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一九六零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事件始末

yangharrylg

1949年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实行破旧立新的改造，主张和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被视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渐次受到批判乃至否定。在新中国的学术批判运动发展史上，1960年代前中期的反修学术批判，代表着这一学术批判运动的重要转向——以苏联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成为新的批判对象——“修正主义文化”。本研究报告关注的被史学界忽视的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反修学术批判事件。


从现有研究来看，这一事件虽已写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或中国当代新闻史的有关教科书中，但仅有不足千字的叙述，尚未引起历史学者的充分关注。笔者根据目前收集的有关档案、文件、“文革”群众小报、回忆录等文献，并结合对两位当事人的口述访谈，简要论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意义

一、 反修学术批判的发
  
1960年，中共中央号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部署，开展了一场以检查和批判教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为内容的教学检查运动（简称“反修教学检查”运动）。其中，新闻系开展的反修学术批判活动，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红旗单位，而且影响超出新闻界、高校的范围，成为引发中宣部关注的典型性事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这场运动是在全党开展“反修”的形势下发动的。进入1960年后，伴随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问题，“防修反修”逐渐成为中共面临的一项日显重要的任务。在文化战线，中宣部逐渐把批判“修正主义”问题提上日程。5月16日至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学革命。伴随《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发表和《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一场以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批判运动。


196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在科学大跃进中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已经提出来。4月18日，该校中共党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历史研究所召开学术批判大会，尚钺教授被批判为史学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代表，他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观点成了史学领域批判修正主义的靶子。5月17日，人大召开党总支会议，开始布置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运动。6月16日，为适应学术批判的需要，人大又成立了哲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


此时，中共北京市委通过主管部门——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简称市委大学部），将“反修”问题列为文科院校课程改革的重点，决定在一些文科院校部署开展教学检查，这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发动反修教学检查的依据。北京市委大学部讨论文科高校教学改革情况时，认为一些课程存在程度不同的修正主义观点，部分教师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不正确，部分师生对下厂下乡下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有抵触情绪，决定在全市文科高校进行一次教学检查。1960年7月30日，北京市委大学部召开教学检查动员会，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大学部部长吴子牧分别做了报告，提出文科课程必须改革，教师再用修正主义观点教育青年就是“犯罪”。自8月起，反修教学检查在部分北京文科院校展开，历时5个月。


中国人民大学是北京文科高校之首，被认定为教师“问题多”，成为市委大学部抓的重点学校。8月上中旬，人大发动师生1400人，经过20多天的昼夜奋战，清查了107门课程的讲义、笔记、文章、手稿等共1亿多字，整理出来1万多条“修正主义观点”。8月底，这个结果上报市委大学部后，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通过联络员提醒校党委：凡有严重错误的，要做思想检查，如果不咎既往，不够严肃；要把观点和人对口，按人整理材料；要摸清教师队伍状况；要深入进行教学辩论，开展批判。最初，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认为人大和北大不同，经过1958年、1959年两年的教学检查，学校没有必要再根据《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搞教学检查，因此对检查结果很不以为然，对人大教学检查工作的负责人、教务处副处长章南舍说：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学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修正主义呢？然而，当9月底，人大党委得到上级的“交底”后，胡锡奎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10月3日，人大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胡锡奎亲自主持教学检查，由校党委几个书记分别掌握一个系，开展党内批判。自10月至12月，人大反修教学检查就以越来越“左”的姿态深入展开。


在人大的反修教学检查运动中，新闻系是反修学术批判的红旗单位，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时间长、规模大，先在全系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反右倾整风中开始，后扩大到全系师生中，前后持续一年，参加者达400多人；二是批判范围广，涉及新闻学的关于报纸的性质、报纸的党性和真实性、记者和党委的关系、报刊的历史继承性、报纸是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等各方面，从教师讲义中整理出800多条的“现代修正主义”、“现代资产阶级”观点，铅印出好几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摘录》；三是批判的极“左”化倾向，否定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内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把修正主义扩大到极为荒谬的地步。1961年，在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开展甄别平反工作的形势下，人大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事件引起中宣部的强烈关注，被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首，成为今人分析1960年代前期反修学术批判的样本。

二、 反修学术批判的运作和内容


人大新闻系的党总支是这场反修学术批判的领导者，一位系党总支副书记 直接掌握运动的运作。在指导思想上，新闻系学术批判从始至终是当做政治问题，而且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学术辩论，依靠青年教师和学生，重点批判方汉奇、傅显明、甘惜分等教师。


运动伊始，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宣布：讨论讲义不要以为是学术讨论，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如把新闻当做学术，就要犯错误。新闻系党总支副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第6届党代会的发言中，总结新闻系学术批判运动时说：我们认识到把学术批判只看成学术问题，而不看成是谁胜谁败的政治斗争，是不能取得学术批判胜利的。


学术批判的步骤是先在教师的讲义、文章和讲课记录中去梳理扒块，找出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类整理，一个一个问题加以批判，最后作总结，重新编出一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闻教科书。由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客观的标准，造成从教师讲义中整理出的800多条的“现代修正主义”、“现代资产阶级”观点以及铅印的几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摘录》，几乎全部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


从过程来说，这场学术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风略胜一筹”；第二阶段是“东风西风相持”；第三阶段是“东风压倒西风”。鉴于辩论非常激烈，新闻系党总支为取得胜利，多次组织练兵，并进行政治排队。在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新闻系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横扫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内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把斯大林说的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批判为反党言论，把列宁说的报纸是教育的工具批判为经济主义思想，把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说成是阶级观点不明确，“人民记者”、“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新闻的真实性”等都被当成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就把修正主义无中生有地扩大化到极为荒谬的程度。甘惜分、方汉奇等人被认为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报纸的性质、报纸的历史继承性等问题上有修正主义观点，受到错误批判。


具体而言，这场学术批判中主要争论的问题有：


首先，关于报纸性质的问题。讲义中说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教育人民的工具”的观点，被认为把教育人民的职能置于阶级斗争之上，属于“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讲义中说的“人们把报纸当成教科书”的观点，被认为同铁托的谬论一样，抹煞了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讲义中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纸是党“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是“组织劳动的工具”，被认为是“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讲义中说的“报纸是观察生活的学校”、“资产阶级报纸有一点商品性”的观点也受到批判。最终，批判者认为只能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从中引申出报纸就是“暴力机关”的观点。


其次，关于报纸的党性和真实性。批判者认为“把真实性当作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是公然反对党性”。因此，以下几种观点受到批判：“报纸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我们党报之所以享有这样高的威望，就因为党的新闻事业从来就坚持这样一条根本原则——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真实性和党性、群众性一样都是无产阶级报刊的基本原则之一”。批判者认为持上述观点的人“共同的特点都是贬低了无产阶级和党性原则是报纸的根本原则，否定了党性原则对其他原则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观、立场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收到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看待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问题。”在学术批判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甚至公开提出：“无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原则是党性还是真实性，这是当前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新闻领域内斗争的焦点之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再者，关于记者和党委的关系。批判者批判了讲义中的“人民记者”、“社会活动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记者在党委领导下的“独立思考”、“独立负责”等观点，认为记者的独立思考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幌子”，说“记者——社会活动家”是“反党的论调”，认为“人民记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的提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还可以，在今天便是混淆两条道路的界限。”


复次，关于报刊的历史继承性问题。方汉奇、甘惜分等一部分教师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包括：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精神；报纸这种形式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无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手里继承了报纸这种武器；在技巧上、技术上对资产阶级报纸也有所继承，如五个“W”、导语、标题等是学习自资产阶级的。而批判者声称“无产阶级报刊与资产阶级报刊之间只有斗争，而没有继承关系”，“我们只能继承劳动人民的东西，而不能继承剥削阶级的东西”，“在报刊传统问题上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整个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最后，关于报纸是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问题。批判者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的观点，只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报纸的阶级性是外加的而不是本身固有的，实质上就会得出否定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结论，而掉入社会需要论的泥坑，因此把这个观点批判为“现代修正主义观点”。


由于这场批判把矛头指向新闻系部分教师编写的讲义，许多观点被戴上“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帽子，强大的政治压力使那些与党总支意见不同的人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纷纷“起义”、“投降”。1958年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当时担任新闻采写教研室副主任，执教新闻采写方面的课程。鉴于学术批判越来越“左”，左派师生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却又到处挥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胡乱批判的情形，原本并不从事新闻史教学的甘惜分主动“引火烧身”，做了几次发言，论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报刊的继承关系，一度得到几位新闻史教师的支持。但到最后，这些支持他的教师要么沉默，要么“宣布起义”，仅剩下甘惜分、方汉奇等极少数人坚持自己的观点。甘惜分的问题经新闻系上报学校、北京市委后，差一点被划为“漏网右派分子”。


三、反修学术批判的甄别平反


1961年春，全党开始纠正“大跃进”尤其是反右倾以来的“左”的偏向，文教领域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从新闻工作来讲，1961年春，刘少奇严厉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新闻界，说他们“大跃进”以来的宣传是吹牛成风、祸国殃民，要求全面检查新闻、报纸工作。这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的甄别平反带来了曙光。


大约1961年三、四月间，受到错误批判的甘惜分有感于形势的好转，同中学时代的朋友、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熊复商议后，决心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中国人民大学这场学术批判的情况。这封信采用摆事实的方式，列出双方的观点，不发表议论，文字简洁，篇幅较长，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同志从双方争论的观点中做出判断。这封信经由甘惜分过去的老领导、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子意转给中宣部后，引起中宣部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封信送出后，不久就有了回应，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子意等人拿着甘惜分的信，在全国性会议及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人大新闻系“左倾”、“蛮干”、“走进了死胡同”。中宣部还将人大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运动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首，并派出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调查组来人民大学进行甄别平反。以后，6月21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37期，7月13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印的《新闻工作动向》第147期，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为底本，均以《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新闻学学术批判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加以报道，从而引起新闻界的关注。


1961年4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调查组进驻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的铁1号，成员由中宣部、人民日报、教育部和人大党委抽调人员组成，负责调查反修学术批判的是非。最初，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培之负责配合中宣部调查组的工作，但调查工作受到新闻系左派师生的竭力抵制，一个来月下来，并没有取得新闻系的配合。于是，中宣部批评人大党委给调查组“坐冷板凳”、“打太极拳”、配合不力等。在这种形势下，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把正在北京平谷县搞整社运动的副书记崔耀先（张磐石的老部下）调回学校，到新闻系协调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崔耀先进入新闻系后，一方面紧密配合调查组的工作，强调新闻系党总支和全系师生应该认清形势，“现在是中宣部陆定一同志派来的工作组”，“中宣部人家站的高，从上面往下看，一看就明白了，我们从下面看，见木不见林，往往看不清”；一方面批评运动积极分子“犯了左倾错误”、“蛮干”，“把阵营搞乱了”，“把马列主义变成了修正主义”，要求积极分子要“有错就改，不改不行了”，“过去反右派、反右倾，现在把‘左’劲也反一反，反了右，也反了‘左’，剩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领导批判的新闻党总支委员会的干部，崔耀先明确“你要承认错误”，“现在的情况是总支落后”，“总支集体搞个好发言，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总支今后工作中能否贯彻马列主义团结群众的问题。有错误，群众是不会团结在我们周围的。”崔耀先还登门拜访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对罗列说“你委屈了”，对甘惜分说“你的问题搞错了”，“你的问题性质是学术问题”。调查组得到崔耀先的有力配合后，工作取得进展。


1964年6月—9月，在人大党委的支持下，调查组对反修学术批判运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纠正了批判当中发生的严重错误。调查组通过各种形式，向参加过学术批判运动的新闻系师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访问；组织了专题小组，对几个主要的新闻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举行了8次大会、20多次小组会，发动师生重新进行了充分讨论。调查组组织师生对学术问题重新讨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平等地、充分地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甘惜分、方汉奇、汪溪等人在大会上发言，控诉积极分子的错误批判。崔耀先总结了这次讨论，对新闻系全体师生做了甄别平反的报告，并寄发给当年参加批判、已经毕业的新闻系同学。这次讨论纠正了反修学术批判中的“左”的错误，运动积极分子向罗列、汪溪、甘惜分、方汉奇等受到错误批判的教师赔礼道歉。


最终，中宣部的调查认定，人大新闻系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中，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对新闻系教师课堂讲授和教材中的问题的批判产生了严重的错误。在讨论报纸的性质时，只允许“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种提法，排斥讲义里许多反映报纸丰富特性的其他论断，把党性原则和其他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对立起来，贬低了报纸的真实性原则。在记者和党委的关系上，只强调纪律性的一面，忽略了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一面。在报刊的继承性问题上，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只能继承劳动人民的东西，拒绝继承资产阶级民主报刊的遗产。尤其错误的是，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等党的领导同志的某些有关报刊工作的论述，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进行了批判。


中宣部认为，人大新闻系1960年学术批判运动产生上述错误的基本原因是：新闻系党总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对客观情况做了错误的判断；混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修正主义和一般性的政策界限，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新闻系党总支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也承担了直接的责任。党委认为，人大新闻系1960年学术批判运动所犯的错误，和校党委当时的“左”的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人大党委没有帮助各系把政策的具体界限划分清楚，就发动群众检查批判，不能不使运动产生错误，引起思想混乱。其次，再发动学术批判运动之前，党委对于全校的教师和教材，对于修正主义在各个学科中的具体表现和对人大教师的影响，没有做出一个全面的准确的分析和估计，对于开展群众运动的方法和步骤，也没有一个具体周密的计划。再次，人大党委对于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是没有很好掌握的。


经过中宣部派出的调查组的介入和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对1960年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运动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在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并撤销工作职务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新闻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罗列、采访教研室主任汪溪、编辑教研室主任余致浚，经过这次调查研究，结合学术讨论，人大党委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甄别工作，撤销了过去的处分，恢复了他们原有的职务。以后，人大新闻系的反修学术批判运动积极分子在支援外单位的名义下，被成批成批地调离新闻系，而被批判的人重又获得讲师、副教授的头衔，如罗列由系副主任提升为系主任，1963年由副教授提升为教授，级别由5级提升为4级；汪溪由崔耀先亲自提名担任系副主任，后未遂愿；甘惜分重新恢复采访教研室主任职务，继而提拔为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还当上了反修小组组长。新闻系还公开号召大家要走“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方向”。


这时的甄别平反受形势的影响，还存在一些后遗症，如中宣部和人大党委都要求不要过分伤害批判者，可以调离。虽然被批判者甄别平反，获得短暂的重用，但1963年批判“翻案风”后，这些当年的被批判者再次受到冲击。


站在今天的角度，1960年人大新闻系反修学术批判的影响在于：第一，“左”倾革命文化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否定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否定为修正主义的地步，为“文革”否定一切文化遗产铺平了道路；第二，激进左派青年教师群体已经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大批判的主力军，反映出革命知识分子格局的深刻裂变；第三，高度政治化的党化教育体制根绝了任何自由独立的学术空间，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整肃知识分子，已是任何一场学术讨论必然的结局。

  http://www.hcpccc.com/newsinfo.aspx?newsid=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