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文革遗老”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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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过眼录｜“文革遗老” 朱永嘉
特约撰稿｜魏承思

编辑｜张欢

在青少年时代，朱永嘉是一个让我仰望的名字。他原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兼总支书记，研究明史，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人淡泊宽厚。按照他的气质，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者的。但他毕竟是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内心深处不甘寂寞。1964年底，朱永嘉刚拜明史专家吴晗为师，并为之兴奋不已。几个月后，就被调到华东局写作组，成为“罗思鼎”的头领，毫不留情地协助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文革”时期，他还一度爬上市委常委和市革会常委的高位，掌管文教大权，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

当时爱读书的我最喜欢看上海市委写作班办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这两本杂志都是朱永嘉管的，对这位上海第一大笔杆子相当崇拜。“四人帮”倒台时，他曾书生意气地提议发动武装政变，“再造一个巴黎公社”，以致锒铛入狱，被判刑14年。从此，朱永嘉这个名字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上世纪末，我在写有关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朱永嘉是我的研究对象。1999年1月21日晚，朱维铮教授带我去登门访谈。复旦第一宿舍的老楼是上世纪40年代日本人盖的连排屋，坐东朝西的两层楼，一进门便是窄而陡的楼梯，每层楼两个房间，每个房间差不多也就六七平方米。朱永嘉从当青年教师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即使“文革”身居高位也没有搬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身材高大健硕，头发已经花白，操一口带浓厚吴语口音的普通话。他把我们让到底楼的小书房坐下。小书房实在是小，一面开窗，另外三面墙，两个铁架床的上下铺堆满书报，勉强能挤下3个人。他在1988年提前保外就医，因为已过退休年龄，不再安排就业，由原单位复旦大学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尽管此时的朱永嘉落迫失意，但也许因为有其老友朱维铮为我背书，和我说话还是比较坦率。他说，刚进监狱就给母亲带话，“在里面估计时间不会短，给我带一套二十四史吧。”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把二十四史反复读了几遍，悟出许多道理：“‘文革’中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就像唐代的中书舍人、明清的翰林院学士，替皇帝起草各种诏令，总要揣摸上面的心思。揣摸对了，是上面英明；揣摸错了，是自己倒霉。”“我本以为自己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家，实际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一场闹剧，也是悲剧。”言谈间流露出莫名的哀怨。

我俩再见已是过了近十年。2008年某日，友人带我去见朱永嘉。再次踏进朱永嘉的小书房，他说还记得我。他的外貌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多了些许白发，脸上写满悲伤。那天离他的夫人去世不久，屋里还摆满了花圈。见此情景，我没有停留太久就告辞了。此后只要去上海都会抽空去看望朱永嘉。言谈间，感觉他和十年前大为不同，变得十分健谈。他和我谈毛泽东、谈“文革”、谈当前的时局和社会。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程度比起“文革”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醒我要把毛发动“文革”放到当年国际共运的背景下考察。他的本意是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执行层面的偏差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了“文革”的失败。他痛恨眼下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认为这就证明了毛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但他没有牢骚，也没有激愤，更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些年，朱永嘉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写成网络文字。我一次次鼓动他写书，后来替他出版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颇受好评。

因为谈及写书，才知道朱永嘉长期靠给台湾三民书局整理古籍维持生活，20元美金1000字。《唐六典》、《容斋随笔》、《春秋繁露》，一部接一部，几百万字下来，收入也算不错，但毕竟十分辛苦。2009年前后，我认识了上海金融投资界的一些精英。他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听说以往给他们讲课的大多是那些活跃在电视上的所谓明星学者，并没有领略过真正的学问。我想起朱永嘉，就推荐给他们每月讲一两次明史，讲课费不菲。讲完明史，又讲曹操，持续了两年多，朱永嘉的生活明显改善。他后来慢慢又红了起来，成了网络名人，各种出版社络绎不绝地登门，我也就不想再去凑热闹了。

朱永嘉有浓浓的“文革”情结，总想把“文革”合理化。在我看来，人到老了要否认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很难的。“文革”过去半个世纪了，他就算是个“文革遗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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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革中風雲一時而今健在的人物，常被稱為「文革遺老」，因所剩不多，有點珍稀的意味。以名氣論，好幾位分居各地，如北京聶元梓、上海戚本禹、深圳蒯大富等，但他們僅在運動初期活躍了一下，不出三年便出局，未經歷中、後期的雲波詭譎；而且僅戚有過中南海內行走的閱歷，一度與聞機密，其他的造反派、紅衛兵，不過是高層用完即棄的外圍女外圍男。比較而言，最適合「文革遺老」這頂桂冠的，倒是蟄居滬上的朱永嘉。
最早聽聞朱先生的大名，還在中學畢業前，說是北京拘捕「四人幫」後，上海的餘黨蠢蠢欲動，企圖武裝叛亂，其中他的言論最悲壯，不僅提議電台發佈《告全市人民書》，還叫嚷應把工人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這番話，後來在報刊上屢被引證，讓人想像這是個兇神惡煞之輩，待見得本尊，可知乃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文人。
本是大學教師的朱永嘉，人生之起落，正與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相始終。一九六五年，僅中學程度的姚文元奉旨撰文，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有賴研究明史的朱為之襄助，得以打響前哨戰。翌年初，他以市委寫作班歷史組組長，投身奪權風暴，隨後當上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寫作組組長，官位不高，但常從中央首長張春橋、姚文元那裏遙領上意，辦刊物、寫文章、出叢書，無不開「左」風之先，直至文革終結那年鋃鐺入獄，兩年後作為「餘黨」獲刑十四年。故此，若計能將文革策源、終結地上海的事件細說從頭，釐清源流，現存者中無出其右。他近年發表的幾個口述專題頗受關注，即為佐證。
緣於文革，朱永嘉不僅十餘年裏領受春花秋月，經歷酷暑嚴寒，還陷入晚景困頓。他於中共建政前加入地下黨，一度成為紅人，緊跟毛澤東繼續革命，不料卻犯下「反革命罪」，出獄後生活費少得可憐，全靠為台灣的書局標點、注釋古籍，貼補無米之炊。大概鬱積於心而欲吐塊壘，他前些年竟在博客上給辭世三十多年的毛澤東寫信，傾訴崇敬和思念之情，表白自己境遇逆轉後無怨無悔努力上進，還貶責有些人在老人家生前與死後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嘴臉，「他們還不如我這個被逐出教門的信徒心誠意正」。那種前朝遺老的心態，彰彰在目。
但朱永嘉撰文提及鄧小平，又每每以「同志」相稱，令人費解：是顯示他胸襟博大不計前嫌，還是自詡「黨外布爾什維克」？對文革恨之入骨的鄧大人，九泉下聽聞「文革遺老」居然稱他「同志」，想必大為驚訝，一面手上甩出一張牌，一面嘴裏擠出一句話：「我還不曉得你是哪個哇，還給我裝瘋迷竅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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