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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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当然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惟这种近似于当代宫帷秘史类的传闻每隔数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见温相“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对丁某人的评论的解答”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中共自身披露的公开信息的混乱。

　　如1992年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下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谢静宜简历如下：

　　“谢静宜（1939－）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清理。”（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367）。

　　谢富治是湖北黄安人，该书的谢静宜简历条目又紧跟在谢富治的简历后头，使人产生联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温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这一错误信息的受害人？但简历称谢静宜“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未免离谱了点。

　　到1994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内收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两篇文章，书后，附有其简历：

　　“谢静宜：女，1935年12月出生，河南人，1952年参加革命，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主席机要员，现为退休干部。”（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页535）。

　　此简历虽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贯资料自然值得信赖。谢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1953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793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同上书，页265）。

　　2001年中，还是那位沈学明，再次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其中谢静宜的简历修订如下：

　　“谢静宜（1935－　）：河南商丘人，女。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760－761）。

　　本来，《从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两书出来后，谢静宜的出生日期、籍贯及早年经历应已清楚，显然，此“小谢”与那“老谢”家并无任何瓜葛。

　　根据公开资料，谢富治倒是有一女儿谢小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就读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高干子弟最佳去处就是哈军工一类的国防尖端科技院校，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层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滕叙兖：《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页1918）。

　　“潜规则”是现今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中共党内其中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中央机要部门不使用任何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是一条铁律。这样，高干子弟有可能去上类似谢静宜就读的机要学校吗？试想一下，在中央机要要害部门安插使用高干子弟，该有多少弊端！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将随时可能接触到的、有涉其父辈利益关系的机密外泄？试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农子弟，道理其实也就很显浅－－毛怎能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党内僚属的耳目？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高层谁也不会干此等傻事。其实，光是这么一条“潜规则”，就足可以将温相们驳倒。

　　就“小谢”与“老谢”家的关系，温相演绎出一些与众不同、不可思议的故事，如在“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一文中说到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肖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徐向前发出指示：会议记录不准带回家。交给军委办公厅保密局保管。然而，谢富治把记录立刻交给女儿谢静宜，使很多造反派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也把会议内容不慎泄露。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肖华在景山东街的住处（余注：原文如此），肖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文学城”网站【13】　目录04－01－08）。

　　温相文中所谓周恩来说话的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演义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实的文革史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次会议过程中批肖华，消息的外泄者是与会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可参见舒云：《百战将星－杨勇》，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页272－274），与郑维山没有关系（杨勇随后的被打倒倒与郑有些关系），与温相指名道姓的谢富治、谢静宜更没有丝毫干系。即便假设如温相所虚构两谢是一家人吧，这“小谢”是机要干部出身，是毛泽东的译电员，“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是机要干部的最基本守则，这么一个会都要外传消息给什么造反派，他毛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谢家与肖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凭什么要落井下石，把会议消息告诉外人？还有什么“军委办公厅保密局”。军委办公厅与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隶属总参编制序列，本身并无下属机构，而总参只有“机要局”，可没有什么“保密局”。

　　本来以为温相先生不过是假货的受害人，这一来，反倒令人怀疑他是假货的贩卖者、批发商了。不过，编故事还得会编，如京夫子、师东兵等就编得似模似样，温相编的却很蹩脚，怎么也说不圆那故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温相还偏偏爱把编的故事说成不是故事而是严肃的正史，把喜剧、闹剧说成是正剧，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三国志》，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历史小说”说成是严肃史学著作。

　　当然，谢静宜自己的简历也有一些问题，如称其“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这就公然侮辱了曾经经历文革的千百万人的集体记忆。

　　据一般的说法，谢静宜1968年就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也重复了这一说法，但似乎这种说法并未能得以有力的证实。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1969年3月24日上午，中央警卫团81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京大学（此前，组成北大军、工宣队的军队成员全为63军的人）。同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警卫团、工宣队、63军共十三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中央警卫团参加领导小组的是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五人。（《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679）

　　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为主任，谢静宜为常委之一。1971年5月24日，北大重新成立校党委，杨德中为书记，谢静宜亦为党委常委之一。（同上书，页684、704）

　　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谢静宜1968－1970年间在清华军宣队、革委会任职的情况。清华1969年1月25日成立校革委会，主任张荣温（兼），1970年重新成立校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兼），1972年1月，迟群任清华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81）。

　　虽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以谢静宜一个普通的机要译电员身份（虽则是毛的机要员）和相当中专毕业（谢其实在机要学校也只读了一年）的学历，同时担任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最高学府的高层领导，那也是文革时期才能出现的“新生事物”。

　　1971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后召开的四届一次全会上，谢静宜“当选”市委常委。1973年5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谢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45）。

　　今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105－106）。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197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圈阅”后通知：“为了筹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成立团代会筹备组，由五十人【1975】　目录1975年2月21日）。

　　以上罗列了谢静宜这么多横跨北大、清华、北京市及团中央（筹备组）的职务（还几乎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是就此说明，她在1969年以后并不是“从事机要工作”，至于她当时利用这些职务到底干了些什么，相信经历过文革的千百万人们都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多费笔墨。

　　1976年10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对谢静宜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77年7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谢静宜从北京市委除名。同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指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页344、353、357）。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关于谢静宜被开除党籍一事与上书说法有异：“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82年11月17日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见该书页345）。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现了在谢静宜身上发生的信息混乱。谢的组织关系到底在那里？她是否可能被开除两次党籍？哪一种说法更为可靠？看来是有待有心人进一步予以考证了。

　　但无论如何，温相先生所谓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从犯主要身份认证”（见温相“关于对丁凯文一文《历史岂可任意胡编乱造》的解答”，“浴火凤凰”网站．凤凰论坛．莫谈国事，2004－6－28），却是无中生有之物。证伪其实十分简单，首先，只有“江青反革命集团主、从犯”，而没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四人帮从犯”这样不“规范”的说法，此外，既然是“认证”，怎么会是“之女（又作侄女）”的？天下那有这样模凌两可的“认证”？然而更重要的是，谢静宜被捕后关押于公安部所属的秦城监狱，其案件的审理，权属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简称“两案审理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亦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无管辖权。

　　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值得一看。该书提及：

　　“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

　　“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周志搞突然龚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

　　诚然，谢静宜后来未如迟群般被判刑，原因正如汪文风先生所透露，是欲以其作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汪文风还说：

　　“……在谢静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方面，有上当受骗的一面。

　　“当然，谢静宜也不是完全上当受骗的问题。她所以陷得那么深，还有其本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机要员，却处心积虑地往上爬。正因为紧跟江青一伙，才爬上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的地位。她在参与江青搞的许多活动中，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凶残，以便沿着江青递给她的梯子往上爬。

　　“对谢静宜这样的审查对象，我们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免予起诉，不给判刑，这体现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时关于‘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要重在挽救的方针。这样做，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意义深。对于谢静宜本人来说，也给她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一次机会。对于国内外，也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敢于放宽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胆略、说到做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这样做是有深远意义的。”（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160－165）。

　　对谢静宜是否应判刑，几经激烈争辩，后由两案审理小组的老人们最终拍板议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谢静宜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并不等于没有犯罪。谢静宜的历史，有极不光彩的一面。然而，去年12月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香港“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说不尽的毛泽东”，谢静宜作为正面人物，多次出现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大谈特谈当年在毛身边的“幸福”，仿佛历史上完全没有十年文革这么一回事，这就令人非常恶心！因为一涉及毛与这位“小谢”的关系，一段颠倒黑白的话语总使我们记忆犹新：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86）。

　　“凤凰卫视”一贯以正义的裁判者自居，东征西讨，动辄指责某人“忘记历史”，宣判某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凤凰卫视”自己此番对谢静宜的偏爱，难道不也正是极大地伤害了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国人的感情？！（2004年7月）。

　　原载《枫华园》第四六零期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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