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厚枢：“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

yangharrylg

摘　要: 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1976）出版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印制大字线装本书籍的情况。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后期　出版工作

“四人帮”宗派集团及其舆论工具
    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王洪文、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宗派集团，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和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康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卧病不出）。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竭力控制舆论工具，通过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的御用舆论工具有所谓“北翼”和“南翼”。“北翼”即指“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大批判组”，实际上是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情报班子、秘书班子和侍从班子。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她通过手下的迟群、谢静宜两人操纵这个班子。迟群说：“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同志负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每一次升级，大都通过“梁效”炮制的文章号令指挥。从1973年9月到1976年9月，由“梁效”炮制的文章，除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等十几个笔名，写了200多篇文章，公开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的有181篇，其中有三四十篇是由江青、姚文元直接点题授意的所谓“重点”文章。
    “四人帮”御用舆论工具的“南翼”即“上海市委写作组”（简称上海写作组），于1971年7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提议下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上海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党的十大以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加紧，上海写作组进一步扩充了他们的班底。从1973年9月到1976年9月三年间，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历史组、文艺组等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石一歌等八十几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利用历史反党的文章就达一百五六十篇。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在《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12篇。上海写作组直接控制的报刊共有8种，最主要的是1973年9月15日创刊的《学习与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曾自鸣得意地炫耀《学习与批判》在反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1］ 。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发表的大量文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讲历史都是讲现在，讲历史都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打着“讲历史”的幌子，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出版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身亡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查林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都要搞复辟。
1973年5月20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批判孔丘，肯定秦始皇。7月4日，毛泽东在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再次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1973年下半年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提出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来。
    1974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通知》中也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1973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2］ 。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他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军队、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单位，以江青的名义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下午，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等在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等等。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1974年1月23日，国家出版局向周恩来写请示报告，说《人民日报》编的《批孔文章汇编》（一）和《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书，人民出版社已发稿，四五日内即可出书。《报告》提出《五四以来……》一书拟作内部发行，军队发至营以上，农村发至公社以上的意见。周恩来阅后批示“拟同意”，但此信在其他中央领导间传阅时，江青批了一段文字，提出将《批孔文章汇编》的书名改为《批林批孔文章汇编》，将《五四以来……》一书改为公开发行，此书的发行范围改为军队发至连以上，农村发至大队以上。

1月26日，国家出版局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出版局）发出加急电报，内称：根据中央指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学习需要，人民出版社正在突击赶印《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四本书，均由人民出版社统一供型，要求各地收到纸型以后，按特急件付印出书，印数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做到各地新华书店门市部和农村供销社售书点都能迅速充分供应。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四种书，1月23日晚发稿，人民出版社于24日上午即向中央报送审查清样，25日得到中央批准印刷的指示，立即开始打纸型，1月26、27日两天内，已将四种书的纸型用航空发出。
    据各地向国家出版局汇报的印数，全国第一批安排四种书各印5700余万册。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四种书的线装大字本各200套，平装大16开本各6000册，于2月7日全部出齐。
    北京市组织中央各部和市属12家印刷厂赶印4种书，第一批各180万册于1月27日开始出书，31日出齐；第二批各100万册于2月5日出齐。其中市内每种书供应了230万册，其余各50万册供应印刷条件较差的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8个边远省、自治区。其他大部分地区于2月初开始出书，随即陆续供应。
    北京市四种书发行230万册后，据新华书店调查，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已基本满足，厂矿工人满足了70%到80%，但市区街道只供应到革委会和党支部，农村只供应到大队以上干部，社员和知识青年见到的很少。于是，北京市又加印了各70万册。部队系统则由部队自行印刷供应。
    2月7日，北京维尼纶厂有人向市革委会写信，反映中央党校编写的《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内误选了瞿秋白的话，经《北京日报》查实，吴德即向姚文元作了书面反映。姚文元于2月8日晚批：“经8日晚政治局讨论，觉得书中可以不删，因是鲁迅手编。我们编的摘录，还是不录为好。拟请党校再看一遍，能否增订一些，删去这两条，迅速出一再版本，原本则收回，由出版系统办。”
    国家出版局接到指示后，即于2月8日急电全国将《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停印停发。中央党校对该书删去2条，增加5条，对一条注文作了少许修改，人民出版社迅速出版了修订重印本。国家出版局于2月12日电告全国，由新华书店通过组织系统，用新版本换回旧版本，旧版收回后作化浆处理。
    1974年，各地出版部门“选题出书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多种为批林批孔运动服务的各类图书，仅国家出版局的直属出版社除大量出版了《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四种书之外，还出版了《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孔丘杀少正卯》《鲁迅批孔反儒文辑》、连环画《剥开“孔圣人”的画皮》、宣传画《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诗歌集《我写儿歌来参战》、歌曲集《批林批孔战旗红》；荣宝斋出版了以批林批孔为内容的书法、字画，盲文厂出版了配合批林批孔的盲文读物，等等。
    “评法批儒”图书泛滥成灾
    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6年9月，全国出版部门在“评法批儒”的热潮中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图书，其中有不少“四人帮”写作组炮制的文章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汇编成“活页文选”或以文集、丛刊等形式出版。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后，姚文元抢先将此事透露给上海写作组的头头，并授意组织文章。上海于9月15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即发表了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文章打着批判所谓“周公之典”的旗号，影射攻击周恩来。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亲自修改，又在《红旗》当年第10期发表。姚文元在修改时把一些露骨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话删去，如把“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改为“按旧制度办事”，还加上“中国历史上，历来就存在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两种对立的观念和派别”。文章最后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四人帮”后来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反动口号的先声，并为他们揪“现代儒”埋下伏笔。
    1973年11月1日，《红旗》第11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一文，这也是姚文元授意写的，刊出前姚亲自修改了三遍。文章按照姚文元的点子，大批吕不韦搞“折衷主义”，并以吕不韦为中心，把秦、齐、楚、赵等一批宰相列为批判对象，用比附的手法，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文章发表后，上海写作组的头头对写作组的人员说：“中央领导同志（指江青）说这篇文章好，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是个宰相。”一语道破了他们的矛头所指正是周恩来。姚文元在《红旗》组稿会议上也称此文写得好，“比第一篇文章深入了一步”，布置再写几篇批“宰相”的文章，并点题要写评《吕氏春秋》《王荆公年谱考略》等。自此以后，在“四人帮”授意下，不批林、假批孔、大批“宰相”儒的文章相继出笼。
    1973年12月16日，《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了署名康立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一文，这也是姚文元授意写的。文章歪曲历史，把根据汉武帝遗诏辅佐昭帝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说成是“企图改变汉武帝时实行的那条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路线，收集了一批各郡国的所谓‘贤良文学士’，一手策划了盐铁会议”。文中借骂身任丞相的田千秋，影射周恩来“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四人帮”在借批儒进行攻击的同时，还热衷于吹捧被他们所封的法家以宣传他们自己，最突出的是1974年为吹捧江青而出现的“吕后热”“武则天热”，在他们炮制的一些文章中，大肆鼓吹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刘邦死后……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狂热地吹捧武则天是“忧劳天下”的“明王”“圣后”，以及她是怎样“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还鼓吹 “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上海出版的《儒法斗争史话》一书中说：“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她当皇帝“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自治区的会议上更加露骨地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
    1974年7月初，“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布置赶写一篇宣扬吕后的重点文章，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人员下达三点要求：（1）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共同生活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分不开的”。（2）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3）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
    张春桥看了文章后，对有关人员说：“这样的文章影射太明显，容易产生副作用，目前暂不宜发表。”此文虽未发表，但其中的一些论点却在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四人帮”为了利用出版法家著作搞影射史学，手段十分恶劣。1974年在福建发现了一本明刊本《史纲评要》，内容节自其他编年体史书，并无任何新的史料，但刊印者说是明代李贽评纂的著作。经过专家研究后，认为可能是伪托。但“四人帮”对这部书中有关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措施的评语如“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旧世界”，“祖龙（指秦始皇）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等大加赞赏，于是江青于6月19日亲自出马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对这部书吹捧了一通，迟群就秉承江青的旨意，压制不同意见，说什么“首长指示，法家著作不能轻易否定”。又派人到出版单位，诡称出版这部书是“中央决定”，蛮横地要求在10天到半月内把这部近60万字的书抄写、整理出来。经过有关方面突击，于当年11月出书，共印11万部，还印了大字本1.6万部。为了配合这部书的出版，《学习与批判》在第8期发表题为《从〈史纲评要〉看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的文章和《〈史纲评要〉摘编》的资料。罗思鼎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也特别引用《史纲评要》中的某些话，加以鼓吹。

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不包括批林批孔图书和各地互相租型、翻印及少数民族文字版），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四分之一。在这1403种图书中，“批儒”的有496种（包括儒家著作批注，如《论语批注》《三字经批注》之类）；“评法”的有907种（包括报刊文章汇编217种，活页文选294种，“法家著作注释本”224种，“法家著作校点”或重印本34种，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法家人物评介》和资料138种）。
    “四人帮”为了宣扬其“儒法斗争贯串二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动谬论，乱封的“法家”称号从史墨、管仲、邓析到魏源、严复、章太炎达86人之多。其中对几个人物的著作注释特别集中重复。如关于商鞅的69种（其中仅注释《更法》的单篇就有11种）；荀况的40种（其中注释《天论》的单篇有10种）；韩非的69种（其中注释《五蠹》的单篇有13种）；秦始皇的63种（其中《论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以及类似题目的有37种）；桑弘羊和《盐铁论》的36种；曹操的29种；柳宗元的48种（其中注释《封建论》的单篇有20种）。中华书局出版、由该书局的编辑参加工作，署名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编写的《读〈封建论〉》，被誉为“创造了古籍整理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好经验，打破了工农兵不能整理古籍的迷信，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新生事物”。该书出版后就有16个地方出版社租型重印，还被译成5种民族文字版和盲文版，总印数达100余万册。
    “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的召开
    1974年5月24日，姚文元在国家出版局报送中央的《出版工作情况反映》91期上批：“毛主席提出要注法家著作问题是需要规划的任务，建议出版局、科教组等能找一些人议一下，搞出一个规划，包含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大体分工、完成时间、对旧注的取舍原则等，报中央审批。”送张春桥和江青核批，25日，张、江即批“同意”。
    6月5日，姚文元在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代拟的开会通知中批：加（1）经毛主席批准，（2）交换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问题。由科教组、出版局发省市革委会。吴德向两单位口头传达姚文元的意见说：“关于注释法家著作，包括原来提出的注释方针，旧注取舍原则等一些问题都是主席的意见；关于会议后期再谈一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也是主席的意见。”
    7月5日至8月8日，科教组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负责理论工作和有关专业人员、工农理论队伍代表及特邀的老专家等60余人出席。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要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就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对旧注的取舍原则、大体分工和完成时限5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具体落实了分工任务。
    8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和到会的一百多人一一握手。王洪文开头讲了几句后，江青接着讲话，假惺惺地讲要开展“争鸣”。她说：“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要允许争鸣。比方我举一例子，×××教授说过扶苏是个儒，这话我也说过。（指×说）咱们俩都凭的是《史记》。后来，有个青年同志给我写信，说不是儒，看前边他像是儒，往后看，他不是儒。我收到信后，把信转给×××同志（中央党校写作组的头头），要他向×××教授打个招呼，要鼓励你那个对立面，不要一下子下结论，要谨慎……千万不要武断。要是不谨慎，不刻苦，咱们就要打败仗。”江青还对会议提出批评：“没有兵，是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大了。我有几个点，他们都提了意见，为什么不请他们？要道歉，要向部队道歉。”王洪文连忙说：“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部队。”张春桥接着说：“没有解放军参加，要道歉。各省回去传达要找当地部队，不要以为是国务院系统开的会就不找军队。”姚文元连忙说：“这是我考虑不周。”迟群紧接着说：“主要是我们考虑不周。”江青又说，“还有女同志太少，也是一个缺点。”
    姚文元在接见时着重讲了这次会议中对“古为今用”问题讨论得还不是非常充分，但在《规划》里专门作为一条提出了。他说：“我们今天注法家著作，当然是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古为今用搞好了，在注释法家著作的方向、效果上就能发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江青最后强调说：“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呵！咱们就是斗儒！斗林彪！那时‘八七’，是主席斗陈独秀。”［3］无耻地把自己与毛泽东相比，也暴露了“四人帮”把这次会议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罪恶用心。
    这次座谈会是“四人帮”一手策划的。会议打着落实毛泽东关于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的幌子，实际上是贯彻“四人帮”利用“评法批儒”的机会，大搞影射，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的反革命意图。（待 续）

注　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据国家出版局整理的会议记录

yangharrylg

毛泽东提出调整文艺政策
　　“文革”开始后，文艺界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1975年夏，毛泽东连续发表谈话，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 “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1］
　　从1975年7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多次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中涉及出版工作的有两封，一是鲁迅之子周海婴请求他支持和帮助解决《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另一封是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帮助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1.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国出版规划中把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鲁迅日记、鲁迅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籍作品等作为重点出版项目，并要求集中力量，争取两三年内完成。但在这一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遭到姚文元等的多方阻挠和破坏。他们制造种种借口，阻挠鲁迅著作的出版。19 75年毛泽东提出调整文艺政策后，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周海婴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并得到胡乔木的帮助，向毛泽东写信提出了有关鲁迅著作出版的几点建议。这封信通过胡乔木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周海婴这封写于10月28日的信，毛泽东阅后于11月1日就在来信上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
　　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局在济南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 ，有1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的代表79人参加。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立即实行”的批示，制定了《鲁迅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明确了各地分工承担的任务。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国务院于7月1日批转各地执行。
　　2.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于1957年10月，第一卷于1963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文革”开始后，《李自成》第一卷被“造反派”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向姚雪垠伸出了救援之手。原来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曾由邮局寄给毛泽东一部，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仅看了，还留下好的印象。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由于有了这一“最高指示”，姚雪垠才未遭受揪斗之苦，也因此，《李自成》的原稿及大量藏书和两万多张读书卡片未被查抄、损坏。后来，姚雪垠下放干校，白天下地劳动，夜晚在宿舍等别人入睡后，悄悄地点上油灯，伏在床上写《李自成》第二部，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1972年，姚雪垠结束干校生活，回到武汉，但又得面对重重困难干扰和各种难题，无法坐下来从事写作。思前想后，他决定上书毛主席。
　　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将给毛泽东的信寄给原在武汉市委任文教书记、后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宋一平，请宋设法转呈。在信中，姚雪垠向毛泽东汇报了《李自成》的写作状况及当前所处的困境，请求他的帮助。
　　11月2日，毛泽东看了姚雪垠的信和胡乔木写的情况报告后，用很粗的铅笔在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毛泽东的批示得到落实，姚雪垠于当年12月12日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不久他的夫人也来京同住，姚雪垠得以安心从事创作。19 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到1999年，姚雪垠用了42年心血和精力完成的这部五卷12册、320万字的巨著全部出齐［2］。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期
　　对出版工作的关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势日益严重，邓小平在周恩来推荐下，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6月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等大力支持下，对“文革 ”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的同时，对出版战线的整顿也给予了关注。
　　1.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研室收集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 ”方针的材料。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后，需要有一个机构协助他工作，当时党中央的几个意识形态部门都控制在“四人帮”手中，因此邓小平决定在国务院成立政治研究室，由他直接领导。政研室的负责人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7人。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抓铁路、钢铁、军队的整顿，颇见成效，大得人心。但是 “四人帮”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一片凋零。邓小平力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打开缺口，毛泽东于7月提出调整文艺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邓小平对政研室负责人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收集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还说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3］。
　　7月10日，胡乔木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讨论，并确定了调研的题目和分工。次日于光远、邓力群召集理论组组长王子野等人传达并布置调研任务，邓力群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一份材料。王子野带领理论组几位同志查阅了党的九大以来北京、上海几种主要报刊，发现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汇报》上发表的“四人帮” 写作班子和样板戏剧组写的18篇文章中，对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提三句，而有意不引“百花齐放”达19处之多。
　　邓小平看了政研室报送的调查材料很重视。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就运用政研室的这份材料，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评。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由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等批评意见，邓小平又提出他们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就迫使“四人帮”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当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通知，提出在今后的有关文章中应加上“百花齐放”，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4］。

2.支持编辑人员提出的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出版各类图书的建议。1975年9月 3日，中华书局编辑周妙中给邓小平写信，针对“文革”对出版工作造成的破坏，建议恢复出版各类图书，制定出书规划，大力出版或重印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要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个人写作，要防止“批评的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也要防止“否定一切地对遗产抱虚无主义思想的错误” 等［5］。
　　邓小平对周妙中这封3000多字的长信很重视，于9月11日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并在信前批注：“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毛泽东圈阅后，邓小平于9月16日又将周妙中的信转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9月23日，中央办公厅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将周妙中的信转给胡乔木。24日，胡乔木给国务院和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写信，对贯彻邓小平的批示提出具体意见。国家出版局随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和贯彻。
　　3.批准召开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词典会议。“文革”后，辞书园地一片荒芜。到19 75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需要收词较多的中外语文词典的反映十分强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会商后，于1975年3月22日联名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13个省、市的文教、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和专业工作者100人左右，会议预期25天左右。这个请示报告最后经邓小平批准。5月23日至 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东方宾馆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草案）。邓小平收到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报送的这次座谈会的报告和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草案）后，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他不仅很快圈阅同意，还将这份报告和词典规划（草案）送给在医院中的周恩来最后审批。周恩来于8月21日在病床上审阅同意。国务院于22日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规划，从而保证了这一规划得以实施。这是在“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时期出版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粉碎“四人帮”后，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陆续问世的大批辞书，包括《辞海》《辞源》的修订版和新编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汉语词典，新编的英汉、日汉、法汉、德汉大词典等大、中、小型的中外语文词典，大多是列入1975年制定的规划中的项目，它们的出版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支持《人民文学》复刊。1971年8月中央批转《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后，原《人民文学》（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停刊）负责人着手准备复刊工作，但报告送上去后，遭到江青、张春桥等多方刁难，迟迟不批，筹办刊物的班子被迫解散。1975年夏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后，“四人帮”一伙对《人民文学》复刊再难以压制。他们唯恐《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纳入邓小平进行整顿的正轨，便抢先谋划，很快就配备好由文化部那个亲信副部长任主编，从上海调来他们的帮刊的负责人任常务副主编，并以文化部名义拟定“创办”（不是复刊）《人民文学》的报告，于9月6日报送中央政治局。9月8日，张春桥第一个看到这份报告，立即批了“拟原则同意”。
　　邓小平赞成《人民文学》复刊，但他对“四人帮”想攫取、把持这个阵地保持高度警惕。当他看到张春桥批过“拟原则同意”的报告时，除了对《人民文学》复刊表示“我赞成”，接着针锋相对地写了批语：“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这就打乱了“四人帮”的阵脚。于是，张春桥采取拖延战术，将报告扣压了一个多月，才于10月15日不得不表示：“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 签字后又补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四人帮”妄图夺取《人民文学》领导权的图谋未能得逞。《人民文学》终于在1976年元旦复刊。编辑部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拟启用他的亲笔手迹作为刊名，毛泽东批示 “可以”。
　　“评《水浒》，批宋江”
　　大量出版各种版本的《水浒传》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给他念古典文学的北京大学教师芦荻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 》评价的讲话整理出来后，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由于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同意”。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即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6］ 。
　　8月28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过“四人帮”的引申、拔高、组织、策划，就由泛论变成了实指，由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斗争，形成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据统计，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各报刊就发表了评论《水浒》的文章两千多篇。
　　国家出版局于8月15日凌晨接到姚文元直接传达立即落实毛泽东关于出版三种版本《水浒》的指示，经过紧张的工作，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通知：（1）《水浒》一百回本用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作底本，对照其他百回本校正错字，标点后排简体字横排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百二十回本用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水浒全传》，先按原纸型去掉陈洪绶插图和其他附录后重印，并重排简体字横排本，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七十一回本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整理本，重排简体字横排本由该社出版。以上三种版本《水浒》书前均印鲁迅《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2)为应急需，以上三种《水浒》分别由人民文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近期赶印一部分发行全国；并由两社新排小32开本，提供纸型，由各地分区印刷。(3)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根据七十一回本缩编的六十四回本《水浒》(少年儿童版)，增补内容，增印鲁迅的评语，改正前言，修订出版；金圣叹砍过的七十回本，用明贯华堂刻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有金批语)，少量影印，由中华书局出版，向全国发行。 于是，在很短时间内，北京、上海和许多省市大量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水浒》。此外，还少量出版了一百回本的大字本。
　　 在“评《水浒》，批宋江”的高潮中，“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按“四人帮”的旨意，又心怀叵测地在报刊和图书中大批所谓当今的“投降派”“还乡团”。他们还以评论普列汉诺夫、汪精卫等人的生平为名，借题发挥，说什么“前半生是革命的，后半生是反动的”，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和
　　《评〈论总纲〉》等三本小册子的出版
　　 1975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的着重点尤其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 ”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7］。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实行整顿的深入，势必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 “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的系统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加剧，终于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
　　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两封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1月2日，毛泽东在对毛远新的讲话中说，“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 “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公布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信的批示。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1976年1月，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华国锋2月25日在第二次打招呼会上关于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的讲话。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在这前后，江青一伙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极力诽谤、攻击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他们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按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诬之为“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
　　1976年8月，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布置迟群、谢静宜通知国家出版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本小册子，按照迟群传达“ 四人帮”的旨意，只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辽宁两地的文章，并以两校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编者前言。
　　迟群、谢静宜在8月12日晚对国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布置出版任务时，拿出张春桥、姚文元关于印制三本小册子的文件和张春桥给迟、谢布置出三本小册子的信。信中提出：“如果北京各印厂因防震排印有困难，可以请出版社安排到外地(如上海)排版、打纸型。”迟群说：“这是中央批邓以来第一批正式材料，是不以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这样更容易发到群众手里，要同批林批孔四本书一样印发。”迟、谢还提出要出大开本，经说明大开本不易印制，才同意出小开本。
　　迟、谢在布置任务时说：完全照原稿印，一字不能改。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拿到原稿后还是组织了人力做了核对工作，主要是核对引用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有无错误，结果发现在三本小册子的批判文章中，毛泽东语录错了一个字，标点错误有三处，有一条语录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在附录中引用的语录，同样也有错字、漏字、用错的标点和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语录。当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情况告诉两校大批判组后，他们向迟群作了详细汇报，迟群决定要在书中加按语对附录中的上述问题狠狠加以批判。经过研究后写成：“编者按：邓小平之流根本不懂马列，引用革命导师语录时多有错漏，态度极不严肃。附录系按原件排印，未予改正，特此说明。”但对于他们自己文章中存在的同样问题，却连半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讲。
　　8月14日，上海市在全国最早印刷发行批判《论总纲》等三本小册子，到22日前不到9天全市就印刷了600万册；北京市克服了因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困难也于15日开始出书，全国各地分印需要的纸型于14日、15日全部发出。
　　这三本小册子在印制过程中，迟群曾几次通过两校大批判组向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人了解各省的印数和发行情况，以借此“摸”各地党委对“批邓”的态度。这三本小册子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据统计，全国以汉文和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以及盲文共计印制9100余万册，实际发行8000余万册。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尽管表面上沸沸扬扬，喧嚣一时，但它违背了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严重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这场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因而对运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批判《论总纲》等三本小册子虽然发行了8000多万册，但并没有获得 “四人帮”希望“彻底批倒批臭邓小平”的妄想，相反，许多人看了这三本小册子附录的三篇文章后，都说：“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使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终于以党和人民斗争的胜利而告结束。
注 释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王维玲．四十二年磨一剑——记《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见：雪垠世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于光远．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百年潮，2000(7)
　　［4］夏杏珍．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1975年文艺调整述论．新文艺史料，1994(4)
　　［5］ 周妙中．致邓小平副总理的信．见：出版史料(第2辑) ．北京：开明出版社，2002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http://www.cbkx.com/2005-2/739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