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造反与派性：南京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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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5-11-09 10:49 　 点击:507次　


【摘要】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 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作者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所谓“派性问题”不但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文革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


造反与派性：南京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回顾以往的文革研究，主要分成两类：一种是以精英政治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另一种以社会史、地方史切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上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性冲突和社会动荡。其阶段划分和论述重点分别是群众运 动的发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运动（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运动向社会各界 蔓延（1966年11月至12月）、群众组织向地方党委夺权（1967年1月至2月）、军队的介入与群众派性武斗的不断升级（1967年2月至8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终结（1967年秋 至1968年底）、对群众派性头头的反复打压（1968年至1973年）、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存在与最后消亡（1974年至1976年）。

由以上时间简表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而遏制消解群众运动的努力，则持续了九年多的时间，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终结。如果跳出具体的史实叙述，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归纳，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1）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2）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3）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几个问题作出回答。

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笔者特地选择了南京地区三个不同类型的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南京长江机器厂，探讨“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性“造反”运动动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南京大学最初的“造反”运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当时受到中央高层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继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事件”之后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掌握的大量史料（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流媒体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当时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和笔者搜集的亲历者口述历史资料等）显示，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京大学党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过正向的群众动员。学校方面依据“四清”、“社教”运动的经验，按照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政治表现等因素，将全校师生员工分成四类。其中第四类约 70 多人被视为“问题人群”。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对象。然而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突发事件——溧阳分校“六二事件”——打乱了学校党委的部署，使学校党政一把手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斗争对象。

南大溧阳分校是南大党委根据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指示和中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1966 年初创办的一个“半农半读”试点单位。参加教改试验的包括该校文科500 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持续数月的高强度建校劳动和艰苦闭塞的乡村生活，使广大师生逐渐孕育了不满情绪。然而在当时，这种不满情绪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1966 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披露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在溧阳分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质疑学校当局创办溧阳分校的决定。学校主要领导人还固守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对贴大字报的师生发起“反击”。由此造成学校领导和分校师生的严重对立。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消息后，比照北大大字报的处理结果迅速作出判决：溧阳分校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而发动“反击”的学校主要领导人则被撤销职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同时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报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对溧阳分校事件作出“革命化”的诠释。 由此，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成为南大校园中的第一批“造反英雄”。

南师附中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之一，学生中包含大量的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精英子弟。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工农干部）一方面正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部分“左派”师生对该校副校长（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干部）和若干有“历史问题”和走“白专道路”的教师展开批判。与此同时，他对学生中的自发倾向加以严厉遏制。中央公布“十六条”以后，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校一批军队干部子弟闻风而动，率先发起批判校长的斗争。而一批省市委干部子弟则通过批判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有“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来彰显其“革命”立场。很快，这两支力量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支持下联合接管了学校的权力，主导着校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南京长江机器厂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业务方面接受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在党政关系方面接受南京市委领导。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四机部派来的工作队采取激进姿态，对南京市委任命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支持者大加撤换，造成全厂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体内部的严重裂痕。1965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指示后，四机部工作队主导的大规模撤换工作被迫中断。 不过在撤离该厂之前， 工作队任命了新的党委领导班子。1966年5月中央发出“文化大革命”号召后，该厂党委随即作出动员部署。北大聂元梓大字报披露后，该厂也很快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这批大字报的撰写者都是新党委的拥护者。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四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旧党委成员、现任厂长。该厂的“造反”运动由此发轫。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运动的发生，与各单位内部原有的政治生态有关。在“为何造反”和“向谁造反”等问题上，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模式。南大的个案表明，一些偶然因素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可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决定本单位群众运动的走向与进程。而南师附中和长江机器厂“造反”运动的发动，则充分展示了当时政治体制内部某些张力。

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前文所述，重在探讨运动中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此前单位内部的固有矛盾之关联。以下的论述，旨在揭示外部因素的介入如何导致群众派性冲突的发展和转化。

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告一段落后，省委随即派出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的领导。工作队遵循省委的指示，试图将群众运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们宣布了若干旨在稳定秩序、保护干部的政策，同时对群众中的自发倾向加以限制与压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无疑再次造成“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在实践中的严重冲突。因而在毛泽东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一部分对工作队心怀不满的激进师生率先于8月23日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由于考虑到组织的政治纯洁性，该团体的规模始终不大。随后，更多想加入“文化大革命”洪流而无缘于“红色造反队”的师生，又发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工作队为了应对上述两个群众组织的“围追堵截”，很快扶植了以溧阳分校文科师生为基干、拥护工作队的群 众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由此形成该校内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保守派”恰恰是南大校园中第一批“造反英雄”。

在南师附中，以军队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学生群体在8月初率先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南师附中红色造反军”。以地方干部子弟和学生党团员为主体，随即成立了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两股势力在控制校内权力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但是都认同“血统论”观点，因而与校内大多数学生形成对立。遭到两个组织排斥和压制的其他学生（其中既包括 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不好”或“不太好”的人，也包括“红五类”出身但不赞同“血统论”的人）不但无缘成为“革命”的动力，有些还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过在10月份“中央文革”领导人公开批判“血统论”观点后，他们闻风而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联”，并 迅速发展成为校园中势力最大的群体。在上述三个学生组织中，“思想兵”归类于“保守派” 没有太大问题。然而“造反军”和“红联”的分类就很难界定。特别是在后来的运动发展中，“造反军”积极卷入校外的反对省市委的斗争。而“红联”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但他们强调在开展校外斗争之前，首先应该清算“造反军’、“思想兵”在运动初期“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

在长江机器厂，新党委发起的批判厂长的斗争，自然遭到一批旧党委拥护者的消极抵制。为了克服阻力，新党委又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另一位旧党委扶植培养的中层干部，结果受 到南京市委的严厉批评。为此，新党委于8月间暗中支持其拥护者组成“长江红旗战斗队”，前往省市委“造反”。而旧党委的拥护者则在省市委的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红色职工委员 会”，在厂内厂外与“长江红旗”展开对抗。该厂的群众派性斗争，充分显示了所谓“造反 派”和“保守派”概念的交互性和兼容性：从厂内斗争看，“长江红旗”是“保守派’，“红 色职工委员会”是“造反派”；从厂外斗争看，“长江红旗”是“造反派’，“红色职工委员会”是“保守派”。然而在“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和主张都遵循着某种内在的、清晰的逻辑理路。

在9月至11月期间，中央的舆论导向曰趋激进。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群众性造反运动的锋芒由单位领导和工作队领导逐渐转向上一级地方党委，直至省市委。第二，是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对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横向群众联合组织，是省市委领导人参照北京等地经验、于9月初扶植的“南京市大学和中学红卫兵总部”。该组织的主要头头都是当地党政军干部子弟。由于这批红卫兵的袖章取红底黑字样式，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黑字兵”。他们在与自发的群众造反组织的对抗中，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11月份以后，与上海“工总司”的形成大致同时，南京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造反派横向联合组织一一由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发起成立的“江苏省红总”。不久，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又发起成立了另一个全市性的横向联合组织“南京八二七”。这两大组织相互呼应，协同行动，不断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 行，使省市委领导感到巨大压力。省市委又参照上海等地经验，于11月底暗中支持成立“南 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和“南京市大专院校赤卫队”，与上述两大造反派组织展开对抗。全 市范围的“造反派”（以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为代表）与“保守派”（以“黑字兵” 和“赤卫队”为代表）的冲突与对抗的高潮，是1967年初的“一三武斗事件”。此后“赤卫 队”和“黑字兵”土崩瓦解，两派的斗争以“造反派”的胜利而告终。

在上述过程中，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三个典型单位中各群众派别与全市范围横向 联合组织之间的关联。南京大学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分别是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的发起单位和中坚力量，其下属组织成员的派性认同无 需多说。而持“保守派”立场的“红旗战斗队”，则是“黑字兵”和“南京大专院校赤卫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团体成员之一。南京长江机器厂的“长江红旗”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立场一致，因而很快加入省“红总”阵营。而该厂“红色 职工委员会”则加盟于“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南师附中的“思想兵”是9月成立的“黑字兵”的基干力量之一。其后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直至全市范围的“保守派” 组织在次年1月初最终消亡。该校“造反军”在组织方面始终保持独立，但是在11月之前参加过“黑字兵”的一些活动，在11月之后又卷入了反对省市委的斗争。该校“红联”因校内矛盾的存在，不可能与“思想兵”作出同样的抉择。但是他们在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南大造反派有不同的组织，最终加入“八二七”，只是因为“八二七”方面先于省“红总”方面与他们接洽。

此外，现有的群众运动研究论著一般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学生”群体或“工人”群体，很少提到“机关干部”群体。南京个案的多种资料显示，当中央舆论导向在1966年10 月以后日趋激进的情况下，机关干部群体（包括一些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也面临痛苦的政治抉择：是坚持“保皇派”立场和省市委领导人一起垮台？还是反戈一击尽早加入群众性造反运动的洪流？事实上，当省市委即将垮台的关键时刻，省市委机关干部中也出现了“造反派” 组织——例如成立于12月份的“省革总”和“市革总”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包括省市机关处级以下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而且随着运动走势的不断明朗，加入上述组织的机关干部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厅局级干部当中，也有人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秘密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反戈一击、公开“亮相”。这个特殊的干部群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老年串联会”（简称“老串会”）。

以上论述内容，实际上重复验证了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整体上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每个个体的抉择其实都遵循着某种理性都经过某种计算。归根结底，人们的抉择与其当时所处的特定地位和处境有 关。这个观点常常遭到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批评和质疑，乃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坦 然承认这一点，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从中央高层的动向看，在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特别是各地的“夺权”斗争发生以后，毛泽东就有意收缩群众运动。中央在1967 年初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而“三支两军”的提出与实施，则是依托军队重建各地政治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具体步骤。后来发生了“怀仁堂事件”，加上各地军管部门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过分扼制“造反派”，引起毛泽东的担忧。他一度在重建秩序和“继续革命”之间举棋不 定。不过在“武汉事件”平息后，他最终下决心依靠军队终止群众运动。1968年春夏发动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斗争矛头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所谓“叛徒”、“特 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群众组织坏头头”等，与“文化 大革命”初期的舆论导向大异其趣。在1970年以后持续数年的“清査五一六”运动中，各地许多群众组织头头纷纷落网，无疑是旨在终结群众运动的铁腕措施。然而这些举措只是暂时遏制了群众派性斗争，并未达到根除的目的。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许多地方的群众 运动和派性冲突发生强劲反弹。以下，笔者以南京个案为例，探讨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持续 存在的动力。

在1967年初“一三事件”后，南京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但是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并未终结，而是发展转化为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究其原因，这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反对“保守派”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在影响和操纵当地群众运动方面，双方又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因而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双方在由谁领导“夺权”的问题上（连带的问题，是谁将在未来的过渡性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居于少数地位的“南京八二七”及其同盟者以 退出“夺权”为要挟，试图迫使省“红总”方面让步。而以省“红总”为首的多数派不为所 动，断然实施“夺权”行动。由此在当地形成所谓“好派”和“屁派”——“好派”宣称“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屁派”则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很快，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曾用“内战”来形容当时派性斗争造成的混乱局面。

在此背景下，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当地的权力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干部组成的“军管会”接管。在“好派” 组织看来，这样的处置显然违背了“一月风暴” 期间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舆论导向。而军方为巩固其权力而实施的 “三月镇反”，更强化了“好派”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一度受到“好派”排斥镇压的“屁 派”，则试图依附军方势力，在反对“好派” 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两派便由“好”、“屁”之争迅速转化为“拥护军管”与“反对军管”之争。军管部队也由此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毛泽东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压制，因而4月初，中央的舆论导向再次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中央军委随即出台了《军委十条》，强调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好派”方面抓住时机卷土重来，不断制造事端挑战军方的权威。军方被新出台的《军委十条》束缚住手脚，只能暗中支持“屁派”与“好派”进行对抗。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因而愈演愈烈。武汉“七二〇事 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 然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南京的“好派”再次利用中央舆论导向，在当地策动了声势浩大 的“倒许（世友）”运动。如果不是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南京的军管政权必将重蹈省市委 的覆辙。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曰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不但对“好派”群众组织产生误导，而且在遭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内部中也造成思想混乱。结果，有不少军地干部程度不同地卷入了8月间的“倒许”运动。这无疑使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变得更为 错综复杂。

“倒许”运动平息后，中央召集南京各派势力赴北京谈判。经过中央领导人反复做工作，终于在1968年3月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首、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 头“三结合”的省革委会。在此前后，地方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然而这样的政治安排，并未真正达到“大联合”的目的。此前运动中形成的裂痕，引发了各级革委会内部一系列明争 暗斗。在1968年至1973年之间，中央倡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特别是 持续数年的清査“五一六”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严酷氛围之中。1968年“大联合”时结合的地方干部被逐步地边缘化。而群众组织头头则在一系列后续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査，有些在单位内部遭到“群众专政”，有些被关进监狱。上述铁腕措施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的社会安宁，但是潜在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为后来的反弹孕育了巨大的能量。

1974年初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后，被边缘化的地方干部群体和遭到审査的造反派群体闻风而动，借口“清査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当时掌握当地党政军大权的军队干部展开“革命大批判”。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江苏的党政大权于当年11月重新落入地方干部之手。而在军管时期被打成“群众组织坏头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则在这场运动中获得平反。不过那些曾经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提 出的“恢复原职务和原待遇”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这又为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南京个案研究固然有其地方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这三种势力之间，以及在这三种势力内部，矛盾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阶段性发展的大体脉络，各地的个案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因而下面的两点认识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一， 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会持续存在？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派性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组织之中。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上的干部群体，从地方干部群体到军队干部群体，都因为认识的分歧或利益的冲突，存在着隐蔽的或公开的派性冲突。这样的派性冲突与群众组织间的派性冲突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的、复杂的关系矩阵。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质言之，群众派性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第二， 为什么每个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上述悖论的形成，根本源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以及中央领导层对地方群众运动的非体制性干预。“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层的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使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每一次抉择都变成一场无法预计后果的赌博。因而最初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分道扬镳，而最初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成为盟友，都是不难理解的。质言之，缺乏客观的、恒定的、公认的行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无序发展的最基本解释。

结论

第一，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 “向谁造反”。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处于同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中，因而各阶层、各群体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也是大体相似的。所以所谓“派性问题”不但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第三，由于中央领导人非体制性干预常常造成运动走势的突然逆转，因而人们不断地面临新的困境与抉择，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

笔者不赞同的是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或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如本文所述，单位内部和地方上固有矛盾的存在，内在地规定着“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趋势。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对中央指示加以自主诠释与策略性运用，有时甚至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无疑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显然要大大超出个人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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