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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平头按：正在奥斯陆带团，看到楼下张小刚团伙在疯咬，老子不睡也要码字批驳他们。感谢老安的仗义执言，平头以即将出版的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长文的其中一篇：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上），有广西文革机密文档的照片及相关内容的披露，来批驳张小刚那厮“從來沒有任何真正把矛頭對著中共當局的舉動”的抹黑及余杰的谬论：太子党当权有利于启动政改！
“只是小平頭自2006年以一個“特務偷他廣西文革吃人文件”的荒誕劇出場以來，一直在網上以猥瑣下流的謊言持續不斷地攻擊辱罵一些做出了成效的民運人士，並直接插手攪合促成了兩個規模相對較大的民運組織的分裂，而從來沒有任何真正把矛頭對著中共當局的舉動，令人疑慮倒底什麼是他的真實職業。 "
平头是不是民运人士，“從來沒有任何真正把矛頭對著中共當局的舉動”，以及六年来，盛雪、张小刚一伙极力造谣歪曲平头披露的广西文革内幕不是什么“机密”，都是国内早就公开的。那么嘴说无凭，还是读者看完后有图有真相再下结论不迟。
平头向张小刚坦白：此文很多敏感内容，系“抄袭”中共广西文革机密，包括张小刚揭露的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发表署名“吴若愚”——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也是平头“抄袭”中共广西文革机密文档。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这就是六年前偷我广西文革机密文档手稿的共特李震，匈牙利和统会会长，现被盛雪、张小刚一伙委任民阵理事。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
*镇压的天雷勾上反抗的地火——被掩盖的文革柳州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真相*
目录：
（一）总论：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上）（下）
（二）借旨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造反篇）
（三）广西“联指”剖腹食肝，野蛮至极——（暴行篇）
（四）广西军区全面武装 "联指"——（屠戮篇）
（五）离经叛道的文革异端思想者钱文军——（觉醒篇）
（六）韦国清炮制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阴谋篇）
（七）韦国清镇压的天雷勾上造反大军反抗的地火——（反击篇）
（八）"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清查广西地下党冤案
（九）柳州的前世今生——（人杰篇）
（十）“我们就在历史的身旁，见证着历史！”——（见证篇）
（十一）掀开文革重重黑幕的人 ——（揭露篇）
一，总论：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关于《武汉“文革”两派负责人解冤仇》的讨论（上）
引言：维稳闹剧
2011年是文革45周年，正在熬蜡点灯地赶写一组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文革系列长文之际，看到网上署名“荣根”的文章《武汉“文革”两派负责人解冤仇》。
中国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维稳”。
而此时网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为噱头，与前些年王光美主导刘、毛后人和解，以及海外一些“帮闲”精英搞什么与中共“和解智库”的“维稳”闹剧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抹杀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反政治迫害、谋平反、求生存为主旋律的正义性！
在对文革的研究愈来愈脱出共产党设置的轨道，在愈来愈多的人对文革造反派斗争探究其社会深层原因时，荣根专稿“武汉720事件后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头头和解”的目的不外是为了淡化四十年前那场社会斗争的政治实质，把它描述为一场无意义的争斗乃至胡闹。以前“我们”胡闹过，那时“我们”年轻不懂事。我们要以我们的现身说法来告诫当今的青年一代，你们不要再像我们四十前那样胡闹了。以前讲的是“安定团结”，现在讲的是“和谐维稳”。总之归根结蒂都是一条，要保证共产党的统治权。其实这篇荣根专稿在文革45周年之际横空出世，有官方引导舆论导向运作的背景，也是“维稳派”“主子不急太监急”的表现。
就像2011年岁末官方主导韩寒的三篇文章出笼的良苦用心一样——明显是有官方背景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作。其目的就是投石问路，借三篇文章抛出革命、民主、自由三个关键词，看民众什么反应，或为太子党接班铺垫试探，或做制订十八大路线的参考。
再延伸作横向联系，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反“革命”宣言——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及反“革命”论，肯定体制内通过改良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无独有偶，2011年4月在纽约法拉盛召开的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美西的草庵居士（自称梅威廉）与秦晓遥相呼应，极力鼓吹反“革命”论，极尽美化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美化秦晓的“体制内改良”论，与日后社民党分裂为三（人员庞杂的美东、美西社民党，旗帜鲜明的社民党革命委员会），美西的王希哲、草庵、刘因全鼓噪定位“社民党做中共的一翼”、“社民党不做执政党，只做监察党”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随着薄熙来的倒台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薄豢养的左棍司马南赴美牵线草庵、王希哲 ，薄熙来有意投资于社民党为己所用。自从今年2月6日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政庇事件发生后，草庵、王希哲也曾给薄熙来那一伙打气（也给自己打气），盼薄重生，要作薄危难时刻的战友， 狠狠地跳了几天 ，现在终于瘪了。草庵和王希哲、刘因全闹得轰轰烈烈的美西社民党党代会原定二，三月间召开的，可惜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也痛苦的流产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派几个著名领袖却永远无法亲身莅临两大派领导人物“握手言欢”的盛会。
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派第一号人物朱鸿霞1934年出生。1982年被判刑15年，刑期由1976年算起（因1976年十月事变后就已被捕。——下皆同。）1991年出狱。199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第二号人物夏邦银1935年出生，1982年被判刑13年。1989年出狱，2001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第三号人物胡厚民1937年出生，因态度最顽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判刑16年。1992年在刑满前半年病故于狱中。……
在真相被掩盖，沉冤犹未雪，文革罪孽尚未从道义、法律层面上全面、系统的清算的前提下，且不说锒铛入狱的武汉“北决扬”的鲁礼安、冯天艾，已被迫害致死的全国各地造反派领袖泉下有知也不会与保皇派“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国各地受歧视、遭迫害的造反派民众也不会与保守派握手言欢的。
真相是宽恕和解的前提。否则，"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空谈！真相的封锁、掩盖，和解从何谈起？
（一）广西造反民众的际遇最具典型
以广西造反民众为典型例子！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求生存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当时有“全国造反看广西，广西造反看柳州”之说。
广西文革有别于其他地方文革——杀戮最惨，反抗最烈。韦国清疯狂屠戮广西造反派，其手段之血腥、卑鄙，以及广西造反派拼死抗争，其过程之惨烈、悲壮的程度，非中国其他各省所能比肩。
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如今广西造反派掌握了这"两杆子"——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广西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
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大的分裂，而且唯有广西的造反派没有夺权。因为这些地方的保皇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如在韦国清一手遮天的政治高压下，广西造反派并非铁板一块。广西“4.22”常委产生一些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广西造反派分化为新老“4.22”两个组织。1968年3月29日，南宁。广西“4.22”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及全区各地“4.22”的群众惨遭杀害有意见分歧,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广西军区“保护”起来，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4.22”参加区革命委员会，把他们当作傀儡来摆布。“4·22”新老之分是人为的，是韦国清一手炮制的。（1）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柳州造反派的命运有别于广西其他地市造反派的命运——拼死抗争，绝地反击。
1968年4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里，柳州造反派经历了镇压、溃败，反抗、残喘；再镇压，再反抗，直至绝地反击逆转被动局势的冰火两重天，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在全国造反派被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得苟延残喘、灰头土脸之际，唯有柳州造反派的武装抗暴逆转颓势而独树一帜。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钻进韦国清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而成败立判。但唯其如此，他们“不自由，毋宁死”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在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中才尤显弥足珍贵。
柳州造反派如同孙猴子跳脱太上老君的八卦炼丹炉，得以大闹天宫，冒死犯难。自我武装，装备精良的柳州、柳铁造反派，敢捋毛中央和韦国清的虎须，在广西独树一帜，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中央的战略部署，已踏上草根造反民众跟专制朝廷势不两立的不归路。廖伟然、白鉴平、钱文军后来成为全国造反派的风云人物，令毛的中央文革十分头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并下决心将其绳之以法，以儆效尤，此是后话。
1968年夏，柳州造反派靠自己的实力和拼死一搏，避免了重蹈南宁、桂林、梧州及县份的造反派被军队、“联指”屠城的下场。使龙城造反民众免遭涂炭，使柳州成为全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
长期被中共当局刻意掩盖的柳州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历史可歌可泣，拼死抗争、绝地反击的悲壮事迹感天动地。
柳州“青年近卫军”由一帮血气方刚的狗牯仔（柳州方言，意指悍狠的愣头青、年轻仔）组成敢死队又称“狗牯队”，充当急先锋，如猛虎出柙，锐不可挡，实行绝地大反击。狗牯仔赤膊上阵，只穿短裤，（因长期被围困，衣衫褴褛，故干脆只穿短裤，赤膊上阵）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充足的弹药，加上柳州狗牯仔刚烈不屈的秉性，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气概，堪称冲锋陷阵的悍将。
比如在1968年5月31日晚攻打铁路医院时，“青年近卫军”两个狗牯仔，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狭路相逢勇者胜。“狗牯队”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震慑了“联指”，往后一听说“狗牯队”来了“联指”闻风丧胆。用当时柳州坊间传言来形容就是“乖仔怕烂仔，烂仔怕死仔，死仔不敢惹狗牯仔！”
韦国清镇压的天雷，勾上了"造反大军"反抗的地火。
柳州造反民众如孙子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取得了柳南绝地反击战役的胜利，从而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连克河南片的鱼峰山、马鞍山等制高点。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并且大军压境，士气高昂，饮马柳江，随时准备强渡柳江河，进攻柳北。
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柳州的局面果然如造反派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钱文军）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韦国清控制的广西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当然啰，这不是为了照顾造反派，而是为了照顾援越铁路畅通。
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对于今天的民运仍有借鉴之效。无疑，它是射向无边黑夜的响箭，四十五年前柳州造反民众敢于向专制政权叫板亮剑“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以及“反迫害、谋平反、争人权、求生存”的诉求，不应掩埋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当专制镇压的屠刀已高高举起，是引颈就戮地默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七字真经，跪求政府“改良”，还是象当年柳州草根造反民众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文革中的造反民众反抗运动虽被镇压，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式微、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正始于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故此共产党对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深恶痛绝。四十几年来不遗余力地诬蔑它、抹黑它、把它妖魔化。同时，共产党把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都扣上搞文革动乱的帽子。故此，当今我们为文革时期的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正名除了有框正历史的意义外，还有为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取得正义性的作用。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因“官逼民”、“官轻民”、“官贱民”而导致的大规模群体性恶性事件，使执政者不得不正视“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训。一万八千贪官外逃，卷走八千亿财富，百万计的裸官已经作好了随时闪的准备。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激烈的官民矛盾，说明了中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恩格斯说的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2011年岁末，广东发生了陆丰乌坎民众维权抗暴的大事件，乌坎过万村民，用砖头、木棍击退上千警察，村民的行动迫使该村最后一名官员在12月12日逃离，写下中共建政以来，地方首度完全脱离当局掌控的纪录。尤其是他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是维权运动的过去所缺乏的。从中可看到当年柳州造反民众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相似精神。但不要因为当局在乌坎的暂时退让，就此认为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共放了“乌坎”一马，却因土地纠纷问题于12月24日凌晨四点多（人们正熟睡之际），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县穿山镇新兴屯村突放照明弹，调集三千余军警尤如日军悄悄进村，闯进农户家就大喊：跪下，并抓捕30多人；同时利用西方圣诞节之际，异议人士西南二陈（四川陈卫、贵州陈西）被判重刑；却得了便宜还卖乖地抛出韩寒三论！
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领袖：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钱文军，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眼中不足道的“小人物”。是的，他们本来就“人微言轻”，更不要説还正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所施加的遏制力所粗暴压制，但正是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正是他们孤立乏援中的固执坚持，绝地反击，正是他们在血雨腥风中勇敢迈出武装反抗暴政第一步后的孤身而行，正是滄海一粟般的他们在大时代浪奔浪湧中的不甘沉沦，让我们从未如此理智、从未如此清晰地看清这真正的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四十五年过去，回望首，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今安在？独领风骚的政坛领袖们今安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流水淘去无数风云豪杰，而这些“小人物”悲剧英雄的身影却以从没有过的真实在我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具体。柳州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精神却依然鲜灵灵地活着，时代意义，愈久弥新。
韦国清到底杀了多少人？
广西造反派的反抗运动经历了反迫害、遭抛弃、被屠戮的过程。十五万造反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惨遭中共当局的无情镇压（官方结论八万九千多。十五万是根据八十年代任中顾委副主任的严佑民先生取各种统计数字作折中估计）。
1983年，中共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王浩为副组长率领40人来广西，帮助经过重大调整的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查明，韦国清在“文革”中制造全区性的冤假错案的有：“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清查五·一六”、“清查地下党”、“批资批修总体战”等。制造冤假错案的目的是为杀人找借口，其中，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和《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人最多，最为惨烈。
韦国清到底杀了多少人？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中共官场，效益数字均是水涨船高，甚至“放卫星”作假。大跃进如此，追求GDP政绩的今天亦然；而牵涉屠杀数字，则是避重就轻，不断缩水，官方版本，前后矛盾。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广西文革是个重灾区，在1992年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中承认：文革非正常死亡大约83，000人。但是在1987年1月21日广西清查小组负责人韦纯束在区党委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提名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十个月工作初步小结”的讲话中承认，刚开始的调查就证实死了“八万六千多人”。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截至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18000多人。（2）据文革后不完全统计，中央颁布“七.三”布告”后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个月内，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四千多人。官方调查的数据：广西文革被屠杀总数为18000+84000=102000多人。十万零两千人。（3）
这些死难者95%以上是韦国清担任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简称“革筹”）以后杀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所谓“失踪”等未计算在内。
而单单是韦国清动用军队及广西“联指”武装制造的南宁屠城的“四二二”惨案，死亡人数就达十万一千多人。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广西“联指”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恩来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韦国清南宁屠城是文革中死伤最严重的。
“处遗”时，广西“处遗”办公室负责人去北京找韦国清。韦问：广西“文革”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答：8万9千人；公安部门统计是30多万。问：都是些地、富、反、坏、右吧？答：地富反坏右只有1万6千多人。韦国清叹一口气，不再谈下去了。他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叫做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韦国清叹气是叹杀多了，还是杀得不够，对于城府甚深的壮王韦国清，笔者不敢忘自猜测。地富反坏右有全家杀绝的。
1983年1月张雄飞（文革大名鼎鼎的桂林“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主角）平反回桂林时，桂林造反民众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其实加上大跃进广西饿死的人数，“六十万”于韦国清当之无愧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广西在“大跃进”中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4）（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
图1：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
但这都不是真实的数据！1960年，据官方人口资料，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副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5）
当时，连驻桂部队也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１９６０年５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6）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有人根据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广西全省76个县市，严佑民才走了21个县，就得出15万的死亡数字，如深入调查走完广西全省76个县市，韦国清的屠杀数字岂不翻番？！
集体屠杀和国家机器的责任
广西文革集体屠杀大致分为三类：（1）针对“四类分子”的政治歧视性的屠杀；（2）政治迫害型屠杀。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政治迫害型屠杀中的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运动里新罗织的罪名，如他们被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和“反共救国团”；（3）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在派系武斗之后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联指”围剿打败“4.22”之时。
农村中绝大多数的集体屠杀的发生时间并不是1966年8-10月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时期，而是1968年4-10月，即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这些集体屠杀或作为成立革委会的必要条件（“为尽快建立红色政权而消灭阶级敌人”），或成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件要事（“镇压阶级敌人”）。此外，指挥这些集体屠杀的大都是地区人民武装部的军人（又大都在革委会任要职），执行者大都为底层的武装民兵。由此可见，这些集体屠杀其实是中国农村国家政权机器的镇压行为，绝不是什么“派性”和“学生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行为。
“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
1983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在“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总方针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比如全自治区被杀害的人（战场上被打死的“422”及“桂林老多”不计在内），哪止八万九千多？但是“处遗”时，全广西只判处了“联指”杀人凶手们10人的死刑。这样，当时很多有血债的“三种人”，都在韦国清的亲信乔晓光（广西区党委书记）的巧妙掩护下，滑过去了！
比如：1986年夏，作家郑义第一次到广西调查“人吃人事件”.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郑义与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冠玉见面。一提起广西文革，王冠玉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从桌上拿起一分材料，重重地一摔，说某县人武部长亲自指挥，策划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现在下面送来材料，称是定案时的根据是杀害了五十余人，现落实下来只有二十六人，要求重新量刑，王冠玉简直哭笑不得：“中央一再强调，历史问题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 广西文革遗案，本来已经是该杀的没杀，该判的没判，简直是宽大到了无边了，但你越宽，他们越觉得冤枉！全区文革期间被杀害的无辜群众九万（注：此数一般认为十分保守，实际数字可能大大超过），只判了十个死刑！就算他杀害五十余人不确，杀二十六个人才判他个死缓还要喊冤！天下有这样的事吗？ 笑话！（7）
“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对此概括：“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8）
仅举两例：
黄鸣皋被活体爆炸碎尸案。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六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欧阳岭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主要决策者、策划者刘目忠（柳州“联指”常委、柳钢厂革委会副主任）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9）
五个人头示众案。在富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五个人头示众。
死者分别是：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 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 琇，男，23岁，是黄 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六八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10）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 。
这样调查组就详尽地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例如当听到造反派冤民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并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富川“联指”还丧心病狂地勒令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刘汉章吃惊激动得跳起来，叫宾光国“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11）
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皇派“联指”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如果说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的话，那么广西“联指”的上述野蛮暴行，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革绞肉机的轰然启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接触一些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头头，走访了无数原广西“4.22”的造反民众。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中后期广西整党办的文革内部机密档案，耸人听闻的文革吃人惨剧史料，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史实，并非两派（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武斗，而都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广西当局以韦国清为首，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再加上我独特的卡车司机、记者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我已是柳州汽运公司一名卡车司机，使我误打误撞地踏上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荆棘之途。而长途司机的工作便利，八十年代初、中期在广西，我实地走访了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足迹遍及全广西七十六个县市及地区。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还采访了刚出狱的柳州造反派领袖廖伟然，获取大量第一手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鲜活资料。后遇高人点拨，才得以窥见那见不得光、血淋淋历史的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图2：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南宁市、梧州地区、武鸣县的《文革大事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广西文革历史的深处，颠覆性的东西太多了，被扭曲掩盖的历史里头都是新闻！谎言与偏见把真相埋藏了太久，现在该是把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
此时作为后来者为广西造反派作见证，就像鲁迅当年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的心情一样：“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給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
四十多年来，在造反民众忍辱负重的时光长河中，散落着多少苍凉与无奈、痛苦与思索、悲壮与豪情、沉重与叹息……
回首当年，今天，就让我们用记忆与文革密档串起那一个个散乱的历史碎片，拂去尘埃，带你走入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温那——一个个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一缕缕难忘的记忆；重数那一个个风流人物；重忆那一个个惊天大案；重读那一个个烙着时代烙印的“非常名词”……让我们抚今追昔，一同聆听——历史沉重的足音！
（二）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
通观当今海内外的政治生态，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造反派大都在野，处江湖之远,保皇派和太子党大都在朝，居庙堂之高；造反派争民主，保皇派和太子党喊维稳；造反派领袖大都身陷囹圄，保皇派和太子党头头在官场吃香喝辣；造反派在学术领域多有建树，保皇派和太子党在仕途上飞黄腾达；造反派在民间大都贫困潦倒，保皇派和太子党于官场多出贪官污吏！
文革中骚动不安的异端思潮成了后文革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滥觞。从1974年广州“李一哲”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出现；接着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至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魏京生贴出“第五个现代化”。
而这波异端思潮中的不少活跃份子，最后百川归海般地成了民主战士。纵观海内外的政治生态，如今在海外从事民运的领导者大都是前造反派，如：刘国凯（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广州造反派，文革异端思想者，著有政论集《草根蝉鸣》）；徐水良（前民联主席，浙江造反派）；胡平（《北京之春》主编，前成都造反派红卫兵）；郑义（著名作家，前中国独立笔会会长，北京反派红卫兵）；魏京生（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首都“联动”的异类）。文革中下乡务农，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成熟，才真正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在学术事业上卓有成就造诣的有杨小凯（即杨曦光,长沙“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已故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永毅（文革研究学者，前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徐友渔（中国社会学者，前成都造反派红卫兵），出自柳州的造反派则有钱文军（至今仍在发声的文革异端思想者。原柳州铁路局“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组织、“柳铁工机联”造反派领袖）、胡擎元（自学成才的当代金石家，清华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原柳州造反大军一员）、王培堃（知名连环画家，原柳州造反大军负责文宣）等等。
在北京，谭力夫、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习近平……等高干子弟红卫兵都陆续接班，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口含天宪、炙手可热的新贵。韩爱晶、蒯大富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在文革初期并称为“五大领袖”，文革中后期均被拘禁审查。邓小平当政时期，除已经去世的谭厚兰，其他四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广州，同在中山大学同样都被称为红卫兵的黄华华，陈肇基等保皇派都被提拔为高官，而武传斌（广东“红旗”派头头）等造反派就下大狱；在广西柳州，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领袖：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钱文军都身陷囹圄，刘知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原柳州市委书记）、柯天国（柳州文联主席）等保皇派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吃香喝辣。
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陈伟达早年参加革命，曾任省委书记，后来还担任过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陈同海是中国贪得最多的高官，他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亿余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单笔行贿额即高达1.6亿。怪了，这么大的案子，陈同海才被判了个死缓。
在当中石化董事长时，“红二代贪官”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同理，都是罪恶滔天，陈同海不判死缓谁判死缓？
被称为“太子党”的中共高层后代，除目前最具知名度的习近平（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接班人）、薄熙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等人在政坛竭逐权力外，主流是在经济领域响应邓小平号召甩开膀子发财致富。
2010年《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借助权力赚取财富。
有报道称，新一代太子党进入国企担任要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如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先是担任清华控股党委书记，如今担任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担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李鹏之女李小琳出任大陆国有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泽民之子江绵恆掌控上海网通、上海机场、上海汽车工业等公司；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子李慧镝，现任中移动副总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曾担任中国人寿首席投资官，现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管理价值90亿元人民币资金；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王刚之子王军辉，现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 伟，香港裕汇集团董事局主席。2008年斥资约2.5亿元人民币在悉尼购买当时澳洲最贵豪宅，获投资移民签证；李鹏之子李小鹏——原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转任山西省副省长。1959生；李鹏次子李小勇——曾任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上校军衔。1998年“新国大”诈骗案后移居新加坡。1963年生，叶挺孙女婿；妻：叶小燕；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 王 军——原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现为金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女儿王京京是中科环保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副主席。1941生；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之子 李振智——瑞银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 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1945年生。
“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
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打人致死的暴行根本不是什么造反，而是打着“造反”的旗号对“黑五类”实行政治和肉体虐杀。其残酷程度要比以往任何运动都大得多。文革前十七年中极受中共政权宠爱的红八月红卫兵（高干军干子弟）是共产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无反可造。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女捏造说自己遭到“黑五类”的压制，起而要“造”黑五类这个早被压在共产党政权底层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的“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毛在下令抓“联动”，又旋下令放“联动”。周恩来，江青还在释放“联动”的会上有“动情”表现。实际上是，毛是因为“联动”公开保刘少奇，干扰了他的清洗部署不得不下令抓。旋即又下令放是洞悉这些孩子才是他们的“孩子”（而蒯大富、武传斌等则绝对不是。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遂有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习近平等太子党的上位）。何况这些“孩子”的父亲很多并不是毛要清洗的对象，何必跟这些“孩子”计较，释放他们也有利于争取他们父辈为毛效力。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族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12）
太子党放手一搏，显露峥嵘
近年来太子党动作频频，动辄就是“大手笔”：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代表军队少壮派发声；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等等。
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薄熙来利用毛泽东的政治资源，把左的旗帜举得更高，利用民粹主义，增加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砝码。他不按常规出牌得分的做法，更加刺激了他政治枭雄的本性。“新左派”也有人在“乌有之乡”等网刊上造势，想把他推上总理、甚至总书记的位置。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及至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急投美国设在成都的总领馆，引爆中共的权力争斗，才掀开“打黑”的一角黑幕。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
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13）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图：“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
出自红卫兵“西纠”和“首都联动”的太子党执政者的名单更长，这里不赘。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其父是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1996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又比如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前招商局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秦晓，就是著名的红卫兵“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组织头目。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省以至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军队、大型国企。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
遇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难怪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的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的尝试。
反观在国内掌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者，大都是保皇派和太子党，如广东的黄华华（广东省长）和陈绍基（前广东省政协主席、省公安厅长、省政法委书记，因贪腐落马）都是广州大学生中最有名的保皇派组织中山大学“革造会”的骨干；如轰动全国的大贪官刘知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原柳州市委书记。因受贿86.63万元人民币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他原是柳州搪瓷厂团委书记，文革期间任柳州市团委干事、市革委会副主任，柳州“联指”的背景；再如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文革期间是柳州铁路局的团委书记、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柳铁“钢联指”的后台。文革期间劣迹斑斑，斗打柳州铁路局老局长张炎，并最终取而代之当上柳州铁路局局长。
（三）文革“三种人”审判腐败分子
2000年9月14日，在秦城监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被江泽民拿来反腐祭旗，接受注射死刑。成为中共高干有特权没人权的典型。
而成克杰的父母就是在文革中被支持韦国清的保皇派广西“联指”批斗打死的！成克杰行将注射死刑却留遗言“共产党对我恩深似海，我对不起党和国家……”云云——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重患者的表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判腐败分子的却是文革“三种人”！负责成克杰专案的正是成克杰在柳州铁路局的前任局长韩杼滨（江泽民的亲信，时任最高检察长）。在中国，“四副两高”都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四副”即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副职；“两高”则指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正职。）
文革期间后来闻名全国的大贪官——成克杰，那时他只是柳州铁路局的一名技术员，被“三结合”进路局革委会。后来的铁道部长韩杼滨时任柳州铁路局团委书记、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也是那个时候被结合进柳州铁路局革委会的。
韩83年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成克杰随后接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而韩杼滨在文革期间是柳州铁路局的团委书记、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都匀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柳州铁路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柳铁“钢联指”的后台。文革期间劣迹斑斑，斗打柳州铁路局老局长张炎，并最终取而代之当上柳州铁路局局长。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图3：中共文革密档《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据广西整党办的老干部说，83年广西整党清理文革“三种人”（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柳州铁路局整党办已在整韩杼滨文革“三种人”的材料，在这节骨眼，韩杼滨的祖坟冒烟，恰遇全国八大铁路局局长对调，韩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又傍上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大腿，才躲过一劫。
当然，也不排除中共清理文革“三种人”只是冲造反派而来，对忠于中共的保皇派自然网开一面，区别对待。
韩杼滨其人
韩杼滨，男，汉族，1 9 3 2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 9 5 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9 4 6年4月参加工作，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专科毕业，大专文化，工程师。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图4：韩杼滨
1 9 4 6 年至5 0 年任哈尔滨铁路局顾乡屯站站务员，哈尔滨列车段运转车长，南下干部大队队员，长沙、衡阳、桂林办事处军运股股员、负责人。1 9 5 0 年至5 8 年任柳州铁路局桂林地区团总支书记、柳州分局团委书记，柳州铁路局政治部青年工作部青年工作指导科科长、副部长，柳州铁路局团委副书记。1 9 5 8 年至7 5 年任柳州铁路局桂林地区党工委副书记、书记，柳州铁路局团委书记、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都匀分局革委会副主任。1 9 7 5 年至7 8 年任柳州铁路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1 9 7 8 年至8 3 年任柳州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 9 8 3 年至9 0 年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
攀龙有术成为“江核心”亲信
韩杼滨工於心计，狗苟蝇营。长期在团委、政治部的官场历练，经济外行，整人擅长。对上级胁肩低眉，逢君之恶；对小民如狼牧羊，奸同鬼蜮。韩刚到上海，没一点根基和靠山，于是不遗余力地拍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马屁。江泽民经常上北京公干，韩杼滨每次必调专列，且不管多忙都亲自随行殷勤伺候作陪，区区一个直辖市的市长享受国家元首的专列待遇，恐怕全国闻所未闻。江市长自然把韩视为亲信。一次专列途中与江闲话家常，韩杼滨得知江泽民的姨外甥（江夫人王冶坪姐姐的儿子）吴志明在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是个铁路小警察。韩豁然开窍，计上心来。
于是韩杼滨投之以桃：火速破格安排吴志明突击入党、提干，吴在铁路系统仕途突飞猛进、一骑绝尘之时，正是韩杼滨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铁道部部长之际。吴志明从普通铁路民警"提拔"至副总警监,从副科到副部的跨越只花了11年。这恐怕也是个纪录，其官场火箭窜升的速度旁人无法望其项背——
吴志明，男，汉族，1952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8年9月至1975年3月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毕业后，到辽宁省复县插队务农。1975年3月至1985年任蚌埠铁路公安分处蚌埠站派出所民警，蚌埠东站派出所民警、干事。1985年至1987年在铁道部郑州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刑事侦察系学习，毕业获大专文凭。198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至1990年任蚌埠铁路公安分局刑事侦察科干事、副科长。1990年至1991年12月任蚌埠铁路公安处处长助理。1991年12月至1995年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代处长、处长、党委副书记。1995年至1998年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8年至2000年4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0年4月至2001年10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2002年6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2002年9月4日由一级警监晋升为副总警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事实证明，此举挠到江泽民的痒处，深得江的欢心。韩杼滨的超前政治投资只赚不赔，其政治潜力股之回报率物超所值。
不难发现，韩杼滨的发迹与江泽民的官运轨迹几乎完全吻合。
江泽民八九六四出人意料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对韩杼滨报之以李——
1 9 9 0 年至9 2 年韩杼滨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1 9 9 2 年至9 4 年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纪委书记。1 9 9 4 年至9 7 年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1 9 9 7 年９月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常委。１９９８年３月～2003年3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９８年５月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最具争议的是韩杼滨提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司法系统一直是彭真、乔石把持的禁脔，韩杼滨毫无司法系统的阅历，学历、资历浅浅，都无法服众。在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争议很大，江泽民放下身段亲自为韩的当选到各省市小组做开导工作，说韩虽然没有司法系统的阅历，但一贯“讲政治”，“任何时候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云云。使韩杼滨勉强通过法定“票数”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新华社在发通稿介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时，题目为：《长期战斗在司法战线的肖扬同志》；介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时，实在没辙了，题目只好为：《对法律并不陌生的韩杼滨同志》。
“朝里有人好做官”。现如今，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因贪腐而被“双规”。屁股“有屎”的韩杼滨则全身而退，还挂个“全国法学会”会长的头衔，继续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颐养天年。
（此文作者萧虹系中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读者如有批评和建议，请电邮：xiaopingtou@gmail.com）
注释：
（1）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第26页。
（2）同注（1）第49页。
（3）同注（1）第142页。
（4）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5）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6）《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在香港正式发行。
（7）郑义：《红色纪念碑》 华视文化公司出版。第一章 初觅罪证
（8）同注（1）第143页。
（9）《柳州文革大事件》中共柳州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8月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10）摘录富川县整党办写的内部机密文档《五个人头案的始末》
（11）张雄飞新浪博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一）
（12）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网络文章）
（13）同注（12）
附文：
武汉文革两大派负责人聚会解寃仇
作者：荣根
“文革”中因观点对立、结下冤仇的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
“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 2007年7月6日 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亲密接触。
经历过“文革”的人，多还记得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的一段“最高指示”，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尽管“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声称“无限信仰”、“坚决服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毛泽东这一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七二○”事件前，双方兵戎相见，死伤惨重。“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被逮捕入狱，并被造反派押到各处轮番批斗。有的还遭到毒打。1969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特别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所有造反派头头无一不遭到长时间的关押、审查、批斗，而这些专案审查人员基本上是前“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被审查者许多人被判刑。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一直斗得你死我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派别头头之间，更是存在极深的芥蒂。
两派头头在“文革”中都风光一时，又都挨过整，坐过共产党的监狱。所不同的是，双方挨整的时间有先后，性质、程度也不一样。随着“文革”受冲击的当权派逐渐官复原职，保守派头头在“文革”的所有错误被得到赦免，“文革”后一部分人得到重用；而造反派头头在“文革”中走红不久就屡遭打击，“文革”后更是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
“文革”40年后，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幸存者都已年满花甲甚至年过古稀，首次直接接触，双方回顾往昔，不胜感慨，感悟到要放下历史包袱，并表达了进一步沟通的愿望。
“百万雄师”头头提议得到各方响应
两大派领袖的会见，由当年“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率先提议，当年两大派组织幸存的负责人得知后，纷纷欣然表示同意。
双方第一次见面，于 7月6日 中午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百万雄师”一方参加者共四人：
俞文斌，现年74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1978年“七二○”事件平反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章迪杰，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文革”中为“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蒹联络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硚口建筑集团公司三产办主任；
汪士奇，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干部，“文革”中为“武汉公检法”一号头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武汉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
刘天喜，现年67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文革”后为市交通局干部。
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和代表共八人：
谢望春，女，现年77岁，“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成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杨道远，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2年，出狱后不久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吴焱金，现年63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时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
顾建棠，现年74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彭勋，现年73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湖北大学教师，“文革”中为湖北大学革委会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
彭祖龙，现年70岁，“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后成为企业家。
还有“文革”中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和二号勤务员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朱鸿霞“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7月判刑15年，1994年去世；胡厚民“文革”前为武汉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去世。
“两派见面这件事能载入史册”
40年前，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正当风华正茂的青春壮年，率领各自数万、数十万人的组织为“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而与对方斗得不亦乐乎。此时，都已白发苍苍，甚至垂垂老矣，相见握手，自报姓名，都不胜唏嘘。
俞文斌说：“‘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们能坐到一起来是件大好事，我也多年想和大家见面。谢望春同志，我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应该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化解，留到下一代去，我们就又犯错误了。我们两派过去斗来斗去都吃了苦，挨了整，是上了当的。希望彭教授（彭勋）牵头，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这个历史应该是只讲事实，不带观点，不带派性。”
彭勋说：“我们能够见面是件好事，相信这件事能载入史册。过去两大派的恩恩怨怨，有打斗、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根子应从外部去找。”俞文斌说：“根子是林彪。”彭勋接着说：“‘七二○’事件后，我在京参加了中央首长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座谈的“八·八”会议纪要的整理工作。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指周总理）讲，武汉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百万雄师’人还在，心不死。会议纪要中提到‘七二○’事件是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四个‘一小撮’挑起的。成立省、市革委会时。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革”时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称为“三结合”——荣根按），‘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三结合’。”俞文斌马上接着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4年零8个月的牢。”章迪杰则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写文革史一定要讲出真实情况
两派组织负责人交流了各自数十年来的遭遇。彭勋说：“‘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八年在受压。比如杨道远，先后为‘文革’坐牢27年。吴焱金受审查时成了残疾，还坐了八年牢。你们（保守派）坐牢没有判刑，后来全部平了反。我们（造反派）这些人都判了刑，几十年没有一分钱收入。”俞文斌插话；“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彭勋说：“靠老婆孩子养活。最近才拿到一点生活费，有的人还没有拿到。”章迪杰问：“你们是什么罪名？”顾建棠说：“我们是‘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反革命’。”章迪杰问：“现在给你们发生活费是什么名义？”顾建棠回答：“是‘文革’‘两案’（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费。”章迪杰连声说：“这太不象话，太不象话！”
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两大派负责人 2007年7月29日 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胡秀娟、汪士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彭勋说：“第一，‘文革’两大派斗争实际上是走资派挑拨的；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要主动消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第三，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共同把写‘文革’这件事完成好。”俞文斌说：“章迪杰是我们中最能写的，但还是不行，你们造反派能写。”
聚会中也重温了当年的许多争执。俞文斌请杨道远讲话，杨道远说：“你们‘百万雄师’不管文的、武的，矛头都是对准造反派的。而我们每次发表声明，矛头都是对准‘陈大麻子’（指“文革”期间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百万雄师’当作敌人。我们认为你们是受害者，是受他们（指当权派）操纵的。”俞文斌猜测说：“你是华工的郭保安？我们到新华工去，你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了公安联司。”杨道远说：“我是武汉测绘学院的，我叫杨道远，你记错人了。”
吴焱金也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汪士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会见中也澄清了不少历史的误会。杨道远问俞文斌：“你们见过几次陈再道？”俞文斌回答：“我们在‘七二○’前从来没有见过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他们派叶明副政委直接跟我们联系，‘七二○’事件后，我们去洪山宾馆军区支左指挥部找叶明，请武汉军区帮我们印发一个百万雄师勤务组公告：‘七二○’的所有错误行动由我们勤务组成员负责，希望造反派不要报复百万雄师的群众，让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头一天晚上答应了我们，第二天上午就翻脸，赶我们走，叫我们去找新华工。”
杨道远说：“老俞说要把武汉‘文革’史写出来，就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要怕丑，是谁支持的就说谁支持的。”俞文斌连连点头。
双方会见气氛很融洽，在场的人不时为对方的讲话鼓掌。
度尽劫波兄弟在
第一次会见餐叙，是前造反派负责人买的单， 7月29日 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对方。此次“百万雄师”参加者共五人，除了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之外，还有：
沈邦安，现年69岁，“文革”前为武汉电子仪器厂干部，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叶长鸣，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现年63岁，“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文革”后任驻香港中资某公司党委书记，现居香港。
造反派负责人参加会见的共九人，除了朱爱华、胡秀娟、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之外，还有：
柳英发，现年60岁，“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78年起被关押1年半；
林子忠，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其妻徐筱芳（文革前为武汉医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勤务组成员，中共党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1977年在隔离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此次会见中，叶长鸣谈了他对“七二○”事件、对当局处理造反派头头的看法。叶长鸣说：“‘七二○’事件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搞的。当年广州军区是他红一方面军的人马，北京和广州中间隔着个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不听他的话，林彪不放心；钟汉华当年在延安负责审干，对叶群在国统区的历史未作结论，因此林彪不满。”他还介绍，父亲叶明原来不是林彪系统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战场，属四野管辖；叶明在武汉军区‘三支两军’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发生前，当时中央已准备调钟汉华政委去中央军委工作。 他还披露，父亲2002年去世前写了一些回忆录，他正在着手整理这些文稿。他认为，“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头头判刑处理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出狱后不安排工作，不给生活出路是不对的。
这次会上，双方也澄清了一些史实。例如，俞文斌回忆说：“‘七二○’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此事。”
汪士奇也回忆说：“老俞，‘ 6.17’ （ 1967年6月17日 ）以前，你布置我打民众乐园，我说打不得，结果没有打。”
这次会见，整个过程的气氛友好融洽，双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并互留了每个人的电话，希望今后能经常互相交流，经常来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诗句，为武汉地区前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交流作了注解。“文革”的岁月，需要各方人士如实回忆；“文革”的创伤，也需要各方人士真诚交流去化解。如果说，40年来的风风雨雨使他们不可逆转地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却能够在总结个人经历和探求历史真相中，重新找到人生的真谛。
(造反派与保皇派、太子党的政治分野（多图）——以此驳张小刚、余杰之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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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6 09: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