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骏：怎样反思“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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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北师大附中（前北师大女附中）举办“老三届”师生见面会，50多位老人齐聚一堂。已进入暮年的“老三届”学生在会上发言，向文革中被伤害的领导和师生致歉。
时光回溯到48年前，即1966年的8月5日，北师大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惨遭殴打致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首个殒命的教育工作者。
说到哽咽处，多人数度落泪，最引人瞩目的是已移民到美国的老红卫兵宋彬彬的发言，她掏出一封《我的道歉和感谢》信，泪流满面地当众念出。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作为当年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宋彬彬在道歉信中强调，自己在文革初并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只是为没有保护好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等校领导而感到内疚。她表示，自己曾与同学刘进去阻止过，但在当时工作组已犯下极左错误的情况下，自己担心被别人指责“反对斗黑帮”，所以无法强势去阻止武斗老师。
卞仲耘死后13天，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袖章，当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赠送了一句“要武”，“宋要武”遂闻名全国，她本人和这个名字自此被符号化，成了文革暴力的象征。
道歉并非起始于今日，早在20年前，当年担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曾收到过学生寄来的道歉信，此后零星的道歉一直存在。不过，相当部分的道歉者或去国已久，或在叱咤风云后低调过起平凡生活，远离众人视线多年，出来道歉的人中罕有知名人物，并未吸引人们的目光。
当2013年8月，曾在文革前期倡导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陈小鲁，向母校北京八中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自此吹出“重量级人物”道歉之风。
陈小鲁与宋彬彬等人在2013年末和2014年初的两场道歉活动，往一潭死水里投入了巨石。因他们两人特殊身份，一位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一位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这才吸引了巨大的舆论关注，掀起激烈争议，也让“红卫兵”这个文革的象征性符号再度走入人们的视野。
道歉活动充满温情，原本不少人以为能迎来一次完美的大结局。出人意料的是，受害者家属——卞仲耘的丈夫今年已93岁的王晶垚却发表声明拒绝接受道歉。王晶垚指责宋彬彬等人在为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恶行做掩饰。
从道歉者们泪流满面的场景来看，似乎很难认为对方不真诚。宋彬彬的同学，当年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是本次道歉活动的首个发言者。
这事儿走进了一个怪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越是道歉，越有不少人指责她们在为自己洗白。从道歉的某些措辞来说，的确难避这种嫌疑。王晶垚也知道，宋彬彬并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站在宋彬彬等人的立场揣测，她们由于名头太大，长期背负着恶名，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若自己真没有参与行凶，只是被迫卷入一场个人无力左右的政治运动，自然想摆脱心灵负担，为自己洗刷恶名，这并非不可理喻。
“忏悔道歉的前提是真相，把事儿说清楚。北师大女附中这件事现在说得有点别扭：张三打死了李四，张三不出来道歉，王五出来道歉，说没照顾好李四。”作为旁观者，有“左派文化名人”之称的黄纪苏，如此评价老红卫兵的道歉中的措辞——“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是不是文革的一切罪恶就该由红卫兵来承担，是不是所有的恶名都浓缩到知名红卫兵人物身上，由他们个人来背负，这的确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甚至于红卫兵，尤其是文革初期犯下打砸抢杀恶行的老红卫兵，与后来冲击党政机关，迫害“走资派”，往往也以红卫兵自称的“造反派”，是两个少有交集的群体，但在人们的认知中被混淆为一体。

红卫兵的起源

不独在中国大陆，在有着更充分研究空间和话语的海外，人们对文革、红卫兵的理解，也有诸多误读。曾是文革造反派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便遭遇过一例。
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丁教授称自己皖南农村出身，在成为激进的造反派后，不仅打倒了本地的走资派党政领导，还奔赴外地积极参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丁认为这段经历是其“一生中最丰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训练”。
听众中的一位美国老太太旋即诘问丁学良：“根据我从书报和影视中得到的信息，无数的学校和文化遗产被毁坏，那些破坏人的尊严和生活，捣毁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动，都是由红卫兵组织当先锋队的。令我不理解和惊讶的是，你如今已经来到美国，进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读博士学位，竟然至今不进行忏悔，在谈论时甚至有自豪的语气。我真为此感到困惑！”
想要解答这样的质疑，需要还原红卫兵与文革的真实面貌。
人们通常模糊地知道，那段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图景是：红卫兵提出了“血统论”，对自己昔日的老师们进行了人身侮辱虐待，然后发生了“破四旧”等暴行。此后，造反派冲击了全国党、政、军组织机构，迫害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故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当代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对文革的理解框架，多来自官方的“十年动乱”的历史表述，他们多基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叙事。
由极多政治运动组成的文革十年，有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政治逻辑关系。想深入运动的事实层面，进行具体的解析并将罪责判定归属，在目前仍有着诸多可以理解的困难。
红卫兵组织诞生于1966年5月底的清华附中。在组织资源被全部垄断的情况下，并不符合政治生活的常规。
例外的发生，部分原因便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成员多是高干子弟，他们通常被称为“老红卫兵”，也有人说是“贵族红卫兵”。
据红卫兵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骆小海回忆，他所就读的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清华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随着文革前一年毛泽东与王海容的谈话，以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的传达，都让教育界感到了压力。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信中则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教育界感到压力的同时，骆小海和与他同样出身的同学们，很早就知晓了1966年8月1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公布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他们将信中话语当作了斗争校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除此之外，高干子弟还可以靠家庭关系接触到党内文件，在运动前期“先知先觉”。
因发表日期而得名的“五一六通知”被视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这份文件在此后整整一年零一天内，都属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干部。判断“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这份通知，昭示着风暴的来临。
1966年5月28日晚，批判清华附中校领导的学生们在发表意见的墙报上统一署名，张承志所起的“红卫兵”这一笔名被采纳，“红卫兵”一词登上了历史舞台。
四天后的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同样是反对校党委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名教师的大字报。对校领导的造反行为，得到了代表着最高官方意志的认可。
著名作家北岛曾在《暴风雨的记忆》中记述到：“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
簇新的绿军装是解放军新配发的六五式军装，而父辈褪色的旧制服更是红色贵族的象征。北师大女附中的退休教师林莽，就描述参与对卞仲耘施暴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形象——“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红卫兵组织选择成员的标准是出身纯洁，并且家人的行政级别越高越好。城区高干子弟云集的红卫兵组织，甚至有的规定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
后来移民美国的原中央调查部干部女儿杨瑞，于其所写的《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中，这样描述自己听闻毛主席支持造反后的心情：“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
“血统论”并非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文革前的十七年，尤其是重提阶级斗争后，“血统论”就是国家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原则。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学潮因参与者大多来自四中、六中、八中而得名。这次学潮中干部子弟所表现出的血统意识，即为长期教育的结果，和一年后他们的学弟学妹在红八月中的表现并无多少差别。
这次学潮的背景是“‘四清’后，实际上全国各行各业中只有中小学校不是以阶级路线为纲领，还是坚持以分数挂帅，以分数作为考大学的标准。虽然在1960年代前期，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政策性倾斜”，整理文革口述史的著名专家米鹤都这样解释道，“但是，以干部子弟为首的红五类学生认为这还很不够，要求像社会上各行各业一样地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树立干部子弟、红五类的阶级优势。”
于是，他们罢课串联，向党中央写《进言书》，批评学校领导重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女，这其实是后来卞仲耘等学校老师、领导惨遭噩运的历史大背景。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比陈小鲁低一届的校友沈宁这样回忆道，他的外祖父是陶希圣，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曾为蒋介石执笔写《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书。“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钦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红五类的优越感和对黑五类的歧视，积累成为文革前社会中的一种突出矛盾。
矮人一头不单单在心理上的，生理上亦是如此。干部子弟从小营养状况良好，尤其是级别高的干部子弟，成长过程中的牛奶肉制品几乎没有断供过。因此在许多参与过红卫兵运动的个人回忆当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老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大辩论乃至打群架时，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一方普遍发育良好，身材高大。列队进入会场或者武斗时，像一堵墙一样推进。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红卫兵按照自己的“阶级路线”的理解框架，揭开了后来人们熟知的“红卫兵运动”以及称为“红八月”的恐怖序幕。宋彬彬等人的道歉，便针对的是这一段历史中的所作所为。
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标所指是自己的父辈，八届十一中全会将会图穷匕首现——拉开新一轮党内斗争序幕，他们绝对想不到，自己父辈被打倒为“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

老红卫兵的暴行

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内容，指向的是以批斗的名义杀戮教师的行为，但这只是“红色恐怖”中的一部分。针对出身不好的居民实施抄家和迫害，对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破四旧”，对黑五类的驱散行动，其残酷不亚于批斗老师，多出自老红卫兵之手。
文革前担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驱逐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彭真于文革运动初期被打倒后，老红卫兵依旧在有组织的进行。
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过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其中介绍：“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
如同“破四旧”“抄家”一样，这种行为也并非老红卫兵自发，绝非今天很多人所理解的“无政府行为”，背后是当时党政机关的支持与教唆。
文革后，《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提到：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老红卫兵暴力行为），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
使暴力行为更加不可遏制的是一份经过毛泽东批准，于8月22日发布的中央文件。该文件内有公安部上呈毛和党中央的一份报告，标题是《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它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而作为平衡的表述“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在实践中仅仅是一种姿态。
譬如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公安干部会议上传达相关精神时说道：“我们要保卫支持红卫兵……最近打死人多了些，可以做工作嘛！说服他们按‘十六条’办事。先支持后说服。他们听话的，和他们商量做知心人，不能命令。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
从８月下旬至９月底，据官方材料不完整的统计，北京市有超过1700人被打死，超过33600户被抄家。
“革命小将”绝非突然之间变得暴虐，“血统论”及相关意识是红卫兵行为的行为基础。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开国少将宋维栻之子宋柏林，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他在日记中表述了血统意识和对黑五类“狗崽子”的歧视：
“1966年7月26日星期五阴……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随着毛泽东真实意图的显现，在“平民红卫兵”即“新红卫兵”的崛起过程中，老红卫兵的父辈们被纷纷打倒，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从天境跌入地狱，甚至变成了 “保皇派”。

老红卫兵的衰败与反省

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与老红卫兵有着融洽的气氛。
随着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意涵深远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要求，群众造反派力量逐渐兴起。
正因为对“血统论”的笃信，老红卫兵成为了风雨飘摇中的老干部的近卫军，他们将斗争对象基本限定在共产党外，他们认为党政体系中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始终要高度戒备并反对的是那些要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造反派，但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所想要的文革方向。
1966年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女附中集会，宣告成立首都“西纠”。2011 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口述道：“‘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充满着亢奋的荷尔蒙气息的成立宣言，完全表明了政治经验尚不成熟的小将们的动机。由老红卫兵们组建的“西纠”称：
“（阶级敌人将斗争矛头）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群众造反派批判“西纠”，称其“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打‘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认为‘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
老红卫兵在与群众造反派的博弈中落败，主要因为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抛弃，他们被批评为不打走资派的保守派，只会“保爹保妈”的保皇派。
林彪在10月份提出“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中，陈伯达批判了“西纠”的“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感觉到绝望的老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又在11月27日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成立后，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写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967年1月，由于反对中央文革以及六次冲击公安部，一批联动成员被抓进公安局。联动被镇压后，老红卫兵至此被边缘化。但三个月后，他们便被放了出来。当时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其父是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写了一封血书给毛主席，请求原谅。毛泽东指示：“要把所有联动放出来。”
1967年4月22日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曾评价老红卫兵“自以为是贵族，盛气凌人，什么东西”的江青说道：“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康生则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
批驳过出身论、却在文革中被处决的平民子弟造反派遇罗克，却未获得这样的优待。
由于社会地位的滑落，老红卫兵常被视作反思文革的第一批人，倒并非言过其实，他们更多的反思发生在阅读到灰皮书、上山下乡之后，乃至九一三事件之后。长期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曾接受采访说：“据我观察，大部分人是从自己和家人受到文化大革命伤害之后，才逐步地重新思考问题。”
群众造反派的兴起也并未让他们就此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1967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后的元旦社论，称“我们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以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是客观的规律。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展开。”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曾深入研究过文革在宁夏的发展与演变。虽然“毛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他的权威发出指示以改变文革方向，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各种力量利用，将文革导向毛所不愿见的方向。”前17年间，各类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文革”期间不同派别间斗争发生且难控制的主要根源，无法通过社论的思想灌输来改变。“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改变局面。
因此，在196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复课闹革命后，收效甚微。各方善于发现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彼此争斗。当年10月，毛视察外地时，公开表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为了控制运动的方向，1968年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直到当年年中，经历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后，毛泽东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五位造反派领袖，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召见谈话记录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后，历时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才偃旗息鼓。
1968年底，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老名词“红卫兵”被新名词“知青”所代替，进入了历史。
在渐渐谢幕的过程中，不听话的造反派甚至遭到严厉镇压。因为他们并不掌握国家机器，文革中更多大规模有体系的清洗和屠戮行为，其实皆非新老红卫兵所为，如著名的“大兴县屠杀”和“道县屠杀”。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讲座中曾说过：将文革叙述为理想年代的误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革历史叙事的语焉不详和缺乏真诚。
其实老红卫兵和造反派长期被误解为文革的主角和标志，何尝不源于此。无论老红卫兵还是群众造反派，他们皆有过错，但只不过是文革的临时演员，更非编剧和导演，却作为象征性符号承载了过度沉重的历史包袱。
刊载于2014年第25期周刊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