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磊：陕西文革群丑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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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微信号《历史百人会》，感谢作者“书吃”的分享。作者曾撰文《西安“七十三号”纪事》。本文为《陕西文革群丑图》的深度解析版。】

1966年年底，随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传播和开展，将已经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又浇上一勺滚油，并将造反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党内，引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领导人的普遍受到冲击，领导权威几乎荡然无存。
以陕西省为例，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及西安市委的领导干部，从刘澜涛、王林、韩劲草到赵守一、李启明，都被勒令在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发起的批判大会上站出来接受批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初期对领导人的批判还是相对温和一些的，只是勒令他们在大会上低头，听取造反组织的批判发言，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革命烈火战斗团”也只是与部分省委领导进行面对面的“拼刺刀”，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一些问题进行答复，而并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挂大牌子、“喷气式”的侮辱性揪斗。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1967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事件的影响，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夺权会议，以“走资派刮经济主义妖风、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理由，确定由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和“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权；由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夺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权；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夺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权；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取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的权。
以后又吸收“西安地区工人造反联合会”、“西安地区农民造反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组成各级接管小组，接管了西北局、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被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宣布夺权，17日陕西省委宣传部被宣布夺权。19日陕西省委组织部被宣布夺权，25日，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05游击队”组成接管小组，并宣布夺了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他们夺权后，责令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章泽、肖纯等彻底交代问题，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问题。
1月26日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30日向各地、市县委、直属各党委、党组发出通知，宣布“今后陕西省委的一切权利归夺权小组行施”。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于此同时，对领导干部的批斗也愈加猛烈，各种批判形式纷纷出现，陕西《群丑图》就是在这一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这张《群丑图》是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北大学总部、西北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西北大学文革筹)以及国营五四四厂革命造反派文革统一指挥部印制的，印制时间为1967年1月30日。
图中清晰的刊登了十八位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领导干部挂大牌子被批斗的照片，这十八位领导干部依次为：

[li]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上左一）[/li][li]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上左二）[/li][li]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负责工业的书记王林（上左三）[/li][li]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上左四）[/li][li]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上左五）[/li][li]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二排左一）[/li][li]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二排左二）[/li][li]陕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交大工作团团长严克伦（二排右二）[/li][li]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二排右一）[/li][li]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三排左一）[/li][li]西安市长徐步（三排左二）[/li][li]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刘端芬（三排右二）[/li][li]西安市委工业书记曹素人（三排右一）[/li][li]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四排左一）[/li][li]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吾愚（四排左二）[/li][li]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李宁（四排左三）[/li][li]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四排左四）[/li][li]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四排右一）[/li]

从这张《群丑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时期被批斗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被挂上了写有罪名和姓名的大牌子，而且还被揪着头发，头部向下按而双臂向后使劲抬起来的“喷气式”，极尽侮辱地被批斗。
他们的罪名也不尽相同，除西北干部系统调到中央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早就被抛出来的“反党分子”之外，刘澜涛、韩劲草、赵守一、李启明、舒同、严克伦、冯基平、吴刚、陈吾愚、彭康、丁济沧的罪名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林、彭天琦、徐步、刘端芬、曹素人的罪名是要被“坚决打倒”的；李宁比较特殊，因为她既是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李克农之女，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启明之妻，所以造反派给她挂的大牌子，罪名是“黑帮分子”，以示区别。而批斗李宁的照片可以辨认出背景是当时陕西领导干部们召开重要会议和接待贵宾的西安的人民大厦。
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的各自命运也有所不同。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由于是北方局系统出身的领导干部，他深受彭真、薄一波的信任，又与康生私交很好，1960年刘澜涛被派到陕西，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五省下辖的陕、甘、宁、青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党政军大权都在他的一手掌控之中。在1964年底，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身患重病时，中央指派胡耀邦来陕西主持省委工作，代理张德生的职务，这一任命使得陕西省委许多干部出乎意料，因为在胡耀邦来陕主政之前，刘澜涛早已将同样也是北方局干部系统出身的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林指派到陕西省委，名为帮助工作而实际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省委的干部大多认为王林会接替张德生的职务。
胡耀邦来陕西之后，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解放思想，首先解决陕西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随之又讲“(陕西)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提出“暂停捕人，暂停双开，留待运动后期处理”“暂停面上夺权，重新部署后再行动”“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提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1965年春节尚未过完，胡耀邦就轻车简从，下乡视察，就是在这次下乡视察的过程中，他以省委《电话通讯》的形式提出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生产要放在首位，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抠得太碎，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也是在这次《电话通讯》上，胡耀邦还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即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的减轻下来；凡属撤销工作和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待问题查清楚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凡属去年(即1964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好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这些施政方针和措施，受到了大多数陕西干部的拥护和支持，却触怒了刘澜涛，刘借这次《电话通讯》要求胡耀邦做检讨，指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开会批判胡耀邦，西北局的王林、韩劲草与陕西省委的舒同、肖纯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和陕西省委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批判胡耀邦，指责胡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否定党的方针，“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实行物质刺激”，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胡耀邦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和陕西省委常委会上多次检讨仍过不了关，导致大脑蜘蛛网膜炎病发住院，西北局对他的批判仍不放松，后来叶剑英来陕西，强行带走了胡耀邦，使得西北局的批判成为“缺席审判”，这就是陕西文革前有名的“刘胡斗争”。据说文革后陕西省委有人去北京，见到胡耀邦提出“刘胡斗争”，胡耀邦说：什么刘胡斗争，就是刘斗争胡，我无力反抗嘛。
胡耀邦调离陕西后，支持胡耀邦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李启明在文革初即被抛出来，成为所谓的“西北三家村”的“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 党集团”，并在1966年5月举办“陕西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大肆批判揭发曾在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工作过的干部，以及支持胡耀邦观点的干部。这个座谈会后来被改称为“干部训练班”，因为都是内定的黑帮，所以也叫“黑(帮)训(练)班”。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深入，刘澜涛、韩劲草怕这个“黑训班”被红卫兵发现，于9月21日秘密将其转移到耀县田嘴省政协战备仓库，对外称“九二一部队”，被参加“黑训班”的干部有西北局副秘书长、处长，陕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副部长和部分地委书记及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的部分处长和干部，共有四十多人，这些干部在“黑训班”里单独羁押，每个人不许使用自己的姓名，只能用数字起的代号，每天要被迫揭发所谓的“胡、赵、李反 党集团”的检举交代材料。
直到1966年12月中旬，西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才发现这个“黑训班”，红卫兵认为被关押审查在“黑训班”的干部是最早造西北局反的干部，于是将其解散。
虽然刘澜涛唯我独革，大肆批判胡耀邦，抛出赵守一、李启明做自己的“替罪羊”，却也未能逃脱文革的冲击。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变自首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3月14日，根据周恩来的电话指示，陕西省军区以监护的名义在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的原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成立了军事监护管理所，将刘澜涛、习仲勋、赵伯平、王林、赵守一、李启明等六人监护管理，并规定看管以后其行动应有省军区批准，革命群众组织要求批斗时可由省军区负责送到批斗会场，斗完再带回来。凡各地要通过刘澜涛、习仲勋、赵伯平、王林调查有关人员材料时，应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通过赵守一、李启明、刘庚调查材料时，应由省委组织部专案组批准。一九六八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后，这个军事监护管理所由省革委会政法组和省专案办公室负责。
据中共陕西省委1979年5月印发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1968年5月，时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在省革委会全会上说：“要加强专案工作。西北局部长一级和省委常委以及副省长以上、西安市副市长以上的干部，分别由西北局、省、市搞，按专案对象成立调查组。”“对赵守一、李启明等，一个组负责一个(专案)对象，负责与此对象有联系的一小撮。”同年12月20日，胡炜在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专案工作是‘擒王’的工作。”“陕西敌情严重，中央首长多次讲了，现在揭发的敌情，还是点上的，还没有连成线，连成面。”
“七十三号”实际上是个监狱，是用法西斯的一套办法管理的，凡是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完全限制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个人都单独关押，互相不许见面。见了面也不准说话。早晚两次“放风”。每个人都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外调、谈话叫“提审”，有专门的提审室和审讯室。夜间睡觉通宵开灯照明，以便监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通信自由，伙食标準低、管理差，普遍吃不饱肚子，饿肚子，有人浮肿。还随便搜身，任意打、骂、体罚。
这时候的刘澜涛，已经不再是颐指气使，为我独革的“澜涛同志”了，而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死老虎，一年多前与他同一个战线上肃整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党集团”充当先锋的王林、韩劲草也被革命抛弃，与昔日的批判对象习仲勋、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等同站在一个批斗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据说王林在“七十三号”被羁押时，因吃不饱而向炊事员要稍大一些的馒头而被痛斥，也曾因打碎开水壶而身无分文，只好喝生水。赵守一因支持胡耀邦，在后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揭发批判胡耀邦的会议上犯了“宁肯支持耀邦，也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而遭刘澜涛的忌恨，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刘澜涛向中央建议派给陕西一个能力较强的省委书记时，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赵守一“因心脏病暂不能工作，即使能工作也不能负重，而且只能任第二书记职务”。李启明则是犯了与赵守一同样的错误，觉得揭发胡耀邦于心不忍，一些所谓的错误和罪名是“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也遭到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一批极左领导干部的忌恨，于是在1966年6月1日至7月10日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并在报纸、广播上公开批判。省委常委刘子义因为胡耀邦仗义执言，对西北局的做法有不同意见而被逼上吊自杀，更使得参会人员噤若寒蝉。
说完了刘澜涛，接下来是习仲勋。习早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被康生、阎红彦利用小说《刘志丹》而遭到批判，毛泽东更是在会议上念了后来成为最高指示的那段“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还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文革前，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
1967年初，西安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揪斗陕西的“走资派”，决心再抓名气更大、地位更高的“走资派”，西北大学一派红卫兵组织到洛阳将习仲勋揪回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与西安戏曲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手，赴北京全国人大将原陕西省省长，时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的赵伯平揪回西安。1967年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西北大学的高林云问周恩来，习仲勋还在西大，应如何处理？周恩来回答说，呵，在你们那里。我们看照片上有他，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你们还以为奇货可居，后来就变成一个刺猬了。随后周恩来即指示陕西省军区，将习仲勋与赵伯平一同送去建国路七十三号监护管理，直至1968年1月离开西安。
王林此人，大概是陕西老干部里诟病最多的领导干部之一。三十年代曾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属于北方局系统出身的干部。1958年调来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后任西北局候补书记、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西北局反胡耀邦的斗争中立了头功，遂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经济委员会主任。
在胡耀邦来陕西担任省委书记之前，由于张德生病重，王林实际上主持了陕西省委的日常工作，每次省委常委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主持，而拍板决定的却是王林，当时陕西省委很多干部认为王林可能要接替张德生当省委第一书记，大多提心吊胆，不料中央派来的是胡耀邦，胡耀邦来了不久，王林向他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介绍，使胡耀邦悚然感到了陕西情况的复杂。
胡耀邦在陕西大刀阔斧地解放思想，遭到了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领导人的反对，而冲锋陷阵的首当其冲就是王林。
1965年1月，胡耀邦在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上批示：“看来，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已经收到显著成绩，这一点要肯定。但是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继困难，作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投机倒把分子？…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王林得知这个批示后，找来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批评胡耀邦“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并说：“是不是投机倒把，只能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3月6日，王林向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说：“耀邦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办？”章泽说：省委已经发出防止执行“干部四条”中出现的片面性的通知，澜涛同志也给耀邦回信，肯定了他的检讨。王林反问：“难道这就算完事了？”持中间立场的章泽也不耐烦了，顶了一句：“你们还要怎样？”
在之后的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中，王林与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一起采取了煽风点火与私下告密的手段，以整肃胡耀邦，直至胡耀邦离开陕西后，王林仍在西北局兰州工作会议和陕西省委第127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判胡耀邦，要求与会同志集中火力批判胡耀邦的“八条翻案书”，并勒令停止陕西省正在召开和即将召开的安排生产、检查社教运动的一切会议，以及中力量批判胡耀邦。随后，王林又将省委会议规模太小，勒令将第127次常委扩大会议改为第128次常委扩大会议，要求每个地市都来两个书记，长安、延安和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各来一位县委书记，省级各部、委、厅、局都要派主要负责人参加，参会名单由王林一手圈定，王林还规定“专谈对耀邦的意见”。
此时胡耀邦正在北戴河疗养，他看到陕西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才知道省里又在对他批判。当即写了一封申诉信，委托同在北戴河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转报中央。8月25日，杨尚昆指示“不要进行缺席裁判”。其后，中共中央鉴于胡耀邦再回陕西事实上已很困难，10月间，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调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到任后，王林即要求召集会议，“肃清胡耀邦的流毒”，并给霍士廉送去了全套陕西省委第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和记录。稳健的霍士廉推说需要熟悉情况，没有采取行动。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和深入，王林毫无悬念地被揪出打倒，并在1967年春被军事监护在建国路七十三号，受尽折磨。直至1973年才被宣布“解放”，到西安红旗机械厂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调离陕西，人虽调走了，名声还在，以致多少年后仍有陕西的老干部提起王林就愤恨不已。
图中的十八位被批判的领导干部，大多撑过了文革浩劫。

[li]赵守一先是去了安徽省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调至中宣部任副部长，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等职。1988年6月13日在北京病逝。[/li][li]李启明则去了云南，担任云南省委书记，2007年12月19日在京病逝。[/li][li]舒同文革后去了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1998年去世。[/li][li]冯基平因为原本就是北京调来的干部，所以文革初期就被揪回北京，文革中红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据说在狱中带镣铐长达四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名誉，后来相继担任过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1981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政法委书记职务，1983年去世。[/li][li]丁济沧文革后调到了《人民日报》当总编室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副总编，2007年去世。[/li][li]韩劲草文革后去了新疆，先是担任自治区书记兼宣传部长，之后又调到河南任省委书记、副省长，2010年去世。[/li][li]王林文革后回到水利电力部担任副部长，之后又在电力工业部和国家能源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写过一本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全书中只字未提刘胡斗争的经过，只是讲自己革命历程的艰辛与荣耀，以及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王林于2004年去世。[/li][li]严克伦、吴刚、彭天琦、刘端芬、陈吾愚、曹素人、文革后仍留在陕西，担任不同的职务。[/li]

值得一提的是图中的两个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刘澜涛，文革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是习仲勋，文革后先去了广东，八十年代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还有两个人没能熬过文革，一个自杀，一个被游斗致死。自杀的是徐步，文革爆发时担任西安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6月23日跳楼自杀身亡。游斗致死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校长，1968年3月27日彭康被学校的红卫兵拉到西安东门“批斗”了整整一天，28日一大早又被游斗，回到学校后被监督劳动，饱受摧残的彭康一头栽倒在地，正在监督劳动的红卫兵从学校叫了几个也在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将奄奄一息的彭康送去医院，当日上午彭康死亡，时年67岁。
一张文革期间陕西的《百丑图》，能引起来这么多陈年往事，且杂杂拉拉写了这么长，仍然意犹未尽，这是我当初写这篇文章之初也想不到的。文中提及的领导干部大多已经作古，亲历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年至耄耋，一段历史公案若再不讲出来，后人恐怕更难以知晓这段文革前陕西的内部纷争。
记录历史不是为了演义或翻案，而是要以史为鉴。一个缺少自我反思精神的群体到处充斥着控诉，每当一场灾难过后，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控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我们控诉过八国联军、控诉过日寇、控诉过国民党反动政府，我们控诉过胡风反党集团，控诉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我们也控诉过美帝、苏修乃至国际上一切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唯独不将每个人置于良心的天秤之上拷问。这或许才是中国历史上战难不止灾难不断的重要原因。


注:本文在写作中参考大量资料，包括文革时期的中央首长讲话传单以及批判资料，并参考了林牧著《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思涛著《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陕西公安大事记1949-2000》(2004年内部印刷资料)，以及“工联”、“统指”及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大事记，为避烦赘在此一并标出，不再一一引述，并请各位史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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