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视角下中小学教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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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建 荆棘大道：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视角下中小学教师研究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前，在遭受政治运动冲击方面，中小学教师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的社会群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教育高度政治化，许多教师因为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而不受信任。虽然当教师具有高度政治风险，但是对广大草根文人来说，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出路，因此他们必须忍受不幸，同时当教师也是一条进入官场的通道，这也吸引部分人投身这一职业。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社会流动　政治运动

Abstract： Prior to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were ranked next to the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bad elements” as the most ill-fated social groups bearing the impacts of endless political campaigns. The major cause that led to the teachers’ misfortune， this author argues， is the class struggle rhetoric in that period which politicized education and deprived many teachers of trustworthiness due to their family origins or personal experiences. Despite such high political risk， the mass intellectuals still took the teaching jobs because they simply had no other choices. Moreover， being a teacher might be a stepping stone for entrance into the officialdom -- an undeniable attraction to those who had political ambitions.

Keyword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ocial mobility， political campaigns


一、引言

　　中小学教师是中国最大职业群体之一，是一个与所有国民有关系的职业。这一职业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饱受磨难的群体，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群体，却很少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所经历的人生，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回顾中小学教师在改革开放前的坎坷命运，对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模式，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突飞猛进：1949年～1976年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

　　新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49年全国共有2368万在校小学生，到1960年在校小学生达到9379万人，不过由于饥荒与经济困难，1961年在校小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只剩下6924万人。随后人数再次上升，1976年达到15005.5万人。①1949年初中在校生83.2万人、高中在校生20.7万人，1960年初中在校生858.5万人、高中在校生167.5万人。与小学一样，随后中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是初中在校生的低谷，只有618.9万人。高中在校生人数的低谷是在1963年，只有123.5万人。“文革”后期中学教育发展很快，到1976年初中在校生达到4352.9万人，高中在校生达到1483.6万人。②

　　教育扩张带来对师资的大量需求。小学教师是教师中数量最庞大的部分，1949年全国有小学教师83.6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86.4万，不过1950年就增加到90.1万。与学生人数变动一致，小学教师在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为269.3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528.9万人。③1949年全国有初中教师5.3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5.7万，之后逐年增长，在1960年达到高峰34.6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203.5万人。1949年全国有高中教师1.4万人，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2.1万人有比较大的差距，一直到1954年才超过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高中教师大体上是平稳增长，1976年达到69.4万人。④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大跃进”与“文革”是中小学教育规模剧增的两个时期，也能得到一点启示，就是中小学教育的高速扩张与政治运动多少相关，这也暗示着中小学教师的命运难逃与政治挂钩。

　　当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就是民办教师。在民国时期，教育有政府官办和社会各界办的学校，自然有官办学校和非官办学校教师之别，不过当年教师的流动自由，教师并没有太突出的身份差异。1949年后，政府把办学的权力收归自己，因此基本上没有民办学校存在，绝大多数教师也转变为公办教师，在1952年给予绝大多数官办中小学教师干部的政治身份。不过随后在官办学校中出现了所谓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并非民国时期非官办学校的教师，而是官办学校中，一部分没有干部身份的教师。另外，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是农村生产队。换句话说，是教师群体中地位最低的部分。

　　1950年小学教师中约25％是民办，中学教师约35％是民办。1952年后，教师队伍中民办教师比重迅速下降，1956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约5％，中学教师则不足1％。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教育扩张，导致教师队伍膨胀，而教师队伍膨胀主要是民办教师数量的增加，由此民办教师占教师队伍的比重一路上升，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小学教师中65％是民办教师，中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也达到16％。

三、一路风雨：政治运动对中小学教师的冲击

　　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对中小学教师影响比较大的政治运动有：1950年～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6年～1959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1958年的“反右”运动、1963年～1966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1976年的“文革”。除了上述几次运动之外，其他一些运动对中小学教师也有冲击，并且有的地区受冲击的人数也不少，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影响相对小。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类情况。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中，一些历史背景不佳的中小学教师被处理。广西桂平县在1951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一所11名教师的小学，清洗了5名地主出身的教师。⑤四川省重庆市在2.3万名中小学教职工中，查处反革命分子647人。⑥云南威信县1951年有教师110人，同年“镇反”中，有9名小学教师被捕，罪名是恶霸地主2人、匪特嫌等7人。有的学校，被镇压的教师比重高得惊人，1951年云南镇雄中学只有7名专职教师，先后被枪决5人，管押1人。⑦在“镇反”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被处决、逮捕，被牵涉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多高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学校成为冤假错案的高发场所，并且遍布各地，说明基层官员对教师有点疑神疑鬼。下面只是发生在广东省的几个案例：

　　罗定县在师生中搞逼供，造成株连罗定、郁南两县部分中学100多名师生的假案。⑧广宁县在广宁中学制造“反共救国军”假案，共牵连师生81人，其中5名教师（含一名女教师）被判处死刑，学生2人病死狱中，另22名学生被开除学籍管制劳动。⑨海康县的“六纵”假案，错捕334人（其中中小教师191人、中学生46人），被捕的人员中，错杀17人，因刑讯死和刑讯造成自杀共40人，刑讯造成精神病3人，自杀未死7人。全案受害者587人，受牵连6000多人。海康县的“六纵”假案引出了相邻的徐闻县“七纵”假案，认定一位中学校长组织“七纵”，导致牵连到300多人受害，并且其中1人被错杀。⑩“六纵”和“七纵”假案的受害者并非全部是教师，但以教师居多。昌感县（现属海南）传说某小学藏有国民党丢下的一挺机枪，引发假案，把800多人定为“国民党反共救国青年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教师，逮捕近200多人，被肉刑致伤致残20多人，错杀4人。11

　　（二）“肃反”

　　“肃反”运动始于1955年，大体上延续到1959年，其中在1957年～1958年间发生了著名的“反右”运动。许多地区“肃反”与“反右”两个运动交替进行，一些所谓的反革命是在“反右”运动中以“极右”的罪名处理，因此对于“肃反”运动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受冲击无法准确估计，不过从各地零散的资料，可以作一个不太准确的推测，“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5％。另外从湖南岳阳县的情况，可以推测中小学教师中被清除的反革命比重高于其他职业。岳阳县“肃反”中查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比重是3.3％。各行业部门分别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2.1％；中学7.2％；小学3.4％；农村干部及其他2. 9％。12

　　（三）“反右”

　　全国右派分子中，到底有多少是中小学教师，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笔者曾估计中小学教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左右，13人数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大约占全部中小学教师的8％～10％。当年在右派之外，还有所谓“中右分子”，虽然“中右分子”不属于阶级敌人，但是是列入另册的，往往得不到重用。“中右分子”有多少人，也没有确切的数据，以贵州省的情况看，“中右分子”数量相当庞大。贵州中小学教职工中，右派约占10％，而“中右分子”占教职工的20％。14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各省之间教师中划成右派的比重相差甚远。在县一级，右派分子大半是中小学教师，个别县份，右派绝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如河北省藁城县95.6％的右派是教师。15一些地区，特别是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比重高得离奇。

　　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被开除，湖南省在教师中共划右派1.8万人，其中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1.4万人。16那些改造留用的右派教师，虽然保住饭碗，但是成为下一次运动的整肃对象。当年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动”言论，17基本上是因为得罪领导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专门对江苏中小学“反右”的研究表明，教师所谓右派言论虽然有涉及领导作风、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针对的主要还是本行业即关于中小学校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的人是关心自身待遇差、教师之间的矛盾。18

　　（四）“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与“文革”一脉相承的两次运动，至少对整肃教师而言，完全如此。虽然“四清”运动整肃的主要对象不是教师，但是教师同样逃脱不了受冲击的命运。1964年4月湖南省委发布《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将“地富反坏右”等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去，后来清理对象进一步具体到所谓的30个字（“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有的县被清理回家的教师达千人以上，伤害了一批中小学教师。19

　　湖南的做法并非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西安市教育局1965年的一个文件说明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央精神而做出的，并且给出了比较具体的一律清除出小学教师队伍的标准一份清单，主要有：戴帽和摘帽的五类分子、受过宽大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包括未戴帽）、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犯罪分子、腐化堕落、被杀、关、管或外逃的五类分子的直系亲属（包括在港澳台及其他国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的直系亲属）、其他有严重问题等等，不宜做教师的。20

　　上述标准相当严苛，并且株连无辜。中学教师的清除标准基本相同，只是稍微宽松一点点，对其中一些人，如果情节轻微且偶犯，并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可以暂留学校，继续监督使用。对于政治课教师，标准更加严格，家庭主要成员或主要社会关系在港澳台或在西方国家和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担任反动职务或下落不明的不能教政治。

　　从零散的资料，保守估计，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开除的中小学教师，至少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在“四清”中，有些教师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杀。“四清”不仅针对教师本人，也株连家属。一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的教师，其妻子是共产党员，在运动中被讥讽为“一条被子盖两党”，而受到批判斗争。21

　　湖南茶陵县发生的“朱文文事件”是“四清”运动中整肃教师的一个典型案例。1964年6月，茶陵高中18岁的女生朱文文因申请助学金未获批准，与班主任发生争执（实际上班主任已经为她上报学校，学校没有批准），接着朱又与同学争执，事后朱自杀身亡。


　　笔者见到的资料中，对朱文文的家庭背景语焉不详，不过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家庭应该有影响力。死者家属要求县委查明真相，追查凶手，提出要将朱作为烈士安葬在烈士陵园，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学校师生要披麻戴孝为朱送葬。后来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和县文教局副局长主持追查和追悼会，追悼会对朱文文予以充分肯定，死者家属亦发表了言辞刻薄的讲话。这些在师生中产生了逆反心理，导致当地民间，包括一些党政机关干部，也对事件产生不同观点。

　　一位省委书记在死者家属的申诉材料上，作了“阶级报复”的批示，成立了由60多人组成的省、地、县三级联合工作组，重新调查处理事件。为了迎合省委书记把事件定为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的旨意，工作组把死者班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的青年教师）家庭成分由中农改为富农，将班主任定为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一直关到1979年平反。22对该事件持有不同意见的教师、学生和党政干部共210人受株连处分。有61名中小学教师因家庭出身、本人一般历史问题或一般性错误被清理。23全省被此案株连迫害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上千人。24

　　朱文文之死，本来只是学校和教师在管理学生方面存在不妥引发的恶果，认真查清原因，厘清职责，如果有人需要负责的话，给予相应处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发生在“四清”运动，特别是在清理教师队伍的过程中，事情被高度政治化，殃及无辜。“文革”期间的“马振扶事件”与“朱文文事件”如出一辙，但是教师受迫害相对轻于“朱文文事件”，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记住“马振扶事件”，没有注意到此类事件的源头是“朱文文事件”。

　　（五）“文革”

　　“四清”还没有结束，“文革”又起，还在被整肃中的教师立刻成为文革最早的受害者。“文革”对中小学教师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直接迫害，迫害可以大体分成两个阶段，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时集训和1968年～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第二，瞎折腾教师，最典型的是“侯、王建议”与“马振扶事件”。

　　1. 迫害

　　“文革”有众多受害者，也不乏害人的施害者，不过“文革”的施害与受害者可以分成几类，一是整个“文革”中都是受害者，二是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三是从施害者变为受害者，四是整个“文革”中都是施害者。然而，对于有受害与施害者双重身份的人，往往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迫害别人的历史，这种情况或许是至今都无法正视“文革”的一个原因。

　　“文革”基本上是从迫害中小学教师开始的，而迫害中小学教师的人就是后来也成为受害者的基层官员。“文革”之初，官员没有揣摩到毛泽东的意图，往往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人的命。当年大多数地区文化事业接近为零，直接能够找到的文化人就是中小学教师，因此在“文革”开始时，绝大多数基层政权均是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批判，“文革”对教师的迫害，大半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一些基层官员对批斗中小学教师非常积极，河南延津县在1966年6月5日（距离“5·16”通知21天，这是笔者所见资料中，最早派工作队批斗教师的地区）以县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文革”，6月中旬就把6名骨干教师被打成“黑帮”戴高帽游街。25

　　当“文革”武斗大体平息后，新的政治清洗开始，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1970年又有一个“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与1966年夏天的集训教师不同，“清队”与“一打三反”是对全社会进行的，但是教师同样难逃厄运。在教师中的清队中，不乏悲剧。1968年12月广东电白县一对小学教师夫妇，因地主家庭出身被清理回家，由于绝望，杀死2岁和7岁的孩子，两人再自杀。26

　　下面列举的是“文革”期间河北省部分地区教师的遭遇：秦皇岛市“文革”中，全市共有5267名教职工受冲击，47人致残，70人死亡。27无极县在1966年中小学教师只有1093人，在“文革”中受到各种冲击的居然近千人，非正常死亡7人，400余名被戴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等帽子，发生500多起冤、假、错案。28玉田县在中小学教师中“清队”中清出阶级敌人257人，清出教师队伍，另外174人被下放，316人被勒令退职，三项合计747人，占参加运动教师总数43.9％。29康保县在“清队”中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100人办学习班，批斗107人，被迫害致死4人，致残1人。30新河县集中全县580名中小学教师“清队”，重点批斗120人，79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6名受处理。31香河县1326名中小学教师参加“清队”，被揪斗166人。32威县在“清队”中，制造了两个“国民党”假案，涉及教职工653人。33藁城县教师中仅1966年被逮捕法办、戴帽管制的就有81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85人。全县被揪斗和受到批判处理的教师246人，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34栾城县1966年6月集训全县中小学教师，使174名教师分别被判刑、开除、撤职。1968年“清队”，对89人进行批判。35廊坊县在“清队”中，13％的小学教师、18％的中学教职工被打成“阶级敌人”或开除公职。36正定县2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在“清队”中，500多名教师被立案审查。37晋州市“文革”期间，有379名教师受批斗，受开除以上处分的132人，强迫退职的95人，受管制的59人，自杀的6人，致死3人，致残3人。38新乐县约有1 / 3的教师受到揪斗、批判和审查。39抚宁县“文革”中教师有10人死于非命，8人致残，118人受处分，其中有76人被开除公职，8人被开除党籍。40涉县清队中，在参加学习班的848名教师中，161人被批斗，140人被毒打，逮捕2人，重残7人，致死1人。41磁县在清队中，被屈打成招成所谓“国民党”的教师600多人，其中被打致死4人，打伤致残150多人。42南皮县“清队”中11名教师被迫害致死，另有一名女教师死于狱中。43

　　“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受害没有认真统计过，因为受害的程度有所不同，也难以统计。如果把被批斗、开除、关押、殴打致死致伤、逼死等都列入的话，笔者认为“文革”中受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会超过20％，被打死、逼死的中小学教师可能达到万人以上。

　　除了上述的批斗等迫害之外，“文革”中还有另外一种对教师的迫害，就是下放。在“文革”中各地普遍开展了下放城镇居民的工作，只是下放的规模各地有所差别。在下放过程中，除了四类分子之外，教师也是一个影响深重的群体。江苏南京市在进行“政治大扫除”的口号下，把大量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在南京的下放中，不少是中小学教师。南京建邺区有152名中小学教师下放苏北，有42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到区内当工人。44南京玄武区有258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或者转行，被下放或者转行的小学教师占当时全区专职教师总数的19％。45

　　2. 折腾

　　“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中小学教师中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已经很少了。经过清洗与替换，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阶级构成已经相当净化了，1975年新疆的中学和小学专任教师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比重分别只有13.3％和6.1％，46与当年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人口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大体相当。因此大规模迫害中小学教师的事件也基本结束了。不过在1976年之前还发生过几件对中小学教师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如“侯、王建议”与“马振扶事件”。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两位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给教师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这就是折腾广大农村教师的“侯、王建议”。接着各地陆续实行将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农村生产大队，由此引发了教师（特别是公办教师）生活待遇严重下降的问题。在实行“侯、王建议”一年多后，1970年陕西安康县的一份调查报告，对这些教师的生活状况描述如下：

　　从安康县的实际情况看，实行的好的占所有教师的10％，口粮基本上全部付清，生活上不受影响。给了一部分口粮，占一半以上，即生活受到影响的占50％；给了很少一部分，可谓比较差的占30％；根本什么也不给的占10％。绝大部分教师自下放大队办学后没吃到食油。生产队未付齐的这部分粮食，一部分吃国家返销粮。安康县吉河区164个教师，吃国家返销粮2.3万。一部分是借着吃，向国家仓库借，向集体借，向社员私人借，向亲戚朋友借，离家近的在家自带。47

　　由于对农村教师伤害太大，“侯、王建议”实施一年多后，各地不得不将下放给大队的教师收回，事情不了了之。

　　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名15岁的女生，英语考试不及格，反而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学英语。由此这位同学受到批评，并要她写检讨，结果导致这位同学自杀身亡。高层认为此事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因此班主任与中学校长2人各被判刑2年。接着一些发生过学生自杀的地区，纷纷对相关的教师重新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安徽抽调3000多人，组成570多个调查组，调查了1800多所中小学，抓出类似的事件20多起。48浙江宁波市甚至将一起发生在1971年的学生自杀事件重新处理，批判一些教师和干部。49在笔者所见的材料中，对教师处理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辽宁省鞍山市，一名的班主任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50应该说，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不会遇到学生自杀的事，因此“马振扶事件”对他们只是心理上的冲击，让教师不敢管理学生，这是导致当年教学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

　　（六）小结

　　到底有多少中小学教师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没有全国的统计。就是在同一地区，有的教师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只是在其中一次运动中受害，因此无法准确断定有多少教师受过政治迫害，他们占教师的比重有多少。天津蓟县文教系统自“反右”后，在历次运动中受处理和冲击的占职工总数的20％，51如果加上“反右”前的，比重肯定超过20％。湖南祁阳县中小学教师（1978年全县教职工7341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过千人，1979年后复查1079人，纠错980人，维持原议99人。52笔者估计，在改革开放之前，当过中小学教师的人群中，大约10％～15％的人受过冲击，公办教师中，这一比重可能达到20％～30％。表2是1950年～1976年被开除清洗教师人数的估计，从中可知，这一期间近百万教师受到开除或强迫退职的处分。

四、怀璧其罪：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的必然命运

　　改革开放前，教育的目标是 “培养革命接班人”，教师政治上要正确。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一是“文革”前的教育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另一是大多数教师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会议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

　　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53

　　事实上在“文革”前，中小学教师在各级官员眼中并没有什么地位。1950年初，北京一位官员如此评价北京的小学教师：

　　壮年而有力的，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别谋出路。留下来的，或者是干了多年，不能改行的老教师；或者是家庭负担不重的女教师；或者是到处找不到出路暂且在小学混混饭吃的人；还有一些专以摧残教育为能事的国民党特务。在文化程度上，他们中少数人教学多年，在旧教育上有一套，质量较高；而大多数是知识肤浅，甚至有些教图画的不懂绘画，教自然的不懂科学常识，教国语的自己错字连篇，质量很低。54

　　1952年云南宜良县在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改革（由实物薪酬改为货币工资）过程中，捆绑吊打、斗争、吓唬教师二百余人，占参加评薪教师半数以上。55195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承认，许多地方对待小学教师的态度粗暴无理，侮辱人格，侵犯人身自由，有些干部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勤务员，任意支遣使用。在供应生活资料的时候，减少甚至故意把次等的东西给教师。56

　　“文革”之初的一个案例，足以说明教师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1966年7月，这时基层官员还在位，并且忙于批斗别人。贵州贵阳市一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本人成分是学生的27岁女教师，平常表现很好。因为得罪领导，被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判，要她检查认罪。不堪忍受之下，这位教师将3瓶白酒浇在身上点火自焚，被发现后送医院。这位教师的伤并不致命，但是其所属区的区委书记居然批示：反革命破坏，要公安局给予法办。由于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医院仅给她换了一次药，当时天气炎热导致伤口感染，转为败血症，医院向工作组和区委请示，但区委不同意用贵重药品抢救。结果这位教师几天后死亡。57

　　对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蔑视和不信任，大体上源于两点，一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家庭出身不好，甚至本人历史有政治问题；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对草根文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一）师资来源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下，教师的命运，往往与他们的来源相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师的家庭出身；二是本人的政治经历。

　　在1949年以前，大多数贫困的民众，其子女很难得到教育机会，虽然1949年后情况有很大改观，但是在1951年时，工农子女在中等以上教育依然没有优势（见表3）。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的家庭出身并非赤贫阶层，一般是中等人家以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师中，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家庭的并不多。由于多数教师的家庭出身不佳，自然容易滑入潜在的“阶级敌人”行列。

　　国民党政权曾经在中小学教师中大力发展成员，特别是其从中国大陆溃败前夕，在学校的师生中大搞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活动。1949年后，这些曾经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成为政治污点，影响前程。1940年贵州毕节县政府发文称，根据国民党中央公函，中小学教职员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责任重大，应一律令其入党。也有教师为避祸而加入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蔡县国民党在学校逮捕约70名中共党员，一些教师害怕被认为是共产党，只好加入国民党。1948年新蔡县国民党县党部向各区下达发展任务，各区分部又拉所在学校的教师加入国民党。发现没入国民党的教师，便发给入党表格让其填写，然后发给国民党党员证，有的连表格也不用填，直接发给国民党党员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近千名教师中70％多系国民党员。58在战争年代，一些国共争夺地区的教师命运更加悲惨。山西清徐曾在中共管制下，国民党阎锡山部夺回政权后，对教师进行所谓“三自（自清、自卫、自治）传训”，有教师被杀害，其他教师被公布“自首宣言”，这些所谓自首者，1949年后蒙受“自首变节”之冤。59

　　1949年前遗留的教师群体，教师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佳”。下面是部分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政治面貌情况：

　　北京：1954年小学教师中，转业旧军政人员、失业知识分子和家庭妇女约占40％。在7000多个教师中，自动地交代自己历史问题的1400多人。60

　　河北：正定县1958年1月统计，小学教职工中反革命、坏分子之类的占9.8％，中学教职工这一比重高达22.5％。61

　　辽宁：法库县1952年集中657人小学教师清查历史，有481人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62

　　江苏：江宁县1950年小学教师有政治问题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39.1％，到1955全县教师中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还占28.7％。631957年底，江苏省对中小学教职工中有各种问题的人作了统计，共9556人，占全部教职工的6.1％。64

　　福建：泉州市区在1952年有50％的中小教职工登记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65

　　河南：济源县在“镇反”中，全县889个教员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101人、军统特务4人、会道门和帮会24人。66

　　四川：重庆市1952年集训中学教师1553人，有1365人交代了问题，有900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67宜宾市1952年组织了中学教职员286人参加集训，暴露出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土匪、伪军官、会道门等共100人。68

　　贵州：贵筑县1952年全县小学教师共有336人，其中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等组织的占38％。69

　　云南：镇雄县1954年底集训全县小学教师，查出过半数教师有问题（参加过国民党、担任过旧政权官吏、反革命家属等），逮捕10人，管制3人，开除10人。70

　　陕西：安康地区在1951年举办的教师整风清查会中，在参加的279人当中，没有问题的只有28人。71

　　新疆：1951年暑假，新疆教育厅在各地集训教师，参加的有近八千人，占教师总数的80％。通过“说老实话”运动，坦白自己政治面貌。据迪化（今乌鲁木齐）统计，教师中参加各种反动组织者占60％。72

　　从上述资料中，大体上可以认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小学教师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至少占30％～40％，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下，这些人随时可以成为替罪羊。1957年9月份，江苏省教育界划右派标准中就有一条，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或亲属被镇压，一贯思想反动对党仇恨，而平时又表现不好的老右派，这次鸣放中又说了些坏话，即使说得不多，没有明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仍应划为右派分子。73“文革”中的许多自杀者，仅是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一点微不足道的职务而被迫走上绝路。

　　经过多年的政治清洗，到“文革”前夕，教师群体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受信任。1964年陕西安康地区中小学教师中，依然有45.3％的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741965年4月修文县文教局的一份报告称，中学教师中出身好并可靠的只占37％，小学教职工中这一比重为36％。75如果这种判断具有普遍性的话，不难理解在“文革”初期，许多基层官员要残忍地整肃中小学教师，因为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是被认为有问题。

　　（二）政治上的改造对象

　　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是属于草根文人，历史上也不乏草根文人造反，或者在反叛队伍中起出谋划策的作用，因而对草根文人的不信任是统治阶层根深蒂固的观点。对于现代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都记得太平天国的首领中，不少是乡村教师出身。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小学一直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当年的当权者对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取向是比较注意的。1945年河北省的伪政权冀东道公署规定：

　　对于新委小学教员，事先均须详密考察其思想行动，勿使不良分子侵入……对于现职小学教员，如有思想动摇，行为不轨之嫌疑者，应予警告，或由教育科会同警察侦办之。……为使小学教员互相监督、考察，并互为保证起见，实行联保办法。76

　　共产党方面同样如此，山东解放区规定教员任用的政治标准，明确要反美反蒋并不反对共产党。77

　　对教师的不信任，甚至敌对心态，在1958年3月贵州遵义县处理右派教师的大会上发挥到极致。当时2300多名教职工在露天会场席地而坐，干警在会场四周，架起几挺机枪，枪口对着人群，会场一侧停放几辆汽车。大会负责人宣布被处理的教职工名单，随即由干警执行，把几百名处分对象叫到台前排列，被逮捕的人捆绑上汽车带走。共处理484人，其中作敌我矛盾处理的230人（其中逮捕23人，劳教87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90人。78

　　对于中小学教师的怀疑，直接导致了一些冤狱。湖北汉阳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案例。1957年6月12日，汉阳一中初中毕业生因听说当年的升学率只有5％而上街游行，并且少数学生在县党政机关办公室进行了扰乱。事件被认定为反革命暴乱，判处3名教职工死刑，9名教师和1名学生有期徒刑（其中1人后因逃跑盗窃被处死），3名教师劳教，4名教师划为坏分子，30多名学生、11名教师和10余名县机关的干部受各种处分。79

　　对于中小学教师的不信任，也导致了不断用政治学习来改造他们。湖南长沙市在1977年之前，利用假期集中小学教职员政治学习13次 （“文革”前10次，“文革”中3次），少则10天左右，多则2个月以上。80贵州黔南州在1978年之前，几乎每年假期都集训中小学教师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81

　　不过要强调的是，中小学教师内部也是分化的，有被迫害的教师也有迫害别人的教师。一些中小学教师在政治运动中急于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居然引发了“文革”初期重庆市的一次武斗。1966年8月28日重庆大学的一些学生到一所小学对面贴大字报炮轰市委，这时正在这所小学集训的教师认定大字报是反党的，他们立功的时候到了，于是争先恐后地用“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将那张大字报覆盖了。大学生们认为覆盖大字报是破坏“文革”的反革命行动，要求交出反革命和幕后指挥，而教师们则坚持大字报是反党。双方先是打语录战，然后又各自唱起给自己打气的红歌，最后出现揪斗、打人，强迫低头认罪，强迫戴高帽子游街。82教师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嫉妒与报复，大多数教师的不幸往往与同事的出卖、落井下石有关。在政治运动中，常常是几家欢笑几家愁。在“反右”运动中，山东临沂县1653名教师中有43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4名教师被定为坏分子，67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合计114人，同时涌现出137名“红专积极分子”，其中有60名充任了学校领导。不幸的与得意的人数大体相当。83

五、荆棘大道：草根文人的出路

　　教师是政治上的高风险职业，为什么还有人要当中小学教师？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教师是传统社会草根文人的基本出路，鲁迅笔下的私塾教师孔乙己，是一个草根文人为生活所迫，以教书谋生的生动形象。第二，当年教师的就业机会多，并且并非所有时间都强调阶级成分。第三，当教师有风险，但又是一条进入仕途的捷径，因为有一些教师通过借调到党政部门，最终进入官场。

　　（一）诱惑“孔乙己”

　　当教师，意味着成为白领职业，可以有固定的薪金收入，其声望优于普通农民。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其《补充决定》，规定教师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841952年教育部再次明确，人民教师应算为革命工作人员。851952年教职员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样实行公费医疗制度86（后来的民办教师并没有享受这一福利）。

　　教师的收入虽然不高，也不断有教师抱怨收入太低，但是教师还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职业。根据1956年制定的中小学教员工资标准，以工资最低的四类地区为例，中小学教师最低工资均为每月31元，中学教师最高工资141.5元，小学教师最高工资93.5元。87应该说，比起普通工人来说，教师收入不算差，比农民则好了许多。民办教师是教师的底层，待遇最差，不过比当年极度贫困的农民来说，还是优越得多。各地民办教师的待遇不同，1960年江苏省民办教师工资标准是每月17元，最高32元。88山东临沂地区小学民办教师的待遇比较差，1966年前是记工分，1966年～1971年间每月有2元现金补助，后来补助标准有所提高。89当年农村农民手中的现金非常匮乏，有点现金也算得上不错的待遇。

　　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待遇并不高，但是政府对此问题有时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缓和问题。1951年2月，《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先后报道了有些地方乡村小学教师工资过低以及很多人不愿考师范，在职教师不安心工作的情况。到1953年，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较1951年增长24.7％，并且实行了公费医疗。以后，在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又先后调整增加了小学教师的工资。90

　　1974年江西泰和县因为一些农村青年与大队干部有矛盾，大队干部居然以担任民办教师诱饵，指使一名青年，炮制出所谓的“中国梅花党”，导致一些青年被捕判刑，其中刑期最高的10年。91当民办教师居然可以成为让一个农村青年出卖良知，这里除了人品因素外，也可以显示出民办教师对一些想脱离耕田劳作的农村青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二）低准入门槛

　　由于中小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当教师的机会比较多，加上官方在教师短缺时放松政治标准的实用主义，使得中小学教师是当年中国草根文人的出路，特别是本人有点“污点”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草根文人，当中小学教师几乎是最好的出路。

　　1. 对中小学教师的庞大需求

　　中小学教师是当年就业机会最多的职业之一。表4的数据是1949年～1976年间中国社会劳动者增长的情况，1949年～1976年间，以1976年人数为1949年人数的倍数为指标，干部人数增长惊人，1976年全国各类干部（不包含中小学教师）人数是1949年的13倍多，紧随其后的是中小学教师，接近9倍。包含干部、中小学教师、工人、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内的非农业劳动者不到7倍，如果扣除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其他非农业劳动者不足5倍，农业劳动者则不足2倍。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1950年～1976年间到底有多少人当过中小学教师。由于教师的流动性特别大，通常一个教职有多人担任过，因此笔者估计，这期间有当过中小学教师经历的人数估计在1300万～1500万人左右。

　　1949年的教师中，老教师的比重不太大，因此退休人数不会太多。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大量中小学教师（主要是公办教师）是因为政治清洗而被开除，这一群体的数量在百万左右（见表2）。同时当时中小学教师经常被各级政府部门抽调从事其他工作，相当一部分人因而走上仕途，被抽调的教师数量很大，但是因此而脱离教师职业的比重不得而知。估计数以十万计。以1976年374万公办教师职位估计，平均每个职位有1.5人担任过，估计担任过公办教师的有500万～600万人。

　　民办教师因为待遇低，因此流动性更加大。特别是“文革”中大量知青上山下乡，农村中的许多民办教师是由知青担任，这批知青陆续以招工、当兵、上学离开农村，他们的职位空缺很快又被补上，因此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往往有多人担任过。1976年中小学民办教师人数高达430万人，以每个岗位至少曾经有2人计，当过民办教师的人数大约800万～900万人。

　　2. 实用主义的录用

　　官方在教师短缺时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助长了教师群体中的阶级成分“不纯”。1949年后，有时官方对中小学教师的录用是相当实用主义的，在师资来源充足时，强调政治标准，当师资来源紧张时，只要政治上不反动就行。20世纪50年代之初，中央高层对教师队伍是相当宽容，据“文革”期间的一本出版物记载，1953年5月有中央高层说：

　　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给他一本教科书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传迷信，也可以让他们教书。92

　　毛泽东在1949年说，对于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把他们留下来，可以当小学教员。93宁夏就在1949年吸收了一些国民党军人，经过政治学习后任教。941950年贵州毕节专署提出当教师只需思想不反动、不进行破坏活动、执行政府法令、愿为人民教育服务、有一定文化。95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规定，有文化的地主允许其教书。961955年云南省规定，对家庭成分是地主的教师如无逮捕法办者，可以继续留校任教，亦不必宣布取消其人民教师的资格。97这种情况不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也发生过。在困难时期农村上学困难，一些地方出现私塾。对此教育部称，私塾教师只要有一定文化，政治上不反动的人就可以。98

　　为了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当年一方面是清洗教师队伍，另外一方面是把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充实进教师行列。1957年教育部《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下发后，各地将大批干部派进学校。据1959年2月的统计，仅山西等16个省市派到学校任教师（绝大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的干部，就有13.4万多人。99问题是，这些派入教师队伍的人，未必都优秀，有的地方把在其他部门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塞到教师队伍，学校被看成藏垢纳污之所。100例如，贵州有一位在“反右”中受到批判的干部，处理的结果是清洗出法院，去中学当教员。101

　　（三）作为向上流动捷径的抽调

　　由于相对于党政机关干部而言，教师的经济待遇差，同时教师一直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因此当年大多数教师并没有太多的工作热情。1953年云南有教师编顺口溜“一党二政三财经，小学教师挂钉钉（衣着破烂）”。102“文革”间，教师士气更加低落，如有教师认为：教师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挨整，政治待遇低于行政，生活待遇低于部门，甚至有人羞于承认是当教师。103这种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教师千方百计想成为党政干部，而抽调正好提供了一条捷径。

　　抽调，指的是中小学教师被地方官员临时调用到政府或其他部门从事与教师职业无关的工作，这种抽调为不少教师提供了流出教师群体，甚至向上流动的机会。当年基层官员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教师群体可以说是一个人才库。各级官员抽调中小学教师去搞“中心工作”是习以为常的。抽调教师对教育事业、学校和学生均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对教师本人则未必。因为被抽调从事政治任务的教师，如果得到官员赏识，就有机会成为党政干部。

　　1953年贵州省的一份文件记录了这种任意抽调的现象：凡是县里的大小工作，都向学校布置，区乡各种表册要教师填，合作社要教师记账，又如物资交流、查田评产、征粮、收税、评模、扩军，以至种豆、互助合作运动都要教师和学生去帮忙。有的地方开物资交流大会，要师生停课去演出，教师当服务员。甚至村干部结婚，也要教师和学生打腰鼓扭秧歌去迎送。贵筑县从1952年9月至1953年1月的一个学期内，共计抽调146人，占全县教员三分之一以上，参加各项工作，有些教师被抽调的时间超过3个月。有位县长公然对教师说：

　　你们好好地干，将来提升为干部，还可以升科长，难道你们要做一辈子教员不成。104

　　贵州的现象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控制基层官员任意抽调教师，1953年政务院发文，要求改正师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105但是基本上是有令不止。抽调教师做其他工作，内容五花八门，如参加工作队、搞计划生育、带队修水库和公路、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教师被抽调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初教育部的一份文件指出，湖北省被抽调的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15％，约有2万名教师不在学校工作。广东省各级行政部门占用教育事业编制共四千余人。106山东省从“文革”开始到1978年，被调到县、社有关部门做秘书、搞通讯报道、计划生育、征兵、学大寨等的教师万余人。107

　　教师也是后备官员的来源地，山东莱阳县1965年底，从全县1827名中小学教职员中确定了217名培养对象。其中134名被提拔为领导干部，除了在学校内任职外，40余人是任县委部委干事、科员、公社党委秘书、团委书记、文教助理等。108

六、讨论：何为教育

　　改革开放前中小学教师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其实当年中小学教师的命运，在对教育定位时已经决定了。把教育政治化，必然对教师提出政治要求，而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和本人有历史“污点”者必然要遭受政治清洗。到底教育是什么？教育又为了什么？如果不用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谁能说明白？


【注释】  
①《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
②《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1页。
③《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22页。
④《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3页。
⑤景乐中心校：《景乐村教育史》，载《桂平文史资料》1992年第1辑，第8页。
⑥蒋国昌（主编）：《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页。
⑦镇雄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镇雄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⑧罗定市教育局（编）：《罗定市教育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⑨李增志：《建国初期“镇反”运动纪略》，载《广宁文史（20）》，2004年。
⑩邹建芳（整理）：《“六纵”“七纵”假案始末》，载《湛江史志》1990年第1～2期。
11许超云：《昌感县土改运动的三次偏差》，载《海南文史资料（18）》，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12《中共岳阳市历史大事记》第２卷，岳阳市情网，http://www.yysqw.gov.cn/html/7/0/dierjuan/。
13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14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15张中义（主编）：《藁城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6冯象钦、刘欣森（总编）：《湖南教育史》第3卷，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43页。
17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18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9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20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西安市教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21中共修文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修文县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22董兵生：《震惊三湘的“朱文文”事件》，载茶陵县中共党史联络组、茶陵县档案史志局（编）：《茶陵党史丛书》第5辑，1997年。
23《茶陵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24龙普腾：《我和“朱文文事件”》，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株洲文史》第19辑，1996年，第281页。
25《延津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志》，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6《电白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页。
27秦皇岛市教育委员会：《秦皇岛教育志》，1991年，第347页。
28朱振泽（主编）：《无极县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47页。
29玉田县文教局教育志编写组：《玉田县教育志》，1990年，第19页。
30于伯良（主编）：《康保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1新河县教育委员会：《新河县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32河北省香河县教育局：《香河县教育志》，1992年，第108页。
33吕愚然（主编）：《威县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4张中义（主编）：《藁城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35栾城县教育局：《栾城县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36廊坊市安次区教育局：《安次教育志》（讨论稿），廊坊市安次区教育局，1990年，第26页。
37冯祥亮（主编）：《正定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8晋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晋州市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9新乐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乐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40抚宁县文教局教育志编写办公室（编）：《抚宁县教育志》，抚宁县文教局， 1988年，第246页。
41《涉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涉县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5页。
42磁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磁县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5页。
43南皮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南皮县教育志》，1993年，第20页。
44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地方史 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
45中共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玄武区地方史 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统计资料 1974—1975年》，1978年，第589、808页。
47《关于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实行工分加补贴的情况调查报告》（1970年11月10日），载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48陈贤忠、程艺（主编）：《安徽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7页。
49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大事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50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普通教育大事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51《天津通志·信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52《祁阳文史 第19辑 祁阳县教育志 第4卷》，2006年，第202页。
53《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54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中小学目前情况调查》（1950年6月9日），载孟祥辉、陈荣光（主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页。
55宜良县志编纂委员会：《宜良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页。
56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56》，1957年，第383页。
57杜凌云（主编）：《中国共产党贵阳市云岩区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58李坦（主编）：《新蔡县教育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59清徐县教育志编纂组：《清徐教育志》，1989年，第106页。
60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市小学教育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1954年6月8日），载祥辉、陈荣光（主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9页。
61冯祥亮（主编）：《正定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62张振权（主编）：《法库县教育大事记 1948—1991》，法库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13页。
63江宁县教育委员会：《江宁县教育志》，2000年，第264页。
64《全省文教队伍反、坏、右分子和不称职人员情况统计表》，载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第30页。
65王挥（编撰）：《泉州市区教育志稿》，2001年，第137页。
66黄霞：《波澜壮阔的济源镇反运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思考·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67蒋国昌（主编）：《重庆教育志》，第922页。
68李世庄（主编）：《宜宾教育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69陈祖义（主编）：《花溪区教育志》，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70镇雄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镇雄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71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第215页。
7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教育志》，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62页。
73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第15～16页。
74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第216页。
75修文县教育局（编）：《修文县教育志》，2008年，第354页。
76唐山市教育志编委会：《唐山市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77山东省菏泽地区教育局史志办公室：《菏泽地区教育志 1840—1985》，1992年，第396页。
78李廷久：《忆我县教师参加的三次政治运动》，载《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教育专辑》，2000年，第214页。
79湖北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 教训深刻——记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的平反》，载《人民司法》1986年第 10期。
80杨道正（主编）：《长沙教育志 1840—1990》，长沙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175页。
81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15卷（教育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82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27页。
83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临沂市教育志》，1992年，309页。
84天津市教育局《教育志》编修办公室（编）：《天津教育大事记》下册，1987年，第15页。
85《关于人民教师应算为革命工作人员的通报》（1952年9月30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49—1952年》，1958年，第86页。
86陈守林等（主编）：《新中国教育大事纪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8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13～114页。
88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 教育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7页。
89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临沂市教育志》，第186页。
90《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24页。
91《吉安法院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法院志》，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92《在讨论高教部和教育部请示报告时的指示》（1953年5月），载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３册，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93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1962年3月6日），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陈毅元帅丰碑永存》，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0页。
94平罗县教育志办公室（编）：《平罗县教育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页。
95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毕节地区志 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96《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管制改造地主的规定》（1951年7月25日），载《山东政报》1951年第7期，第48页。
97云县教育局：《云县教育志》，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
98教育部：《关于农村小学和“私塾”几个问题的意见》（1963年1月21日），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63》，教育部办公厅，1965年，第25页。
99陈守林等（主编）：《新中国教育大事纪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100李廷久：《忆我县教师参加的三次政治运动》，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教育专辑》，2000年，第215页。
101蒋道征：《悠悠往事》，载黔南州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存稿聚览》，2002年，第82页。
102昭通市教育局（编）：《昭通教育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03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104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关于小学教育中混乱现象的报告》（1953年3月11日），载耿晓红（主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 1953—1954》，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2009年，第53～55页。
105《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53》，1955年，第49页。
106《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载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教科文卫卷（1949—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07吕可英、尹钧荣（主编）：《山东教育四十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108莱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莱阳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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