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生：江青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

bluesky

江青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
刘武生

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背着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是江青一手策划的，为何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其中的奥秘江青披露过。她说：“我的话更没有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于是，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要求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了互相利用，两人一拍即合，林彪立即让叶群为江青召开座谈会做好安排。

为了互相吹捧、互相利用，第二天，叶群托人将林彪的一段话转告江青：“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对于林彪的这种被动委托，江青后来对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说过：“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

这个座谈会是很神秘的，1966年2月2日，座谈会开场，江青首先宣布三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她还查问与会人员带窃听器没有。“不准让北京知道”，很明显，就是要对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保密。
接着，江青讲话为座谈会和“纪要”定调。她说：“我们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座谈会于2月20日结束，名为大家座谈，实为江青一人谈。江青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诬蔑文艺战线“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诬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领导同志；另一方面，吹捧林彪，并抬高自己。在一次谈话时，江青竟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她说：“周总理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江青也认为“问题不少”。江青的这些说法致使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同志当时就感觉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

座谈会结束后，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最初是“汇报提纲”，江青对这个初稿很不满意，交张春桥修改，后陈伯达也参与修改，先后改写了8稿，反复修改了30多次。其中，毛泽东先后作了3次重要修改。他在一些地方删去了“纪要”中颂扬自己的话，保留了江青提出、陈伯达和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的内容。他不仅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还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显而易见，毛泽东认真审阅、修改过的这个“纪要”，所肯定的“黑线专政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也反映了当时他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已经传开。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这个“座谈会纪要”，并在批语中指出：“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由于林彪、江青组织召开这个座谈会是背着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同志的，长期关注文艺工作的周恩来并不知情。因此，正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炮制“座谈会纪要”期间，3月12日、14日、15日，周恩来3次观看天津歌剧院的演出，并同有关同志谈话，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改造思想，提高艺术水平。他充分肯定北京一些文艺单位组织小分队去基层演出的做法。他说：“你们不能只在上面自己搞运动，要下去。”“要赶快下去，到农村去，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普及提高农村文化。”“舞剧和歌剧不要太分家，要互相结合。要有歌有舞。”16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会上，谈到《王杰赞歌》时，他说：《王杰赞歌》写王杰有个发展过程，这是正确的。事物总是逐步提高的，哪里有从小什么事都懂得的人呢？显然，周恩来的上述说法，是同江青等炮制的“黑线专政论”相牴牾的。


（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