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乡土情怀做研究鱼书鸿雁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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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坚持一个观点：做中国研究，不能没有转型的魄力。其一，需要从孔孟之精英到老百姓的转型，其二是领袖导向到基层导向的转型，其三，中文具有成为国际语言的趋势，为了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应该以中文出版这套书。"

“发展，让社会更美好；学术，让生活更和谐”，打开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介绍网页，这样一句话让人对于这样一个中心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它诉说和研究的，就是我们平凡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这个中心的发起与负责人，则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张乐天教授。在信息化的今天，当全世界正在以各种方式认识中国的时候，他却另辟学术研究之蹊径，默默深入中国乡村与市民社会，收集佚散民间的旧时资料、书信、日记，汇聚上个世纪中期来自中国民间的点点滴滴，集腋成裘，拼凑出一幅中国大地上平凡百姓生活的广阔画卷，将其展现在世界眼前，为研究中国历史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初见张乐天教授时，他一坐下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研究的近况。从开始收集民间书信至今已有不少年头，谈起现在存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珍贵书信、日记、档案，张教授如数家珍地道出了隐没其间的不少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1960年，北京的一对搬运工情侣往来的情书，虽然字迹毫不工整，但读起来却感人至深；一名去了黑龙江的上海女知青，在黑土地上与家里保持通信，饱含了生活的沧桑和成长的历程……”谈笑间一幕幕消散在历史中的真人真事历历在目，如同历史长篇。然而张教授所关注的，却远远不止其间的趣味：“我收集的民间书信、日记，首先是因为这些资料对理解中国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以往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得到的资料往往是领袖导向的，并很少来自基层的，会很片面。而书信则是基于老百姓的生活实践的，非领袖导向的。让研究者自下而上地理解中国，书信具有特殊的意义。再者就是书信、日记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充分了解自己父辈、祖辈是怎么样的，他们身上有多少可贵的品格，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这些地方得以体现。所以，这也是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的。另外，这些珍贵的书信、日记也在不断地流失，抢救这些意义重大的历史资料就显得格外重要。”

怀着这些愿望，张教授多年深入民间，亲自收集，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江苏南通某公司社会生活类资料、上海市郊县人民公社社会生活类资料、某铁路工会社会生活类资料、江西九江一批城乡社会生活类资料等陆续入藏。这些素材在他和他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团队的精心整理下，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文化意义。2014年10月 ，由于前期工作富有成效，其申报的项目已顺利通过有关专家的中期检查和评估，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滚动资助。此外，一部长达30卷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已然成形，即将由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博睿是总部位于荷兰莱顿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公司，这一次一反常规，首次以全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张教授主持的资料长编，辅以中英文的序和国际导读。“我当时坚持一个观点：做中国研究，不能没有转型的魄力。其一，需要从孔孟之精英到老百姓的转型，其二是领袖导向到基层导向的转型，其三，中文具有成为国际语言的趋势，为了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应该以中文出版这套书。”资料长编尚未正式出版，已经赢得了海内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高度关注，这背后不仅仅是这套书本身的学术意义，更有张教授的个人魄力和学术精神。

张教授的理想在于利用宝贵的书信、日记等资料，将国际上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认识我们父辈们的时代和他们的精神品质。然而张教授的研究之路绝非一日之功，这条路上的苦与乐已经成为了一部奋斗史。

把民间资料做成学术资源

故事还得从张教授大学毕业那年说起。当时身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生的他曾有一次针对自己未来发展思考与评估，思虑过后他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他的工作方向。之后，他顺利地留校任教了。 然而那一年，张教授的养母因病去世。养母是张教授父亲的嫂嫂，与从小过继的张教授的感情十分深厚，只是走得太过匆忙，使得张教授不能尽其赡养之责。回想起这段经历，张教授至今仍流露出一丝愧疚：“我当时心里的负担很重。我欠她很多，如何还清？我不知道。”母亲对于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张教授来说更是一切乡间淳朴善良的人们的代表，他深知自己需要做一些什么，来对得起这个生养他的，让他魂牵梦绕的天地。再想到自身，他希望做一件对自己生命有意义的事情，也希望为滋养自己的土地做一点事情。最后，他决心投身于农村研究当中，并得到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泰斗田汝康先生的支持。

张教授对农村生活十分了解，还当过生产队会计，对自己早年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有切身体会。几经思索后，他选择了人民公社研究，但在感受到其意义的同时，也深感其难。从八十年代起，张教授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从民间收集资料了，但是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不过汗水之下终究会有收获，1998年1月，张教授研究人民公社的专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出版了。 2009 年下半年，中国社会学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版的所有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中评选优秀著作，张教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作为唯一一本个人专著优秀著作脱颖而出。同时获优秀著作奖的还有郑杭生先生和李培林先生。张教授去北京领奖，此时他意识到，该是时候为母校复旦，也为了国家做一点事情了。于是，在颁奖典礼上，张教授表示：我们国家是生产民间资料最多的国家，但是我国同时又是恰恰一个一直没有把解放后生产的民间资料作为学术资源的国家。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民间资料对理解中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大量地流失，所以抢救资料十分重要。为了给年轻人提供平台来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他们父辈过的日子，也为了让国际上研究者们了解真正的中国。

随后张教授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以及文广集团的支持。在学校的积极响应下， 2011年10月8日，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正式成立了，这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专门收集民间社会生活资料、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机构，下设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馆、学术研究室与合作交流室三个机构，构建了从民间精英、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学术机构一直到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全方位合作体系。有了制度上的支持，张教授意识到该是放手去干的时候了。但是工作刚开始时并不顺利，由于缺乏渠道，张教授很难收到有价值的材料。同行的李甜博士也表示：“工作开展了半年左右，由于缺乏可靠的线索，根本收不到有学术价值的材料。但好在后来，和相关行当的专业人士建立了一定的关系，找到了渠道才渐渐摸到了门道。虽然是学术活动，但收购的过程中毕竟涉及钱，也会比较‘俗’。我们不善于讨价还价，而且在见到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时，激 动和喜悦溢于言表，结果往往是价钱 上吃了一些亏。”张教授的“第一桶 金”是上海某食品厂 50 年代的文书资 料和档案资料，当时是 2011 年年底。 在此之后张教授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收 集网络，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基层文 献资料逐渐填满了当代社会生活研究 中心的所有空间。那些来自人民公社时期的资料，尤其是个人档案，其详细程度让人十分震惊，就是一部部详细的个人生活史。其学术意义可见一斑。但是研究者的精力毕竟有限，在仔细的评估之下，张教授决定做一些取舍，集中精力搜集两种资料：书信、日记。

日记和书信有独特的长处。在 没有网络，电话不普及的年代里，书信几乎成了长距离沟通的唯一媒介， 一切生活的细节几乎都能从中反映， 十分的客观、翔实，而日记则完整地记录了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和 世事变迁，具有非凡的价值。””谈起多年来收集的书信、日记时，张教授不禁讲起自己了最近书信研究上的“大事件”，“在2012的10月8日，‘复旦— UCLA 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成立了。我们就有机会在研究的时候站在国际平台上。另外，有‘年鉴学派’传统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也会和我们合作。我也会和研究院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就书信展开研究，课题叫做‘书信里的中国人’。”

不仅如此张教授也开设了一门课程，他本人对此津津乐道。课程名为“书信里的中国人”。课堂上，张教授精心编排，选出一个个来自书信的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让学生品读，在展现那个过去的时代的真实面貌的同时，一笔一笔勾勒出那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书信里的中国人”这门意味深长的课程不仅引起了学生们对于现代农村生活研究的兴趣，张教授也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国内外的一些年轻人共同投入到现代中国农村的书信研究当中来。

做全世界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基地和平台

“我这个人做学术有一个特点，凡是我认为对于民族，对历史有重大意义的事，再大的困难，我也会迎头而上。”聊到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张教授说起了自己的学术风格，“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我曾经是被认定为永远不可能离开农村的一个人，我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曾经经历过最苦难的岁月，没有希望的日子，也就有了那种做事情有韧性、不怕曲折的意志力和狠劲。”事实上，张教授身上所反映的那一代人的特征，正是他寻遍民间，穷尽心血去寻找、提炼的那种中华 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有一种品格。使 得中国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战争、动乱这些艰难困苦之后依旧保持着那样的一种稳定，而且在那以后民间还蕴藏着大量的潜力，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后发挥出来 的那些力量。仔细思索，原来中国人确 实有他们不容易的地方。在我收集的信 里，可以看到：有的人当时被打成了地 主，他仍旧写信给女儿‘好好努力’，还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不忘写信给兄弟姐妹：‘不管怎么样，要好好读书。再艰苦，我省下的面包钱供给你们读书’ 。这些信看着确实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些正是现在年轻人们的父辈们的品德，应该让年轻人知道这些。”这是张教授事业的目标，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夙愿。

张教授不仅充满了历史责任感， 而且在学术方法上独树一帜。他始终认为，研究中国不该老老实实地在社会学学科的框架里进展，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读懂中国，就应该打破来自西方的学科的桎梏，以中国之模式解读中国之精神。正因如此，张教授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的现状 有一些“不满”：“我觉得世界上研 究中国最权威的地方应该在中国，而 不应该在美国，或者中国以外的其他 地方。最了解中国的应该是我们自己。”于是，张教授对于自己的研究中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第一，我要把这个中心做成国内外理解中国的最好的最著名的中心；第二，我要让这个中心在资料的基础上能够做出一批有复旦特色的学术成果；第三，我要让这个中心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最重 要的基地和平台。” 将学术工作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就意味着对它寄予了一份期望和 感情。张教授以中华民族之精神为己任，一路上坚持不懈，著书立说，在旁人看来，更是值得崇敬与铭记。如 果说深入民间收集散轶的资料是因为民族的、历史的精神不可遗忘的话， 那么几十年如一日重构一个过去的时代，描摹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灵魂以将其展现给世界的事业更是不朽。

将学术工作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就意味着对它寄予了一份期望和感情。张教授以中华民族之精神为己任，一路上坚持不懈，著书立说，在旁人看来，更是值得崇敬与铭记。如果说深入民间收集散轶的资料是因为民族的、历史的精神不可遗忘的话，那么几十年如一日重构一个过去的时代，描摹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灵魂以将其展现给世界的事业更是不朽。

（资料征集 ：若有复旦校友自愿捐赠其生活资料用于学术研究，可以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取得联系，电话 ：021-55664191，Email ：baiwansheng2003@163.com）

《复旦人》2015年3月总第21/2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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