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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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

　　　　　　　　　　　　　　　　·散　木·

一、共和国前十七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

　　自从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民主革命的迅速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随即到来，作为胜利之源和法宝的毛泽东的著作与发行也成为了相关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此后，又随着毛泽东本人威望的日益提高以及不断加码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运动，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更成为了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工作与内容。客观地说，它对推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它也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潮流中起了十分特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基于“神化”的需要，不顾实情，过多过滥地出版和发行毛泽东的著作，进而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浪费，并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一块特殊的印记。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毛泽东的著作开始逐年陆续大量出版和扩大发行，而且随着“反修”形势的发展，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还有了许多翻译版本。此前新中国成立时，已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外文文本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当时一些新中国出版的外文期刊也及时刊登毛泽东的著作，如英文版《人民中国》于１９５０年刊登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此后，外文出版社开始用英、法、俄、德、西、日、乌尔都、荷、芬、阿拉伯、越、泰、缅、印尼、印地、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毛泽东诗词》等著作（总计１７年共先后用１８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著作４４７种共１１０８万册，并通过国际书店向全世界１５９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３９４万册，对外赠送和国内发行则有３３０万册）。进入５０年代后期，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小册子也通过国际书店等被大量运往国外发行，其中有的遭到一些国家的查封。继之，又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演化，特别是出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需要，６０年代初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列宁有关的著作如《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小册子也被大量陈列在各地的书店和机场、车站、旅馆、书亭等处，甚至免费赠送给外宾，以至于有的“修正主义”国家为此提出抗议，如当时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我国际书店寄发《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６本小册子提出抗议，对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指示说：这是“无理纠缠”，应“不予置理”云云。但这还不是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剑拔弩张的时候，对外宣传也还要讲究策略，如陈毅就曾对此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打通人家的思想，要使人家如坐在春风之中，讲道德、说仁义，很好听，很温暖。”“中国革命家谈问题，要使人家感到我们不是蛮横的，很可以谈得来，至于他改不改，不要蛮来。”当时分管外交的陈毅还评价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译本的毛泽东著作：“现在翻译的《毛泽东选集》，还是英文的水平最高，俄文次之，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文又次之，日文还不错。”（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５日《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所说的日文翻译本，陈毅说是“日文有专家”，后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还邀请了日共《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来华协助工作，这些都证明中央以及有关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工作一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的。显然，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又一个热潮中，出版和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于是，不可避免的则是毛泽东逐渐走上“神坛”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中间，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发迹的林彪起了推波助澜的特殊作用。原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向不喜称“主席”，也不喜呼喊“万岁”和唱《东方红》，他还在一次出访东欧之后更加担忧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革命时期最大危险是右倾，对敌妥协，取得政权后则是左倾、官僚主义”，特别是在访问了东欧和蒙古等八国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到处呼“万岁”和搞特权，为此，彭德怀更加致力于抵制“个人崇拜”，却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铩羽。林彪取代彭德怀之后，开始在解放军中不断制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同时又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功利化，这期间最有影响的则是由他组织编辑并由他撰写序言的《毛主席语录》的出版。１９６４年５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它开始时是作为军队内部发行的，后来改为在全国公开发行，随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经过有所选择、有所突出的“语录体”本子，加上林彪宣扬的“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等等，毛泽东思想日益被片面化、教条化、庸俗化了。

二、“文革”中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狂潮

　　到１９６６年１月时，当时已有三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即解放军“总政”、人民出版社（中宣部与文化部、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专人选编而成）、《红旗》杂志社（陈伯达组织选编而成）的三种，后经邓小平、彭真等在钓鱼台会议上决定：以人民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本为基础进行修定。此后，在“文革”的“山雨欲来”之际，《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为一本《圣经》似的出版物，它不仅成为国内广大读者在那一特殊的政治运动的时代最需要的书，甚至也为一些在华外国人急切所需。这年６月，国务院“外办”发出《关于外国人索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指示可以满足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要求赠阅、借阅、购买《毛主席语录》的需求，只是“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此前规定不向外国人赠送，且凡赠送的都要收回，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内部读物”）。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外办”又发出通知，认为此前发出的有关外国人索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是错误的，且均予撤消，因为它们“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而“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对外赠送毛主席照片，只要是新华社公开发表的，均可对国外读者赠送。”

　　在满足外国人需求《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片的同时，更加要“满足”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渴求”，鉴于此前《毛泽东选集》的供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１９６６年初有关方面估计：当前至少需要１１００万部以上的《毛泽东选集》才能缓解需求。１９６６年２月，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所做的请示报告，即考虑到要在本年内重印相当于过去１５年总印数的《毛泽东选集》，因纸张供应、印刷能力不敷，只能分批予以满足，因而本年只能重印５００万部。此后，文化部发出《毛泽东选集》发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之作为头等重大的政治任务，首先要满足重点读者对象，则《毛泽东选集》的合订本、普及本基本上通过机关、团体等单位来分配。同时，军委总政治部编辑的《毛主席语录》的纸型也经中央同意分发各地，并且全国已赶印达２８００万余册，但仍供不应求。实际上，以上印刷和发行的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所以当时的文化部报请中宣部：考虑到毛泽东著作的发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且为公费支付，免费分发，容易产生重复供应而造成浪费，建议交新华书店控制发行，同时不要在报纸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等。

　　但是到了这年６月，即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也即“文革”正式开始），早就被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并且已经免去齐燕铭、夏衍等的领导职务）文化部却又报请中央要求加速印制毛泽东著作了。所谓“加速”，即两年内计划印制《毛泽东选集》共４卷２３００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２８００万部和乙种本５２００万部、《毛主席语录》２亿册。显然，这是当时中国的印刷业极其重大的任务，甚至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又决定“打破过去指定少数印刷厂包印的老框框，全国凡是有一定条件可以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厂都可以承担印制任务”；“一般新书凡不应出或可出不可出的，坚决不出”“再版的暂时一律不印”“一般刊物或性质相近的可加以合并”，或“减少篇幅”“延长刊期”“暂停出版”等，即“要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印制毛主席著作”。７月，文化部又迅即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会议”，决定拟在两年内增加《毛泽东选集》印制７００万部，后又经与会者讨论，在此基础上再增加５００万部，即两年共印制３５００万部。随后，为“满足”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文化部根据已经改组后的中宣部的部长陶铸的要求，报请将《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实行降价，从原来每部的３．２５元减为２元，亏本由财政部补贴。８月，一机部召开印刷机械行业的紧急会议，要求全力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即“需要多少就造多少，要什么品种就造什么品种，要动员群众，大力赶制，保证提前完成，总之，要包下来，以敞开供应《毛泽东选集》为目标”。当时承印《毛泽东选集》用纸的金城造纸厂党委还致信文化部：“为了使最高指示不出一字一点的政治差错，职工们提出要把纸病尘埃当成‘黑帮’一样去消灭，保证出好纸，多出纸。”一机部也决定增拨纸袋纸７５０吨，专供新华书店包装《毛泽东选集》所用。

　　以上所说的“黑帮”，就是指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当时它们与旧北京市委并称为“三旧”）的领导。在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之后，中宣部也进行了改组，陆定一被罢官，改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仍挂中宣部副部长头衔），随即又开始了批判旧文化部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斗争，而“反对和压制出版毛主席著作”便是周扬的一条“重要罪行”。７月１５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文化部出版局造反派的大批判文章《控诉周扬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行》，指称其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毛泽东选集》的大量印行，致使很多工农兵群众买不到《毛泽东选集》，文章揭发周扬曾说过：“《毛泽东选集》印得已经不少了，已经印了九百万套了。”他还说：“有多少人从头到尾读过《毛泽东选集》值得怀疑，为什么只能读少数几篇文章的人，一定要买一整套《毛泽东选集》呢？”文章还统计说：１９６２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只占全年出版书籍的０．５％。而当时几部古典小说如《红楼梦》等的重印用纸竟达７５００吨（用于毛著出版只有７０吨）。８月，中共中央做出“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民日报》则发表《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为了完成两年印制《毛泽东选集》３５００万部及大量《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等毛泽东著作“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新改组后的文化部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了特急通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及所属单位除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画像的出版、印刷、发行之外，其他业务基本陷于停顿，不仅一般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图书向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让位，甚至科技书刊也受到了冲击。接着，中央有关部门对毛泽东著作的定价、税收、运输以及纸张供应、银行贷款等等也采取了优惠措施，即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到优先运送，并且一律免收托运或邮寄毛泽东著作的运费、装卸费、邮递费（至１９６９年５月方恢复收费）等，也不征收有关税收，银行供应的有关资金免计利息，《毛泽东选集》所用凸版纸的出厂价予以降低等，以此表示对中央决定的拥护和支持。

　　此后，在“文革”造成的“个人崇拜”的又一轮高潮中，上述印制数字又迅速被打破了。１９６６年底，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写报告请示说：根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１９６７年全国印制《毛泽东选集》的计划可达８０００万部！但因为纸张的缺乏，只能落实到６０００万部，随即当时中央有关方面立即予以协调，争取完成并超过计划数目。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各界群众大会上宣布：本年印制《毛泽东选集》将达８０００万部！不久，《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北京、上海２２个群众组织的联合宣言，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同时又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短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它们热烈赞扬“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然而，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地区的出版、印刷部门纷纷被“造反派”夺了权，完成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任务自然受到了影响，有鉴于此，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赵辛初立即代表文化部党委（部长萧望东和石西民等几位副部长大多已被“造反派”揪走）向康生汇报，但康生以事忙无暇为由，嘱向“文革小组”的王力请示，王力也避而不答，显然，夺权的红色风暴冲击了一切正常的秩序，谁也不敢保证《毛泽东选集》印制会如期完成。如果届时没有完成，那当然会是一个不小的责任甚至是“罪行”。１月２６日晚上，江青、陈伯达和王力等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几个“造反”群众组织的头头，当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代表在汇报中说到轻工业部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却把印《毛泽东选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因而要造轻工业部的反时，江青答腔说：“这个反应该造。”会后，轻工业部便被“造反”了。不久，因各地“造反”使得出版工作陷于停顿，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随即派员分赴各地了解《毛泽东选集》印制计划的执行情况，调查所得的结果是：由于大部分地区原有的出版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尚未建立，《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有的地区虽然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有的地方实行了军管，但也大多忙于运动，难以顾及《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工作。鉴于这种情况，这年７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央文件，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并“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随即许多地区开始先后建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类似的机构，先前瘫痪的局面才得以逐步恢复。到了这年底，果然《毛泽东选集》８０００万部的计划被提前超额完成。据当时的统计，１９６７年全年实际完成印制《毛泽东选集》９２１１万部、印制《毛主席语录》３．７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４７９１万册，其他单篇本等也有数亿册。又自１９６９年２月起，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出版毛泽东的语录、诗词和其他五篇著作的合订本；此后１９７０年９月，在将出版的《红旗》第１０期上发表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一文，其中提到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后来也被汇编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出版而广为印刷发行（除了毛泽东的著作，“文革”中还大量印刷出版了马列主义的一些书籍，如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马列的６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６本书遂开始被大量印刷）。

　　此外，为加强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除原来设立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翻译出版规划五人小组”（由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五人组成）之外，又成立了外文图书出版社所属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室，它先后设立了１７个语文组（英、日、法、西、俄、越、缅、印尼、泰、阿拉伯、德、世界语、朝、乌尔都、斯瓦希里、波斯、葡萄牙等，后又增加了新蒙古文、豪萨文、意大利文、阿尔巴尼亚文、芬兰文、挪威文、罗马尼亚文、希腊文、土耳其文、泰米尔文、尼泊尔文、老挝文以及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文种）和一个质疑组，由其翻译相继出版了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及《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等，其中《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也达到数百万册。１９７６年，在中宣部指示下还成立了一个由文化部和外文局联合组成的１６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这是一个调集了各方面翻译力量的翻译机构，其中既有诗人，也有翻译家，有文学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有外国专家，其中有袁水拍，又如钱钟书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走访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赵朴初、臧克家、王力、冯至、郭化若等，后来除出版了日文版的４２首本之外，其余各文种均出版了３９首本（此前的１９５９年出版有１９首本）。其中英文版有特种精装甲种本、乙种本和普及精装本、平装本等。此前的１９６７年，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总计已达５６５万余册，达到历年其著作在国外发行数量最高的年份。不过，由于发行量过大，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非洲某国一家小书店向中国国际书店订购了５０本《毛主席语录》，国际书店主动寄去５００本，结果多余的被长期积压在该国海关，书店却要支付海关仓库的保管费，影响非常不好。有的国家和地区也因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开始封锁毛泽东著作的进口，于是为了使毛泽东思想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和地区左派势力的书店拟采取伪装封面等方法强行运销毛泽东的著作，对此，周恩来在一个批示说：“不能同意。”

　　在毛泽东著作大量出版和发行的同时，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毛泽东著作中所提到过的那些已被打倒的人物。１９６７年３月，陈伯达、康生等向林彪、周恩来等写信，汇报向毛泽东请示修改《毛泽东选集》注释（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刘少奇等人名等）的问题，毛泽东在指示说：１．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２．《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３．《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４．新印版本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５．《毛泽东选集》的五、六卷，一年以后再说。６．《毛主席语录》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可删去，第２４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既承认历史又有所变通，其实是暧昧地认可在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删去一些文字的，循此，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在《毛泽东选集》中删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有关刘少奇的一段话。就在《毛泽东选集》被大量印制时，这年末，中央文革小组的宣传联络员还多次通知“毛著出版办公室”，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即紧急布置出版《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集》，发给有关部队、机关和红卫兵组织中有批判能力的人，作为内部发行，所用纸也要取差一些的、封面深灰色的，共印３万部。与此同时，却又要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并拟在北京印２００万册，各地发纸型。

　　刘少奇等被新版《毛泽东选集》“除名”后，此后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有林彪像的照片也被封禁和禁销，有关书籍也被查禁（如周赤萍等的回忆录），于是印有其题词、前言的《毛主席语录》也被要求进行技术处理。至于毛泽东著作中林彪的处理，１９７５年８月经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做出如下处理办法：１．《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文注释中删除林彪，保留朱德、陈毅的名字，以恢复历史真相；２．《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注释中保留林彪的名字，因系引述中央文件，不宜也不必改动。

　　除毛泽东著作的狂热印制之外，“文革”中更为狂热的是毛泽东像片的印制。在“文革”前的１７年中，毛泽东像总共印了１６００多万张，到“文革”爆发的１９６６年，计划印制发行毛泽东标准像２亿张、生活像１亿张，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于是拟再印制对开张标准像２．５亿张（自然张可达５亿张以上）。当时还为了保证印制质量，文化部限定将之都集中在京、沪两地印制。“文革”全面升温后，各地和各方面要求大量供应毛泽东的像片和画像，以至于文化部估计其原来安排印制的数量仅能供应京、沪两地的需要，其他各省、市可能会脱销。于是文化部党委紧急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提出印制毛泽东像的改进措施，即全国各地凡具备印制条件的印刷厂均可印制毛泽东像；像的底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统一供应。文化部在报告还说：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已向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毛主席像不准卖钱，最低限度只能收取成本费”，并要求限期答复；天津及其他城市也有同样要求。鉴于《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定价已经降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两年降价造成的亏损４３００万元，由国家财政部门解决），报告建议将毛泽东像的定价也降低一半，其在当年造成减少的１０００万元的收入由财政部门解决。在中宣部批准了文化部的报告后，从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１９６７年５月底的１１个月内，全国就印制了毛泽东像３３个品种，总印数达８．４亿多张。此外，１９６７年５月在北京举办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摄影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迅速将其中的６０幅照片印成１２开本画册，于７月１日起大量发行，加上其他出版的多种多样的毛泽东像册，则其印数也可高达数百万册。至于“文革”中有关毛泽东画像中最有影响的，则是那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对这幅送审的油画大加赞扬，称其“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都画出来了”；又说：“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之一”。随后的７月１日，《人民日报》随报向读者赠送了这幅彩色的油画，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纷纷相仿随报赠送之，当时“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也向全国做了紧急安排，分别出版了４开和８开的画像，并由空军派出的飞机将印版运至各地开印，截至１９６９年底，这幅油画共印制了１．９１３亿张。

　　与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同样，印刷和出版毛泽东的像也时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１９６８年４月“毛著出版办公室”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群众反映，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色像中，毛头发的纹路里有“修党”的字样。后经办公室人员赶赴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张像从原始照片到出售的彩色像的各修改版样进行对照分析，结果却是毫无根据的，原来是虚惊一场。

　　与此同时，有关毛泽东的像章、语录章也被大量制作和出售。仅１９６７年这一年，中国国际书店对外出口毛泽东像章、语录章就达５０余种共５５７万枚，并被发行到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第一季度，中国国际书店通过贸易方式出口毛泽东像章６８０万枚、通过非贸易渠道赠送４０万枚（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此外，外文局还印制了一批外文的《毛主席语录》标语，用１５种语文出版，准备大量供应国外，后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停止出版。后来，毛泽东又在一个关于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求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之后，他又在一个关于群众在与外宾接触时可赠送对方毛泽东像章的报告上批示：“不要。”

三、狂潮中的反拨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是新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全国共出版图书（包括书籍、课本、图片）２０２８４３６种，总印数１８６１．３９亿册（张），其中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四卷“红宝书”已累计出版发行了１０００万部，此外单行本合６５种也已印了１５０００万余册，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也已印了７５００万部；到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革”　时期，共出版图书９１８６９种，总印数３００．１７亿册（张），而在这３００．１７亿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１０８亿册（张）之多，其中仅１９６６年就印行《毛泽东选集》２４１６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两种版本则分别为２８６７万册和６４４９万册、《毛主席语录》达２３４６．７万册，其他专集、汇编本、单篇本共７４８１４．８万册以及单张语录等３１０９０万张、诗词手迹２２４万张、像３７９１０．５万张；１９６７年又共印行《毛泽东选集》９２１１万部（其中精装合订本６０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两种版本分别为１９１４万册和２８７７万册、《毛主席语录》则达到３．７亿册，其他专集、汇编本、单篇本则近８亿册以及诗词手迹７０６０万张、单张语录等近４．５亿张、像１２亿张。总计自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末的“文革”期间，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汉文、８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３６种外文共４６种文字）达４２．０６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普及本６．９亿册，合订本５４００万册，《毛主席语录》１０．５３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及其他各种汇编本、单篇本２４．０９亿册），毛泽东像和单张语录达６２．２７亿张。其中，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８年底，《毛泽东选集》已出版有８种文字，《毛泽东著作选读》有２种文字，其他不计，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共出版有１０７５万册；再至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出版有２５１３万册，发行范围则遍及１４８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又多系赠送。又据统计：外文局从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９７１年８月，共用３６种文字出版毛泽东著作已达１．１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共４卷是１１种文版，《毛主席语录》已出３６种外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选》是１１种文版，《毛泽东著作选读》２个文版，其他汇编本、单行本不计。

　　以上数字还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如果加上“文革”期间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其数量更加惊人。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那真是毛泽东的著作做到了人手一册甚至人手数册，当然这还不包括大量群众组织自行印制的各种毛著版本。关于后者，中共中央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曾先后８次发出通知，指出：“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非法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信件、诗词、批示、照片等汇编成册大量翻印；有的红卫兵组织将抄家得到的中央领导的内部讲话、机密文件等大量内部材料汇编成册，广为流传；甚至有的工厂红卫兵组织将传抄来的有关中央负责同志对国防科研的内部讲话、报告、批示等收入汇编的小册子中，严重泄露了我国国防科研机密。中央要求各地严禁这类非法印刷品，采取措施，立即收回销毁；并要求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以杜绝擅印未经批准的文件和资料。”１９７１年６月，周恩来指示编印出《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未收入军内发行的版本），以此作为清理非法印刷品的依据。关于像章，１９６９年６月中央也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今后印制毛主席像的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认真讨论和批准。”“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头进行交换。”“中央、地方和军内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车辆、机器、武装装备、信封、信纸、办公用品、生活用品、文具、儿童玩具以及各种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到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因林彪曾提出过所谓的“四个伟大”，有关方面遂决定今后毛主席标准像不用像题、凡印有“四个伟大”的一律作技术处理或以保密件送纸厂化浆。

　　鉴于大量印制毛泽东著作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曾多次顶住压力予以批评。１９６９年３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高质量全力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城里的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像章百余枚，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我看应该要求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他还认为本年的“计划纲要”拟印《毛主席语录》３亿册是否多了，认为可以少印一些，节约纸张去搞别的，《毛主席语录》可从城市捐献给农村。１２月，周恩来又在全国机电工作会议上指示：“毛主席像是珍品，多了就不珍贵了，不要印得那么多。”此后过量出版毛著、毛像的势头有所控制，这年９月，中央批准“毛著出版办公室”的报告，要求少量出版《毛泽东选集》横排大字本。

　　周恩来上述讲话中所指的“去搞别的”，当时最突出的就是学生手中严重缺乏字典。１９７０年５月，全国小学开学后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甚为强烈，当时出版社拟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四角号码词典》，负责出版工作的陈伯达答复可以出版《新华字典》，但《四角号码词典》是王云五搞的，暂时不考虑再版。随后有关方面开始组织人力审读《新华字典》，而审读的结果也令人啼笑皆非，如在汇报中认为此书“收录了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如“陛下”“太监”“僧侣”等，修订小组拟尽数删除之——笔者注），而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重要词语，如‘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却没有收录。它在一些注释、举例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还如“毒”字下的例句，有“太阳很毒”等等，皆属大逆不道。不过，鉴于尚无一本新字典可以取代之，考虑到它收字较多、字形注音比较准确、字义解释还有可取之处，遂拟将存书７０万册附一“致读者”的条子有组织地按成本发行，以“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请他们在批判地使用过程中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意见”。此后，周恩来针对学生无字典可用、青年人无书可读的出版问题进一步提出意见，他批评了陈伯达因《四角号码词典》系王云五所编而废之的观点，认为“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而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他还指示修订小组不必删除所谓的“生僻字”，因为“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这样，《新华字典》（试用本）遂较顺利地在修订后于１９７１年６月正式出版了，这是“文革”后首次出版的字典，当年征订数即高达８４８２万册，笔者当年正读“戴帽中学”，就曾侥幸购得一册。

　　也是早在林彪事件之前的１９７０年９月，周恩来又指示说：在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上所刊登的一条林彪语录不妥，这条语录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传达说：毛主席多次提出这条语录不要用，于是他指示“以后《参考资料》上不要用语录了”。此外，他还就收入这条语录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所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指示：“中央已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哪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他还要李德生负责此事。此后查出有种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４４０种，大多数是“文革”高潮的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９年所编印的，其中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半数以上，其余是由各省、市“革委会”及部队、机关、学校等所编印的，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泄露机密、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语录不准确、有的将大字报等流传的材料也作为了“最高指示”，至于内容编排不当、讹误错漏等更是不胜枚举。

四、狂潮退去之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１９７７年４月，《毛泽东选集》第５卷正式出版，此书收入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至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的著作和讲话７０篇，印数达２．２亿册。１９７７年也正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报名又准予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５７０多万（报名者更多达１０００万余人），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已使得资源严重匮乏，考试用纸入不敷出，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断然决定暂时搁置《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的印刷，调配相关纸张先用于印刷考试试卷，方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出版后，其英文版也于这年９月开始向全世界发行，到年底又出版了其他４种外文的文本，并向１２２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１７万余册。此后１９８２年４月中宣部通知国家出版局：因该书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予以停售。９月，外文局建议在新出的《毛主席诗词》中删除《为李进同志拍摄庐山仙人洞照》，因为“李进”就是江青，或者将该诗的题目改为《庐山仙人洞》，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吴冷西、贾步彬联名向中央建议：“可以援引毛主席在世时批准在《毛泽东选集》１至４卷中删去刘少奇名字的原则，删去‘为李进同志所摄’似较妥当。”这个建议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所采纳。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２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断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同年１２月，国家出版局向中宣部上报《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内称全国积压此类书籍多达４．５亿册（占全部存书量的２７％），合码价１亿余元，且因长期积压要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从１９７９年起，每年要付银行贷款利息４００余万元，以及长期占用书店库房等，许多书籍已出现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钉锈而成为废品，因此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中宣部对此要求予以妥善处理，尽可能使存书发挥作用。此后外文局也批准了中国国际书店分别情况处理库存过多的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这些过量的书籍主要是指一些单篇本和小册子，当时已超量积压３３种总计３６００万册，后销毁处理了２６６１万册。

　　至此，作为“精神原子弹”和“个人崇拜”运动产物的过量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逐渐停息了下来。一个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了。现在，在全国的许多旧书市场上，旧版毛泽东著作已经成为“奇货可居”的收藏品，只有在那里人们还能依稀联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作为世界出版史上印刷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当年毛泽东著作出版的狂潮，却依然还能让人们为之百感交加、不胜唏嘘。

　　　（本文中的数据参考了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以及发表于《湘潮》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方厚枢的《文革中印刷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１０８亿册（张）》一文，特此说明）

□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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