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叙兖：毛远新是靠“造反起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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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是靠“造反起家”吗？








      10月27日，我从凯迪社区网的《史海钩沉》栏目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毛远新人生悲剧根源》，作者不详。涉及到毛远新在1966年这一年当中的活动，该文章是这样写的：


      “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去见毛泽东，主动向毛泽东讲了自己要下基层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打算。毛泽东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而是去了军队，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这大约是因为“哈军工”的毕业学生基本被纳入部队系列的缘故。


      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已经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正好，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刚刚毕业离校不久的1965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回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军工”，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已经在全国广为散发，毛远新也就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接近“红太阳”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军工”后，很快就有许多青年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毛远新借此机会，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成为这个造反团的领袖。这个“造反团”迅速扩大，成为左右“哈军工”乃至黑龙江政局的重要组织之一。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政治人物，对毛远新也格外瞩目。在东北，毛远新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以上这些叙述是真的史实吗？不是的。应该说，该文作者对哈军工的历史和毛远新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全凭想当然随意写史。比如我引述的第一段中说：“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史实恰恰相反，毛远新在假期下过工厂，毕业前的1965年，他和哈军工全院师生一起下农村搞“四清”半年，我手头还有一张他们那个学员班在东北巴彦县农村的合照。


      近若干年，凡是写毛远新的文章，大都说他是哈军工造反派的头头，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靠“造反起家”。这些文章的作者哪怕找几个当年参加过文革的哈军工毕业生问一问，就不难弄明白，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十五年前本人在撰写《哈军工传》的过程中，对1966年的毛远新历史，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写入书中，正式出版。毛远新读过之后评价说：“老滕写史是实事求是的。”


      在这篇博文里，我想专门探讨一下毛远新是不是靠“造反起家”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远新在云南大山里的导弹部队当技师。8月15日前后，他奉空司命令回到北京（当然这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革”吓了一大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


      8月18日那天，毛远新跟着伯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看见了一大批哈军工的学弟学妹们。


      9月初，毛泽东对他说：“你到学校去参加运动吧，了解运动的具体情况。是去101中？还是回军工？你自己定吧。”


      毛远新说：“我还是回军工吧。”


      此前，哈军工的三大群众组织（造反团、八八团，还有一个力量不强人数很少的“东方红”）于八月初已经扯起大旗正式成立了。“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可以一一例举，但与毛远新没有半点关系。运动初期，我们天天开大会，谁看见毛远新的影子了？他人还没有到哈尔滨呢，当的哪一家的“领袖”？


      9月上旬，毛远新回到哈军工。严重对立的两大实力派——“造反团”和“八八团”，都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知道毛远新回来了，于是纷纷找他谈话，宣传自己那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斗争业绩，攻击对立面的种种劣迹。


      两边的意见毛远新都听，他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只是原则上讲讲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各派团结的话，因而哈军工上下都认为“毛远新一碗水端得平”。


      9月7日，哈尔滨大工厂的数千工人把哈军工一道门围上了，要求找“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辩论，想问问揪斗、殴打老干部符不符合《十六条》？一时间，哈军工的气氛空前紧张。


      “八八团”的64级学员曾敏杰接到毛远新的电话，他们都是院排球队的队员，关系挺熟。


      “敏杰啊，你去做做司锡才（八八团总头头）的工作，”毛远新说，“支持一下造反团，帮他们解解围。”


      第二天，“八八团”大队伍上街游行，第一次表态支持军工“造反团”。在“造反团”困难的时候，“八八团”挺够意思，这是毛远新刻意做两大派联合工作的一次尝试。


      国庆节过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找毛远新谈话，传达中央指示，要求毛远新带队，以省委调查组的名义进入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他从哈军工三派组织中挑选一批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青年教师和学员，进入林区，耗时两个月后，他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


      12月，毛远新又奉命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办联络站。从北京回到哈军工，他想总结半年来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在离开哈军工前对学院的“文革”运动有个正式的表态，他关起门来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张长篇大字报有7000余字。


      毛远新写这张大字报，表明他正式介入了哈军工的运动，他的特殊身份，使学院的“文革”更趋复杂和激烈。这篇大字报在院办公大楼（一号楼）的走廊上张贴出来，不啻给哈军工的“文革”运动投下一颗炸弹，大字报刚刚贴个头，全院师生员工就闻风赶到，摩肩接踵，争相阅看。多日冷清的一号楼里又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景象。


      毛远新的大字报让军心涣散的造反派群众兴奋莫名，奔走相告；而“八八团”的群众心情沉重而沮丧，好像掉进了冰窟窿。


      不少“八八团”群众激愤地指责毛远新：“如果他认为我们方向错了，应该帮助我们，他两个月不露面，现在突然袭击，打了我们一闷棍子。”“找他辩论去！”


      一群“八八团”的学员，弄来三台大卡车，在军工大院和市内到处寻找毛远新，可找不到毛远新的影子，他们不知道，就在大字报贴出的那天清晨，毛远新带领五位哈军工学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吉林省东部边陲城市延吉市进发。


      这就是1966年自9月至12月，毛远新在文革运动当中的活动概况。不管他后来犯了多大的错误，研究历史的人不能违背基本事实，硬给他戴上一顶“造反起家”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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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生前对毛远新很器重。当年，毛远新在政界也一帆风顺，27岁就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又当上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代表毛泽东参与中央的工作。正当毛远新春风得意之时，却于1976年10月被“保护审查”，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盛世才突然反共，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抓了起来。毛泽民一家三口都被关进了监牢。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3岁的毛远新继续坐牢。1945年7月，经组织营救，未被盛世才杀害的共产党员得以出狱。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4岁多。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自然想起一直跟随自己干革命的亲弟弟毛泽民，他百感交集，对毛远新也格外钟爱。

    后来，当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时，毛远新也随母亲去了南昌。但朱丹华认为，毛远新毕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远新送到他伯父毛泽东那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开完会，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10岁的毛远新很聪明，心情格外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把毛远新拉到自己身边，看了又看，还让毛远新在自己身边坐下。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出：“小豆子”(毛远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学。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当即同意毛远新到北京来。江青也非常高兴，说：“小豆子”就住在我们这里好了，到育英小学去读书，和他姐姐(指李讷)同在一个学校，这不更好吗？毛泽东同意江青的意见，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毛泽东心里很喜爱毛远新。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关心他、培养他。但毛泽东工作忙，毕竟在生活上对毛远新照顾不周，江青一则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二则她自己无子，毛远新又与李讷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把毛远新视同己出，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时间一长，还真的培养出了类似母子的感情来。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江青则总是叫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

    毛泽东虽然工作忙，但对毛远新在政治上却是十分关心的。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对毛远新在政治上的关心也与常人不同。他从不给毛远新任何特权，不让毛远新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相反，却在各方面对毛远新严加要求。毛远新自己也十分自觉。因此，直至毛远新在中学读书时，同学们还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毛远新仍然如同在小学时一样，衣着朴素，待人随和谦逊，读书刻苦，成绩极好。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101中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好，101中学决定保送毛远新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当学校把这一决定告诉毛远新后，毛远新高兴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他满以为伯父会为他而高兴，不料，毛泽东听后却直摇头：“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远新听伯父这样说，立即表态：“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参加考试，我要自己考上大学。”毛泽东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毛远新说：“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了,毛泽东一听，很高兴，笑着说：“要说难考，就是北大、清华难考。”喜欢理科的毛远新稍加思考后，马上说：“我就考清华!”当年，毛远新进了考场，几场考下来，考得很好。他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进清华读书后，还是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在“哈军工”学习时，毛远新仍然保持了过去读小学、中学时形成的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待人随和的作风，学习成绩仍然是拔尖的。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从前一样，经常在毛泽东身边。7月5日，毛泽东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谈到了大学毕业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他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毛远新回去后，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记了下来。不久，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被高教部负责人知道了，高教部的领导同志主动请示毛泽东，要求内部印发毛远新记下来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以促进教改。毛泽东同意了，还破例同意在这个内部文件上写上毛远新的名字，题目就叫《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此文件一下发，很快传遍了全国教育界，自然也传遍了全国。毛远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为全国所知晓，也为中央高层所注意。毛泽东是不是用这种方法让毛远新踏上政界，现在的人们无法猜测，但毛泽东破例同意大学还未毕业的毛远新的名字上中央文件，并且向全党公开他与毛远新的亲密关系，的确对毛远新十分有利。

    对于毛泽东有意培养毛远新这一点，连“文革”时期进入中央的姚文元也感觉到了。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觉得，毛主席是不是(有意)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搞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去见毛泽东，主动向毛泽东讲了自己要下基层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打算。毛泽东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而是去了军队，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这大约是因为“哈军工”的毕业学生基本被纳入部队系列的缘故。

    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已经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正好，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刚刚毕业离校不久的1965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回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军工”，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已经在全国广为散发，毛远新也就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接近“红太阳”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军工”后，很快就有许多青年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毛远新借此机会，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成为这个造反团的领袖。这个“造反团”迅速扩大，成为左右“哈军工”乃至黑龙江政局的重要组织之一。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政治人物，对毛远新也格外瞩目。在东北，毛远新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1968年5月，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经中央批准，毛远新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从此，毛远新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此后，担任了辽宁省军政要职的毛远新，也忙了起来，但他没有忘记与中南海联系，更没有忘记与江青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为“妈妈”，在政治上，他也紧跟江青，听江青的话，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办事。毛远新在辽宁抓张铁生“白卷英雄”这个“典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张铁生被推荐上大学。当年规定，被推荐者要参加一定的考试，尽管当时的考试科目很少，题目也很简单，但也能够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进了考场的张铁生，面对简单的考题就犯了难。他灵机一动，干脆不去答题，而是在考卷上写了一封信，说这种考试制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教改的指示精神，云云。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反击所谓“教育界右倾回潮”的机会，便决定树张铁生这个“典型”。他把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后，直接上报江青。江青通过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大树“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所谓“右倾回潮”的政治风浪。张铁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样上大学，此后又被毛远新提拔、重用，而全国工农兵上大学，再也不必经过考试了。

    毛远新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合乎“四人帮”的口味，经过“四人帮”的加工、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毛远新在“四人帮”心目中则成了有“创造精神”、能坚定地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参加新疆建区20周年庆祝活动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感到，毛远新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他很高兴。他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后，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留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参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担任着在辽宁省的领导职务，一个也没有去掉。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从一开始就说邓小平的坏话。

    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的，并由此对邓小平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清华大学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主持会议“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与毛远新是有关系的。对这一点，姚文元也看出来了。1980年7月15日在接受审讯时，姚文元说了这样的话：“批邓时，毛远新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当时主席健在，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

    11月2日晚，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一开始，毛远新就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熄灭，沉稳而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议没法再开下去，只好结束了。

    第二天，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8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还对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毛远新即召集8人开会。会上，毛远新在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又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

    当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他指示毛远新：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特意指出：扩大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说“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实际上，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还是要在会议上批评邓小平。说是让邓小平主持会议，而实际上政治局会议的主持者是毛远新。对于这一点，后来姚文元也谈到了。1980年7月15日审讯姚文元时，姚说：“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的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邓小平会后写出的第二份书面检查也不能让他满意。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召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作出召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后，还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再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毛泽东。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余下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召开的几次会议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由此，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果然，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1976年4月，毛远新接连向毛泽东写出两份报告

    邓小平处于赋闲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摘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四人帮”干扰、破坏和镇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恩来，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了全国。

    然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

    1976年4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出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李先念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开会时，其他许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不表态。华国锋虽然主持会议，但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喊，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性的意见。然而，毛远新却在4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使用了“敌人”、“国内外敌人”、“借故闹事”、“钻空子”等词汇，来称呼这场群众运动。毛远新的报告全文如下：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四月二日

    毛远新这个报告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在字里行间他已经把这场群众运动定性为“敌人”的“闹事”；二是他可以单独向毛泽东说事情、提建议，例如“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等；三是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基本上就是为中央政治局定调子的报告，只有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报告后，华国锋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写报告。

    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蹿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讨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作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他在4月5日早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这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毛远新在这份报告中夹带了许多“私货”，其中最要害的，是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认为“天安门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并且把事件的责任直接推到邓小平身上。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听信了毛远新的话。他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的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作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引火烧身，被“保护审查”

    1976年4月5日晚，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受到镇压时，毛远新躲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玻璃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同时参与指挥。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又参与了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活动。他住在中南海，每天都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商量事情，帮助“四人帮”出主意。晚间，他还要去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筹划新的阴谋。他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经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已经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正的“反动派”，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火之所以能烧到毛远新的身上，基本原因当然是他追随“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但也与他在毛泽东逝世后干了一件蠢事有直接关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四人帮”随即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样，他们必然与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在此情况下，毛远新仍然站在“四人帮”一边，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爪牙，这引起了华国锋对毛远新的注意和不满。

    本来，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要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风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同意这个意见，但华国锋仍然不同意。于是，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风，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201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率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江青一听，索性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得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这时，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要讲话，他们也不让讲，一直由他们吵嚷。华国锋和汪东兴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都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并定于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实施。6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派人去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抓了江青。

    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此前，他们就决定，把毛远新也一同抓起来。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张耀祠执行抓毛远新的任务，还让李连庆(毛泽东生前的卫士)与张耀祠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张耀祠向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讲述了他们抓捕毛远新的全过程：

    当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里住的。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自然可以例外。毛远新住的这个地方，离江青所住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很近，以便于及时联系。毛远新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个身手不凡的警卫。这两个警卫日夜跟随着毛远新，也与毛远新一起住在颐年堂的后院。毛远新带着一支手枪，他的两个警卫，每人也都带着手枪。10月6日晚8时半，穿便衣的张耀祠和李连庆带着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抓捕毛远新。他们虽然知道毛远新他们有手枪，却都没有带手枪，张耀祠心中有数：在颐年堂四周站岗的警卫员，都是他的部下，毛远新如果闹起来，这些带枪的警卫很快就会把他制服的。由于李连庆与毛远新很熟悉，张耀祠让李连庆先进屋。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中央警卫团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上海的“李实”工程师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先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着，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一进宫”。

    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监狱里，他还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关押他的监房较为干净、整洁，一日三餐吃得也算好，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能读到报纸，可以看书、听收音机，后来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看电视，身体若有不适，监狱方面就会从城里找来医生为他诊治。上世纪80年代初，王震亲自到秦城监狱，找毛远新谈话。王震在谈话中提出，对于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错误，是否写材料回忆一下，你毛远新是否承担一些责任？他还流露出，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毛远新提出：在监狱中没法写。于是，在王震的关照下，秦城监狱方面以毛远新治病需要好一点的条件为名，让毛远新“出狱治病”，在秦城监狱外边不远的一处房子里，给毛远新单独辟了一个房间，让他在那里吃、住，写材料。但毛远新住进这个房间后，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感到对毛主席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自己承担不了责任。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写的材料，自然不能使上级满意。隔了一段时间，毛远新又被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二进宫”。

    1987年，毛远新的生母朱丹华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转到江西南昌服刑，以便于她能经常去看望毛远新。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朱丹华也是老革命，她的这个要求，得到了上级同意。于是，毛远新便被安排到南昌服刑。在南昌，毛远新仍然得到了好的照顾，他单独住一处房子，可以看书、读报、看电视，吃穿不愁，他母亲朱丹华也可以随时去看他，只是他不能与外界接触。这个待遇，使毛远新享受着实际上的狱外生活。毛远新也利用这一条件，读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1987年发生学潮，我国一些地方出现动乱的迹象，有关部门出于种种担心，决定仍将毛远新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三进宫”。

    1989年初，朱丹华再次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仍回南昌去。有关部门经研究，同意了朱丹华的要求。

    1993年，毛远新刑满释放(毛远新被判17年徒刑，从1976年起，关押一日折抵一日)。他向组织提出要求：还要干一点工作。组织安排他到上海一个研究所当工程师。去上海工作，再用毛远新的名字就不方便了，于是，他化名“李实”，去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了。

    毛远新到研究所后，工作特别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他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在业务上很快就成为研究所的骨干。许多年轻人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求教，毛远新也很热情，认真帮助青年科技人员解决各种难题。每天，毛远新都是比较早地来到班上的人。一到班上，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平时很少讲话，但为人热情、谦和，工作态度认真，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在人们心目中，“李实”工程师是一个好人。

    一次，单位里开全体党员会议，研究所里的党员都进会议室里开会了，可“李实”工程师却仍然在办公室里忙着。有人就问：党员开会，你怎么不去？“李实”工程师回答：我不是党员。单位里的群众十分不解：像“李实”工程师这样的人，怎么还不是党员？大家不知道“李实”的真实身份，这对毛远新有一个好处，使他得以在上海过了几年平静而又忙碌的生活。

    2001年，毛远新60岁，按规定，他退休了。退休后的毛远新，每月领着一份退休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另外，他还是得到了关照。一次，某中央领导人到上海视察，向上海市委有关领导问了毛远新的情况，得知毛远新的退休金较少，在这位中央领导人的关照下，毛远新的退休金增加了一些。本文选自2006年第4期《党史博览》，作者霞飞，原题为《毛远新缘何被“保护审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252544&boardid=96

hachen

一方面是中共文宣机构对文革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独立研究者在重重封锁下也不容易探究真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事人站不出来讲话。

yangharrylg

我觉得两者是相互的，有人不让毛远新讲话~另外，这个霞飞是谁，老发关于文革的文章，却从不用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