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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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


最近看了一篇网文，（佚名《我眼中的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360doc图书馆，2015）说的是1966年8月“破四旧”时期，杭州的著名古迹灵隐寺被保护而未遭破坏的缘由。当时杭州各中学的红卫兵涌到灵隐寺要将其当作“四旧”砸毁，而浙江大学等校的红卫兵反对，赶去阻止，赢得了时间。后来市里上报中央，周恩来对此做出指示，灵隐寺才得以保存。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透露一个细节。他叙述“事实是，当时的杭州公安局二处（治安处）是最早得知‘砸庙’消息的，为了拖延时间，由市局最机密的负责反谍报工作的特勤人员化装成红卫兵与砸庙者进行周旋，然后又把这一消息通过已经打入浙大红卫兵组织的特勤人员‘通报’给浙大的红卫兵。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砸庙’与‘护庙’的斗争。”

作者说：“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微妙、最隐秘的一段历史。”就是文革初期的地方领导“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他们首先把红卫兵视作一个违法组织，采取了‘内控’、‘打入’等各种秘密工作的特殊手段。”

这位作者当时也是杭州一位中学红卫兵，和参加此次行动的人员认识，所以说的应该可信。但是从他的叙述可知，似乎“特勤人员”仅打入大学红卫兵而未打入中学红卫兵。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学红卫兵，主要队伍是杭州一中、二中和四中的红卫兵，头头都是省市和军区领导人的子女，不可能当作“违法组织”予以渗透。

这位作者可能确是头次提出文革初期保卫部门的作用问题。这问题也确是文革中“最微妙、最隐秘的一段历史”。

据我所知，在文革初期，各地方各部门确实通过两条线索掌控运动。一条是党组织，另一条是保卫部门。保卫部门的主要作用就是派出特勤（有时称特情）人员以某种伪装身份深入群众，探听消息，使领导能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和行动状况。

在我院，保卫部门就是院保卫部。当时院保卫部秘密派遣了一位熹先生来到我们单位。他以什么身份出现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记得接触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当时很随和，和许多造反派朋友混得很熟，还对我们的造反言论表现得很同情的态度，使得这些人在他面前无话不谈。

当然谁也没想到他的真实身份。直到1966年底，我院造反派头头王锡鹏出面封了院保卫部，一些整造反派的材料得到清理，我们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他把我们随便聊天的每句话悉数上报、记录在案，连开玩笑的话也不放过。我说我不记得接触过这个人，但保卫部的档案上也有我说的话。一位清理档案的朋友让我去看，我没有去，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句话。

这位熹先生当时被叫做“特务”，还挨了斗。但是我当时感到，大家也不特别恨他，因为他未直接参与对造反群众的迫害。

我的一位亲戚在北京市工作。他们单位也有这种情况，也有这样的特勤人员挨斗。他说，这位人员组织性纪律性很好，敬业，不管怎样斗他，叫他交待问题，他只重复一句话：“我在我的岗位上。”

这些人员活动高潮大概是1966年8月左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兴起后即归于沉寂。当然我们也不能笼统这样说，也许有些部门一直在工作。

北京大学文革里有一个“二组”，自称保卫组，说是文革初期工作组整群众的小组，后来被聂元梓的校文革接管原班人马，整了群众很多“黑材料”，再后来被井冈山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砸”了。

最近，这个“二组”的负责人谢甲林在网上发表文章，为聂元梓辩护（《聂元梓案的几个问题》，凯迪社区史海沟沉，2013）。其中有的话说得对，有的不对，此处不赘述。他还写了一篇《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百年潮》，2012年5期）。说他在处理翦伯赞问题上是很正确的。

又有“二组”成员，原北大法律学学生蓝绍江撰文，驳斥“二组”整学生“黑材料”说。（《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７.１０”事件》，华声论坛/时事政治区/参考文摘 2014/8/23）

他说这个保卫组从不介入运动，当然也没整学生的“黑材料”，只保存一些大字报底稿。这些底稿是为了对笔迹用的。在1967年7月10日这天，有人向陈伯达汇报说这个“二组”整学生的“黑材料”，陈伯达说这个组应该停止工作。于是群众抄了这个“二组”。“二组”的人虽然藏了部分档案，但最后终于被抄出来了。

这个蓝绍江说他曾有过派性，但后来没有了，现在当然没有，而且很反对派性。文革中的派别都是在文革的理论指导下行事的，在这个意义上都应否定。但是对待具体问题，还是有是非的。蓝绍江很拥护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到北大干什么？还不是领导文化大革命？既然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领导北大文革的工作组怎么能肯定呢？这不是和中央唱反调吗？

张承先制止“六一八事件”中部分人乱打乱斗的暴力行为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六一八”以后，他指挥在各个系里开了批斗会，有组织的批斗比乱批乱斗能好多少？他还在全校搞人人过关，形成类似反右的恐怖场面。所以标榜自己没有派性似应缓行。他所说的不涉入运动和没有派性，似乎主要指和井冈山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的派性斗争。其实这一派性只是北大文革运动的一部分。

在这个“二组”整“黑材料”问题上，蓝绍江的解释和“井冈山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群众的指责有一致的地方，就是群众确实从“二组”抄出了大字报底稿。分歧在于，“井冈山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认为这些大字报底稿是为了整群众，即写大字报的人，而蓝绍江说是为了核对笔迹。这里的分歧也许没有那么大。

很多地方或部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按照中央文件清理“黑材料”，往往包括大字报材料。例如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组干脆将大捆的大字报揭下藏起来准备秋后算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井冈山文革初期的保卫部门”群众将这些大字报底稿认作“黑材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二组”把他们用于核对笔迹，在事实上有当作“黑材料”使用的可能。

这里的问题是，“二组”将学生作为侦查对象。那么，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权力呢？显然，公安局和反间谍部门如现在的国安局有这样的权力，而且这就是他们的职能。但是侦查对象的确定，也有一定制度和程序。随意对公民施行侦查手段是侵犯人权的。至于北大“二组”这样的三朝元老（工作组、校文革、工宣队）保卫部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蓝绍江身为学生能否行使公安部门的职能，我们也不清楚。这里我们泛言保卫部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上面有不同的归属。对此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它们在文革中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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