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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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刘晋峰，男，1926年生于河北省蠡县，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离休前历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天津市八届、九届政协主席等职。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1月14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会上，市委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四清”工作的首批试点单位。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小站镇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位民国总统而闻名于世。
　　“四清”工作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即来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陈伯达亲临天津达23次之多，亲手策划、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把小站地区乃至整个南郊区的工作搞得一团糟，损失巨大。

下车伊始妄诬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通知我：陈伯达要在天津抓一个“四清”工作试点，现在人已到了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并陪他到南郊区去视察。当时在我心目中，陈伯达是中央首长。这样的人物亲自下基层抓试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即赶到市委招待所，与陈伯达见了面。初次见面，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很有些中央首长的派头。慑于他的威严，加上他满口的福建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便驱车直奔南郊区西右营村。
　　离西右营村还有一华里左右的时候，陈伯达忽然下令让司机停车。他下了车，眺望着不远处的村落，嘴里叨叨咕咕说个不停。我听了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要坐着小汽车进村，那样容易脱离群众，让大家步行进村。我当时心里想，到底是中央首长，水平就是不一样。于是，我们在前面走，陈伯达在后面跟着，一行人步行进村。
　　进了村，我们一起听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然后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家里。张凤琴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由于她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一位很能干的基层干部。在张凤琴家，陈伯达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张凤琴家当时新盖了3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这本来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村里绝大多数社员家庭情况都是这样，丝毫不足为奇。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是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阶级敌人，你们搞吧，不会错的！”于是，在陈伯达这一番讲话之后，驻西右营村的“四清”工作队立即行动起来，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张凤琴的“十大罪状”，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过了几天，陈伯达又要从天津市区到南郊区的坨子地村去视察。我专程去迎接他并陪同视察。那天正好下着小雨，汽车开到离坨子地村约半华里的地方时，陈伯达又让停车。还是老一套——步行进村，避免“脱离群众”。因为下雨，地上积水较多。陈伯达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一边把鞋和袜子都脱了下来，就那么光着脚绾起裤脚步行进村。农村的土路被雨水一冲一泡，泥泞不堪，走起来一步一滑。陈伯达光着脚走这样的路，一步一趔趄，简直寸步难行。我跟在他后面，哭笑不得，既不敢劝他上车，又不好让他再把鞋袜都穿上，只好吩咐两位同志一左一右地架着他走，差不多就是把他“抬”进了村。进村后，我给他引见了幸福之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智，并介绍了一下坨子地村的情况。陈伯达听着，也不说话，嘴里不停地“嗯嗯啊啊”地应着，不时打量一下陈德智同志。
　　到了午饭时间，为了表示对中央首长的欢迎和尊重，村里给我们一行人做了几个菜，主食是米饭和馒头。不料陈伯达入座后看看桌上的饭菜却摇头表示不吃这个。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如果想吃什么可以让村里的人现做。陈伯达摇摇头，咕咕哝哝地说了一大堆，大意是说不能大吃大喝，并说要吃就吃玉米面窝头。我只好让人去给他现蒸窝头。做好了的饭菜他不吃，我们自然也不能吃，大家就这么坐在那儿干等。过了一会儿，窝头端上来了，陈伯达伸手拿了一个，一块一块地掰开，分给我和在座的其他同志们吃。分到最后，他手里只剩下很小的一块，他装模作样地咬了两口就放在了桌上，这顿饭就算是吃完了。陈伯达不吃了，我们也只好不再吃了。大伙等于都没吃饭，陪着这位中央首长饿了一顿。当天下午回到市委招待所，“拒绝大吃大喝”的陈伯达撕下了假面具，在市委招待所为他设的晚宴上山珍海味地饕餮了一顿，十足暴露了一个伪君子的嘴脸。
　　在坨子地村吃完了“忆苦饭”，陈伯达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前任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陈伯达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凭什么对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搞这样的诬蔑？当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若说陈伯达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谁是坏人，可我就算是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陈伯达，但我毕竟在南郊区当了十多年的书记，这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都是在公社和区一级党委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我怎么就没觉察到他们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呢？这种疑问，当时自然是不能讲出来，只是在心中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来。
　　陈伯达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讲话，被“四清”工作队奉为圣旨，姜德玉同志立即被确定为“四清”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3月31日，陈伯达又来到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看看，又听了一下驻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这个张玉仑(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玉仑所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这种语言，这种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霸道行径与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语言如出一辙。“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随便给人扣上一顶帽子，然后组织专案人员“量”着帽子的大小给人家罗织罪名。这叫“先定罪，后找证据”。陈伯达的这种恶劣作风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广。经陈伯达一手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处理过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凑出“材料”，强行定案。这种“先定案后处理，然后再找材料”的做法真是闻所未闻！
　　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就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编造历史，进行残酷斗争。

重兵围剿小站

　　从1964年3月开始，陈伯达始终亲自指挥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他初到小站，只走马观花地“视察”了3个村子，就妄下断言：“小站地区像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漆黑一团，农村没有几个好干部。”据此，他发出所谓的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他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尚未完全铺开，真不知道那个80%的比率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而实际上，陈伯达在初到小站时，只去了西右营、坨子地和小站镇三个村子。这三个村子，每个村各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就是说，陈伯达关于“80%”的推断还是“客气”的，在他心目中，小站地区真正是“漆黑一团”，是完全烂掉了。
　　小站地区“四清”工作队严格执行“中央首长的指示”，整个地区果然有80%的社队干部遭到了撤职、批斗，有的甚至被捕判刑，个别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整个小站公社共有干部208人，其中136人被大会批斗。仅小站镇就有93名干部被强行送到板桥劳改农场集训、交待问题。西右营和小站镇共有28人被逮捕、判刑或扣留。一时间，小站地区生产停顿、民心惶惶、人人自危。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先夺权。他认为“80%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亲自指挥策划了三个试点村镇的所谓“夺权斗争”。夺权之后，即转入了“清经济”阶段。“清经济”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是经济联系政治，通过清经济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的账目要三对口，做到账目、单据、表格、物品、款项“五相符”；三是“一净四透”，即：手洗净，澡洗透，账目、财物、仓库清理透。同时处理“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等。
　　“清经济”之后，转入“清政治”。首先进行的是“阶级复议”。陈伯达提出：小站地区阶级状况复杂，解放后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彻底，阶级阵营很不清楚，有许多漏划的地主富农，有的人私自改变出身、成份，有的人甚至冒充贫农。因此要重新进行阶级复议。这次重新划定成份过程中，多数生产队划得过严，除一些领导干部横遭诬陷、被打成“地主分子”、“反动富农”和“土匪世家”之外，还有不少普通群众被凭空提高了阶级成份，受到打击和迫害。对这次被“清查”出来的所谓漏划地主和富农则一律实行扫地出门，其房屋、家具被没收，债权一律废除，层层批斗，“批倒批臭”后，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至于“清思想”工作，则贯穿于“四清”运动的全部过程，通过宣讲“双十条”(中共中央下发的两个文件)，清算“资本主义道路”，搞臭“资本主义思想”，使群众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限，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最后是“清组织”。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以“巩固四清成果”。由于陈伯达的亲自过问和插手，所谓的整顿变成了专整党员干部。小站公社的干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干部960人(基本符合陈伯达提出的“80%”的标准)。
　　“清经济”阶段初期，在组织社队干部“洗手洗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运动出现了“三岔口”，即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不能自觉地交待问题，工作队思想上产生了苦恼和畏难情绪，致使运动陷入了停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伯达窜到小站地区，亲自指挥小站地区三个试点单位的“四清”运动。他根本不做调查，就信口胡说“小站地区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党的领导权落到坏人手里”，“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他竭力夸大“敌情”，说“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要求工作队“当地干部无论好坏，工作队都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划清界限”。

陈伯达说：“刘晋峰不能复辟”

　　陈伯达不辞劳苦，苦心孤诣地在小站地区炮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不惜采取当面造谣、当众撒谎的卑劣手段，整倒了三位老劳模，整垮了小站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把小站地区乃至整个南郊区说成“一团漆黑”、“比国民党统治还厉害”。所有这一切，除了为他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之外(陈伯达把他在小站抓的“四清”工作试点称为“小站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那就是千方百计整垮我这个区委书记。他嫌我不懂得领会他的指示精神，甚至不尊重他这个“中央首长”。我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27岁就担任了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几十年来，我一直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陈伯达对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劳动模范们敢于肆无忌惮地公然造谣诬蔑，甚至可以不顾历史事实地篡改人家的出身和个人成份，随便给人家罗织罪名。可是对我，他毕竟有所忌惮(当时的政治环境毕竟不同于两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我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被江青、康生之流随意陷害、残酷打击。但“四清”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政治气候)。我的出身、历史，陈伯达不敢替我改写。因此，他要整我，就只有从我的工作上找毛病。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才丧心病狂、毫无理智地诬陷小站地区的干部们。
　　陈伯达为什么如此“恨”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两件事我是直接“得罪”了这位“中央首长”。
　　第一次是“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工作队要我介绍一下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当时陈伯达也在座。我说，小站地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农业生产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农业上连年增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干部们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是积极的，是有贡献的。当然，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议“四清”工作要以教育、引导为主，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当然要进行批评，但不要以整人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为成绩。我的这个讲话等于无意中触疼了陈伯达，从他以后的种种行为来看，他来抓试点的目的是要捞取政治资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干部越多、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才越显赫。我的讲话在无意中与他唱了反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眼中钉，把我当成他捞取政治资本的绊脚石，必欲一脚踢开而后快。因此，在我这次介绍情况之后，陈伯达即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刘晋峰的职、改组南郊区委”的建议。
　　第二次“得罪”陈伯达，是我们在对张凤琴问题的处理意见上发生了分歧。“四清”之初，从市里到区里对张凤琴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正因如此，我才特意把张凤琴作为先进典型向陈伯达介绍。没想到陈伯达只在张凤琴家呆了20分钟就判定她“劳模不劳、贫农不贫”，回到市里就对市委书记万晓塘下令：“撤掉张凤琴的职务，如果不撤她就撤刘晋峰的职！”
　　陈伯达凭空诬陷，工作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而张凤琴坚持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群众也表示没问题可揭发，工作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于4月初又来到西右营，指使工作队强令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天津市委不好公然违抗陈伯达的命令，只好召开市委会议讨论撤销张凤琴职务的事。会上，我再次为张凤琴同志申辩。我讲话的大意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撤张凤琴的职是不妥的。我的意见未被采纳，市委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决定撤掉张凤琴的职务。这次市委会议，陈伯达也在场，此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等同志。为了决定是否撤掉一个基层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竟召开如此高层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亲自出席，这本身已经很不正常了。会后，起草了关于撤销张凤琴职务的通知书。4月25日，由工作队召开会议，传达这个决定。陈伯达对我在市委会上的表态耿耿于怀，明知我不同意这个撤职决定，却偏偏强令我宣读决定。按理，我如果照着原稿念，陈伯达纵然对我不满，至少他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始终认为张凤琴根本就没什么问题，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有问题，也还远远没弄清楚。一个童养媳，自幼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党叫干啥就干啥，怎么干得好好的说撤就给撤了呢？我心里不情愿，也不理解陈伯达为什么非要逼着市委做出这种决定。他是中央领导，干嘛跟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过不去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宣布决定时就打了个“折扣”，把“撤销职务”说成了“暂时撤销职务”。我宣读这个决定时，陈伯达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如今想来，他大概就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听得十分认真。听到我说“暂时撤销”，陈伯达立即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刘晋峰你要干什么？撤职就是撤职，你为什么宣布暂时撤职？”我没有理他，转过头去看着窗外。正是暮春时节，窗外是一片柳绿花红的勃勃生机，室内却是鸦雀无声，一片肃杀之气。陈伯达怒气未消，见我不理他，喋喋不休地又讲了一通话。我只顾想心事，他都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我明白，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名鼎鼎的陈伯达，曾经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论权力、论地位，我都没法和他比。可是，我并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故意跟这位中央首长过不去，以当时的情况论，我更不可能那么早就看出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我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因为当时“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儿还没有浓烈到完全封杀民主的程度。其次，我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认为我有权力保留我的意见，并准备事后同陈伯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申诉。我当时认为这是陈伯达不了解情况造成的误会，他了解情况后，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没想到的是，像陈伯达这种地位的高级干部，居然会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数年后还耿耿于怀。
　　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时，陈伯达就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经按您的意思放上去了，但还没有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委书记，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我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
　　当时天津市委对陈伯达这种横加干预、强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抵触情绪的。可是，陈的身份和权力摆在那儿，谁也不好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记得在做出将我免职调离的决定之后，市委书记谷云亭同志和市农委主任贾林同志找我谈话，他们安慰我说：“晋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十六街参加四清，当队员，改名叫刘涛。安心工作吧。”在当时著名的“刘(晋峰)、陈(喜荣)、于(荫田)集团”中，我虽然是“总头子”，但市委对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让我改了名字继续为党工作。我当时觉得既愤懑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蒋的时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倒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就到杨柳青“四清”分团报到去了。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以我为首的“黑帮后台”，陈伯达觉得将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个图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属。此外，又专门炮制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为陈伯达在小站地区捞取的这点“政治资本”大肆渲染。“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团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写出了“四清”工作总结，总结出了夺权斗争的所谓新经验。总结写完之后，陈伯达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来到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伯达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最后，他把有关领导叫到他的驻地，一边翻看着稿子一边说：“就是这样了吧，以你们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政治骗子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他亲手炮制了这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总结报告，却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给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及党中央上报了这份“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1967年6月30日，已经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要职的陈伯达坐镇北京，仍然遥控天津南郊。他下达了所谓的“6.30”指示，强调：“小站四清不能翻案，刘晋峰不能复辟”。
　　当时，我已被下放到根治海河一分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工程处处长。陈伯达关于“刘晋峰不能复辟”的指示发出后，造反派一哄而起，到处张贴、呼喊“打倒走资派刘晋峰”的标语口号。他们将我从海河工地上揪回，关进了牛棚，并在西右营召开了批斗大会。接着，在机关、学校、农村工厂掀起了一个“批斗走资派刘晋峰”及区委领导同志的高潮，甚至把“打倒刘晋峰”的大标语刷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的家门口。从此，造反派对我大会批、小会斗，“坐飞机”、戴白帽、挂牌子游街示众，连我的妻子马兰英同志(时任南郊区妇联主任)也被关进牛棚，同我一起陪绑挨斗，受尽了折磨摧残。那段时间，我的家被抄了，上学的孩子也成了“狗崽子”，在津的亲戚也被集中受训。这些还嫌不够，陈伯达后来又专程赴津，恶狠狠地问：“刘晋峰到哪里去了？”当被告知我的情况后，他又发出了“指示”：“每月给他40元就不错了！”这以后，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后来，又送我到“五七”干校掏厕所，布置专人对我实施监督，强迫劳动。每天吃饭之前必须面对毛主席的画像低头请罪，一条“毛主席语录”背了两年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如今想来，当年我被迫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还真的应验了——陈伯达不正是经历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过程，最终“灭亡”了自己吗？

炎黄春秋 200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