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一篇大字報的前前後後（1972年，上海）

大笨狗

一篇大字報的前前後後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貼出了一篇署有作者真實姓名﹑地址的長篇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對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中“真理是有階級性的”這一觀點進行了批駁。據我所知﹐大字報貼了半天﹐早晨六點不到貼出﹐下午兩三點左右被撕去。
對這篇大字報的確切評價﹐應該說是大而不重。說它大﹐我們可以看歷史。文化革命開始﹐彭真提出﹕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遭到了毛澤東的批判。其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向社會宣告﹕真理是有階級性的。而大字報公然向人民日報提出挑戰﹐而且是貼在都市的中心﹐不能不說是大。
說它不重﹐是說它並沒有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什麼影響。海外研究文化革命中異端思潮比較權威的宋永毅和孫大進兩位先生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沒有提及它﹐譚放和趙無眠兩位先生所著的《文革大字報精選》同樣沒有提到。說起來宋先生也是來自上海﹐不知他是否知道﹐是否還記得這篇大字報﹖有哪一個研究文革中民間思想的會提及這件事﹖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一篇大字報﹐即使有人知道﹐也不會提﹐因為它所產生的影響是太小了。有誰手中保存有這一紛大字報的底稿﹖又有誰傳播過它﹖沒有。命題倒是容易記住的﹐而且也有點味道﹐不過﹐有幾個人會記住文中的論述﹖有趣的是﹐近日看遇羅文先生所著的《我家》﹐才知道其弟遇羅勉當年被關押的理由之一﹐便是懷疑“真理有階級性”。在那動亂的年代﹐我不知道還有誰為這個口號吃過苦頭。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大陸上幾乎所有的哲學書﹐都有着這樣一條命題﹕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不過﹐沒有一本著作會提到這篇大字報﹐會提起這麼一個願意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捍衛這一真理（﹖）的年輕人。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大字報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另一個原因﹐假若存在的話﹐則是因為所有這些著作都是從哲學的角度﹐而大字報則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的﹐正如同彭真提出這個問題﹐正如同人民日報批判這一個命題﹐都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的。
時時在困擾着作者的問題是﹕作者應該感謝當時的政府嗎﹖從大字報的鋒芒來看﹐誰都可以看出﹐作者當時的企圖是挑起一場大辯論﹐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個異端思潮的主角。當然誰都同樣明白的是﹐如果這一陰謀得逞的話﹐這最後的結局會是什麼﹐無非是在遇羅克﹐張志新等一串名單上﹐再加上一個大字報的作者﹐這是最可能的結局。當然這並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希望的是﹐能夠產生一個異數。作者當然知道﹐這一可能性幾乎等於零﹐然而作者也知道﹐如果誰都默然﹐那么希望永遠是零﹐而只要有人發聲﹐盡管它是何等地緲茫﹐但畢竟不是零。如果從後面的歷史看﹐能不能說﹕作者希望在王希哲﹐魏京生等一串名單之前﹐再加上一個大字報的作者﹖然而作者的企圖沒有得逞﹐政府對大字報一撕了之﹐置之不理。這固然在一方面挫敗了作者的陰謀﹐把大字報的影響降到了最小。另一方面卻也使作者的生活因大字報所受的干擾被降到了最小。是不是應該感謝當局呢﹖只要想想文化革命中多少人僅僅因為一封信﹐一句話﹐被搞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大字報的作者如此大膽的舉動﹐其生活﹐說句良心話﹐並沒有受很大的影響﹐是不是應該感謝當局呢﹖
無論是當時的政府﹐還是當時的群眾﹐對這篇大字報的看法是一致的﹕這是一個青年﹐在當時的環境下思想上有點想不通﹐有點鑽牛角尖﹐於是寫了這麼一篇大字報。即使是現在的觀眾﹐恐怕也逃不過這一俗見。直到不久前﹐作者回國﹐還有朋友向作者提出﹕我真想不通﹐你當時怎麼會寫這一篇大字報。你這人真是一個謎﹐讓人吃不准。當然也不能怪別人﹐作者將自己包起來象個核桃﹐怎麼能怪別人不知道其殼內的真相﹖核桃﹐這是作者幾十年來的自況﹐既有着無奈﹐也有着自豪。要是不成為一個核桃的話﹐作者不可能活到今天。社會將增加一個事件﹐將增加一個悲劇。但是﹐是否會增加一個英雄﹐就不一定了。當您﹐一個讀者﹐看完了本書以後﹐您不妨想象一下﹐要是書中的文章在三十年前發表的話﹐作者將會受到怎麼樣的對待﹐您也不妨想象一下﹐這些文章的作者以後是否會被平反﹖
大字報的潛臺詞是什么﹖難道它僅僅是一個青年思想上的想不通﹐對社會﹐對文化革命的抵觸情緒嗎﹖本序和本書將給讀者提供一個完整的答案。作為作者﹐一生的心願就是砸開這個核桃﹐把殼內的東西給抖落出來。感謝科學技術的發展﹐它使作者得以了卻這一心願。雖然從心底裡說﹐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寶貝﹐卻仍是三十多年不見天日。國內當然是不可能出版的﹐盡管有多少人說﹐中國已經是怎樣的開明。出了國以後﹐也是多年蒙塵﹐一是不知道找誰聯係﹐怎樣聯係﹐二是覺得沒什麼可能﹐三是感到整理舊稿太累﹐（再次感謝科學技術的發展﹐電腦和軟件為文字的輸入和修改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自己也就不怎麼努力了。一直到九九年春萌發了這一個念頭﹐於是聯係明鏡出版社﹐作了第一次嘗試。那時﹐何頻先生根本沒把它放在心上。然後就是作者上網﹐並由明鏡出版了作者的第一本雜文集《網上筆戰》。到這時候﹐何先生對作者還是一無所知。作者向何先生提起這件事﹐何先生依然絲毫想不起﹐《網上筆戰》的作者曾經商洽過另一本書的出版。作者也聯係過幾家別的出版社﹐盡管海外有政治自由﹐有出版自由﹐然而﹐爭取這本書的出版﹐仍然不是容易的事。這樣說﹐也不是責怪出版界的朋友﹐他們也有他們的考慮。銷路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文化革命﹐現在還有幾人關心﹖寫到這裡﹐作者不禁一聲長嘆。
感謝上蒼﹐三十年過去了﹐作者依然健在﹐現在應該是砸開這個核桃之殼的時候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爆發﹐我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學念高三。雖然知道自己是先天不足﹐但對文化革命還是關心的﹐因為這是國家大事。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首次接見紅衛兵。次日﹐我們學校十幾個人﹐拿了衣服零錢﹐（因為是住讀學校﹐這點比較方便。）趕到火車站﹐要求上京。（是說串聯還是什么﹖忘了。）學校領導派了人來勸說圍堵﹐出人意料的是﹐火車站方面並不十分反對。故而盡管也有人被勸回了學校﹐但我們數人還是到了北京。一個同學的哥哥是北大的學生。他安排我們住在一間空的宿舍裡。這給我們“關心國家大事”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在北京﹐我是數人中大字報抄得最多﹐最起勁的﹐是不是也可以說﹕我是最關心國家大事的﹖但是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一件事。一次﹐我們到某大學附中去﹐那裡正在鬥黑幫。數十人跪在地上﹐他們必須把背躬着﹐頭靠近地面﹐卻又不能碰到地面。有的累了﹐頭碰到地面﹐立刻招來一頓銅頭皮帶的抽打。其中的一個﹐還是初中模樣的女生﹐突然抬起頭來說﹕“我不是黑幫。”她所得到的回答﹐誰都想象得到﹐只能是一頓抽打﹐她也只能是又低下頭去。難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麼﹖在我對文化革命的思考與疑惑中﹐開始有了否定的因素。
我們學校學生中﹐資產階級子弟比較多。文化革命中﹐這是學校的一大罪狀﹕階級路線錯誤。我們班級的團支部﹐當然也不例外﹐一向發展資產階級子弟比較多。這時團支部為了顯示或者說糾正自己的階級路線﹐準備發展我這個一向是白專道路典型的“工人”子弟﹐表格都已經填了。是晚﹐我問了父親的歷史情況﹐第二天﹐又把父親告訴我的轉給了團支部。于是﹐這個團員就泡湯了。倒也確實有人說過我傻。不過我一直為之高興﹕從此保持了自己的一生清白﹐從來沒參加過任何組織。稍後﹐參加過“紅外圍”﹐不過﹐我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組織。
我當然沒有資格也沒有興趣去參加革命。于是便利用這一段時間讀書﹐包括毛澤東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文章﹐五七年鳴放時報上的文章﹐魯迅全集﹐以及馬恩列斯毛的一些著作。這些文章給了我大大的啟蒙和震撼。使我認識到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場冤案﹐使我認識到﹐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是三十年代中國的翻版﹐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起來﹐我對於西方的人道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產黨要批判我的話﹐當然可以給我加上種種罪名﹐但若是說我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則是絕對不確的。我其實是土生土長的。
67年4﹑5月間﹐上面要求討論教學改革﹐社會上也有了一些討論教 學改革的大字報和小冊子。我想﹐這一鬥﹑二批﹐我都沾不上邊﹐這三改﹐我是應該參加的。於是﹐也開始收集各種的教改方案﹐編印毛主席的教改語錄﹐同時也辦一份教學改革的刊物﹐名字是叫《教學改革》還是什么﹐記不得了﹐但是對自己所寫的《創刊宣言》是很滿意的﹐可惜現在都找不到了。出了三﹑四期﹐終于發覺這是瞎起勁﹐也就停了。
隨後﹐開始寫長文《偉大的榜樣》﹐至九月完稿﹐並刻好了蠟紙。但是﹐畢竟不敢貿然把它印發出去。如果一個人是偉大的﹐為什么不直接向他學習﹐去成為偉大的人﹐而只能忠于他﹐聽從他的指揮呢﹖為什么要去向林彪學習﹐去忠于毛澤東﹐而不是直接向毛澤東學習呢﹖這篇文章便是提倡向毛澤東學習﹐敢于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批評社會﹐貢獻己見﹐而反對別人指向哪裡就殺向哪裡的。
接着便開始寫隨感﹐當然是秘密的。開始是隨便寫寫﹐提了筆竟就放不下來。十個月下來﹐到次年七月被掃地出門的時候﹐竟然也有二十萬字了。此時的感覺﹐一是高興﹐一是擔懮。高興者﹐是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高興﹐我已經從理論上完成了對共產黨一些理論的清算。我為自己能有如此系統的思想而高興。在思想理論上﹐我敢于面對任何對手。擔懮者﹐是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擔懮。誰都知道﹐那個年代人不能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思想乃是惹禍的根由﹐喪命的起因。禍從口出﹐只要我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觀點﹐那么一條小命就完結了。我並不怕和我的對手公開論戰﹐並且這正是我所追求的。但現實是﹐有可能一點論戰的機會都找不到﹐便畢命于幾個小警察的手裡﹐那太不值了。我對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點的方針是﹕要么不為人知﹐要么為天下人知。為天下人知﹐是我的目的﹐為此目的﹐我願奉獻自己的生命。我最怕的是﹐偶然的談吐﹐被人抓住把柄﹐白送了一條小命。故而平時我從不談自己的思想﹐我怕暴露思想。寫﹐當然是要寫的﹐但一定要謹慎﹐要避免無謂的犧牲。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去偽裝自己﹐但是﹐我也一定不能暴露自己。這時的我﹐比以前沉默多了。這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為了保護朋友。讓朋友背上沉重的負擔﹐在自己的良心和自身的前途之間作痛苦的選擇﹐並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看法是﹐對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既然知道事情不會成功﹐何必要白化力氣。對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這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知道事情不會成功﹐但是你不去做﹐心裡會感到不安。而且﹐某些事情的所謂不可為﹐只是說成功的希望很小。真的有人前赴後繼地去做了﹐事情也就成為可為的了。我想﹐在中國﹐思想上和感情上反對文化革命的人是並不少的。這麼多的受害者﹐可以說都是文化革命的反對者。但是他們沒有反﹐因為他們沒有武器。而我﹐既然有了武器﹐便責無旁貸了。
不管怎樣﹐寫了﹐就是要讓它見見世面﹐不然又何必要寫﹖寫的本身就是拿生命﹑拿家庭在賭博。於是﹐把文章整理了一下﹐把內容相近的歸在一起﹐並大致按照由弱到強的原則﹐起個名字﹐叫《肥田集》。其意為﹕這裡的文章是供批判用的﹐因此﹐請讓它們發表。所謂發表﹐其實指的就是大字報﹐這是當時我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我很想有一個場所﹐能夠把自己的文章一篇篇地貼出去。但是誰都知道﹐即使是這最原始的手段﹐其實也是行不通的。不等我贴完两、三篇，就一定是进监狱甚至上断头臺了。监狱和断头臺，我倒并不怕。从我开始写时，我就知道它们在等着我。但是想到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或者至少是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才一起步就遭扼杀，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猶豫﹐在對待。

文章的目錄如下。(69年整理稿)

《肥田集》創刊宣言
讀左家發事跡有感
魯迅斥遺少
魯迅語錄選
對武鬥的詛咒
幸福觀
看破紅塵論
戚本禹下臺有感
反對奴隸主義
再論反對奴隸主義
略論批評
一段往事
學習毛澤東思想
怎樣學習毛澤東思想
掌握毛澤東思想
解決問題
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語錄
“公”﹖
“忠”﹖
談毛澤東思想
“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他的狗頭
翻印毛主席著作無罪
論革命
--不滿與革命
再論革命
--光明面與陰暗面
1。光明面與陰暗面
2。暴露陰暗面
3。歌頌與暴露
4。現在的歌頌
5。暴露與掩飾
6。暴露的兩種態度
7。敢不敢暴露
8。主流和支流
魯迅論創作
三論革命
1。大事情與小事情
2。大人物與小人物
3。階級性
革命者就是要成名成家
四論革命
---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
談“私”
五論革命
---環境與個人
影響論
矛和盾
辯論
穩當的英雄
穩當的英雄(二)
獨腳戲
上綱上線
強權與真理
文藝批評兩條
1。借古諷今
2。影射
放﹖
也論“吃小虧佔大便宜”
吳塵因無罪
想象出來的文字
從階級性談起(一)
1。階級性與相反性
2。“有”和“無”的階級性
3。階級性的強弱
4。對階級性與相反性的態度
5。階級性的加強
從階級性談起(二)
---略論階級性
論人的階級性
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
從階級性談起(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從階級性談起(四)
---不怕與不許
從對立面談起
評《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
打倒極左思潮
從階級性談起(五)
---論自由的階級性
關於專政(一)
關於專政(二)
從階級性談起(六)
---言者無罪
從階級性談起(七)
---反對版權集中
從階級性談起(八)
---自由競爭
後記

現在對於魯迅先生的評論眾說紛紜﹐不過對於我來說﹐最簡單的一點是﹕沒有早年的魯迅﹐便沒有當年的本人的大字報﹐也便沒有現在這一本《挑戰毛澤東》。回想當年捧讀先生集子的情形﹐只覺得熱血上沖。雖然我不喜歡先生的翻譯﹐也不大贊成先生的打落水狗﹐但卻是先生激勵著我﹐想為社會做些事。讀者可以從這個目錄中看到先生對我的影響。
文章中大的板塊有三。一是反對個人崇拜﹐二是論革命﹐三是從階級性談起。大致上可以說﹐我的文章從反對個人崇拜開始﹐而以爭取自由﹑平等為終結。
在《 “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文中先是虛晃一槍﹕“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為什麼不該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接着就在“然而怎樣才能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呢﹖”下面引足了毛氏語錄﹐進行了實際上的駁斥。文章寫於66年12月17日毛氏“大樹特樹提法不妥”的語錄發表以前。
在《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他的狗頭》一文中開門見山地說﹕“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他的狗頭﹐需要嗎﹖不需要。”
論革命是裡面的重頭文章。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能回憶起﹐“對現實不滿”在當時是何等重的罪名﹐多少人的判決書﹐處份書中都有這一條罪名。那麼論革命的第一部份便是為這一罪名平反的。我的觀點是﹕不滿是革命的動力﹐唯有不滿﹐方有革命。當然﹐文章中所說的是“不滿於現狀”﹐是從“滿足于現狀”和“不滿于現狀”兩者的關係來說的。但“不滿於現狀”和“對現實不滿”不是一回事麼﹖
論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問題了。歌頌和暴露﹐打了幾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觀點很簡單﹕革命者就是要敢於暴露。
中國人當然也記得﹐共產黨提倡的是螺絲釘精神。而我則提出﹐革命者就是要努力做大事。
文化革命中提倡的是﹕鬥私批修。則我又針鋒相對地主張﹐革命者要努力地改造客觀世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
第五部份則是論說環境與個人的關係。論述對革命者來說﹐改造環境遠比指責個人重要。
《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的矛頭是對着人民日報的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的。說起來“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是由官方的斷言“真理是有階級性的”而來的﹐我只不過加了一個“嗎”字和一個“﹖”同樣地﹐我很想在“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的標語後面加上一個問句﹕撕得掉嗎﹖當然﹐我只論及自由﹑平等而不提及博愛﹐因為自由﹑平等是制度的問題﹐我要爭取的是改革這一制度﹐使得這一制度下人人平等﹐個個自由。而博愛更象是人性問題﹐是屬於宣傳﹑提倡的問題。
其中的《影響論》是在看了遇羅克先生的《出身論》而寫的。遇先生的文章重點在批判一付對聯﹐我文的要點則是﹕共產黨歷來的“既看出身又看表現”的政策是錯誤的政策﹐“不看出身只看表現”才是正確的政策。文中還引了遇先生的幾句話。當時感到敢于論述此問題者﹐遇君與在下耳﹐頗以北遇南不而自豪。（圍棋中有南劉北過之說。）
文章之中﹐最為得意的是《論自由的階級性》﹐此文既成﹐在思想上便無所畏懼了。
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三十年代的中國﹐都存在着一種制度﹕書報檢查制度。中國當然不需要書報檢查制度﹐因為共產黨壟斷了一切﹐包括出版事業。在共產黨統治下﹐一個審稿制度﹐便遠遠勝過了所有的書報檢查制度。在中國是沒有書報檢查制度﹐勝過書報檢查制度。在當時看來﹐中國的公有制當然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我以為﹐在出版方面的公有制﹐或者說是出版方面共產黨的統治制﹐是絕對應該改變的。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都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它們是息息相關而又有所區別的。沒有出版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區別之點正在這裡﹕出版要涉及到所有制。要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一定要改變出版界的共產黨掌權制﹐要實行自由辦報﹐自由辦出版社。在文中﹐我把中國的出版制度稱之為﹕版權集中。實際上只是說﹕共產黨控制了一切輿論陣地。《反對版權集中》便是主張出版自由的。
有兩篇文章是涉及兩個小人物的。當時有一個青年﹐以“何是”為名﹐在人民廣場辦了一個《東方論壇》﹐經常貼一些議論時政的文章﹐也算是熱鬧了一陣子﹐結局當然可想而知﹐取締﹐批判。批判是以當時的《上海工人造反報》為主力。論壇的一個觀點﹐是主張劉少奇的“吃小虧佔大便宜”不錯。其中的一篇文章﹐便是替何是打抱不平的。其實﹐當時何是遭受批判的時候﹐我還曾匿着名給他寫了一封信﹐支着招讓他如何去反批判。《上海工人造反報》曾發表社論﹐批判《東方論壇》。其中的《放﹖》一文﹐便是對這篇社論進行反批判的。
其二是當時上海有一個市民﹐叫吳塵因﹐給市委寫了一封信﹐說當時是文藝陣地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意思是這樣﹐用詞大概還沒有這麼激烈。當然也遭到了批判﹐是《文匯報》還是《工人造反報》﹐還是兩者兼有之﹖記不清了。一篇文章便是為吳鳴冤叫屈的。
不知道這兩位先生後來都怎樣了。
後記乃是沉箱底之作﹐極大的可能是﹐在某一步便復滅﹐手稿全部被當局抄去﹐自己也被送上法庭。故這《後記》也可以說是《給檢察官的信》﹐作一下最後的掙扎。其實﹐也談不上掙扎﹐更不抱什麼希望﹐要來的總是要來的。如果因為某些原因﹐手稿被抄走的話﹐則即便是十篇《後記》﹐即便那法官有十個良心﹐也不管用。這只能是說姑且為之吧。
我對林彪的簡歷不是知道很多﹐不過對他在文化革命中興起的造神運動反感之極﹐這也是當時老百姓的普遍感覺。當時曾有一種想法﹐要親手把他拉下馬。可是他在馬上﹐我和他之間還有一段距離﹐怎麼拉呢﹖這就首先要鋪就一條路﹐使我可以從這條路上走到他的馬前。那麼這部文稿可以說就是鋪路的﹐或者說﹐爭取言論自由。記得當初的文稿最後是兩篇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概後來整理的時候沒有放進去﹐現在也找不到了。
在中學的時候﹐常戴的一頂帽子是﹕成名成家。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帽子﹐諸如﹕不關心政治﹐不靠攏組織﹐幾乎每學期的品德評語都逃不掉。戴的時間長了﹐連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了﹕也許我確實有着成名成家的思想吧。一直到《肥田集》成﹐這才從新給自己評審﹕要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便絕對不會去寫《肥田集》。所謂成名成家的思想﹐不過是想做些事罷了﹐於是便自己給自己摘帽了。
這時﹐正是學校分配的時候。對此﹐我興趣不大。因為去農場是大勢所趨﹐也是我的必然歸宿。我所關心的﹐是我自己的寶貝。我需要找一個志同道合者﹐需要找一個後繼之人。這樣﹐在我為之獻身之後﹐我的思想不至于同時湮滅﹐它能夠繼續在世間傳播。這不僅僅需要他與我志同道合﹐還希望他的參與與失敗不至于給他的家庭帶來太重的負擔。悲劇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能儘量的減少。有一個好友﹐數次交談之後﹐我便把文稿全盤托出。對於我來說﹐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願意隨便地暴露思想﹐因為這既會給自己帶來危險﹐又會給朋友帶來負擔。但我既然相信一個人﹐便沒有必要對他隱瞞。況且﹐要朋友願意和我共赴危難﹐當然需要讓朋友了解自己的全部思想。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稿以後﹐如同眾多的百姓﹐也如同我預期到的﹐推辭掉了﹕這太危險。我當時最大的希望便是能夠找到幾個同志﹐能夠前赴後繼地把這些思想發表出去。在當時的中國﹐這實在是太困難了。
在這以前﹐我們全家被趕出了舊居。我們所遷往的新居的原主人不知何處去了﹐忘記是被攆走了還是死了。這一間二十多點平米的房間被一分為二﹐一間分配給一家困難戶﹐另一間就照顧了我們。算是看在我家人多的份上﹐又給了我家一個閣樓﹐這裡便又成了我的書房。學校的老師照例地完成例行公事﹐上門家訪﹐催着大家早去農場。我也很干脆﹐給我十天時間。這樣﹐就可以省得老師三天兩頭地跑。其實﹐多賴上幾天對我根本是無意義的事﹐我既不可能﹐也沒想過要賴着不去。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這時正是我朋友看我稿件的時候﹐我需要一點時間。

就這樣﹐抱著自己的思想﹐抱著一大堆足以招來殺身之禍的文字﹐抱著一種無奈﹐抱著一種企待﹐我到了農場。
我當然充份認識到自己挑戰的艱巨和危險﹐於是便整理舊稿﹐以便留一份於深山﹐在承受打擊之後﹐也能有朝一日東山再起。有個初中的同學﹐是極要好的朋友﹐初中畢業後去了新疆。記不確切是什麼時候﹐在他回滬探親時﹐我把考慮多日的決定告訴了他﹕能否在他那裡放些文稿。我有種感覺﹐新疆應該是一個極為安全的地方。朋友婉拒了。
還記得69年的春節﹐我早早地在年初四就回到了農場。農場裡寥寥無人﹐出工也是擺個樣子﹐而我則有比平時更多的自由來整理舊稿。還記得農場裡開會的時候﹐我經常浮想連翩﹐想象着一輛吉普車從外面開來﹐停在了禮堂的門口﹐從車上下來兩個警察﹐一直朝我走來。因為我知道盡管我自己是如何的謹慎﹐卻完全有可能因為一些意料不到的偶然因素而使自己的秘密暴露出來。這種浮想﹐也成了我當時的消遣之一。
71年4﹑5月間﹐我突然想到了毛澤東的死。人海茫茫﹐同志難找﹐ 要是我找不到同志﹐難道就這麼一直等下去嗎﹖但是毛澤東會死﹐他已經蓍蓍老矣。我的文章是衝着毛澤東來的。要是毛澤東死了﹐我再去找誰論爭呢﹖而且我希望要說一個人的錯﹐就要趁着他活着的時候說。等到他死了﹐再說他這個錯﹐那個錯﹐並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要等同志﹐等機會﹐很可能一輩子磋跎﹐最終抱着自己為之自豪的文稿去見上帝。這當然是我並不甘心的。我知道要讓自己的全部文稿發表出去﹐乃屬痴心妄想﹐但我至少想讓自己的主要思想發表出去﹐或者說﹐讓自己的主要思想盡量多地發表出去。於是我便整理舊稿﹐選出若干。該年九月﹐發生林彪事件﹐又寫了幾篇。總共是十二篇﹐名字仍然叫《肥田集》﹐便準備孤註一擲﹐起程不歸路了。文稿的目錄如下﹕

1。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
2。告廣大無產階級書
---《肥田集》前言
3。魯迅論創作
4。放﹖
5。評《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
6。影響論
7。論個人崇拜
8。論自由的階級性
9。馬克思論出版自由
10。林彪死後感
11。林彪死後又感
12。林彪死後感之三

這時﹐我的思想更清楚了。套一句毛澤東的話﹐中國的大事有千件萬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論自由。我對自己的定位便是﹕我是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對建國方略﹐經濟決策之類的大問題﹐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見解﹐但是﹐我願意作一個馬前卒﹐為爭取一個可以自由討論我國根本問題的環境而貢獻自己。共產黨的統治象一個密不透風的網。但是網有網的特性﹐任何一個網都是可以戳破的。所需要的﹐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錐子。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挑戰共產黨﹐挑戰毛澤東﹐需要的是銳利的武器和準確的策略。我當然知道挑戰共產黨是凶多吉少﹐甚至是有凶無吉﹐誰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不認為一點希望都沒有。也許這只是千萬分之一﹐億億分之一﹐我願意一試。當時的感覺﹐就仿彿自己是《西游記》裡的孫猴子被關進了一個什麼玩意兒﹐四周一片漆黑﹐手裡拿著一個錐子﹐東敲敲﹐西碰碰﹐試圖找尋一個薄弱點﹐找一個突破口。
文章的安排是這樣的。選擇一篇兼有哲學味和政治味的文章作為頭炮﹐可進可退﹐進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說這只是對一個哲學問題想不通。大字報上的第一句話是馬克思的語錄“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這﹐可以說是我畢生的信念。而且從今天看來﹐這比起若干年以後的口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深刻得多。作一個比喻的話﹐後者是反對個人崇拜﹐前者則是爭取自由平等。其實這裡引用的只是馬克思的半句話。記得馬克思的後半句是“歷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這實在可以說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忘了出處了。
社論宣佈“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其本質是說﹕無產階級所說的就是真理﹐才是真理。而我的大字報想說明的是﹕真理不是階級說了算的﹐真理是爭論出來的。當然大字報對這一點沒有闡述得很清楚﹐是功力不到家吧。不過反過來﹐這是否也是大字報以後悲劇沒有上身的原因之一呢﹖
第二篇文章由魯迅語錄組成。既是用魯迅語錄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是自己對魯迅思想的一點體會。因為是魯迅語錄組成﹐可以使當局要下手卻又難以下手。第三篇文章是“捍衛”黨的政策﹐是對上海的《工人造反報》一篇社論的批判﹐批判它的“反毛澤東思想”。後面的文章﹐便主要是批判毛澤東﹐中共政策﹐人民日報社論﹐紅旗雜誌文章了。我的另一個策略是﹕步步為營。飯要一口一口吃﹐仗一個一個打﹐觀點要一個一個辯。走一步﹐站穩了腳跟﹐再走第二步。對一個觀點﹐要能辯贏﹐至少是產生重大影響。而我假定﹐如果這三篇文章能夠得以發表的話﹐則我的影響也有了﹐後面的文章的次序便不太重要了。前言乃屬相機而發﹐視第一篇文章的結果而定。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設想﹐實際情況誰也不知道會怎麼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這只是自己的妄想﹐實際情況絕對不會是這樣﹐而只能是自己的滅亡。
總的策略是﹕第一是要進攻。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為了進攻﹐以自己的生命為賭注﹐以家庭為賭注﹐不就是為了進攻麼﹖既然要進攻﹐就要就重大問題展開論爭﹐觀點要鮮明﹐文章要尖銳。要找對方致命的地方﹐要找對方的弱點﹐要找突破口。第二﹐雖然是作好了犧牲的準備﹐但是從論爭的角度出發﹐還是要處處保護自己﹐不能象許諸那樣赤膊上陣﹐雖然已經是赤膊上陣了。所以我的文章中﹐處處都在進行自我辯護。從大的方面來說﹐爭取言論自由是出於這一點﹐文章的順序安排也是出於這一點。讀者閱讀本書時﹐相信能有所體會。第一篇文章是在六七年寫就的﹐然後是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一本哲學書中提到真理沒有階級性﹐我就把這拿來作為開場白了。從數年以後展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來看﹐從文革後的哲學教科書的眾口一詞﹕“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來看﹐從我貼大字報後當局對我的處理來說﹐是不是可以說﹐我是找到了這一個點﹖
該年年底﹐農場第一次有了上調。前面一次﹐抽調過一些中學教師﹐基本條件是成份好﹐和廣大農場職工﹐和我沒有關係。這一次的上調﹐可是成千上萬農場職工翹首盼望﹐夢寐以求的。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我要不要爭取上調﹖如果我爭取的話﹐雖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希望還是很大的。一是我在隊裡的印象﹑關係比較好。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條件好﹕我的兩個弟弟都在一片紅的時候去了農村﹐家裡全農無工。
但是我怕上調。我是準備好去貼大字報﹐與當局較量的。市區與農場﹐哪一個對此比較有利呢﹖對於當局來說﹐市區的工人肯定比農場的職工對它更具威脅性﹐因而前者也就容易招來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一個農場職工﹐本身已經和關監獄相差不是很遠的﹐而且當局也容易控制﹐使其不到市區來鬧事﹐太嚴厲的報復便顯得沒有必要了。考慮之下﹐我作出了決定﹕不報名參加上調。當時整個農場系統﹐除了當了官﹐走不掉﹐只能表態扎根農場的以外﹐沒有報名參加上調的﹐恐怕就只有我一個人。我還得對社會﹐對朋友﹐對家庭給出解釋﹕為什么不報名參加上調﹖不然我就會成為一個怪人﹐一個不正常的人。要是我說我熱愛農場﹐要扎根農場鬧革命﹐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當時上調還有一部分南京的名額。我便說﹐我怕萬一上調後到南京去﹐因為家裡需要我。說起來﹐我還真有點怕到南京去﹐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在上海與當局較量﹐到了南京﹐人生地不熟的﹐不方便。我雖然不怕報復﹐也準備承受報復﹐但我得考慮如何對自己有利﹐如何對自己發表思想有利。
72年5月12日﹐是我向當局宣戰的一天。事前﹐我採取了三窟政策。把自己的文稿存放在兩個朋友處。朋友說﹕“我勸你不要這樣干。你一定要干﹐我也沒辦法。這一點忙﹐我還是能幫的。”我不敢企求更多的了。一個朋友處存的是基本文稿﹐大致上是不準備去動的﹐主要是早期的一些稿子。一個朋友處放的是取用稿﹐也就是本書中的十幾篇文章。我自己處﹐只剩下一篇大字報底稿﹐它便被放在農場宿舍的衣箱裡。衣箱沒上鎖﹐底稿在最上面。前一日買好了該日上午回崇明的船票。當局肯定會來找我的﹐我希望當局能夠到農場來找我。給家裡帶來麻煩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給家裡的麻煩能減到最少﹐我希望盡量少一點驚動家裡和鄰居。事發之後﹐當局沒有來抄過我的家﹐倒是我的父親把能找到的有我筆跡的東西撕了個精光。
當日清晨﹐我給家裡留了一份告別父母書﹐或者﹐也可以說是遺書吧。大意是說﹐如果我不回來的話﹐就請弟妹照顧好父母。大字報的地點選在人民廣場﹐和平電影院的對面﹐科普畫廊的下面。大字報的末尾﹐署上了我的真實姓名和農場地址。大字報的中間﹐正好是馬克思的語錄﹕“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這是一種巧合﹐還是預言﹖我有點疑惑。大字報一共有二十二張。為了減少張貼的時間和張貼時被抓的可能性﹐事先﹐我已把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這樣可以大大節省張貼的時間﹐減少在貼的時候就被逮走的可能性。事後﹐一次碰到一個當日看過我大字報報的人。我問他有何感想。他說﹐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頁與頁都分不大清﹐看起來不方便。這使我增加了一點經驗﹐以後把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的時候﹐頁與頁之間還應該再黏點白紙。而且﹐大字報貼得太低﹐只有前面的人看得見﹐效果不好﹐以後還要另辟戰場。
我五點多就出了門。當日天氣很好﹐有點霧﹐周圍人不太多。貼大字報很順利。有幾個人過來看﹐還有人好奇地問我問題﹐但只是好奇﹐並不尖銳。貼大字報之前﹐把大字報的一份抄稿﹐丟進了郵筒。這是寄往文匯報社作為投稿的。投稿當然是假的﹐根本就不寄希望于發表﹐不過是向當局提供一份材料﹐當局若要批判我的話﹐便可以以此為據了。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從未收到過文匯報只字片語的回應。這倒也不是意料之外的。我只是有點好奇﹕這份稿件當時就被扔進了廢紙簍麼﹖還是被保存在什麼地方呢﹖它現在還在世上麼﹖
我想象不到竟會這樣地順利﹐竟還會容我從容地走開﹐趕緊回家。家裡人尚未起身﹐“遺書”還在桌上﹐連忙把它扔了。得知有個朋友昨天來訪﹐未遇。很快出門。馬路上逛了一些時候﹐八九點鐘時﹐乘車經過貼大字報的地方﹐去遙觀了一下大字報。大字報還在那裡﹐也有不少看的人﹐心裡自然高興。然後去訪昨天未遇的朋友。原來我的計劃是貼好大字報直接回農場﹐不訪問任何人的﹐不想給朋友帶來連累﹐實際上這次回上海便沒有訪問過任何朋友。
我可以不去拜訪別人﹐但是我不能阻止別人來拜訪我。實際上﹐就在我貼大字報的前一天﹐就有同學兼隊友從農場回來來拜訪我。我們一起隨便聊聊﹐一起看了場電影。事後﹐隊裡向這位隊友問當時情況。這位隊友雙手一攤﹕“我一點都不知情﹐他和平時一模一樣。”這位隊友說的是事實。
家裡告訴我的這一位來訪而未遇的朋友在上海工作﹐也算是交情非淺的﹐儘管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談得不多﹐而且也有多日未遇了。想想也應該去看他一次﹐這次不去的話﹐說不定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況且因為他在上海工作﹐當局不一定能查出我的往訪﹐不一定會給他帶來不便﹐便改變了計劃。朋友家裡﹐告訴了朋友大字報的事﹐朋友對時局也有同感﹐竟然感到比平時更為投機。正所謂﹕國事如晦﹐憂憤難言﹐寸心誰知﹐不禁涕淚。於是進一步改變計劃﹐多坐了一會﹐準備下午回農場。等我趕到碼頭﹐船已經開了。我從來沒有乘過下午的船﹐居然把開船的時間搞錯了。
這下實在是狼狽。現在是有家難歸了﹐到什麼地方去流浪﹐去過夜呢﹖百般無奈﹐我想起了火車站。不是有很多人火車票沒買到﹐走不了﹐在車站過夜的嗎﹖近午夜﹐到了北站﹐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想休息一會。我的裝束立刻引起了值勤公安的注意﹕年紀輕輕的上海人﹐身邊只有一個書包﹐而且沒有車票。雖然﹐我想﹐不一定把我當成一個犯罪分子。我對公安說﹐我是與家裡吵了架﹐到這裡來過夜的。公安問我家裡地址﹐我自然不肯說﹐要證件﹐也沒有﹐於是公安便把我帶到了樓上的一間大房間。裡面人很多很雜﹐大多是無身份者﹐也沒人管。我想這不是一個機會嗎﹖走了算了﹐便奔了下來。自然這是我犯傻的一個地方﹐立刻就有公安在樓梯上把我抓住了。這下﹐公安比剛才嚴厲多了。抄了我的身﹐問起話來也聲色俱厲。我也如實交代﹕我貼了大字報。
不多時﹐一輛吉普車把我送到了黃浦分局。三﹑四個人提審了我。為什么要貼大字報﹖有什麼動機﹖答道沒什麼動機﹐想不通。實在問不出什麼﹐便把我扔進了一間囚房。獄卒說﹕“他媽的﹐吃飽了飯不好好地幹活﹐專干壞事。”這時﹐大概已經是三﹑四點鐘了吧。囚房很小﹐裡面有七﹑八個人。一見有新的囚友進來﹐都起來爭着問﹕什麼事進來的﹖知道我是為貼大字報進來的﹐便說﹕這個人是生了腦膜炎的﹐也就不感興趣了。送來了一碗牢飯﹐好象也沒吃﹐胡亂地熬了幾個小時。也沒有什麼緊張﹐這些本來就是意料中事。不過就是想想家裡不知怎麼了﹐後悔白天沒能趕回農場﹐再就是一種新鮮感﹐當然也在想下一步怎麼辦。
早晨八﹑九點﹐我被轉移到一個單人小間。裡面有一塊板﹐可以睡覺。要上廁所的話﹐敲敲門﹐會有公安帶我去。也不再吃牢飯了﹐由公安到食堂去買了給我。記得開始時一個公安還問過我﹕“你要吃什麼﹖”我既不知道他們的菜單﹐況且也無所謂﹐以後也就不問我了﹐只隨便買一點給我。因為我沒有帶牙刷毛巾﹐故只能乘上廁所的時候漱漱口抹把臉。也沒有人再審我。感覺上看我的公安（當然不是專職的﹐也許隔壁就是值班室﹐記不清了。）還蠻和善的。一次一個公安還告訴我﹐為了我的事﹐我媽還趕到農場去了。這使我大為悲哀﹐沒想到﹐其實也應該想到﹐為了我的事﹐讓母親如此擔驚受怕﹐為我奔走。在裡面哭了一場﹐這是我一生中唯一記住的一次哭。
我呢﹐自然﹐既不提抗議﹐也沒有不滿﹐因為這不是公安的事﹐他們也得聽上面的﹐就他們給我的待遇來說﹐應該說是不錯的了。而且我這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既不喜歡作檢討﹐也不喜歡提抗議。
16日中午﹐農場的支部書記把我領了出來。也沒有什麼正規的手續﹐讓我把飯費交了。我注意到﹐我這次算是“留置”。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還有這麼回事﹐以前只知道有“拘留”。他們似乎忘了第一天的牢飯﹐我提醒了他們﹐“算了﹐算了。”他們把手一揮﹐也就算了。過了半年﹐我收到公安局的賬單﹐又讓我去交第一天的牢飯錢﹐我又去把它補交了。
支部書記把我帶到家中﹐讓我與家人小聚﹐然後就帶我直接回農場。路上說了一些以後要好好學習﹐有事找組織﹐不要亂來之類的話。農場裡﹐已經是謠言滿天﹐組織特務集團﹐叛國投敵之類的都有。這下﹐全因我的出現而平息了。表面上風平浪靜﹐甚至沒人找我談話。一回來﹐頭頭們問我要了大字報的底稿﹐以後便沒有下文了。而我則態度坦然﹐勞動依然。有些農友對我避而遠之﹐背後議論紛紛﹐也有一些﹐問問我當時經過﹐我也就隨便談談。事實上﹐誰都知道﹐事情沒有了結﹐當局不會這麼放過我的。誰都想知道﹐這件事的結果會是怎樣。有女生告訴我﹐出事當天﹐我母親以為我回農場了﹐到農場來找我﹐沒有找到﹐晚上就睡在她們宿舍。半夜我母親叫着我的名字警醒過來﹐把宿舍裡其他人都吵醒了。我母親對他們連聲說﹕“妹妹﹐對不起﹐對不起﹐把你們吵醒了。”這使我很悲哀。
當局不找我﹐我找當局。八月﹐正是農閑時光。我找到連隊﹐試探性地要求請假探親﹐當然被拒絕了。
其後﹐我突然發覺﹐幾個原先關係和我不錯的﹐即使我貼了大字報以後也並不和我怎麼生份的﹐突然開始避開我了。我有點納悶。幾經調查﹐居然也給我搞清楚了﹐我班上有個職工﹐平時也不和我怎么樣。她有個兒子﹐十歲左右﹐告訴他學校的老師說﹕我平時給他吃糖﹐讓他到林帶去貼東西。稍有頭腦的人﹐分析一下就會知道﹐這事幾乎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我是要到上海市中心去貼大字報﹐要造成影響的﹐怎麼會到林帶裡去貼﹖林帶裡都不大有人去﹐要是雨打了﹐風吹了﹐我不是白貼了﹖我是喜歡自己干﹐署真名的﹐又怎麼會讓一個孩子去幹﹐還要給他吃糖﹖即使退一萬步﹐我真想去貼什麼東西﹐我找個沒人注意到的時候自己去貼一下﹐不也比引誘孩子﹐讓他去貼安全多了。須知我那時的行動實在沒有受到限制﹐除了回上海﹐也沒有必要受限制﹐我想。然而﹐村婦們卻信以為真了。
原先﹐在我貼了大字報以後﹐很多人以為我思想反動﹐思想複雜﹐而有人不可貌相之嘆。這我倒並不在乎。本人確實是思想複雜﹐至于反動不反動﹐悉聽尊便。這下﹐我更是人格卑劣﹐成了教唆犯了。而且謠言四面流傳﹐已經鋪天蓋地了﹐只瞞着我一個人。我當然不甘心﹐我得採取行動﹐我不能任憑謠言流傳。我先找了連隊領導﹐想辯解一番。他們根本就不睬我﹕我們正在進行調查。于是﹐我便在第二天白天﹐連隊的中心------大操場﹐找了孩子的母親﹐要她把事情說說清楚。而她則說﹕你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數。我們兩人扭打了起來﹐當然也立刻被拉開了。作為我﹐從來沒和人打過架﹐和一個女的打架更是有損自己的形象﹐不過是想借此為自己作一個辯白。我還保存着當時的一點文字資料。
第二天﹐我貼出了大字報。

大字報
自從昨天打架事件發生以後﹐連部找我談了話﹐要我相信群眾相信黨﹐並說可寫大字報說申辯。在此﹐寫大字報闢謠如下。
我班職工某某之子﹐係二年級學生。無中生有﹐告我經常給他吃糖。並于某星期日﹐將他拉進我宿舍﹐唆使他到林帶去貼字條。其他內容尚不得知。
謠言開始時﹐我尚蒙于鼓中。直到半月之後﹐才開始知道。以致我隊之人﹐皆視我為極反動﹐極卑劣之小人。如此重大之罪名﹐不得不予以闢謠。
我于5月16日回隊之後﹐除了7月5日一天休假﹐8月13日半天病假以外﹐天天出工。每次出工﹐與班裡同志同出同歸﹐並無遲到早退之事。若要進行教唆﹐除非上班之前﹐下班之後。我想這時也不會只有我一個人。就請我室同志﹐同排宿舍的同志﹐我隊的同志﹐回憶回憶﹐可曾看見我拉他進宿舍﹐或在宿舍內與之交談。好在時值夏天﹐我宿舍門窗一直開着的。而且我宿舍在中排﹐前後有人﹐難道竟會無人看見﹖
說我給他吃糖﹐更是莫明其妙。我想﹐若在上海﹐還較複雜。我隊之事﹐有目共睹。我若給他吃糖﹐也不會只有一次。就請他說說﹐我給他吃過幾次糖﹖在哪裡﹖在操場﹐還是在宿舍﹖在窗口﹐還是在室內﹖我隊的同志﹐有誰看見過我給他吃糖的﹐可以站出來揭發。
我和此劣童僅只發生過一次接觸。在6月6日早稻插秧最後一天﹐劣童與他弟弟趕到田裡﹐指着我窮罵﹕“XXX﹐在上海貼大字報﹐關了兩天半﹐XXX（我隊支書）保出來﹐不然要餓死在裡面。”我當時並未理睬﹐事後曾告他母親﹐以後再這樣﹐我也要不客氣的。我不知道事情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若是在此之前﹐為何如此漫罵之時﹐竟會只字不提此事﹖若是在此之後﹐我為什么又要去找一個罵過我的劣童去干此事﹖莫非以為他罵過我就不會揭發我了麼﹖
有人說﹐小孩總不大會造謠吹牛的。
否。還在很早的時候﹐班裡有人議及該職工的孩子不大討人喜歡。我說﹐我也不大喜歡他﹐小小年紀就會吹牛。我就說了一件事。大約是在69年初﹐我與該職工等人一起幹活。她孩子在旁﹐該職工給了他一角錢叫他自己去買糖。過了一會﹐他回來時並未拿糖。該職工問他糖在哪裡。他把頭一扭﹕“諾﹐這個爺叔拿的。”我一時無言以答。還是該職工從他袋裡摸出錢來﹐才了了此冤。我想﹐事情弄清楚了﹐也就算了。反正以後怎樣做人﹐是自己的事﹐如此做人﹐自己吃虧﹐也沒有替他怎樣宣揚。想不到竟有今日之事。此事我班裡也有人知道﹐可以作證的。
我想﹐我回隊之後﹐一舉一動﹐我隊群眾﹐有目共睹。家屬宿舍﹐基本不去。農機站更是半步不走。足跡所至﹐屈指可數。如此做人﹐還會有罪名上身﹐是做夢未曾想到的事。
說到底﹐即使我要做此事﹐我為什么自己不做而要叫此劣童為之﹖是我想做﹐又怕了﹖還是叫他做保險﹐不容易暴露﹐不容易拆穿﹖這中間的道理﹐我日思夜想﹐實在悟不出。要請我隊頭腦清醒一些﹐了解到階級鬥爭複雜性的同志替我分析一下。
事情終久會弄清楚的﹐我XXX是怎樣一個人﹐終究會被群眾了解的。有些事情﹐可能使得有些人吃驚了。但是我做事光明正大﹐決不至于誣陷連累到第二人﹐決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當﹐什麼給小孩吃些糖﹐叫他去干壞事。卻是可以聲明在此的。
怎樣的行為﹐會得到怎樣的報應。歷史會做出結論的。

我的大字報招來了兩篇大字報。

拳頭嚇唬誰﹖
三天前在大操場發生的打人事件大該還不能使人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吧。於是前天XXX又貼出了一篇大字報﹐作了一番有力的聲訴。他口口聲聲是劣童陷害他﹐他一向光明正大﹐而且這次仿彿受到天大的“冤枉”也。我們感到奇怪﹐XXX同志不是聲稱相信群眾相信黨嗎﹖可為什么多次地用下流不堪的骯髒語言大肆漫罵甚至大動干戈揮拳動武呢﹖為什么竟沒有一點“君子”的忍耐而竟如此的迫不及待呢﹖難道用這樣拙劣的手法就能挽回影響嗎﹖不過這種日暮途窮的孤註一擲只能使“影響”更大。難道用拳頭的威脅就可堵住揭發者的嘴巴嗎﹖事實上揭發者敢于揭發已證明揭發者是不會屈服于你的拳頭的。也許XXX把這些公佈于眾想牟得群眾的“同情”吧﹐但這只是徒勞。廣大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這一法寶在手﹐你究竟是君子還是小丑﹐革命群眾心裡有數。或者XXX是想以此公開指點組織上應該如何調查研究吧。但這更是可笑的妄想。“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黨支部怎麼會被你牽着鼻子走﹐難道黨支部的工作非得向你XX彙報嗎﹖XXX的大字報和由他挑起的打人事件非但幫不了他的忙﹐反而絕妙地暴露了XXX空虛的心裡﹐驚慌失措的策略﹐預展了他必將自食惡果的下場。
我們深信事實決不會讓虔誠的面孔和委婉的陳述所掩蓋。
歷史將對XXX作出正確的結論。
幾個革命群眾

XXX已嚇了
幾個革命群眾的大字報已批判了XXX的小丑行為。XXX在大字報上 要求“我隊頭腦清醒一些﹐了解到階級鬥爭複雜性的同志分析一下。”我想﹐我隊革命群眾是經過兩條路線激烈鬥爭鍛煉的。我們滿足你的要求。別的不說﹐就大字報提以下的見解。XXX見後﹐或公開檢討﹐承認自己是小丑。或火冒三丈﹐不敢辯論。
XXX的大字報﹐從頭到尾是一張自供的認罪書。我隊的革命群眾是不會受你蒙蔽的﹐揭發你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屈服。
XXX自稱不是極反動﹐極卑劣之人﹐做事光明正大﹐決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當。做這些事的﹐係二年級劣童。我說不是。我們要問﹕地主資產階級公開剝削勞動群眾﹐蔣介石公開屠殺革命志士﹐胡風寫八十萬字的意見書﹐公開向黨向人民進攻﹐現行反革命分子持刀殺人﹐難道會說自己干的是卑鄙勾當﹐會說自己狗急跳牆嗎﹖難道XXX在操場公開打人﹐威脅揭發者﹐以此欺騙群眾﹐也叫光明正大嗎﹖XXX對光明正大的含義還沒有搞清。你是二十幾歲的高中生﹐用極下流語言罵了別人﹐用拳頭打了二年級的紅小兵﹐還打了其母XXX同志。難道說這是一個高中生﹐一個理智的大人物的表現嗎﹖我們說﹐你的行為是極卑鄙極醜惡的行為﹐是小丑﹐是高中生中的敗類﹐是偽君子﹐是小人。
擊某

這兩篇大字報﹐前面一篇估計是高中生所寫﹐居然還用上了“虔誠的面孔”和“委婉的陳述”這樣的詞句。後面的一篇反映出作者的文化程度就比較低下了﹐除了豐富的聯想能力就沒有其他的了。我當然不甘示弱﹐要不﹐我的大字報不是白寫了嗎﹖對付這種無理取鬧的大字報是太輕而易舉了。我又貼出了小字報。

小字報
本人是嚇了﹐為什么不嚇呢﹖本來想闢謠﹐想不到一下子引出兩篇大字報。舉了這麼多的事實﹐擺了這麼多的證據。將我的謠言和詭辯都駁回來了﹐駁得我無話可說﹐黨支部也可以不必再調查了﹕這兩份如此有力的大字報還不足以說明我確有教唆劣童之事麼﹖但可惜就是少了十二個字﹕事實俱在﹐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不然的話﹐我就會“公開檢討承認”了﹐不過當然不是承認小丑﹐承認小丑有什麼用﹖
威脅揭發者是卑鄙。然而何以見得他是揭發者而不是造謠者呢﹖既沒有擺事實也沒有講道理﹐只不過是不費力氣的亂想瞎說。
本人對於卑鄙的含義也還沒有搞清﹐要向擊某請教。無端造謠算不算卑鄙呢﹖和造謠者一起起哄算不算卑鄙呢﹖
本人是有點心虛﹐一聽到別人造謠就要闢謠﹐就要叫我隊的群眾來揭發我﹐當然心虛。心不虛的只有這幾個革命群眾。寫這種大字報心會虛嗎﹖等到事實證明是謠言的時候﹐一只只革命面孔就會隱下去了﹐就會看不見的﹐我隊群眾又不會認得這些革命面孔。拍拍屁股走路﹐既不卑鄙﹐又非小丑﹐要心虛干嗎﹖
是想挽回影響﹐被人造了謠為什么不該闢謠呢﹖為什么不該挽回影響呢﹖為什么一定要緩而及待呢﹖這種拙劣的手法不能挽回﹐那么請幾個革命群眾指點一下﹐什麼高明的手法才能挽回呢﹖要有一點“君子”的忍耐﹐任憑謠言流傳﹐相信黨支部﹐這種方法不知幾個革命群眾試過沒有﹖
我是相信得不夠的﹐不過也並沒有“聲稱說相信”。但是幾個革命群眾難道就相信得夠了嗎﹖不﹐他們也沒有相信。這裡有三者。一個說我干了此事﹐我說我沒有干﹐黨支部說正在調查﹐是揭發還是造謠還沒有結論。我自己進行闢謠﹐稱他是劣童造謠﹐是相信得不夠。但是幾個革命群眾就相信黨支部了嗎﹖是黨支部告訴你們他是揭發者而不是造謠者的嗎﹖
稱他是揭發者﹐立場是鮮明了。然而辯護人也要象個辯護人的樣子。應該幫他找些證據出來﹐這才是真正的幫忙。口口聲聲揭發者﹐聲嘶力竭地多叫幾聲就可以證明他是揭發者了麼﹖大約以為靠諸位捧捧場就可以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吧﹖
幾個革命群眾自然是眼睛雪亮的﹐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這一法寶在手。然而﹐分析了這麼多﹐竟僅僅是“提以下的見解”﹐竟沒能斷言確有此事﹐也是很令人遺憾的。我進行闢謠﹐自然是掩蓋事實。那么諸位就將事實揭出來呀。兩篇大字報﹐揭出了多少事實呢﹖
自然象擊某這樣革命群眾的大字報﹐終于沒有說他們看到我和劣童密談﹐或者我給他吃糖。說明他們到底還是比較光明正大的﹐到底不愧為什麼中生中的優等貨﹐還是值得劣童學習的。
最後還想“公開指點”一下諸位。象這種廢話連篇的大字報﹐有什麼寫的必要呢﹖還是回去再仔細想想﹐可有什麼看到的聽到的﹐可以證明劣童是揭發而不是造謠的。這才是劣童真正需要的。一個人造謠也不是容易的事。
對於劣童﹐我也很感惋惜﹐現在已經連紅小兵都當不成了。到了將來有一天醒悟過來的時候﹐他或許會進行一下階級分析﹐知道是誰害了他。

小字報中﹐最刁鑽的一句是“到底不愧為什麼中生中的優等貨”﹐(上海話中“中生”與“畜牲”同音。)雖然也有一點為自己的刁鑽得意﹐也一直在反省﹕這樣罵人是否過於惡毒了。
讀者一定會感到奇怪﹕我一共寫了兩篇東西﹐為什么前一篇是大字報而後一篇是小字報﹖大字報和小字報的區別在於前者需要用毛筆抄寫而後者不必。原先我以為﹐大字報一出﹐應能澄清一些事實﹐我的事也就完了。我沒有想到的是﹐居然還有人反駁我的大字報﹐真使我感嘆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應該說是中國之怪﹐無奇不有。我便改變了策略﹐準備打持久戰﹐堅決奉陪到底。他們是可以把這作為工作的﹐但是我不行﹐我得堅持出工。考慮到時間和精力上我的不利之處﹐我便改寫小字報。反正讀者有限﹐兩者的效果區別不是很大。我又沒想到的是﹕戰鬥就這麼結束了﹐成了一場速決戰。整個過程便是這樣﹐幾個小丑跳了出來﹐討了一頓罵﹐又退了回去。我想他們一定在慶幸﹕幸好沒有署上真名﹐要不﹐太狼狽了。而我﹐則達到了闢謠的目的。他們的大字報更幫了我的忙。
對於黨支部在這中間的作用﹐是不是慫恿他們或指使他們寫的﹐後來又讓他們停的﹐只能說估計情況是如此。不管怎樣﹐我想﹐黨支部以及農場黨委﹐是密切注意着這件事的。後來﹐黨委調查的結果大概發覺這是一個很荒唐的謊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少對我是這樣。在這過程中﹐我提供給當局的﹐就是這兩份大小字報。我想它們還是起了作用的。自始至終沒有人找我調查過﹐問過我一句話。想想真是可笑﹐一個十歲的孩子﹐大約是想成為英雄或重新加入紅小兵吧﹐（當時他已經被開除了。）隨便撒了一個謊。一大堆成年人居然被牽着鼻子走了兩個月。這也是中國的一大悲劇。人們只知道階級鬥爭﹐除此以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既不懂情﹐也不懂理﹐更不懂邏輯。
這一個小事件把黨支部（是不是該說黨委﹐或者當局﹖）逼到了牆角。這一個小事件是結束了﹐但是這一結局令黨支部太不滿意了。於是黨支部開始轉到我的原始大字報上來了。當然更可能的是由於市裡的指示。連隊召開了一次辯論會。我當然得對付﹐不過也沒有太認真﹐因為我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成我的對手。你辯我答﹐記不起有什麼激烈的場面﹐也記不起有什麼高昂的口號。二﹑三天後﹐連裡又召開了一次批判會。所謂批判會﹐我當然是不能爭辯的。於是我便端了一個小凳子去﹐坐在那裡聽﹐其實大概也沒有聽﹐會開好了便走。這種批判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把上海當戰場﹐把農場當宿舍的。這些插曲只能算是幾個小夢吧﹐我會認真麼﹖不過我還能記得一些批判者嚴肅而認真的模樣﹐不禁令人啞然。這些批判者其實也就是前面兩份大字報的作者。他們希望在這中間撈根稻草﹐為自己上調創造一些有利的條件。劣童事件上撈不到﹐就到大字報上來撈。要不是我的大字報﹐這些個辯論者﹑批判者﹐恐怕八輩子也想不到“真理是否有階級性”這一個問題。可是時機一到﹐一下子成了這個問題的專家﹐有資格對別人批判﹑鞭韃了。可惜天不作美﹐算盤打錯了。一個天大的機會﹐竟然就這麼一次辯論會一次批判會就匆匆收場了。儘管沒有更多的表現機會﹐但我想﹐他們的忠心還是得到了回報的。
再隨後﹐我得到了內部消息﹐市委對我作了三條指示﹐最重要的一條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思想教育為主。其他兩條記不清了。至此﹐大字報事件落下了帷幕。
回過頭來看這一段經歷﹐可以說是等待着的沒來﹐沒想到的卻來了。作者原先預期着的﹐是批鬥﹑逮捕﹑公審﹐甚至。。。。可實際到來的﹐卻是這麼些亂七八糟的事。
總的來說﹐當局對我的處理是不嚴重的﹐或者可以說是沒什麼處理。劣童事件﹐還讓我瀟灑地戰鬥了一回。沒有抄過我的家﹐也沒有逼着我做檢查。72年的上調﹐我當然不抱奢望。73年也沒讓我上調﹐我想多數是當時支書的一人所為﹐不一定是更高當局的意思。最後也終于讓我乘上了末班車。後來的入學﹑出國﹐都沒有受到影響。確切些說﹐沒有受大字報事件的影響。這是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自己。
這未期而來了的﹐原因到也易析﹐這預期而未來的﹐便有點難以捉摸了。共產黨向來是以抓階級鬥爭﹐揪階級敵人而聞名的。而今對於我這個公開跳出來的分子﹐居然採取“不接招”的戰術﹐實在令人捉摸不透。是出於對一個農場青年的寬恕﹖是感到接招可能會被動﹖還是決策者中有人讚同我的觀點﹖不過至少說明共產黨裡溫和派的存在。我倒是很想知道高層﹐或者說中層在這一大字報事件中的決策過程﹐很希望能有知情者告訴我一點內幕。對於我來說﹐大字報貼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只大雁飛來了﹐又飛去了﹐甚至沒有留下一點音響。大學期間﹐時時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就是﹕學校領導知道這件事嗎﹖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擋案中是否有這一事件的記載。
還有一個插曲值得提一下。就在我的大字報貼出以後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了張恩慈先生的一本書﹐書中便主張真理是有階級性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張先生的大名和他的主張的罷。我正好看到了那本書。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天賜我的良機﹐又給了我一絲希望可以挑起論戰。我便給張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張恩慈先生﹕
正當全國掀起學習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批判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高潮時﹐先生所著的《認識與真理》能得以再版﹐確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好事。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自然會對廣大群眾的學習帶來很大的幫助﹐便是略有不當之處也可以引起爭論﹐明確真理。
先生自然是準備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的﹐所謂“不當之處歡迎讀者同志們批評指出”只不過是謙虛之詞。先生也早知道“不當之處”是有階級性的﹐總是會有人來反對先生的觀點的﹐那麼本人便是一個。
本人正好在先生的著作再版時投了一稿給文匯報﹐闡明了本人對真理的階級性的看法。自然﹐本人是主張真理無階級性的。而且﹐本人也不想隨風倒﹐就是說﹐在沒有足夠的理由來反對本人的觀點時﹐是不大準備放棄的。
也無所謂“不當之處”﹐不過就是願意同先生辯論辯論。本人信奉的是兩條真理﹕“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真理越辯越明。”
若是先生認為本人的文字不值一駁﹐那麼﹐誠然先生完全可以將此信丟入廢紙簍去。
若是先生認為必須同錯誤作鬥爭的﹐這是先生的義務﹐那麼就請先生進行一下反駁﹐進行一下辯論。無論是私下的交換意見還是公開的辯論﹐在我是都無不可的。但只是本人並無發表本人意見的場所﹐上次的投稿即是一個明證。那麼若是先生願意公開辯論呢﹐就請將本人的文字與先生反駁的文字一起發表。因為據我所知﹐魯迅先生是頗喜歡發表對方的文字這一無產階級的手法的。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自然先生也可以諸如進行大批判等等﹐只要先生認為這樣就可以證明真理是在先生方面﹐就請便吧。
以上為前言﹐下面陳述我對先生著作中新加《客觀真理與階級性》一節的意見。
(下略)

但是﹐我仍然未能如願。
信大約是在八月發出的。數月之後﹐大約在12月份﹐信被退了回來﹐說是“查無此人”。我只知道﹐這數月之中﹐這封信去過北京人民出版社﹐去過朝內人民出版社﹐曾經被拆過﹐至於還去過什麼地方﹐經了何人之手﹐是否受到過什麼批示﹐我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回想起來﹐回崇明後﹐自己並沒有機會回上海﹐一直到國慶節以後。當時應該是有人告訴我張先生書的出版以及他的這一觀點﹐而我再托人去買了來的。不過﹐確情是記不清了。
記得在大字報之後﹐一位朋友前來看望﹐鄭重地向我指出﹐你這是在玩火自焚。我當然不會與他爭執﹐他是好意。況且在旁人看來﹐自己也確實象是在玩火自焚。不過在心底裡﹐我是在回答﹕你說我玩火是說對了﹐不過何以就一定是自焚呢﹖我需要的是把這不合理的社會秩序焚毀。
72年底﹐曾想象着自己第二年如果上調的話﹐戲作了一篇短文﹐如 下。

拒發糖辭
予﹐乃68年來崇之學生也﹐至崇務農﹐勤懇三載﹐而有大字報之舉。
此舉既出﹐舉隊之人﹐莫不震動﹐皆謂人心之難知。有謂思想複雜于前者﹐有謂資產階級思想大暴露于後者。而眾者﹐初莫敢近﹐稍久﹐弗見惡意﹐略釋遠避之心。
數月﹐而有劣童誣陷之事。此事既傳﹐遂遭側目之視。既無告者﹐亦無問者﹐而有遠者﹐加之避者。至余知之﹐不勝感嘆﹐乃慷慨陳詞﹐言語鏗鏘。然終莫釋眾疑。雖不敢謂其有﹐亦不能斷其無。縱有一二﹐心知我冤﹐而口不能言。弗敢近之﹐莫若遠之。我隊之諸君也﹐避我如避虎﹐送我如送佛。
雖然﹐而上調之事﹐乃利害攸關。人皆爭之﹐誰肯舍之﹖雖余利在諸位之先﹐爭之者曰﹕與其你走﹐不如我走。不爭之者曰﹕雖欲送之﹐不敢助之。
今日之行﹐天助我也。而諸位遂曰﹕可喜可賀﹐糖乎糖乎。予答曰﹕何喜之有﹐賀者為何﹖發糖﹐予無此意﹐無此本。
蒼鷹之行﹐安燕雀之能料﹐丈夫之志﹐豈婦人之能知。此行也﹐禍福之難卜。

記不確什麼時候﹐我又把第二篇文章《魯迅論創作》抄成了大字報﹐不過它始終沒能面世。一是我對這一方式有點遲疑。共產黨一撕了之﹐置之不理的手法多少讓我有點氣餒。第一篇大字報的存活期是半天﹐據我所知﹐它是下午二三點鐘被撕去的﹐第二篇大字報的存活期又會是多長呢﹖這是我唯一的手段﹐但它的實際效果究竟怎樣﹖我能通過這一手段來發表我的觀點﹐讓我的觀點為人所知嗎﹖我能通過這一手段來挑起一場大辯論﹐使自己成為一個主角嗎﹖二是我母親得了癌症﹐我當然也不能自由行動。其後﹐文化革命結束﹐既使得這些文稿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又使得合法道路有了一點希望﹐然而卻始終未能面世。當然﹐也得承認﹐隨着時間的流逝﹐熱情也有所減退。出國前夕﹐第二篇大字報的抄稿被祭了火神。
我想﹐讀者中﹐朋友中﹐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問題﹐盡管提出的人不多﹕你後悔過麼﹖坦率地說﹐沒有後悔過﹐而且﹐是為之自豪的。朋友的意思是說﹐為了一篇大字報﹐兩年沒能上調﹐得失相較﹐似乎不合算。你說這麼一篇大字報﹐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是準備好承受遠為沉重的懲罰和打擊的﹐大字報以後的遭遇﹐雖然在當時也有些憤然﹐但總的來說﹐應該算是輕的。不過我的不後悔當然並非懲罰輕的緣故﹐我求仁而得仁﹐還有什麼後悔呢﹖當然﹐如果真的有沉重的懲罰和打擊來臨﹐我能不能抗住﹐我會不會背棄自己的初衷﹐我的骨頭是不是足夠地硬。這我自己也不能保證﹐雖然我是做好了準備的。不過這樣的問題意義不大了。
換一個問題或許更現實些﹐寫了這麼多文章﹐在當時中國百姓最需要這些思想的時候﹐卻沒能讓自己的思想與人們見面﹐不後悔麼﹖當然﹐實際上應該說﹐沒能成為一個悲劇角色。讓這些思想與人們見面本身是現實性極小的。這大概應該從兩方面說﹐一方面﹐沒有進一步嘗試﹐當然有點遺憾。因為﹐如同我說過的﹐我是相信事在人為的。另一方面﹐儘管我倒是從來不曾有過怕字﹐但也是身不由己﹐種種因素﹐終于使得自己沒有再次出手。再一方面﹐這也免去了自己的生活的苦難和悲劇﹐使得自己今天也還有機會上上網﹐寫點東西﹐還有機會出版這一本書。總之﹐時時還是一種矛盾的心情吧。我想﹐人們不會怪我罷。
這也正如同我對于當局。當局挫敗了我的陰謀﹐沒有讓“真理有階級性嗎﹖”成為一個社會爭論的熱點﹐當然是我不滿意的。另一方面﹐當局也還談不上對我迫害﹐在當時的形勢下﹐應該說是對我很寬容了﹐這也是應該承認的。
已經三十年了﹐當我今天在碼這些字﹐我仍然感到心靈的創痛。文章所寫的﹐在今天都只是一些常識了。然而在中國的某個時期﹐卻必須準備好用生命去換取這些常識﹐甚至﹐最令我痛惜的是﹐用生命也換不到。
確實﹐今天這一些都已經是常識了。然而﹐這些常識能夠在國內出版麼﹖等到有一天這本書能夠在國內出版的時候﹐作者也可以閉目了。當然﹐如同上面所說﹐《肥田集》實際上有兄弟兩個﹐憋了三十年﹐弟弟總算出世了﹐而哥哥還悶在肚子裡﹐這總是不太人道吧。那么作者的另一個願望便是﹕早寫的《肥田集》也能得到出版。我想﹐不用等太久了。

應該說明的是﹐這次重新碼字﹐作了極少一些文字上的改動。讀者可以看到﹐對於三十年前的文章﹐作任何政治意義上的拔高或糾正﹐使它顯得更正確或更激烈﹐是沒有意義的事。回首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是羅嗦﹐其次﹐讀者很容易看到﹐裡面用的問號比句號還多。重新碼字﹐最不滿意的是《林彪死後感》中的愚民論﹐碼的時候有一種想法﹕這是我寫的麼﹖因為這與我現在的觀念不大相合。對於國民﹐我是主張啟迪多于責備的。當然﹐這裡還是按原樣碼上了。《論自由的階級性》開首有點突兀﹐因為最開始這是作為《從階極性談起》的一章﹐從前面連下來的﹐但結尾確實不夠好。《林彪死後感之三》分成一﹑二﹐不太合適﹐當時的想法﹐大概是一是對一般而言﹐二是針對衛東兵的文章而發。
有的文章﹐後面當時寫有日期﹐也就照樣碼上了﹐但一般地我不寫日期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原稿找不到了﹐找到的乃是當時隊裡批判我用的一份幾個人抄的複印稿。稿中錯字﹑錯節連篇﹐慘不忍睹。一般的﹐把它理理順也就算了。但其中引用了兩段艾思奇先生的文字﹐理順當然是不夠的﹐故又重新到圖書館找了出來﹐照本碼上。另外﹐《影響論》碼到最後﹐出現了四人幫的字眼﹐到底是碼的這份稿子是四人幫倒臺以後重新寫的呢﹖還是四人幫倒臺以後再加上的尾巴呢﹖實在是記不起來了。但是﹐如果把78年左右的修改稿作為72年的文稿總是不太妥當﹐為此﹐又重新按69年整理稿碼了一遍。兩者的區別﹐69年的整 理稿語氣要溫和得多。不過﹐重讀之下﹐感到文章也還是初稿寫得好。
《人民日報》的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和上海《工人造反報》的社論﹐以及林彪死後的一些社論﹐《紅旗》雜誌文章都找不到了。但《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還留着抄稿﹐一併附在這裡。
作者不希望讀者過多地猜測﹕本書作者的真人是誰﹐不過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經有過的一種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個青年曾經有過的思想﹑願望﹑意志﹑勇氣和膽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與其說這本書﹐這些文章是屬於作者的﹐倒不如說它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感謝曾經為我保存過不為人知的黑材料的朋友們。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個人的歷史就要重寫了。感謝在我困厄的時候﹐向我伸出過援手的朋友們。本書的出版﹐或許會激起他們一些深有感觸的回憶吧。
雖說自從《肥田集》成稿一直到現在﹐斷斷續續的﹐一直都還在寫文章﹐但是老實說﹐心中最鐘愛的﹐還是三十年前的舊稿。它們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要是不能把它們出版﹐實在是抱憾終身。也許我不能為孩子留下多少財產﹐但是我希望他們能記住﹐這本書是他們的父親寫的。我希望他們從中感受到的是責任﹐是力量﹐而不是一聲感嘆﹕這個傻瓜。
唉﹐把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和有過的想法回憶起來﹐也是夠累的。
回想當年﹐佇立橋頭﹐思量終日﹐不願守株以待毛氏之逝﹐乃決意在毛的生年挑戰于毛。結果是有挑無戰﹐本書也在毛氏故後才得出版﹐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