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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友成:沈阳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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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9 05: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沈阳那几年

  周 友 成


   我们北大6201的十几位同学结束了在吉林舒兰3362部队农场一年的劳动,69年秋天分配到沈阳,鞍山的中学任教。 当时许多大学生分到中学,是因为“清队”后大批老教师被下放农村,学校复课教师不够了。 沈阳也是大城市了,按当时调动工作难易的一种说法,这里的势能较大。 我至今记得,从沈阳东站一下车, 沈阳六中的一位工宣队女副队长就把我们几个大学生接走。 如同一些电视剧中的场景,好像生怕我们逃走似的。 到了学校后,我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读过书的地方,那时叫东关模范学校。 辽宁省档案馆还存有他当年写的一篇获奖作文。 总理逝世后的记念活动中,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等领导还到过沈阳六中。 八十年代后,辽宁省,沈阳市把这个地方建成“周恩来同志少年时代读书旧址”,学校也就不存在了。1986年我还去过一次。 以后沈阳是否有学校叫“第六中学”,我不了解。

我在沈阳的那几年是社会很不平静的几年。“一打三反”运动是对人们带有威摄性的。它和66-68年的文革狂潮已不大一样,而是在层层领导下进行的。 我的周围也发生了不少事。我们学校的师生参加过现场公判大会,判处死刑的人被当场枪决。 这些人中除一部分刑事犯外,很多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后来大多平反了。 即便是那些刑事犯,也未必是应该判死刑的。 从已有的一些文献看,这场运动是中央布置的,全国性的。 但我还没有看到有文章很深入地揭示它,特别是高层的背景。人所周知,辽宁在整个文革期间是很左的,甚至出了张志新这样的事件。

1.       阎骥之死

   阎骥是北京外贸学院的,和我们一个学生连。 他是上海人,但长在北京,操一口京腔。 和阎骥接触不很多,印象中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阎骥分配到沈阳铁路中学, 当时还是受人羡慕的。因为铁路中学的条件在全市学校中是很好的(当年铁路在东北比较神气, 沈阳铁路局大楼和沈阳军区大楼一样气派)。他在学校教英语,当时的英语课全是一些政治口号,标语的东西。 有学生在作业中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时有错, 阎骥在批改时打上了叉。 不久沈阳开始了“一打三反” 运动, 学校就把这事作为对伟大领袖的态度拿了出来,在全校开了大会。 阎骥不服野蛮的批斗,与给他坐喷气式的人发生冲突。 工军宣队当场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 经过漫长的关押, 批斗,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73年。 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中只有老母一人,我那几年一直在为调回南方奔波。 一次我在上海铁路局大楼找父母亲的老同事,老朋友,突然看到阎骥。 他告诉我,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原单位已没法呆下去了,想调到上海来。 本来,他从铁路内部调动相对比较容易,但一谈话他就显出病态, 上海方面很难接纳他。

   不久, 阎骥在绝望中投了黄浦江,悲惨地结束了自己不到三十岁的生命。

2.       赵世琪遇难

   七十年代有一条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全国各地普遍开始挖防空洞。 东北地处前哨更加重视,各单位都有“战备办”。 但挖的这些“战备工事”后来根本不能用,只能填掉。 73,74年中学强调“开门办学”,学生必须参加社会上的劳动和各种活动,辽宁省尤为起劲。 74年11月19日,沈阳六中的一个班的学生来到大东区东风卫生院。 名曰“红医班”,而实际上该卫生院就让这些学生替他们去完成挖防空洞的任务。现场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带学生去的老师和学生干部多次反映不安全,要求停止施工。 但管理的负责人明知有问题,仍坚持要学生继续干。 结果在下午三点多钟突然塌方, 赵世琪同学胸部以下被土方,石块压倒。赵世琪是一位忠厚老实有上进心的女生,当时17岁,我教过她的课。

受伤后的赵世琪被送到附近的沈阳空军医院,也是她父母亲工作的单位。 当时动员了附近的学校,部队献血(因她是A型血,血源不多)。 我也是献血者之一。 输了上万cc血,但由于胸腔以下几乎被压碎了,四天以后赵世琪这个鲜花一样年龄的女孩离开了人世。 这给她的家带来了永远的伤痛,家长悲痛的样子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这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而有关方面又千方百计推卸责任。 六中方面,包括军工宣队,还有沈空医院,对大东区委不严肃处理很有意见。但当时人们还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因为这一事件而影响对“开门办学”,“教育革命”的态度。 尽管以后六中方面有很多抗争,但最后大东区委也没有正确处理这件事。

我在75年夏天,调回南方之前,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张责问大东区委的大字报,分别贴在区委和市委门口。为了使大字报站得住脚,我作了认真的调查。这虽然没有能使当局改正错误,但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社会各方是一边倒的支持声。

赵世琪还有一个妹妹,妹夫是原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的教师。他 90年代初公派到日本,不幸得了一种脑炎,不到一周就去世了,留下不到3岁的女儿。 40 年来我一直和这个不幸的家庭保持着联系。 赵世琪的父亲,原沈空医院外科主任,几年前病故。 这个家现在是祖孙三代三个女性,但很坚强。

    这是我在沈阳几年中做的一件“大事”。 有人很赞同,也有人认为我管闲事。

3.       我的幸运

我在沈阳六中工作六年多,虽然是文革的极左年代,但还是遇到了一些好人。 我是很幸运的。

大约在70年的一个秋天,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 我们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向我介绍一位106中学工宣队员,说要向我调查,了解我的同学赵某某等人的问题。赵是我要好的同学,经常来往,他们学校的人都认识我。 那位工宣队员告诉我,赵和其他几个青年教师因政治问题已办学习班,实际就是隔离审查。 我很吃惊,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那位工宣队员当着我们学校工宣队负责人的面来和我谈话,显然是要给我施加压力,搞出他们要的东西。赵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不能损害他,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政治问题。 我说只知道他们几个青年教师对安排在工厂地下室住宿有意见。他还不死心,要我“学学他们几个是怎样发牢骚的”。 这位工宣队员戴一副眼镜,可能在厂里也不是工人,他那副尖滑的神态我至今还有印象。 他走后, 我们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对我笑笑,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我一到沈阳,就开始要调回南方工作,老母亲一人在苏州。 那个年代调工作之难是现在的年青人无法想象的。 一天在学校食堂,有人问我调动有没有进展。 我随口说了一句“我是无期徒刑啊!” 话说出去我就觉得不好,但已说出去也没有办法了。 当时食堂里也有工军宣队的人,也只是笑笑。 但一打三反运动时,有一个教师贴出大字报“揭露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人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学校比作监狱”,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知道这张大字报后还是很紧张了些日子,有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感觉。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领导也没有提起这事。 只是军宣队长很抽象地批评我们几个年青大学生乱讲话,不虚心。军宣队长是沈阳空军某基地的张参谋长,五十不到一点,山东人,是一个非常实在,厚道的人。我离开沈阳前,走了不少路,专门去他们基地看望他和军宣队的另外几个队员。

我到六中是69年9月,已是工军宣队全面掌权的时候。 当时学习,大批判的活动很多,常开会。 会场上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 工军宣队的多数人对她很客气。 别人告诉我,她是文革前的党支部书记,丈夫是前辽宁省委监委书记,其前夫是马天水(据说抗战期间马天水任冀中某地委书记,她丈夫是组织部长,她是妇女干部)。 和相当多的大干部夫人相似,她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中学里是说一不二的。 听老教师讲,有的支部委员因和她意见不一被整得灰头土脸的; 有的人想入党就得巴结她,陪她打牌。文革初期她当然也受到冲击,相信她在文革结束后也一定会以受迫害的老干部的身分继续当领导(马天水的事大概不至于给他们夫妇带来什么麻烦吧)。 文革中也有过一次整党, 上面的方针当然是围绕文革路线的. 但以张参谋长为首的工军宣队却采取了比较实是求是的态度.。他们帮助党员, 支部成员分析文革前,后的问题,特别是支部的矛盾。 我记得张参谋长在全体教职员工会上坦率地指出这位女书记的毛病,没有文革的语言和腔调。 这位女书记脸色很难看,但她还不敢和军宣队顶。 会后张参谋长还问过我对整党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他是真诚的。 我很感动,我不是党员,还是所谓“可教育好子女”,却如此受到他的尊重。

张参谋长为首工军宣队做的另件事使我无法忘却。文革期间的学校和教学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了解的。 当时为了维持教育的局面,开展所谓“批判读书无用论”,甚至还要把它挂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上。 但有一天学校通知所有教师和学生干部,由部队派车,去军宣队所在基地参观,学习。 到了基地后张参谋长还特地安排了飞行员,地勤人员和我们座谈。 中心议题是知识的重要性。仅管这不可能改变什么,但张参谋长和工军宣队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

在沈阳这几年的蹉跎岁月中,我也利用有充分的空余时间経常看点数学,思考一些问题。但是总感到没有目标。那时的根本问题在于看不到前景,不知道国家今后会是什么样。我们这些老五届失去了10年的宝贵时光。

    周 友 成.    浙江诸暨人, 1945年4月30日出生., 1962年从苏州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 基础数学博士导师; 研究方向为拓扑学. 在连续统理论,齐性和拓扑变换群等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并指导过7名博士生及十几名硕士生。 在浙大,苏大开了一系列拓扑及几何课程。

1969年-1975年,1975年-1980年分别在沈阳六中,杭州铁中任教;

1980年-2001年           浙江大学  数学系 任教;

2001年-2010年           苏州大学  数学系 任教; 2010年退休。

很喜欢看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退休后尤甚。

我认为母校给予我们的是贯穿终生的精神力量。

生活的信念是: 绝不做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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