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将推出一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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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队干部用140万字记录了毛泽东时代

澎湃新闻记者 朱戟影
2015-08-21 08:58 来自 私家历史


据悉，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先后推出一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新书，其中六种八卷组成“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丛书,包括《乡村六十年——浙江H县的经济社会变迁（上下）》《革命的书写——一个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1954-1982）（上下）》《建构新秩序（1948-1958）——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秩序的边界（1958-1968）——从灾难到革命》《剧场社会——公社的社会生活》《共生经济——公社的农业经营》。
与此同时，复旦出版社将与荷兰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出版社联合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第一期共八卷，其中四卷是一个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四卷是两个北京居民20多年的通信。
“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均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担任主编。该资料中心于2011年揭牌成立，旨在挖掘、整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各种社会生活资料，保存并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记忆，构建一个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全方位合作体系。
近日，围绕这两个出版项目的缘起、整体规划、学者、机构参与情况等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晶进行了采访。

“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书影


澎湃新闻：“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这个出版项目是如何诞生的？
孙晶：大学出版社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与大学的学术研究联系比较密切。2011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由张乐天教授担任主任。这个中心的特色在于特别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在张乐天教授眼里，土改分配的清单、人民公社时期的账目、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约、生产队长每天布置工作的日记，以及日常购物的发票……都是学术研究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收集资料，他踏遍了村村落落，大街小巷。越来越多民间的百姓知道有一位教授喜欢“收废纸”，张乐天教授也因此被称作“收废纸”的教授。他也缘此与更多的人保持了联系，常常向他们寻觅被作为垃圾卖掉的当代史料。久而久之，一些废品收购者甚至会主动向他提供一些来自民间的生活史料。
张乐天教授主持着一个叫做“当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与张教授聊天得知后，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样一个学术成果转化成出版成果。出版社大概是从2012年左右就开始追踪这个项目，并组织了专门的团队专项追踪。2013年，在书稿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国家也给予我们很大的经费支持，说明这个项目的价值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学者参与。因此在积极做好出版筹备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将这套书推向国际学术界。由于复旦大学出版社与海外学术出版机构一直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很快我们便启动了与海外出版机构的洽谈工作，最后决定和已有400余年历史的荷兰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出版社联合出版。起初打算整套书全部推向海外，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先联合出版一套资料，并把这套丛书取名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资料长编”，两个出版社已经签订了联合出版三十卷的意向书。

张乐天教授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即将推出的社会生活研究著作的内容？
孙晶：我们将先推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八卷，这套书的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始资料，另一部分就是研究著作，两部分各有四卷。
原始资料包括《革命的书写——一个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1954-1982）（上下）》两卷，呈现了浙北地区联民大队一个干部的完整工作记录。联民大队干部周生康从1954年开始记，一直写到1982年，共六十多本，字数超过140万字。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时代一个行政村干部的最详细、最完整的工作笔记，笔记中的文字让我们回到那个带着神秘色彩的公社田野，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还有两卷是《乡村六十年——浙江H县的经济社会变迁（上下）》，这是根据海宁市档案馆完整的文件资料编写。县是中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是可以制定地方政策的最低一级地方政府。因此，了解不同时期县级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情况、执行政策的过程及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脉搏。
另外四卷《建构新秩序（1948-1958）——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秩序的边界（1958-1968）——从灾难到革命》《剧场社会——公社的社会生活》《共生经济——公社的农业经营》，是曾经在联民大队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张乐天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学术著作。
这套书中的《革命的书写——一个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1954-1982）（上下）》将在荷兰出版，编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分四卷。“资料长编”的另四卷是《生活的流水——两个北京人的书信》。
澎湃新闻：“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出版项目规模庞大，编写团队由哪些人员组成？
孙晶：两套书的编写团队由三个层次构成。
其一为学者团队，由张乐天教授负责，成员包括该中心的陆洋博士、李甜博士，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所长的邹怡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赵德余教授、沈奕斐副教授，苏州大学的席富勤教授等、上海大学的丰箫副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邱梦华副教授等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
其二为民间研究团队，其中由虞坤林负责的海宁市民间团队直接参与了《乡村六十年——浙江H县的经济社会变迁（上下）》的编写，由中国票证收藏家协会会长蔡援朝负责的民间团队中的部分成员参与了“资料长编”第一辑八卷的工作。
其三，“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组成了一个国际学术顾问团队，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负责，成员包括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伊莎白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裴宜理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他们为长编的选题提供学术建议。

阎云翔教授
澎湃新闻：这次复旦大学出版社与海外著名的博睿（Brill）出版社进行了怎样的合作？
孙晶：通常的合作出版，就是简单的版权输出，但是这次我们希望真正做到国内外“同步出版”。因此，在图书正式出版之前，两家出版社与相关学术机构将于2015年8月22日在复旦大学联合举行“社会生活研究”国际论坛，把国内外从事此领域研究的一流学者都邀请过来。特别要感谢的是，阎云翔教授起到了很重要的牵线作用。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将首先出版首期八卷纸质本，之后会和博睿出版社联合冠名在海外发行国际版。此后，我们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第一就是继续民间史料的整理出版；第二就是与博睿（Brill）出版社联合，进行这些资料的数字化、数据化建设，把一份一份的史料汇聚成一个庞大的电子资源库,以方便更多的研究者使用。
在具体的工作中，除了与高校的联动之外，我们还希望和有关地方政府、档案馆、博物馆加强资料共享，也包括与更多民间收藏协会的合作，等等。总之，我们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仅是封闭的一两套书，而是真正变成能为学术研究所用的“数字宝库”，能够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活。
澎湃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国内版本和将来要与博睿（Brill）出版社联合发行的国际版在内容上有什么差异？
孙晶：国内版的内容刚才已经介绍过，第一辑就是四本史料加上四本研究著作。而海外学术出版机构更看重原始资料的呈现，因此我们联合博睿（Brill）出版社在海外出版时，会优先出版史料，进而推进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国际版除了包括国内版的四本原始资料外，第一辑出版的书目当中还会补充另外一些重要资料，比如同样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的当代中国书信超过六万封，个人日记超过1000本。届时将把这些珍贵资料加以遴选、整理、出版。
另外，博睿（Brill）与复旦社联合出版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国际版不进行翻译，而是直接按照中文的原始面貌出版，这主要是为了充分保留史料的全面、完整；当然，国际版届时会请阎云翔这样的专业学者针对每卷撰写一篇英文导读，以便向海外学者更加准确地介绍基本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史料的意义。
澎湃新闻：最后能否介绍下这一项目未来的出版规划？
孙晶：因为张教授及其团队收集的资料规模非常庞大，所以我们预期“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是一个长期项目，在首期八卷本完成之后，下半年的工作将围绕和博睿（Brill）出版社的合作展开，从史料整理入手。
比如，我们很想以“书信里的中国”为题，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呈现农民笔下的中国、工人笔下的中国、干部笔下的中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又比如，我们想做一个“追忆”系列，把私人书信和日记整理出来，按姐妹、夫妻、父子等之间的通信再分成这样一些小类，分成“恋爱篇”、“婚姻篇”、“家庭篇”等，为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情感作传。此外，除了文字之外，中心还搜集有大量票证的实物图片，包括有粮票、油票、股票等，也可以陆续扫描出版，这些原生态的重要票证，生动地、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代中国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总之，不论怎样，我们基本上会优先出版史料，不论是文字，还是图片；同时希望在第二期出版的时候，能够同步完成数据化的建设工作，方便更多的学者查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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