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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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场灾难在劫难逃──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经历过文革的专家学者，大都倾向于认为，虽然文革由毛泽东发动的，但毛泽东并没有能够控制文革的进程。虽然是毛泽东号召造反，但由于他带领共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倒行逆施，人民大众本身已经蓄积了各种各样的造反动因
　　2006年是个充满纪念日的年头。相对于文革发生地的一片沉默，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齐集大洋彼岸，在纽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文革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由纽约大学史坦登学院、纽约皇后区图书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联合召开，由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持筹备，夏明教授和李江琳女士协助。为期三天，从5月12日至14日，在纽约大学史坦登学院，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和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演讲大厅穿插进行。
各方人物，风云际会
　　这次与会的除了文革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以太石村维权运动扬名的郭飞雄，刚在白宫接受了布什总统接见的中国家庭教会代表、青年作家余杰、王怡，《讨伐中宣部》闻名的焦国标，还有正在跟《收获》杂志打官司的记者朱健国。当年上海工总司“潘司令”潘国平，思想解放先驱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以及林立果的同僚陈昭，更能勾起人们对文革的记忆。
“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潘司令”──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之一潘国平现居美国，这位“文革”见证人也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学者当中，不少人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八十年代初以置身西单民主墙和北大民主选举而闻名；《观察》主编陈奎德，是八十年代复旦大学哲学系八君子之首，他们的《思想家》杂志叱吒风云；原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李□，在纽约生活写作了8年。
　　与会者中因为思想或言论而获罪坐过牢的，还有会议的组织者宋永毅，《动向》主编张伟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康正果，来自北京的着名记者高瑜。他们每人的坐牢经历，都足以写出一本煌煌巨着。康正果就为此写了一本叫做《出中国记》的自传。
　　其他还有，着有文革专着的明州诺曼第学院教授丁抒，与中国民主运动同呼吸的《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拍摄文革而负盛名的李振盛，“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为“六四”断送仕途的香港独立出版人魏承思，提出“人民文革”一说的刘国凯，评点时政的自由撰稿人朱学渊，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着称的程映红，《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皈依基督的政论家任不寐，等等。


香港独立出版人魏承思。
　　还有娶了中国人的汉学家林培瑞，嫁了中国人的汉学家司马黛兰。还有成效卓着的文革研究专家，华新民，徐海亮，程惕洁，程光，丁凯文，朱正。以及在美国或西方的大学、机构任职的学者周原、周明朗、郭建、周泽浩、孙万国、苏阳、魏楚雄、陈彦、杨国斌、徐贲、吴国光，胡承伟、胡少华等。
　　各方人物，风云际会。他们不仅是文革研究的专家，也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既然是精英相聚，那么，争论自然也就是少不了的。本次会议，除了潘国平透露“一举粉碎四人帮”背景，其它的热点可大致归结为：文革如何定性，重新评价林彪，宗教和文化的批判。
江青假如不向张玉凤要文件，历史可能不一样
　　当年的造反司令潘国平，向一些与会者透露的内幕。这个小道消息，第二天由主持人程晓农向全体与会者传达。潘国平说，当年的粉碎“四人帮”，最初的动因，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四人帮”的斗争，而是江青和汪东兴的一个误会。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汪东兴错误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要摒弃张春桥、姚文元。因此，他和素来与张、姚不和的林彪部下们配合，在会上到处煽风点火，反对张春桥。此火一点就着，因为到会者们对张春桥等上海帮，积怨很深。此事被毛泽东知道后，大为光火，把汪东兴叫去臭骂一顿。汪吓得当场下跪，抱住毛泽东的腿苦苦哀求。最后，毛泽东原谅了他，但要他写一份检查。汪东兴写了一份详细交代自己如何跟林彪等人勾结的检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汪的这份检查，交给了张玉凤保管。


　　毛泽东逝世之后，并不知情的江青，不知怎么的想起来向张玉凤要她保管的文件。张玉凤表示，此事必须请示汪东兴才行。江青很不高兴。而汪东兴听张玉凤说江青要文件，却误以为江青准备整他。汪东兴头脑一热，决定先下手为强，游说华国锋搞政变。华国锋不敢。华国锋找了叶剑英。叶剑英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是在汪东兴的坚持下，叶剑英才和华国锋联手，决定逮捕江青等人。


造反确实有理，文革属于人民？
　　经历过文革的专家学者，大都倾向于认为，虽然文革由毛泽东发动的，但毛泽东并没有能够控制文革的进程。虽然是毛泽东号召造反，但由于他带领共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倒行逆施，人民大众本身已经蓄积了各种各样的造反动因。


《多维月刊》6月号(总第15期)在香港出版。


　　潘国平当过兵，原来在上海玻璃机械厂当工人，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他对走刘少奇王光美“桃园经验”路线的工作队提了一点意见，四清工作队几度扬言要将他投进监狱。文革一起，他就选择了造反。潘国平还说，假如再发生文革，他还会造反。他解释说，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造反就坐会牢。与其坐牢，不如造反。


当年就读上海中学的宋永毅说，上海中学的学生中分为两个等级。一类是有高官背景的干部子弟，其中有今天中共红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另一类是来自普通家庭学生。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大都由这些“自来红”的干部子弟组成。他们批斗教师，批斗同学，在学生当中积怨很深。后来，被压的学生起来造反，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两派学生发生激烈的武斗，而李源潮就是一个干将。


　　魏承思回忆，当时的红卫兵，分为有背景和没有背景二类。开始是有背景的红卫兵占上风，然后是没有背景的学生组成红卫兵造反，最后还是有背景的红卫兵掌权。


　　原来在四川教书的朱学渊说，他是为了替他一位受迫害被监禁的同事打抱不平，与几个朋友到北京上访申冤，后来就回到四川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朱学渊说，当地有一位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英雄团长，一九五九年看到家乡的饥荒景象，说了实话，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一个矿务局武装部长的岗位上造反。他还认为四川农民造反是与饥荒年间大量饿死人，干群关系恶劣造成的。


　　今年一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人民文革”一说，讴歌文革中造反派的反叛行为，他与经济学家杨小凯、政论家王希哲等人的意见非常类似，此次会上他又进一步阐明“人民文革”是建筑在真正文革史的基础上的，他的《人民文革丛书》已经出版发行，引起各界的注意。


　　会上潘国平和刘国凯发言之后，耶鲁大学康正果对其看法十分不满，斥责潘说：你是否知道有羞耻？朱学渊为潘、刘辩护，认为造反没什么羞耻，他们敢于起来造反，是他们的光荣，有机会还应该再参与，再干。双方争执的焦点当然是：文革是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下午，李□发言指出，毛泽东玩弄人民与共产党于股掌之间，他既做秦皇，又做陈胜吴广。先是带领着共产党，把人民折腾了十七年，饿死了几千万。然后，又把斗争转向对他疲惫失望了的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共产党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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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永毅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为了从“凡是派”手里夺权，先抢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说，这是实用主义的政治伎俩。但是今天用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倒是一句大实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对林彪的评价，是会议的第二个兴奋点。不少与会者说林彪并非热衷权力，野心勃勃，而是毛泽东把他拉进了权力的中心，推向了死亡的道路。曾与林立果在空军同事、今年68岁的陈昭先生说，林彪的家根本不像一个副统帅的指挥所，而是垂着厚厚的窗帘，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说，林彪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就连政治局的会议都让叶群去参加，他还说一位高级将领曾说，林彪是老帅中坏事做得最少的人。

维权人士郭飞雄。
　　郭飞雄分析了林彪的政治倾向，他认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追随毛泽东整治彭德怀的，主要是刘少奇等党内高官。而林彪朱德等是想保彭德怀的。林彪说，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别想逞英雄。这与朱德说，大家原本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异曲同工。言外之意，都是明里批评彭德怀，暗是劝说毛泽东。而彭德怀在文革时期的被关押之中，也曾预料到林彪会遭到毛泽东的整肃。他发言之后，有人递纸条，询问郭飞雄所引用的史料是否可靠。郭飞雄回答说，那都是有案可稽的，来自中国官方出版的史书和回忆录。
　　最后一轮发言中，李□提出了对林彪的重新评价。他说毛泽东的党斗人民、人民斗党的游戏，最后是被林家父子生命的代价中止的，他们被迫向毛泽东英勇亮剑，上演了一幕现代刺秦；虽然没能击败毛泽东的权力，却刺穿了毛泽东的神话。李□建议说，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为林家父子建立一座剑碑，在碑上刻上《“571”工程纪要》，让人们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文革是怎么被打断的，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从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中清醒过来的。
宗教情怀和文化批判
　　研讨会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把会议推向高潮。图书馆的会议厅里，坐满了听众。除了会议代表，还有许多旁听者。不少人是冲着大前天在白宫被美国总统接见过的余杰、王怡而来，围着他们徴求签名。
    最后一天大会发言，主席台左起：主持者、多维总编何频，基督徒、独立作家王怡、余杰，《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然而，余杰和王怡的大会发言，却在会议代表和其他听众中引起了议论。他们二位以基督教徒的身份，总结文革历史教训，讲说他们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看法。对此，有人认为，在学术会上，不宜布道。
　　这天下午的大会主持人何频，在开场白中指出，信息的扭曲、误解、误读造成分歧、对立，研究文革时要防止新的曲解。而迫害总是由一些自以为纯洁的人，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他们认为不纯洁的人。
　　王怡以布道自居。在他之前发言的余杰，对中国政治界、文化界过去对文革所作的历次反思，作了回顾和批评。余杰认为，以前的文革反思，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内，都缺乏精神上的高度，缺乏深刻的精神内容。余杰因此提出了基督教式的精神标高，并且强调，他们选择的乃是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非暴力方式，他们走的是和平抗争道路。
　　对此，胡平在台上插话，新一代的文化精英，不必把以前的努力一笔钩销。即便是具有基督精神的非暴力主义，也并非只有基督徒才倡导的。比如甘地就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甘地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中国的当代民运，一直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对非暴力的坚持，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任不寐提问。后排左起为：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美国迪金森大学东亚系教授周明朗和宾州盖迪斯堡大学教授司马黛兰。
　　隔天的大会发言中，任不寐也曾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发言，以《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为题，叙述了基督徒在中国受压迫的历史。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魏楚雄插话，指出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压制言论自由的中世纪时期。对此，李□在第二天的大会发言中指出，魏楚雄的插话，在理论上和历史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语境不对。因为任不寐的发言语境，是中国的基督徒家庭教会遭受压制的现实，并没有基督徒企图在中国建立宗教裁判所。针对余杰、王怡以基督徒身份的大会发言，李□说，他虽然也是个有神论者，但他的神明是在冥冥之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是可以通过静心来交流的。
　　会议结束之后，在旅馆的大堂里，余杰、王怡、封从德和李□等人，又围绕着宗教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李□认为与上帝交流的方式有很多，条条道路通罗马。余杰认为，通向上帝的道路，犹如父亲。只能有一个父亲，不可能有许多个父亲。对宗教颇有研究的封从德，随即对余杰说，这就是他无法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封从德也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走向上帝的方式有多种。
因为佛教没有上帝。与此相反，封从德以自己研究孔庙的心得，认定儒家是宗教。余杰则不认为儒家具有宗教性质，李□也这么认为，李□认为儒家是世俗的话语权力和伦理道德。
　　如何协调自己的宗教立场和文化批判，可能成为余杰、王怡和任不寐他们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在大会发言中，李□认为，宽容远比忍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上，不乏忍受者，但很少宽容者。无论是文化批判，还是政治抗争，宽容都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标记。
　　在特拉华州立大学任教的程映红，告诉李□说，对于在美国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说，李□的发言及其思维方式，跳跃性很大。不过，彼此没有来得及就此进入深入的讨论。那样的讨论最后也有可能会归结到宗教信仰和文化批判上去。由于发言的时间关系，李□本人也没能来得及细说有关文革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即思想、话语，必须和政治权力分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所以最后会演化出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就基于哲学家、思想家治国的柏拉图主义。
文革似乎还没有结束
　　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还陈列了一系列具有博物馆价值的摄影和收藏。来自深圳的朱健国把一张纪录了广东地区的一些私人文革博物馆的CD，在会上放映。而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66岁的李振盛，展示了他的文革摄影作品。看着这些残酷斗争的文革实录，与会的人们感慨万千。
　　为此，新闻学者焦国标说，文革似乎还没有结束。但是，更多的与会听众担忧，中国的未来还会不会再发生“文革”和“造反”？显然，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稳定；而人民没有自由尊严，就不会有公正稳定，看来中国的道路还漫长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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