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官僚制的弊端， 企图通过“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 毛泽东不可能承认， 官僚特权的形成， 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的结果， 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文革不仅不能触动“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制度， 反而还要强化这个制度， 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一种纵向命令、层层授权的等级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这种制度称为科层制， 也叫官僚制。中国社会学家孙越生指出国家有三重性： 阶级国家； 官僚国家；公共国家19 。作为公共国家， 官僚体系承担着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不断完善、加强对权力的制衡， 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才能克服官僚制的弊端。文革初期， 毛泽东号召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砸烂以后靠谁来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最后还得把官僚们请回来。所以，文革最后胜利者必然是官僚集团。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的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 形成了1949 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员队伍的膨胀就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官员队伍的膨胀从1970 年重建政权机构时就开始了， 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的压力， 又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下。

多少年来， 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简机构， 压缩人员。但是， 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人数20（年底数） 单位： 万人
年代1965  1975 1979 1980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5
人数287.0 357.6 451.0 477.1 506.7 799 872 925 971 1022 1248

文革初期， 党政机关受到冲击， 上述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降到240 万以下。

19 孙越生：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第71-72 页。
20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是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党和政府的附属， 靠国家财政开支， 不是NGO 。

恢复秩序以后， 官员人数迅速膨胀， 1975 年达357.６万人。以后经过多次精简和多次扩张。1996 年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将一些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划为事业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 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在“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中开支， 因此公务员人数有所减少。但是， 1996 年公务员还有1096 万人。21

在公务员数量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 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 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 更为无力。1996 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拿到， 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也大体可以看到官僚体制的膨胀状况：

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22 单位： 亿元
年代  1978 1985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2000    2005    2006
数量   49.1 143.6  303.1  535.8  729.4  872.7  1040.8  1787.6 2883.5 3355.8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 年的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1978 年的68.35 倍！从2007年开始， 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没有“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 而有“一般公共服务”， 这应当是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相当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是：2007年8514.2 亿元；2008 年9795.9 亿元；2009 年9164.2 亿元；2010 年9337.2 亿元，2011年10987.8 亿元； 2012 年为12890.8 亿元； 2014 年为13876.2 亿元。237 年增长了63% 。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 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 后来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1992 年扩充到130 万人。到新世纪， 扩充到数百万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摘要》中， 有几个年度在“各地财政支出分项数”中公布了“武装警察部队支出”， 现摘其数字列表如下：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 单位： 万元

年     1997       1998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数量 56,111  104,632  208,522  242,441 309,307  410,708  626,459
资料来源： 从历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摘取。

上表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不包括中央一级武装警察的支出。从上表中可看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 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个数字。2006以后更加强调维稳， 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费用， 这个数据一定增长更快。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结果，就造成了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所谓权力市场经济，即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 是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实际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21 国家统计局： 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22 国家统计局： 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中国统计出版社。
23 国家统计局： 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后一年代与前一年代公布的数字略有差别， 因为后一年对前一年有所修正， 凡有不一致的， 本书选后一年代的数字。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扭转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两亿多农民在城市做工，却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经济蛋糕是做大了， 但是， 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些权力中心成了填不满的吸金黑洞。因此，在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当中， 就产生了“仇官”和“仇富”情绪。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 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 。被“私有化”了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 资本收买权力。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 由于“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 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 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 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 。权力越大， 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 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 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 是一张人事关系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 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 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 互通有无、相互利用， 久而久之， 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

在权力不受制衡的同时，资本的贪婪也没有受到节制。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 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 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 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 人道主义作家批判资本贪婪的著作汗牛充栋。马克思说过“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 人们今天在利用资本的时候， 却忘了资本贪婪的这一面。黑砖窑事件24、毒奶事件25 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资本报酬挤压劳动报酬。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 年53.4%， 2007 年为39.74% 。7 年间，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 个百分点， 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相对应的是资本报酬所占的比重上升。26

资本的贪婪和权力的滥用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逐渐壮大。中国的超级富豪中很多是权力和资本幕后交媾的产物。


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1 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 中国贫困人口远远超过1 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27

24 黑砖窑事件是指发生在2007 年前后，一些砖窑窑厂非法拘禁并强迫农民工从事危重劳动、非法收买和使用被拐骗儿童、恶意拖欠工资， 并豢养帮凶强制劳动每天长达14 小时到16 小时不给任何劳动报酬。
25 三鹿奶粉事件， 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 随后在其奶粉中被发现三聚氰胺。截至2008 年9 月21 日， 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39,965 人， 住院12,892 人， 死亡4 人。
26 宋晓梧,经济参考报网络版,. 2011-02-09 07:35:00
27 中国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年，第59-84页。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制度性腐败的土壤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 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 他们更加坚持“苏学为体”， 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尖锐性。但是， 这一说法误读了资本主义， 也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 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

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系”和“制度”在英语中是一个词（system）， 这说明， 中共中央要着手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决不是沿袭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决不是已经被俄国和东欧废除的苏式制度，也决不是制造不平等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那是什么制度呢？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国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早就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 这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民众的暴君， 让权力和资本成为广大民众的福祉。如果真正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 中国就要走出“苏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死胡同， 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的陷阱， 就会实现现代制度文明。

当然， 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问题为导向， 解决一个问题就前进一步， 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问题导向， 步步前进， 必须是主动的， 自觉的。如果没有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渐进，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险的。（完）



背景：
2015 年12 月12 日， 在日本庆应大学召开了题为“毛泽东主义： 半个世纪后的省思”的学术会议。会议在“基调演讲”（又称主题演讲）有两人： 一是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 他的演讲题目是《毛泽东的遗产》； 二是中国学者杨继绳， 他的演讲题目是《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另有三位报告人： 董国强， 复旦大学教授； 大野旭，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高桥伸夫，庆应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会上先由麦克法夸尔和杨继绳演讲，接着由三位报告人一一讲述。三位报告人讲后， 由麦克法夸尔和杨继绳对三个报告进行评述。

杨继绳对董国强和高桥伸夫的评论指出了他们的创新和不足，是纯学术的，是比较平和的， 没有争议。但对大野旭的评述比较尖锐， 引发了大野旭的回击， 会上气氛略显紧张。杨对大野旭的评述如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这么多民族如何和谐共处？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大野旭先生的报告为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资料。他提出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强调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我是同意的，他提出对内蒙要根据自然条件宜牧则牧，宜耕则耕，不能强制性地将牧区改为农田，我也是完全同意的。他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 我也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

不过，随着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不同民族的间的通婚越来越多，民族融合是一个大趋势。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大趋势，不要过分强调民族认同，不要人为地将民族差别显性化、固定化。

大野旭先生的报告从文革中清查“内人党”这个惨案入手。文革中以清查“内人党”的名义对数以万计的蒙族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对被害者表示极大的同情。但是， 我不同意大野旭先生的说法： 清查“内人党”是汉人屠杀蒙族人。清查内人党这个大惨案是在文革中错误的政治路线下发生的。在这个政治路线下，也有大批汉族人受到残酷迫害。清查“内人党”虽然是在汉人的主持下进行的，但也有一些蒙族也积极参与迫害蒙族人。内蒙作家、《草原烽火》的作者乌兰巴干就组织了“揪判国集团联络站”， 到处抓人、打人， 其手段的残酷性不亚于汉人。再说， 最早提出清查内人党是乌兰夫。

我不同意大野旭先生的说法：“19 世纪以来， 无数中国人突破长城侵略进入蒙古人的草原”。成吉斯汗建立蒙古帝国， 其中包括中国的传统领土。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难道这是汉人侵略蒙古人？满清统治者与南蒙（相当于现内蒙）诸部落结盟进入中原，建立了清朝。从清代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蒙古一直在中国版图之内。1945 年外蒙独立之后，内蒙一直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行政、生活， 大野旭先生却说这是侵略、是殖民， 这是不可思议的！ 大野旭先生说：“1945 年8 月， 苏蒙联军解放了南蒙古， 他们赶走了日本殖民者， 却永远留下了中国殖民者。” 大野旭先生将在自己领土上生活的中国人和日本殖民者相提并论，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大野旭先生说：“当大和民族在满州打败俄国人之际，蒙古人终于发现了自己可以利用的政治伙伴， 即日本人”“中国人对‘挎洋刀的’深恶痛绝”。“挎洋刀的”是投靠日本操纵的伪满州国的东部蒙族人，他们当了汉奸，中国人当然深恶痛绝。辛亥革命的元勋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
中国人对他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大野旭先生应当知道， 这些“挎洋刀的”蒙族人并没有一直把
日本人当作政治伙伴， 1944 年10 月9 日， 在日本人的强力统治下，“挎洋刀的”蒙族人就召
开会议， 准备反抗日本人的统治。1945 年8 月11 日， 他们发动了反抗日本人的起义。

大野旭先生说：“蒙古人不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 汉、满、蒙、回、藏， 包括蒙族。按大野旭先生的逻辑， 只有汉族人才是中国人， 岂不荒唐！
大野旭听到杨的评论后略显激动，他大声说：我没有想到我所尊敬的杨继绳先生，竟然是一位大汉族主义者！ 我不同意他的评论！

杨回答： 我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 我是主张民族平等的。我刚才讲的只是历史事实。

85 岁的麦克法夸尔讲了几句话， 和了稀泥， 争论没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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