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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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席和毛主席，这两位一起打江山、坐江山，同甘共苦风雨同舟30多年的老同乡老战友，就因为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矛盾，竟然变成了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仇敌!
　　“四清”运动是如何发起的?二人在运动中究竟有哪些矛盾?对于这些矛盾，现代人如何判定谁是谁非?毛泽东在文革之初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到的“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现代人认真研究、仔细探讨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缘起，应当追溯到1960年的大跃进年代。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国民经济陷入历史最低谷，突出的标志是一些省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面积饿死人的重大事件，如河南的“信阳事件”，安徽的“无为事件”，甘肃的“通渭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爆发地的党委领导在向省委和中央报告事件发生的原因时，竟然都异口同声说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地主、富农分子在捣乱，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兴风作浪，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推脱责任、掩盖真相、嫁祸于人的一派谎言，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下去稍微一调查就能搞清楚。然而我们的领袖却毫不怀疑，完全相信，指出这是“国民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搞破坏”，“地主阶级和党内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颠覆新生政权”。批示省委立即派出大批工作队，要对这些地方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整党整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基层干部遭到了集训、批判、斗争，甚至被逮捕、囚禁、判刑。
　　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兴起的源头，后来逐渐推行到全国，演变为连绵不断、声势浩大的“四清”和“五反”(农村叫“四清”，城市叫“五反”)。
　　到了1962年，一线领导刘少奇等人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上，而毛泽东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层面上。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后来的“四清”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对整个农村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所以硬要强力推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必然阻力重重。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11个省，只有湖南和河北两个省的领导讲了“社教”情况，其它各省都按兵不动。
　　毛泽东感到不满意，于1963年2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和在农村开展“四清”的问题。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农村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让大家学习研究。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统一了对“四清”“五反”的认识。大家普遍认为，毛主席提出的“现在究竟怀什么孕”的问题，极端重要;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四清”“五反”，是反修防修的伟大工作，如果不搞，就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在会议上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时，苏联已经“变修”，中苏两党论战日趋激烈，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阵反华大合唱。毛泽东把国内的“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视为和帝修反相呼应资本主义复辟动向，经常考虑如何防止在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刘少奇紧密配合，2月25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这就是有关“四清”的最早文件。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又到各地视察“四清”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的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教”(即“四清”)的较少。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有高调讲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阶级斗争现象——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会议根据毛主席的高调讲话，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这个决定，和上面那个“五反”指示的前后出台，标志着我国“四清”运动的正式开始。
　　刘少奇没有出席杭州小型会议，但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的实际，要求夫人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源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
　　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些什么?”刘少奇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王光美下乡搞“四清”，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它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以上是“四清”运动的前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对于“四清”运动的强力发动和推行，毛泽东起了主导作用，但毛、刘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毛泽东说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全国性反革命复辟”“法西斯党”等，这些危言耸听、主观臆断的“可怕的情景”，刘少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表示坚决支持。后来的“四清”，由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加大了阶级斗争的力度，刘少奇也同意。这种建立在错误基础、错误环境之上的“四清”运动，推行起来必然矛盾丛生，阻力重重。
　　不过，由此就说，毛泽东发动“四清”是为了整垮刘少奇，他的“反修防修”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此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四清”运动正式发动以后，毛、刘就不断发生分歧和矛盾，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具体有哪些分歧和矛盾呢?
　　一是对基层干部的认识有分歧。
　　刘少奇虽然根据毛泽东“根子在上面”的指示，也提出了“挖根子”，但二人的“根子”却不大相同。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在地富”。上面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 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刘少奇虽然也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的基本着眼点是大力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问题。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高级干部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
　　与刘少奇的“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虽然对农村基层干部蜕化变质“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十分不满，但是他的着眼点在上面，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尤其是他认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风源，都出自中央高层。搞“四清”要把首先矛头对准上层当权派。
　　毛和刘的这种分歧，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大规模地开展，二人的矛盾便日益加剧。
　　二是在“四清”工作及调查研究的方法上有严重分歧。
　　1963年9月，针对《前十条》公布以来，一些地方在“四清”中出现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等现象，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即《后十条》)。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向全国人民宣读两个“十条”。随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也被不断拔高，似乎反修防修的任务也日益加剧。1964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大员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严重估计：我国三分之一社队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形势既然如此严重，那就要抓紧搞好“四清”。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但是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二人产生了分歧。
　　8月16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了《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议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地委，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
　　毛泽东开始对这封信是高度评价的，复信说“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但是随着各地的反对意见，毛又逐渐改变了看法。毛泽东在北戴河找华北局领导李雪峰、乌兰夫等人谈话，了解到华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按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毛泽东当场向秘书吩咐：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开会。
　　但是，当刘少奇找李雪峰等人谈话时，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便让田家英向刘少奇转达自己的两点指示：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集中到一点。但刘少奇在主持修改《后十条》时并未采纳。
　　在具体工作中，刘少奇主张干部要“蹲点”，即深入基层，长期包点，扎根串联，务必掌握实情，然后开展工作。
　　而毛泽东一贯的方法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做记录，然后归纳总结，以此开展调查研究。
　　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开座谈会时，竟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必须蹲点，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有的同志在一个地方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代就创立并推行了几十年的调查研究方法，刘少奇竟突然宣布不行了，一实行就要“亡国”，只有自己的“蹲点”才是最佳方法，这让毛泽东大为不快。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表面是恭维刘少奇，批评自己，实际上表达了对刘少奇的强烈不满。
　　三是刘邓对毛泽东的冷落疏忽产生严重矛盾。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和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十分不满。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到，毛泽东说的“有人”，恐怕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于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招了回来。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在有40多人参加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话格外多，却处处带锋芒。他指着关系较亲的李富春说道：“你们什么事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人们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室内安静得怕人，只听毛主席一人在那儿嬉笑斥责。人们也明白，毛主席肯定不是斥责李富春的，很可能是“指李骂刘”，矛头直指刘少奇!
　　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要讲话，竟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他面带怒容地说道：“……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宪法上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最高领袖毛主席拿着《党章》《宪法》两本书，要求自己言论自由，能在会上讲话，表情十分严肃，令人惊异却又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还有，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他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讲的话比较长，毛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竟拿着两本书到会，怒气冲冲要求讲话的“自由”。
　　毛、刘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一触即发的地步，刘少奇居然不明就里，依然我行我素。
　　四是在“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上发生激烈冲突。
　　就在毛泽东一肚火气，斩钉截铁命令散会的人员马上回来继续开会时，刘少奇依然若无其事地大谈“四清”运动的矛盾问题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和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的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就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
　　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说：“赞成。”
　　毛泽东回答：“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基本否定了以前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四清”文件;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纠正了以前“四清”运动中的极左做法，批判了刘少奇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提法，强调毛泽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正确性。提出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要团结争取大多数，搞好生产。但又提出了更为极左的做法，突出阶级斗争为纲，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问题。
　　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新城县的试点情况时，毛泽东打断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了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据说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说，极为不满，说道：“不要提‘派’，一提‘派’就会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分子，比较恰当，符合实际。”
　　毛泽东绝不退让，一口咬定：“就是‘派’，不是什么‘分子’!”后又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地县两级有，省一级乃至中央国家机关某些部门都有。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刘少奇也寸步不让地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代理人。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说道：“煤炭部张霖之就是!”(就这一句话，文革中红卫兵将张霖之活活打死!)
　　二人吵到激烈时，毛泽东发怒道：“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尖锐矛盾，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彭真、陈伯达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承认了错误。以后刘少奇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打倒刘少奇。他曾经对外国友人说，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就已经决心搞掉刘少奇。
　　一年半后，文革爆发。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后人该如何评价毛刘两位巨人在“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斗争呢?
　　1965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二十三条》时，已经基本上否定了刘少奇的“四清”主张。到文革时，刘少奇在“四清”的所有措施和理论，都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刘少奇真的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尽批斗和摧残，竟死于非命。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翻了个个儿，刘少奇事件成了最大的冤案，毛泽东强加在刘少奇头上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被推翻。他在“四清”中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典理论，在文革经过10年实践，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成了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但是，刘少奇在“四清”中提出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确实是“烦琐哲学”，劳民伤财。他的“蹲点”“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夺权斗争”等等，用土改的办法搞“四清”，用整人、斗人的办法搞运动，使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他支持的“桃园经验”“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等，都是极左的产物。毛泽东斥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正确的旗号下，实际是右倾，即“形左而实右”，不能说是全部错误。
　　但是，刘少奇在“四清”中的一套，只是在局部地方实行，并未在全国普遍推行，有些地方就没有搞“四清”。国家整体形势比较稳定，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人们生活有所改善。1962至1965年，是国家形势最好的时代。若不是毛泽东悍然反对文革，国家形势只能越来越好。
　　总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中，由合作到分歧，由小矛盾到大冲突，最终酿成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导致文革的爆发。表明二人既有性格执拗、争夺权力的原因，更有极左路线鼓动挟制的因素。只有彻底抛弃阶级斗争，彻底铲除滋生阶级对立、阶级仇恨的土壤，才能使人们恢复理性的思维，才能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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