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192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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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话

　　岁月流逝，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转眼已进入第七十七个年头，再过三年，即将跨入八十高龄的行列。回顾从1943年4月参加工作到1993年3月退休的半个世纪里，我从一个基层图书发行部门的营业员，逐步走到国家管理出版工作的高层机构，最终落脚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五十年来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出版战线，经历了从卖书、宣传书、管理书、研究书到编书、著书的漫长过程。退休后的十多年来，我仍未放下手中的笔，继续为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发挥余热，尽一个老出版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七十多年来，我走过了一条并不十分平坦的路。回望历史，趁现在头脑还算清楚的时刻，将以往的主要经历作一番梳理，为自己留下一点简略的记载。对于在长途跋涉中曾经帮助我渡过难关得以继续前进的长辈和亲友们，也借此表达我深切的谢意。关于我成家后的家庭种种情况，在绍琴写的《往事的回忆》中已有较详细和真实的叙述，我在这里不再重复。

　　从1940年我主编第一份《新儿童》小报和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在大别山下》开始，六十多年来，据手中尚存的剪报资料的粗略统计，我主编和参与编辑、出版的图书和报刊有26种、总字数4300余万字；在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830余篇、300余万字（20世纪40年代在报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剪报资料已丢失，未统计在内），现将其中主要的成果整理、汇编为《耕耘文存编目》作为附录。

　　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往事已经淡忘，这里记下的人和事，仅就个人回忆所及和现在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参考，其中难免有不完全准确之处，有待于今后发现时再作修改或补充。

　　方厚枢

　　2004年2月2日

　　简 历

　　方厚枢，安徽省巢湖市人，1927年4月8日生。安徽芜湖内思中学初中肄业，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被评为编审职称。

　　1943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为练习生，后任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出版发行单位工作。1980年后，历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研究室副主任、文化部出版局编刊处处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出版年鉴》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委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3月退休。曾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1975年起，在国家出版局担任辞书出版管理工作，曾参与开创《汉语大词典》（12卷）和《汉语大字典》（8卷）的组织编纂领导工作，任两部大型汉语辞书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辑委员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条目撰稿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著有《中国出版史话》，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日本将此书译为日文于2002年在日本出版）：1984年后，先后担任《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编委暨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概况》撰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多卷集）副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史料辑注，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之一，并负责前30年各章撰稿。曾在《出版史料》、《中国出版》等报刊发表中国出版史文章多篇，其中《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五十年的巨变》三篇分别于1991、1997、2002年获一、二、四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

　　此外，还于1988年3月创办《出版参考》（半月刊）任1一80期主编， 1998年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出版学”学科主编； 1980年与人合编《书的故事》剧本，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科教片，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放映并获奖。

　　1991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一、我的家庭历史情况

　　关于我的家庭历史情况，据大舅李克永（后改名配之）主前告知和大哥的回忆，我的祖父是个贫农，家境贫寒，曾在安徽省巢湖帮人打鱼为生。父亲方仁智（号省吾）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巢县炯汤乡南何方村，他5岁和12岁时，祖父母先后去世。父亲13岁就到亲戚开的杂货店当学徒，成年后当过店员，其后曾在巢县炯场乡开过一家糕饼店，时间不长即歇业。约在1919年左右到合肥一家杂货店管帐，1921年将全家由炯汤迁至合肥。1926年他随亲戚到上海，在闸北“和记碾米厂”担任接洽安徽转运米粮到上海的雇员；1932年曾在上海北成都路开了一家规模较小的“民众饭庄”，因市场经济萧条，约半年后即停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淤沪抗战开始，父亲任职的“大新米厂”因地处战区关闭而失业，仅靠过去家中的少量积蓄和帮助朋友办点杂事取得一点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不久将家迁至闸北火车站附近一间房租较低的亭子间居住。到1940年上半年，因物价飞涨，生活更加困难。在安徽芜湖的姨父母得知后，来信要父亲带我们回去。这年7月中旬，父亲由亲戚介绍，先在芜湖一家售爆竹的小铺子管了几个月的帐，后来到“同和锅坊”管帐，1948年3月因病逝世，终年55岁。

　　母亲李氏，1890年生于炯汤乡鲍圩村，和父亲结婚后于1921年到合肥居住。1933年冬，在上海“民众饭庄”倒闭后曾帮助父亲工作的二舅李克勤回到合肥，将母亲、大哥、二姐和我接到上海和父亲团聚，住在北成都路1020号。母亲到上海后因遭遇种种烦人的事心情忧郁，不久即患病，由堂兄方厚熙接至合肥休养，因贫病交加，缺乏医疗条件，于1937年3月26日病逝，终年53岁。

　　长兄方厚棵（后改名唯若），1919年生。1933年冬到上海后，进安徽中学住校学习，1937年8月淤沪抗战开始后，因学校毁于炮火而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因国难日深，民族危亡中，他在参加进步青年的救亡活动中受到教育，决心到陕北参加革命，于1938年7月初和几位同学一起离开上海走上革命征途。同年12月，他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先后在八路军一二0师、晋绥军区、西北军区从事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历任《战斗报》编辑、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战斗报》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副社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4年10月离休。

　　二姐方厚琴，1922年生，1933年到上海，一直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父亲失业后，她做点零活贴补家用，大约在1942年回到芜湖，在姨父母的帮助下，回炯汤老家和唐世衡结婚。1949年初家乡解放后，姐夫到北京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二姐不久也到北京，在大舅父的帮助下进华北干部子弟学校学习（改名李荧琳），后又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初中毕业后进北京会计学校学习会计。因姐夫从中央警卫二师转业到山西省文化用品公司工作，二姐毕业后也分配到山西省进太原矿山机器厂任会计。由于当时山西吃粗粮多，大米少，她的肠胃不适应，身体瘦弱多病。1977年后我托安徽省出版局黎洪副局长帮助，先后将二姐和姐夫调至安徽，二姐分配在安徽省出版总社作财务工作，于1982年退休。

　　我于1927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七）在合肥市出生。母亲后来还生了一个小弟，因破伤凤出生后仅几天即夭折。

　　二、我的学历

　　我于1932年6岁时，在合肥进私塾读书。 1933年冬到上海后，于1934年春考入市立和安小学二年级，至1938年秋小学毕业。1939年春在处于“孤岛”环境中，考入上海私立肇光中学初一学习，至秋季因学校停办，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海分校初二学习；学期结束后，因父亲连续失业，家境日益贫困，无力供我继续升学，只得辍学在家自修。1940年7月中旬随父亲离开上海到芜湖后，寄居在姨父母家中继续自修。经过一年的努力，于1942年2月越级考入芜湖一家外国教会办的内思中学初三上学习。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底子较差，特别对数理化的课程学习十分吃力，对教会学校的许多限制也很反感，而且学费也较昂贵，勉强读了一学期后，听同学说皖南立煌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学费和生活程度都低。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我于当年冬天和同学马丰霖一起前往，但刚到三河县时，由于日寇的“扫荡”，路途被阻而返回，从此终止了我的学校生活。

　　我的学历虽然称之为“初中肄业”，但由于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断断续续，实际上在学校中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现有的一点文化，都是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得来的。

　　三、我主编的第一份小扳和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我在少年时期受到大哥较大的影响，爱好读书和作文，在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奖，也是校内负责墙报编辑出版工作的积极分子。辍学后经常到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商务印书馆门市部看书而流连忘返，并在该馆为孩子们举办的读书、作文竞赛中获奖，得到儿童读物和文具用品等奖品。

　　1940年我在上海第一次主编一份小报和第一次在大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这两个“第一”使我至今难忘。

　　20世纪30年代未和40年代初，上海有一位以画“牛鼻子”为名的连环画著名的漫画家黄尧，他的弟弟黄舜也是文化界人士，想办一份给小学生看的小报，特意要从中学生中选择一名合适的人完全用孩子们的思维和爱好来编这份小报。不知他从什么渠道找到了我，我也极有兴趣地参加这项工作，约了几位同学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编好一期。我还模仿作家张天翼写童话《秃秃大王》的笔法，以一个七岁孩子的口吻写出反映，儿童生活和童趣的日记，准备在报上连载。这份小报命名《新儿童》，16开8面，创刊号印了2000份在书店出售。由于黄舜另有任务到香港去了，这份小报未能继续办下去，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主编的一份小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40年4月，我和当时在广西桂林的克勤二舅有了书信联系，在通信时曾寄给我大后方出版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内容收有从战场上阵亡的日本士兵身上缴获的未及寄出的家信，信中反映了日军士兵的厌战、思乡情绪，我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封信综合写成一篇题名《在大别山下》的纪实散文，投寄上海租界出版的《大公报》副刊被采用，还在该报举办的优秀作品评选中获奖。父亲代我到报社去领回奖金十分高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份大报发表文章并获奖。可惜的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剪报和《新儿童》小报后来都丢失了。

　　四、走上工作岗位——商务即书馆南京分馆

　　大哥1938年夏离家以后，父亲原来估计战争的时间不会很长，大哥能回家找份工作，可以帮助改善家中的困境，看来这一愿望已无实现可能，父亲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考虑为我找一工作就业并成家。按照当时接触的亲友关系，有可能实现的是先到一家布店或杂货店当三年学徒后成为店员，这是当时不少亲戚的孩子所走的共同道路。但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缘改变了我以后一生的命运。父亲通过亲戚的转托，找到芜湖新华书局的老板宋葆吾，正巧他偶然在路上遇见朋友鲍天爵（抗战前商务印书馆芜湖分馆经理）正要到南京商务分馆担任经理。经宋的推荐得到鲍的允诺，很快我就跟随鲍天爵于1943年4月10日到了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是抗战前该馆在全国最大的分馆，位于南京太平中路252号。抗战开始后南京沦陷时馆舍毁于大火，馆中尚有不少存书放在别处由两名职工看管。1943年初，商务领导准备在原馆舍残址稍加修缮后恢复营业，因当时商务被日寇视为“敌产”，故对外改称“南京书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原名。

　　商务印书是我国近代历史最久的一家大出版机构，积数十年的经营管理经验，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视职工素质的提高，对进馆的青年职工，只要勤奋好学，有培养前途，尽管没有什么学历，同样提供各种学习条件，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业务水平。我进馆后，先当了6个月的练习生，然后担任职员，先后在门市部、库房做过营业员、轧销（销货统计）、宣传推广等多种工作。参加工作以后，我自知文化知识贫乏，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商务分馆的地方不大，职工的宿舍和门市部仅一墙之隔，我每天身处“书林”之中，早晚和假日可随身所欲地看书学习，汲取知识。我曾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有重点地浏览一遍，并熟读总馆编印的大量书目和业务资料，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当老师，重点阅读了一大批图书，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弥补了过去失学时期的损失。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我在地区工会党员同志的动员和帮助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文化用品业工会执行委员、市新闻出版业工会出版分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分管宣教工作，并于业余时间参加工会组织的夜校学习政治常识和文化知识。

　　1950年8月，我被商务分馆派往由新华书店南京分店领导的“秋季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担任营业主任，这一机构设在新华书店内，工作人员由新华和几家私营书店的职工参加。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参加党所领导下的书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团结、平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给了我很大教育，因此心情十分愉快，工作也加倍努力，10月20日工作结束时，我被全体同志评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这是我解放后受到的第一次奖励，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将各自的发行部门分出来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先组成“联席会议”，待条件成熟后改组为分公司。南京中华、商务两家联席会议建立后，调我担任秘书，负责和总公司联系等工作。

　　中图公司总处成立后，创办了店刊《发行工作》，我成为积极写稿的作者之一，并担任了通讯员，除经常报道南京地区情况外，还结合平时的业务所见，写了一篇长文，对总处驻沪办事处编印的《新书快报》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并对书籍宣传谈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此文很快被刊用，不久即听说总处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通过南京新华书店的同志了解我的情况。1951年8月，总处正式来文给商务南京分馆，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

　　这一时期，我的生活中有几件较大的变化。1946年4月在芜湖结婚，并在南京安了家。1948年3月父亲在芜湖病逝，岳母和岳父也先后病逝，遗下小内弟绍璜和我们一同生活。1951年底，全家由南京迁至北京。全国解放后，和大哥也恢复了正常通信联系，1950年4月，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专门来到南京，和我们共同相处了愉快的六天。

　　五、编辑出版工作的初步锻炼

　　我于1951年9月国庆前夕到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在人事处，级别定为二等办事员，每月工资174个折实单位，约合旧人民币99万元（合新币99元）。

　　在中图公司总处两年多的时间内，工作部门虽有几次变动，但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店刊《发行工作》编辑、出版工作。这一刊物每月出版一期，6万多字，除主编王仰晨同志外，仅我一人担任助手。我由一个对编辑、出版工作一窍不通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奋努力。我从来稿登记，下厂校对、取书、打包寄发，到和作者的通联工作、结算稿酬等等杂事，什么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起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不知从何下手。但在主编王仰晨同志言传身教的指导和热情帮助下，经过不长时间，我便胜任所担负的工作了。这段时间我虽然十分劳累，但却经受了一次全面的锻炼，为我以后承担更加繁重的编辑、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尝试

　　1954年1月，中图公司总处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业务部门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我先后被任命为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宣传科科长、业务办公室副科长等职。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在担任宣传科和业务办公室的领导工作期间，有更多机会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先后主编和编印了《1957年周历》、《1958年图书台历》、《多读好书》、《部队图书介绍》等，并创办了《出版消息》报，由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集知识性、业务宣传和实用性于一体，受到广大读者和基层书店的欢迎。其中特别是以推荐好书、指导读者阅读为主要目的而编印的《多读好书》一类的小册子，由于密切配合了当时在青年中开展读书运动的需要，得到中央领导和著名作家的重视和热情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专门为《多读好书》第二辑题写了“认真读书"的题词，郭沫若同志两次题写刊名，茅盾同志撰写了《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一文，作为《多读好书》第一辑的“代发刊词”。不少著名作家撰写了谈写作经过的文章，还有读书辅导、著名青年模范人物谈读书体会以及名人读书故事、读书格言等。《多读好书》在全国书店以收少量成本费（每册一角左右）发行后，很受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均发表消息、读者来信或转载其中文章给予好评。我在北京发行所主编的6种图书宣传品共发行88万多册，收回成本费7．8万元，这些宣传材料对推动全国青年职工和青少年阅读现代优秀文学作品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起了较好的作用。

　　七、从新华书店调至文化部出版局

　　从1954年到1960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的7年内，共受到6次奖励，先后被评为“科级干部受奖者”（1954、1955）、“文化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1956）、“文化部先进工作者”（1960）等荣誉称号。1956年6月，被北京发行所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初，文化部出版局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意见，决定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版的14万多种图书进行一次重点清理，布置全国出版社将本社成立以来至1960年底出版的图书，根据质量情况分类编制有内容提要的卡片上报，以便汇编成保留书目。结果全国共报来卡片2万多张，出版局在物色承担编辑书目任务的人选时，看到我在1962年3月6日《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从目录学入手》一文，认为我是最佳人选。于是，1962年8月，我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上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编成《全国图书简目》三册，收录全国精选的保留书目5232种。任务完成后，分配在出版局出版二处担任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的审读工作。

　　我到出版局工作之后，由于工作的性质变化，视野扩大到整个出版界的历史和现状。当我看到张静庐花费近20年时间搜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7编、8册约250万字，汇集了从1862年至1949年近90年的新闻出版史料，我在学习、研究之后，萌发了收集、研究我国当代出版史料的心愿，便利用工作余暇注意收集出版资料，并试写了一些研究心得等文章，在《光明日报》、《大公报》、《图书发行》等报刊发表。

　　八、“文革”十年的经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河南安阳返京后，被文化部新党委抽调到以空军派来的解放军为主组成的“文革”工作队材料组，担任整理出版系统的材料，工作了一个短时期。

　　1966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文化部出版局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我被调至这个办公室工作。11月开始参加文化部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的筹备工作，会议于1967年1月10日开始，16日即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而中断。文化部机关大楼于19日被“造反派”夺权，包括出版局在内的所有机构全部陷于瘫痪。

　　5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简称“毛著出版办公室”），暂代原文化部出版局的领导职权。前后参加这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较长的共17人，分别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国家计委、文化部等12个单位，我被抽调到这个办公室，在印制组工作。6、7月间，我被指派担任“毛著出版工作联合调查组”华东组组长，到华东各省、市调查毛著印制情况，重点了解经中央批准1967年全国完成《毛选》一至四卷印制8000万部的执行情况。12月25日，毛著出版办公室在京召开庆祝《毛选》8000万部提前超额完成并制定1968年毛著出版计划的会议。12月31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著出版办公室的工作，派国务院值班室负责人前来了解办公室工作情况后，通知要接见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后因临时会见外宾而改期。9月29日，国务院值班室遵照周总理指示，送来国庆观礼券17张，邀请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和焰火晚会。

　　“文革”后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和机关、部队、厂矿等许多群众组织编印了大量未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等材料，出现许多泄露国家和国防机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收效不大。1970年9月2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精神，开会布置清查非法印刷品工作，委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负责组织清查班子。他从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军兵种大单位中抽调解放军20余人，并约请毛著出版办公室派人协助。我受办公室指派，到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处，集中工作了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鉴别哪些是中央批准的版本。中央各机关、部队和北京市在清查工作中收缴的大量私自编印的毛主席著作堆积如山，其中仅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即有440多种，还有各式各样的《毛主席文选》，收有“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得来的中央机要文件和中央领导的报告、讲话材料。我通过这个时期的工作，注意收集、抄录了不少有关毛主席著作的写作、修改情况等有关资料。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指示，“毛著出版办公室”并入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1971年3月15日，周总理指示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在会议的规划组参与编制《全国出版基本情况》等资料，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1973年我到河北唐山文化部干校，半年后转到石家庄“国务院五七干校”劳动一年。1973年9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我从干校返京后，分配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

　　1975年5月23日，国家出版局报经邓小平副总理批准，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与制订1975一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这一规划经周总理批准后布置全国执行，国家出版局领导指定由我负责词典编纂出版的管理工作。

　　“文革”开始后，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都被“砸烂”，全国出版工作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1967年5月“中央文革”宣传组成立“毛著出版办公室”，原文化部出版局的工作人员42人中，仅抽调我一个人到办公室工作。我在这个特殊的机构所具有的特殊条件（办公室不搞“运动”），充分利用“天天读”和业余时间以及所有有关出版工作的文件、批件都经过我手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注意收集和抄录有保存价值的出版资料。文化部机关大楼后院有两间大屋存放原出版总署及文化部历年的文件档卷，1969年进驻文化部的军宣队领导人为扩大住房面积，将这批资料拉了三大卡车临时堆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食堂内，准备送往造纸厂化浆。这个堆放地与毛著出版办公室仅一窗之隔，我在征得办公室军代表同意后，和一位老同志赶到食堂翻检了三天，着重寻找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出版工作的历史文件，一共捡回三十多捆，抢出了一批有用的史料。我还在被有关部门作废纸扔掉的旧纸堆中捡出不少有用的资料。1973年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时也注意收集各种有保留价值的出版资料。总之，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情况下，我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并注意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出版资料，特别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我1980年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九、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成果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20多年，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的工作经历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有了较大的收获。

　　1980年2月，我被国家出版局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工作到1986年12月（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国家出版局一度改为文化部出版局，我改任编刊处处长）。1987年1月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8月6日被新闻出版署任命为出版科研所副所长（级别提为副局级），工作至1992年1月免去副所长职务，退居二线，1993年3月退休。

　　20多年来，我在工作岗位上和退休之后，所做的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辞书管理和研究。在工作岗位上时主要协助陈翰伯（曾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许力以（先后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局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边春光（国家出版局局长）、刘杲（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几位领导抓几部大型汉语大型辞书的编纂出版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修订《辞源》（4卷）编审领导小组成员，新编《汉语大词典》（12卷）和《汉语大字典》（8卷）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从1975年几部大型辞书的开创工作抓起，一直到1994年全部完成时止，随几位领导除在北京召开会议外，还到过上海（5次）、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合肥、黄山、福州、厦门、广州（2次）、郑州、长沙、桂林、重庆（3次）、成都等地，为辞书工作召开或参加会议、调查研究，18年内共有21次。这一时期，我还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11卷）撰写有关中国古籍的词条1万余字：为《中国人名大词典》出版界人物的释文组织撰稿和担任责任编辑；任《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编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词典的总体设计和正续编1．1万余人、240余万字的终审和编较、出版工作。结合工作还广泛收集资料，对我国辞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概况》和新中国历年出版辞书编目等多项资料，在《辞书研究》等报刊发表，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中国出版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1979年底，我从国家出版局出版部调至研究室，参与创办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年鉴》，先后担任年鉴的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1992年出版年鉴改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我继续担任1992、1993、1994年三本年鉴的主编，因工作过于劳累，两次患脑栓塞，于是辞去主编职务，从1995年刊起，改任年鉴编委会副主任。

　　《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创刊时，全国仅有6种年鉴出版，到2003年已发展至1300余种。我从1985年开始和年鉴界几位老同志共同创立年鉴学术团体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年鉴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并任《年鉴工作与研究》（季刊）1991－1994年的主编。

　　1988年在中国出版科研所编辑出版年鉴的同时，还创办了《出版参考》（半月刊），从3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一直编至80期才辞去主编职务。

　　（三）中国出版史研究工作。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收集我国出版史料，直到80年代初一直没有间断过，历年积累的史料已有相当数量。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时兼管样本室，全国出版社和杂志社缴送出版局的所有样书、样刊全部经过我的浏览，凡是对于研究我国出版史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资料都随手将主题内容和书刊名称、页码记在卡片上分类编号保存，用时一索即得。1980年上半年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于业余时间试写《中国出版简史》，于9月间在国家出版局机关刊物《出版工作》（月刊）上开始连载，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发表的中国出版史专著，写至隋唐五代时因主编《中国出版年鉴》任务过重无力兼顾而中辍，1995年不再担任年鉴主编后才继续进行修订、补充，由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1999年，日本前野昭吉将这本《史话》译为日文，于2002年由新曜社在日本出版，并被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等单位在第十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前夕评为2002年我国输出版获奖图书。

　　20多年来，我先后主编和参与主编的有关中国出版史的著作和史料集多种，其中主要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辑委员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多卷集）副主编暨1951、1953、1955、1956、1958年卷执行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史料辑注，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两书的主编之一，并负责1949－1979年各章撰稿，《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前30年撰稿；此外，还在《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编辑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出版史的文章。

　　1980年初，国家出版局接受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委托，指派我到该厂编写向少年儿童进行爱读书、爱护书教育的科教电影剧本。我到该厂工作一个多月，和导演合作编写了《书的故事》剧本，通过中国古代书的产生历史、一本现代小画书的生产过程和国内外出版的生动而奇妙的书等三个方面，向孩子们进行形象生动的教育。影片先后在北京、天津、西安、成都等地拍摄，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家文物局特批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实地拍摄古代有关历史文物和“四库全书”等珍藏古籍。版本图书馆和北京、上海、辽宁等14家出版社提供了二百多种国内外新出版生动有趣的儿童读物供影片选用。这部彩色科教影片于1981年初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两次播放和在全国各地放映后，受到欢迎。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影评中对《书的故事》作了好评。影片被中国电影家协会四川分会评为“最佳科教片编导奖”，并被“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评奖”评为“1981年科教电影一等奖”。我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改编为《书的故事》电影连环画册，初版印行84500册。

　　十、参加高级专业职务评审、版协工作、学术交流等活动

　　1．1987年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后，向新闻出版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职务委员会申报“副编审”职称，8月经署编辑专业高评委破格评为“编审”。1992年3月被新闻出版署聘为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1995、1996年被新闻出版署聘为全国出版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2．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79年12月成立后，我于1983年1月10日第一届二次理事会上被聘为版协副秘书长、第二届（1986年3月）为版协理事兼副秘书长、第三届（1993年8月）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第四届（2000年1月）理事，并任中国版协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3．1979－1994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Asian Book Development》（《亚洲图书发展》）的中国通讯员，按季报道中国图书出版情况。

　　4．1982年11月6－21日参加中国出版代表团到英国访问。

　　5．1985年6月28日在国家出版局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介绍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7月4日，国际广播电台将采访讲话稿用24种语言对外广播。

　　6．1992年7月22－25日受新闻出版署指派，应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赴香港参加“国际出版研讨会”，为此准备了《90年代中国出版业新趋势》的论文。到港后研讨会因故未举行，参观第三届国际书展后回北京，准备的论文在《出版发行研究》月刊发表。

　　7．1987年7月被新闻出版署党委评为署直属单位优秀党员，受到大会表彰。

　　8．1991年10月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9．1992年8月11－20日，应中央宣传部邀请，和中央宣传文化系统部分专家，到山东烟台度假。

　　10．1993年9月28日，应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于10月2日晚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文艺晚会。

　　附录：

　　一、我与编辑工作

　　我从194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起，到1993年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退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始终未离开出版工作岗位，其中约有近20年的时间从事编刊工作，也可算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了。

　　“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看边学，舍得花笨功夫”

　　我少年时因家境贫寒，仅读了两年半初中便辍学就业，现有的一点文化都是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得来的。

　　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说来十分偶然，1951年从南京商务分馆调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北京总处，参加内部刊物《发行工作》的编辑工作。我由一个对编辑工作一窍不通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从事编辑工作的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奋努力。编辑《发行工作》的最初除主编外，就我一个人。我从来稿登记、下厂校对、取书、打包寄发，到刊物通联工作和结算稿酬等等杂事，什么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起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不知从何下手。我至今仍然记得并深深感谢当时刊物的主编王仰晨同志（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手把手地教我启蒙时的情景。他编好一期稿件发排后，就让我到印刷厂，熟悉工人师傅从捡字、拼版、改版到印刷、装订成册的全过程。我基本熟悉了印刷工作后，他就开始教我如何做编辑工作。他拿出一篇来稿先让我试改，然后耐心地指出我哪些地方改的好，哪些地方改得不妥，应该怎样改才好等等（我做编辑工作改的第一篇稿件的稿名和作者至今仍未忘记）。看我基本上熟悉了各道程序并可以进行正常工作了，他就鼓励我大胆工作，使我从起步走阶段进入开步向前走新阶段。经过不长的时间，我便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经受了这一段时间的全面锻炼，打下了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并得出了“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看边学，舍得花笨功夫”的一点体会，对我后来的成长颇有影响。

　　50年代中期，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担任宣传科科长，有更多机会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我广泛收集国内外编印的各种书目、宣传品加以观摩、学习、研究，逐渐形成了对图书宣传工作进行革新的念头，得到领导的支持，先后主编了《1958年图书台历》、《出版消息》等。1958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地掀起了群众性的读书活动，同时，《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的优秀文学作品比较集中地陆续出版、发行。为了配合这一群众性的读书活动，我先后主编了《多读好书》三辑，受到广大青年和学校教师的欢迎。有关领导和作家对这项工作也给予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专门题写了“认真读书”的题词，郭沫若同志两次题写刊名，茅盾同志撰写了《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一文，作为《多读好书》第一辑的《代发刊词》，周世钊同志应约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二三事》的长文，臧克家特写了《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不少著名作家撰写了书评文章。这么多的领导、作家热心为新华书店编印的一本小小的宣传品题词、撰文，实在令人感动。《多读好书》通过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出版供不应求，又再版一批，三辑共发行40余万册，对推动全国青年职工和青少年阅读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70年代后期，我在陈翰伯、陈原、许力以三位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制订1975－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出版规划（草案）和大型汉语辞书《辞源》的修订，以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编纂组织领导工作。这一时期，我广泛收集资料，编辑了我国建国以来中外文语文、专科辞书的书目资料，在《辞书研究》等刊物上连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80年代开始，我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出版年鉴》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1981年至1994年年刊的主编。这一时期，我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了年鉴发展史、国内外年鉴出版概况等方面。其间还担任了《出版参考》（半月刊，1－80期）、《年鉴工作与研究》（季刊，1991－1994年）的主编。在工作中注意吸收别人的优点，努力把《中国出版年鉴》办出特色。《中国出版年鉴》现已成为出版界、图书馆中读者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书之一。

　　编辑工作和专题研究

　　担任书刊责任编辑工作的任务既很琐碎，也很繁重，特别是刊物编辑工作，这一期的出版就是下一期的开始，中间没有间歇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还能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题性研究?我的体会是：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只要会挤时间和善于安排，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搞得好，两者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相促进。

　　参加工作以后，我自知文化知识贫乏，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开始不自量力，也走过一段弯路。自恃年轻精力旺盛，业余时间这也想学，那也想学，结果事与愿违，白白浪费了不少光阴，到头来收效不大。后来慢慢悟出一点道理：要像钻木取火一样，集中一点，苦下功夫，深入下去，终久会迸出火花，获得成果；还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刻苦钻研，务求有成。总之，要少而精，不要贪多嚼不烂。在确定了主攻目标后，我先从收集资料入手，多方寻觅涉及这一专题的各种资料，哪怕是片言只字也不轻易放过。形象地说，凡是对我有用的资料，就要像磁铁吸铁一样，随时吸收过来，又要像海绵吸水一样，立即渗透到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去，为我所用。日积月累，这一类资料逐渐丰富、充实，经过吸收、消化的过程，就可以编写出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来。当然，这首先要具有不怕麻烦、持之以恒的坚毅精神。

　　60年代初，我从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工作，视野较前扩大。我萌发了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念头，广泛搜集、积累各种资料，这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包括“文革”动乱时期也未曾中断。进入80年代后，这些研究工作就开始逐渐有了收获，先后整理、撰写、发表了《中国出版简史》、《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本文获首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等一批作品，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的编委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此外，还与人合编了《书的故事》电影剧本，已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科教影片在全国放映并获奖。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出版史的成果，编成《中国出版史话》一书，1996年8月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说起资料的作用，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有些平时看来不起眼的死资料，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变成有参考价值的活资料。我曾将历年我国出书统计数字加以汇总，写成《中国出书知多少》一文，发表于《世界图书》，被一些报刊转载。1989年8月，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和北京图书馆在京共同主办“中文图书资料收集、整理与利用学术研讨会”，邀我介绍我国出版概况。我利用历年积累的大量资料作了汇报，受到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和国内各大图书馆代表的好评，他们很感兴趣。半年后，一位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来访时告诉我，这份讲话材料曾在北美一些收藏中文图书的图书馆复印散发，认为对了解中国出版概况很有帮助。

　　“文革”10年动乱，大批出版社人员下放干校，有的社被撤消，许多出版资料大量散失，因而对于这段时间的出版工作很少有人研究。当时我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印制组工作，注意收集各种出版资料一直没有停顿过，并重点研究有关毛泽东著作的各种版本情况、历年出版统计；我曾从被有关部门做废纸扔弃的旧纸堆中，拣出不少有用的资料。1995年写成《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未记略》一文，发表于《出版史研究》丛刊第三辑，曾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一期全文转载（本文获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1997年又写成《颠倒黑白的污蔑，义正词严的批驳》，批驳“四人帮”污蔑3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是什么“黑线统治的黑店”谬论，文中披露了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史实，是研究我国现代出版史的重要史料（本文刊于《出版史研究》第六辑）。

　　半个世纪的体会

　　我将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治学体会，概括为两句话：“在工作上：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看边学，舍得花笨功夫”；“在研究工作上：目标明确，坚持不懈，刻意求新，勇于探索”。前一句毋需解释，对后一句还要作点补充，就是搞研究工作的“起点要低”，即研究课题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贪多图快，好高骛远。但“标准要高”，就是研究工作的成果要向高标准看齐。“目标明确，坚持不懈”是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并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刻意求新，勇于探索”，是要永不满足，努力走自己的路，争取创出新的特色。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留下许多遗憾，有的地方还做得很不够。但把它写出来，对于年轻的编辑朋友们，或者有一点参考作用吧?

　　（原载《出版科学》1998年第1期）

　　附录：

　　二、耕耘文存编目

　　1．出版著作《中国出版史话》

　　2．主编和参与编辑的图书、报刊

　　（1）《新儿童》报主编，1940年3月在上海出版，仅出1期，8开8面，13．6万字，印2000份。

　　（2）《文化工讯》主编，1950年4月至10月在南京出版，为中国店员工会南京市文化用品业委员会会刊，共出7期，每期16开2面，共3万字。

　　（3）《发行工作》（月刊）编辑，1951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北京出版，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店刊，每期32开32面，共出版36期，122万字。（以下图书、报刊除注明者外，均在北京编辑出版）。

　　（4）《部队图书介绍》主编，1956年12月创刊，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与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俱乐部工作处合办，向部队宣传推荐图书，每月1期，印2．7万多份，共出15期，90万字。

　　（5）《1957年周历》主编，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全国新华书店收取成本费供对外介绍出版发行业务用，16开58面，1．8万字，共印34500份。

　　（6）《1958年图书台历》主编，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以收取成本费方式由全国新华书店对外公开发行。72开，390页，9．2万字。内容有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书的知识、全国出版社介绍、中外著名作家作品介绍、读书故事、语录、益智游戏、艺术图片等，全国基层书店共报来需数14万份，因印刷时间关系，共印9．2万份，发行后很受读者欢迎。

　　（7）《出版消息》报主编，1958年6月15日创刊，及时报道全国新书出版消息、推荐优秀图书。1－14期为旬刊，4开4版，15期改为周刊，交邮局发行。共出版53期，总字数130万字。至1959年7月停刊，最高期发数14万份。

　　（8）《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多读好书》第1、2辑、《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4本推荐优秀文学作品的书籍宣传小册子主编，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采取收少量成本费的办法由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出售，每册16开32页至64页，分别收费1角至2角左右。内容有书评、读书辅导、作家谈创作经过、作家介绍、名人读书故事、读书语录、新书简介和预告、艺术作品等，4本总字数54．6万字，发行后很受读者欢迎。第1辑全国报数24万册，由于纸张限制，初重版共印12万册，4本小册子总计印44．3万册，均在较短时期内售缺。

　　（9）《1949－1960年全国图书简目》（上、中、下册）主编，1963年由文化部出版局版本图书馆出版，收书5232种，共30万字。

　　（10）《中国出版年鉴》（1980－1994），1980年创刊号编辑，1981－1994年刊任编辑部主任、主编，14本（1990－1991年为合刊）总字数2550万字。

　　（11）《中国图书评论选集（1979－1985）》（上、下）副主编，共118万字，书海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中国百科年鉴》1981－1986年刊“出版”专栏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版，6本年鉴“出版”专栏共11万字。

　　（13）《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纪念刊》编辑，1986年6月出版，8．3万字。

　　（14）《出版参考》1－80期主编，1988年3月－1991年8月中国书籍出版社版，共143万字。

　　（15）《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编委会副主任及《补正录》主编，实际负责全书的策划及终审、编辑发排工作，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1992年版，共244万字。

　　（16）《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1994）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出版年鉴社出版，共出15期，总字数300万字。

　　（17）《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编委会委员兼“中国出版史”分支主编，共13．5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8）《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主编，共25万字，书海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多卷集）副主编，1951、1953、1955、1956、1958年卷执行主编，5卷总字数191万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2004年版。

　　（20）《出版工作者的楷模——一至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介绍》主编，24万字，知识出版社1997年4月版。

　　（21）《中国版协二十年（1979－1999）》责任编辑，51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2）《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下）辑注，共82万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3）《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主编（和肖东发合作），负责1949－1979年各章撰稿，29万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4）《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出版学科”主编，共11万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5）《万有百科数据辞典》出版部分主编，6万字，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26）《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和魏玉山合作），负责1949－1979年各章撰稿，40万字，将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3．在图书、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1）中国出版史丛稿

　　《中国出版简史》，《出版工作》1980年第9期至1989年第2期连载，13．4万字。

　　《中国出版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词条，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中国出版年鉴（1980）》，9000字。

　　《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1981年1月15日在北京市出版局举办的全市图书发行业务讲座第6讲的讲稿，1．9万字。

　　《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1981年12月4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图书馆学专业培训班专题学术讲座的讲稿，2．2万字。

　　* * *

　　《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百科知识》1981年第5期，4800字。《编创之友》1981年第3期转载。

　　《宋代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中国出版》1997年第1期，6000字。

　　《蓬勃发展的宋代民营出版业》，《中国出版》1997年第4期，4200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第一编第一、二、三章，5万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

　　《中国四十年来的出版概况》，1989年8月23日在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与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有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香港、国内各大图书馆负责人参加的“中文图书收藏利用学术研讨会”所作的专题发言稿，14500字。本文先后被外文出版发行局《动向与线索》1989年第5期、《新闻出版报》1989年9月27日、《新华月报》1989年第10期、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的《中国图书论集》转载。

　　《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上、中、下），《出版工作》1989年10－12期，5．5万字。本文获1991年第一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论文收入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出版科研论文选粹》，并被《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年合刊、河南大象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转载。

　　《五十年的巨变》，《出版科学》1999年第3、4期，1．4万字。本文获2002年第四届全国出版科学优秀论文奖，论文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第四届全国出版科学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并被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的《中国编辑研究（2000）》转载。

　　《新中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10－1997）》，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300字。

　　《历史回望：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上、下），《中国出版》2002年第8、9期，1．8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编辑研究（2003）》转载。

　　《建国初期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主要措施》，《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12期，6800字。

　　《1980－1985年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中国出版年鉴（1980－1986）》，6．3万字，《中国经济年鉴》（1981－1986）转载。

　　《1979－1994年中国出版工作概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亚洲图书发展》（季刊）1980－1994年，中文7．7万字，先后由杨德、翟一我同志译为英文发稿。

　　《我国出版业的新气象》，《世界图书》1981年第9期，3700字。上海1981年10月13日出版的《编辑参考》转载。

　　《欣欣向荣的出版事业》，《中国建设》中文版、英文版1985年第4期，3000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1985年第4期转载。

　　《丰富多彩的中国图书——1997年以来图书内容概述》，《现代人读书知识大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9000字。

　　《展望九十年代中国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趋势》，《出版发行研究》1992年第6期，7000字。

　　《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出版史料》第1、4辑，开明出版社2001年7月、2002年12月版，3．3万字。

　　《毛泽东像出版五十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出版史料》2003年第4期，12500字。

　　《周扬和国家编译馆》，《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2003年6月，5500字。

　　《为了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深切怀念陈翰伯同志》，《中国出版》2000年1、2期，10500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出版的《陈翰伯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中国编辑研究（2001）》转载。

　　《陈翰伯与辞书出版工作》，《辞书研究》2000年第5期，8000字。《中国出版年鉴（2001）》、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中国辞书出版概况》，1980年1月11日香港《大公报》中外字典辞书展览特辑，4300字。

　　《建国三十年出版辞书编目》，《辞书研究》1980年第1期－1981年第3期连载，5．4万字。

　　《我国中外语文辞书出版简目（1949－1979）》，《词典学概论》附录，1．3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1月版。

　　《1980－1986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辞书研究》1982－1988年连载，17万字。

　　《中国年鉴编纂出版概况》，《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1．6万字。《中国出版年鉴（1992）》、华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大象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转载。

　　《新中国少儿读物出版50年》，《出版科学》1999年第4期，10500字。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新中国出版的文艺书籍漫谈》，1963年9月1日《中国新闻》，4500字。

　　《普及历史知识的两套小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5500字。

　　《历史回望：新中国出版科研的起步和发展》，《中国出版》2003年第2期，7500字。

　　《新中国稿酬制度五十年纪事（1949－1999）》，《出版经济》2000年第3－6期、2001年1－3期连载，3．9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关于书籍稿酬制度的历史档案》，《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2000字。

　　《历史回望：新闻出版用纸的过去和现在》（上、下），《中国出版》2002年第3、4期，1．7万字。

　　《中国书刊的对外传播》，《中国对外交流概览》第九章之一节，文化部外联局1992年11月出版，5000字。

　　《三十春秋梦终圆——中国版协从发起到成立》，《出版史料》第3辑，2002年9月，1．1万字；《中国出版年鉴（2003）》转载。

　　《北京出版事略（1949－1994年）》，《北京出版史志》第7、9辑，北京出版社1996年3月、1997年1月版，33500字。

　　《1977－1979年北京出版界拨乱反正纪事》，《北京出版史志》第14辑，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4万字。

　　* * *

　　《“文化大革命”对出版事业的摧残和破坏》，《出版工作》1989年11期，7000字。大象出版社《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转载。

　　《缅怀周总理“文革”时期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出版科学》1998年第2期，2300字。大象出版社《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转载。

　　《邓小平关心出版工作的一件事——附：周妙中致邓小平副总理的信》，《出版史料》第2辑，2002年6月，5500字。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期对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6300字。

　　《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未纪略》，《出版史研究》第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9月版，1．5万字。本文获1997年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论文收入《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并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中国出版年鉴（1996）》、大象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史料》转载。

　　《颠倒黑白的污蔑，义正辞严的批驳》，《出版史研究》第6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1．1万字。三联书店《联谊通讯》1998年第62期、《中国出版年鉴（1998）》、大象出版社《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转载。

　　《“文革”十年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像出版纪实》，《湘潮》2000年第12期，15500字。2001年1月5日《作家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当代文苯》2001年第1期、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出版概况》，《北京出版史志》第15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8月版，5700字。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文革”时期古籍及研究专著出版纪事》，《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1万字。

　　《“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5100字。大象出版社《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转载。

　　* * *

　　《出版事业大事年表（公元前3500年－1989年）》中国部分，2．8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出版大事年表（公元前4800年－1994年）》，《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书海出版社1997年12月版，9．5万字。

　　《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1949年10月－1979年12月部分，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3万字。

　　《1948－1978年出版工作大事年表》，《中国出版年鉴（1980）》，1．4万字。

　　《中国出版大事记（公元前770年－1911年）》，《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3万字。

　　《新中国50年图书出版发行大事记》1949年10月－1979年部分，《第十届全国书市特刊》，中国出版杂志社1999年9月版，2．6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五十年大事记（1949年10月－1999年）》，《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5万字。

　　《中国版协二十年纪事（1979－1999）》，《中国版协二十年》附录，2．5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82年第1期，2500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1982年第2期转载；1986年11月加以充实、增补内容，在《编辑之友》1987年第1期发表，1万字；2000年又增加1987－1999年图书出版统计数，收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1．1万字；大象出版社《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将1949－1989年的出版统计数加以转载。

　　《1949－2002年全国出版期刊及自然科学技术期刊种数、印数统计》，《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0－2003年，1万字。

　　《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上、中、下），《出版史料》1988年2、3/4期合刊、1989年第1期，3．1万字。

　　《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刊题录》，《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6万字。

　　《中国出版史研究报刊资料题录》，分为三编，上编为“综述编”，包括综述性的出版史料；中编为“机构编”，包括我国近现代部分出版、印刷、发行机构的史料；下编为“人物编”，仅收与出版工作有关的重要人物的史料。所收报刊文章，只列文章题名、作者和出处，所收资料时间为1978－1999年12月，5万字（未刊稿）。

　　《<毛主席语录>出版史话》，2004年7月7日《中华读书报》，1万字。

　　《邓小平批准<北京晚报>创办》，《北京党史》2004年第4期，2000字。

　　《小平批准创办<北京晚报>》，2004年8月20日《北京晚报》“纪念小平诞辰百年特刊‘邓小平与北京’（上篇）”，1200字。

　　《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2500字。

　　《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中国出版》2004年第8期，7000字。

　　《建国初期北京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工作的历史回顾》，《北京党史》2004年第5期，1万字。

　　《“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出版史料》2004年第4期，1万字。

　　《研究新中国出版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薛德震编辑出版文集>读后》，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2000字。

　　（2）书林漫笔

　　《古籍版本史话》，1962年1月6日《光明日报》，1600字，1962年2月15日《图书发行》转载。

　　《孤本·珍本·善本》，1961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1200字。

　　《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1962年2月10日《光明日报》，2500字。

　　（以上三篇被广东《随笔》杂志1979年第1期以《古籍版本谈》为题转载）

　　《从目录学入手》，1962年3月6日《光明日报》，3000字。

　　《中国辞书史话》（上、下），《辞书研究》1979年第1、2辑，1．5万字。

　　《年画史话》，1962年1月25日《图书发行》，2000字。

　　《<二十四史>漫谈》，1962年2月13日《光明日报》，2000字。

　　《琉璃厂书店漫话》，1962年4月12日《光明日报》，2000字。

　　《一张不平凡的广告》（文化书社广告），1962年8月17日《大公报》，1600字。

　　《日历上的知识》，1962年11月9日《大公报》，1800字。

　　《中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工作》，1963年7月9日《中国新闻》，1700字。

　　《让医学名著放光辉》，1963年7月31日《中国新闻》，2300字。

　　《（资本论）的诞生与传播》，1965年5月31日《光明日报》，8000字。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料社“政治经济学”专辑1965年5月转载。

　　《漫话“三部曲”》，1963年12月1日－1964年4月21日《图书发行》连载，5100字。

　　《（红楼梦）在国外》，1963年8月1日《中国新闻》，2000字。

　　《亚非文学作品在中国》，1965年5月18日《天津晚报》，1100字。

　　《中越文化交流史话》，1965年7月8日《天津晚报》，1100字。

　　《中国出书知多少》，《世界图书》A辑1981年第3辑，2000字。《出版工作》198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10月转载。

　　（3）出版知识杂谈及其他

　　《全国出版社情况简介》，《图书馆工作》1979年第5期至1982年第3期连载，2．2万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1982年7月转载。

　　《图书版本记录》，《出版工作》1985年第4期，3000字。

　　《统一书号和国际标准书号》，《出版工作》1985年第5、7－9期连载，1．7万字。

　　《“中国标准书号”的制定与实施》，《图书情报工作》1986年第5期，12500字。

　　《信息和出版工作》，1985年8月在北戴河天津市出版协会举办的“总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发言，《天津出版工作》1986年专刊，1．6万字。

　　《图书出版信息十问》，《出版工作》1986年第9期，4800字。

　　《中国大陆出版信息概况》，1993年11月5日在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召开的“两岸图书出版合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台湾《出版人》杂志1994年3月号发表，8000字。

　　* * *

　　《我对<新书快报>的一点意见》，《发行工作》第4期，1951年7月31日，3600字。

　　《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关于书籍宣传工作的回忆》，《中国出版》2000年第8期，4200字。

　　《关于编纂人名词典的若干情况》，1988年4月17日在石家庄召开《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第一次编委会上的发言，8500字（未刊稿）。

　　《（中国出版年鉴）的图书评介工作》，《书评工作指导与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4700字。

　　《精心编校创特色——《中国出版年鉴》编辑手记》（与刘菊兰合写），《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7500字。

　　《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年的历史见证——《中国出版年鉴》创刊20周年感言》，《中国出版》2001年第2期，8300字。

　　《访英见闻》，《出版工作》1983年第3、4期，1．2万字。

　　《访英散记》，《福建画报》1983年第4期，1000字。

　　《也谈重视出版史的研究》，《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8期，1900字。

　　《推动出版史的研究和学习——谈我国出版史著作和史料出版》（与王益、王仿子合写），《中国出版》2000年第3期，2300字。

　　《一本有特色的出版史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全国新书目》1999年第5期，1500字。

　　《严谨·求实·准确——评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2期，2100字。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向图书馆工作者提供一批宣传参考资料》，《图书馆》杂志1963年第1期，7500字。

　　《像鲁迅那样认真对待一切》，1961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1400字。

　　《我和三联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谊通讯》第72期，2000年5月20日，5300字。

　　《深切怀念赵家壁同志》，《出版广场》1997年第4期，2400字。

　　《情系出版 志在后人——赵晓恩同志晚年的出版史研究》（与吴道弘合写），《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2期，2500字。

　　4、在图书、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出版发行业务文章和短稿数量统计

　　（只列书报刊名称、篇数、总字数，不列稿名）

　　（1）1940－1947年（上海）

　　大公报1（篇），学生杂志2，共9000字（有多篇文章因剪报资料已丢失无法统计）。

　　（2）1950－1951（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

　　大公报1，新华日报6，南京人报10，文化工讯2，新儿童世界5，商务职工3，发行工作5，共35000字。

　　（3）1952－1953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

　　发行工作17，共37000字。

　　（4）1954－1961年（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光明日报1，工人日报2，文汇报6，新民晚报3，北京晚报3，图书发行4，京所通讯4，图书馆工作40，小朋友1，部队图书介绍1，共296000字。

　　（5）1962－1964年（文化部出版局）

　　大公报7，工人日报3，北京日报1，天津晚报3，中国新闻2，人民画报1，图书发行21，图书馆工作1，共5万字。

　　（6）1979－1986年（国家出版局）

　　文汇报4，中国青年报2，文学报2，中国报刊报1，中国新闻1，北京图书信息报5，图书发行1，出版工作19，百科知识1，中国书讯1，世界图书1，辞书研究1，编辑之友2，中国百科年鉴44，中国出版年鉴6，共164000字。

　　（7）1987－1993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新闻出版报3，文汇读书周报2，出版参考26，书讯报1，出版工作1，世界图书2，中国出版年鉴7，年鉴信息与研究2，中国年鉴概览2，共12万字。

　　（8）1994－2003年（退休之后）

　　新闻出版报1，中华读书报1，出版参考4，全国新书目1，上海新书目1，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17条词条，万有百科数据辞典406条词条，年鉴方志编纂研究1，共7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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