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

叶曙明

[说明]
    龙康侯，有机化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有机化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培育了大批化学人才。他对中国南海珊瑚类生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至1991年已发现50多个新化合物，测定了它们的结构并进行了药理试验，发现有些结构独特，具有强烈的生理活性，颇有应用前景。他是中国南海海洋天然物化学研究的开拓者。2009年，中山大学在校园内竖立其铜像以为纪念。
    几年前，我在广州旧书报市场发现龙康侯在文革期间的一批“交代材料”，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他出生到文革的每一个阶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有一句话，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龙康侯的材料，对研究中大文革极具参考价值。现趁春节放假在家，整理出其中一篇。
                                                                                                                                                                                                                ————叶曙明



                                                                                          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

    1965年4月上旬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参观团，参观当时教育部在北京举办的科研展览会，同去的有罗雄才、潘鉴元、高兆兰、戴辛皆、张宏达和俞德明，后来也参观了一些化学工厂，5月中旬，离开北京时，报刊已大量登载批判当时北京市委吴晗、邓拓等黑帮的文章，全市都展开了批判，开会声讨黑帮的罪行。
    回到学校后，全校也正在学习文件和阅读一些批判材料。传说重点在文科，停课一个时期搞学术批判，理科不停课，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学习讨论。那时我还和同学一起在广州市化工研究所进行毕业论文的工作，直到6月初还接待过一次加拿大外宾，与外宾同来有一位在北京宣传部工作的女同志低声地对我说：“陆定一、周扬、蒋南翔等都有了问题。”并要我莫传出去。
    不久，聂元梓等七人炮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出来了，并且听说毛主席亲自看过批准这张大字报，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个消息传到中大，康乐园也就不平静了，运动形势发展之快，有如急风骤雨，当时课也停了。在此之前，化学系党总支按照了省委的指示（陶铸、区梦觉）和中大党委的指示，在党内进行了排队，属于一二类的，开了积极分子会议（我知道我是属于第三类的），并组织了系的文革领导小组，包括张顺南、李卓美、姚仲年等人。
    6月初的一天，张顺南通知我参加党总支的紧急会议，我去了，张批评我说：“系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来看一看。”我听了以后发呆，不知怎么一回事。后来晓得是学生闹起来了，在膳堂，在党委会门口贴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和政治辅导员也冲（突）起来了，有的还提出要上街游行。我当时觉得同学有些过火，觉得一般来说，政治辅导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政治觉悟水平比较高，出身好的一些党团干部，被同学斗争，有的甚至被打伤，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当时李嘉人挺身而出，将陈彬和一批政治辅导员停职反省，想以此缓和局势，并未奏效。
    接着就发生了6月24日的事件：以几个人名义贴出的三张大字报，对同学斗争辅导员多所指责，并要赞同者在后面签名。忽然有一群同学围上来了，劝阻签名，而且激动地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那是不行的。”人群越聚越大，就是这样闹起来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在旁边站了一下，回到有机教研组，问谢谦信那个带头写大字报的某某是什么人，谢说：“你要问他做什么，你对这件事应该独立思考吗！”后来阅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心里才开始有些明白，根本问题就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群众运动中有些“过火”行为，也是难免的，决不能因此而加以压制，应该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当时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党在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系里的文革领导小组似乎难以起作用了。6月底、7月初，广东省委派了以杨行为首的工作队到校，贴满了红标语：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当时是说，这个工作队是向李嘉人负责的，我的想法是：李嘉人在中大不久，问题不会像北大陆平那样。马肖云的问题会要更大些，要是黄焕秋在中大，也是跑不了的。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教工方面，各教研组对其所选定的重点对象进行揭发和批判，校内串连都要得到工作组同意后才行，校外串连更受到限制。当时系里贴了关于我的一张大型的大字报，将历次运动揭发的问题，整理一番，更为系统化。这对我又一次敲响了警钟，系里的同学和教研组配合行动，将重点批判过的人物提出来斗争，戴高帽游行，设“牛栏”。系里两个红卫兵组织将我从旧化学楼押送到家里破四旧，排队入室，读了毛主席语录给我听，有秩序地进行检查。对我来说，我感到有些群众运动的气氛，那是（时）系里党支部还是过组织生活。此时，自己觉得在思想上还是可以跟得上运动形势。
    8月以后，情况又变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意见开始多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人心大为振奋，同学们又开始大动起来了，于是“工作队从中大撤走”、“杨行滚蛋”的标语贴出来了，认为工作组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在想，这又是北京清华园的风吹到康乐园来了。
    代替工作队的是成立了以卓凤仪为首的临时筹委。临时筹委确实是临时性的，短命的，益发暴露了矛盾。8、9两个月中，红卫兵总部与红卫兵兵团的对立愈益显著。10月初（？）我下到博罗县的乡下，支援抗旱，约有十天之久。首先对自己的体力是一次考验，真是肩不能挑，手虽然不是无“缚鸡之力”，但拿起一把锄头，已感到吃力，脱了鞋的脚、肤色和农民的一比，真是感到羞惭。踏在泥土上，如履薄冰。不过后来锻炼行路，到（倒）是收到一定的效果。有一日走五十里，晚上还参加开会，第二天还是可以起得来。
    在三同户家里只吃过几天的饭，是我和刘芝兰，还有林××同学一起去的一家，我向那一户最老的男同志叫了一声“伯爷公”，后来谈起，他刚满五十岁，而我比他大六岁，他弯了背，脸上都是皱摺，从这些可以想见，他从旧社会里走的过程中，不知受过多少苦难和地主们的折磨。但是他现在精神还是那样焕发，眼睛那样有神，一清早出去上工，在他家里吃了几餐饭，他总是先让我们吃新鲜的、热的饭，在菜里还为我们洒上一些油和酱油。我回到家里，讲了这些情况，小孩子也不再吵着吃零食，一天只吃三餐饭，食油也省了一斤多（每月）。我向家里人说要学习贫下中农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到学校，正是大量揭发和批判工作队所执行的资反路线了，要工作队回来作检查，那时临时筹委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自从8月底开始大串连以来，北方南下来校串连的络绎不绝，我当时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很不习惯，感到行路难，供应失调，校园秩序大乱，建筑物内外受到损伤，桌椅板凳，暴露在外，甚为零乱。通宵灯光如昼，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来校点火，贴大字报说中大有如“一潭死水”。当时我不同意，我也把他们看作是“下车伊始的钦差大臣”。
    从此以后，在中大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桩重大的事件。10月29日发生封闭筹委会和罢免卓凤仪的事件，全校抢抄“黑材料”之风盛行。后来终于抢到党委的机要室去了。第一次是在11月9日，我在凌晨2时许，听到有人广播，号召党员起来到党委，保卫国家机密。我也起身走去了，（看见）人群围住党委大楼，水泄不通，从外面看去，门窗挤破，外面高音喇叭，两面齐开。我站在一旁，觉得无能为力，也就走了。
    当时回家后想，军委会的紧急通令发出后，也是如此，真是无法无天。但我相信，省委和军区总会有人出面调解的，在红卫兵总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旗公社于11月24日宣告成立了。化学系有些教工参加了“红教联”的组织，后来打听了，也是属于红旗公社方面的，声势更为壮大起来。于是又发生了11月30日第二次冲入党委会机要室的事件。对“11.9”、“11.30”两方面都贴了大字报，一方面则为“抢黑材（料）”是革命行动，另一面则为“冲机要室是破坏国家保密条例的行为”。我在两方面都没有签过名，也没有人找我签过名。当时认为自己注定了是“靠边站”的革命对象，那时红旗公社广播的“北京来电”、“北京来讯”最多，我也开始注意，有时要大儿子从广州买一些小报来看。12月下旬，红旗公社开始揪陶，中央首长接见了公社赴京的代表，此时的红旗公社，可谓盛极一时，因而以后把揪陶作为自己的一大功劳。
                                                  龙康侯
                                                  196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