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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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新近出版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以下简称谢书，引用只注明页数）。作为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派往某些单位担任要员，肩负毛泽东指派任务的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晚年，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一

　　在文革的故乡，出版文革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性著作并非易事。最近十多年来，在海外出版的诸多文革著名人物的回忆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动了对文革的反思。今天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谢书，虽然有特定的取向，也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关注文革，具体了解毛泽东与文革的复杂关系的某些方面。尽管谢书的某些回忆还是孤证，但是由于作者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她是少有的可同毛泽东直接对话的工作人员，在1970年之后成为通天人物。当然，她的回忆也有待于与其他人的相关回忆或文献资料互证。
　　谢书透露出的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毛泽东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指派谢静宜接待、安排林立衡进京；二是毛泽东1968年7月下旬向清华大学派遣工宣队。
　　1971年10月，毛泽东让谢静宜代他问林立衡好，认为林立衡与她家人是有区别的，“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第63页）在谢静宜、武健华一起向林本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林彪出逃的文件后，“林豆豆态度是明确的，笑了笑说：‘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第65页）谢静宜的回忆表明她与林立衡相处的这段日子是比较平静、顺利的，这与林立衡后来的回忆大有出入。

　　谢书披露了有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内幕。毛泽东在1968年7月24日上午就决定向大学派出工农群众，因为北京“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第176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制止全国性武斗的“七二四”布告。毛泽东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农民队伍，去清华、北大制止武斗。“至于先去北大还是先去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第177页）

　　谢静宜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任务后，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做了传达，他们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做了报告。最后，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汪东兴的意见，向北京市领导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建议，由于清华大学武斗严重，工农宣传队先进清华为好。

　　据迟群后来在清华的回忆，7月26日下午两点多，毛泽东在其中南海住所，指着铺在地毯上的清华地图，向8341部队有关人员部署进驻任务。同日下午5点多至次日凌晨两点，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吴德、迟群负责具体部署进驻清华的方案。

　　谢书说，毛泽东预计到“会发生流血的”，那时“主席时刻关注清华的消息”。（第179页）这与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中队队长陈长江的相关回忆有所不同。据陈回忆，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刚入睡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清华大学发生的流血牺牲，毛泽东深感意外，脱口而出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谢书提供了一个细节：那天进驻清华的数万人除了所带的宣传品外，只带了一天的口粮，并未做在清华长期待下去的打算（第178页）。这表明，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后来意义上的领导大学的工宣队还没有真正形成。毛泽东一个月后对谢静宜说：“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第181页）

　　读谢书我形成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开始向清华派出工宣队只是临时性的举措，旨在平息北京高校的武斗。由于清华“团派”对工宣队的抵抗造成的牺牲，工宣队的领导随后成为大学文革的政治机制。其次，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说过，关于文革的时间，“我说三年就三年”。因此，外地以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为指针，北京以工宣队为先锋，结束以造反派为主导的文革群众运动。从毛泽东到北京市领导人，在“七二七事件”前的几天，谁都没有提及在向清华派驻工宣队时有必要事先通知清华两派，对蒯大富及清华两派弃之如敝屣的态度昭然若揭。对于工宣队的殊死抵抗是清华“团派”灭亡的标记，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二

　　谢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毛泽东诸多轶事的回忆。这使我不能不思考历史回忆与历史反思之间的微妙关系。披露毛泽东对文革中一些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看法，是谢书的特色。我感到，她对待毛泽东的评价上，除了那种流行于过去的“神化”做法之外，还有流行于今天的“虚化”做法。“虚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毛泽东置于文革大局之外，仿佛对于文革灾难和众多个人的悲剧，不是他本人穷于应付，无能为力，就是他的理念与文革的实践南辕北辙。“虚化”实际上是为着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意回避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回避其中的历史教训，这样，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却变成了不食文革政治烟火的虚假形象！这里仅举几例：1.谢书强调“毛主席反对个人崇拜”（第167页）。基于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不难看出，如果毛泽东是真正反对而不是切实利用个人崇拜，何以谈得上毛泽东对文革的酝酿、发动、铺排和领导呢？2.当谢书提及毛泽东反对文革一系列的专案扩大化（第189页）时，这种反对意见与文革现实和文革历史的对比是多么的苍白无力。3.当谢书谈及“毛主席对教育战线的评价”（第200页）时，这种评价与文革教育战线的实际状况又有着怎样的不可调和的反差或冲突？4.当谢书论及毛泽东从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到对蒋南翔、陆平“解放”的关注，再到对翦伯赞之死的批示，最后到对钱伟长、刘仙洲、冯友兰、梁思成等等的关心，我不禁要问：毛泽东与上述人物的不幸之间有无必然联系？5.谢书说起“毛主席决定清华、北大在江西的农场搬回北京”（第204页）时，回顾这时毛泽东决定办这种农场、由作者等人具体负责，一个原因是轻信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负责人所说的这种农场所在的地理位置没有血吸虫病源。谢书未提下放到那里的北大、清华上千计的教职员工患上了血吸虫病，十多人非正常死亡，而只说：“因调查研究不够，造成大错。是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第206页）人命关天，未免过于轻描淡写！

　　对于历史的回忆，人们不仅会对事实、取向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追问和探寻，而且还会对回忆的选择、取舍和作用做出质疑和评说。回忆凸显了什么、淡化了什么和回避了什么，都值得发掘和追问。对文革诸多重要事件，毛泽东有无表态，表态是何内容，人们本希望谢书有所披露。仅举与作者密切相关的例子来说，1973年下半年，在教育领域，从“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到清华大学的“三个月运动”，从“黄帅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到这年年底在北京十七所大学给631名教授进行的“考试事件”，毛泽东本人有无反应？谢书中均未涉及。对于1974年初“批走后门”，作者与迟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公正地讲，“批走后门”并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是牵扯到了包括毛泽东本人“走后门”在内的一些要人的利害关系，而只好作罢。对于作者与迟群如何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急先锋，如何领导“梁效”，如何在1976年3月带领清华、北大十余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等问题，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具体态度，谢书也未着一字。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1975年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控告迟群和作者，除了公布的毛泽东的那一批示外，还有无具体的谈论或举措，谢书也不置一词。当然，我不能苛求作者讲清一切重大事件，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没有惊动毛泽东本人。我只是想从与作者经历相关的线索中，看到更完整的晚年毛泽东。显然，作者对于毛泽东晚年众多轶事或言谈的知悉，远远多于本书所公布的点点滴滴。或许不是作者不想讲，而是今天的言说环境和出版条件，造成了这些缺失，使得谢书对于毛泽东的“琐忆”，欠丰满，欠充实。

　　三

　　谢书在写作和编辑上也有诸多不足，二十万字的书内容多处重复，例如，不止一次提及毛泽东转给作者一百多本连环画，以便帮助她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史实方面的纰漏。如把当时天津市长万晓塘的名字误写为“万笑堂”（谢书图片集第二幅照片和第103页同一照片的解说）。又如，把武健华的名字误写成吴建华（第64、65页）。提及毛泽东向清华大学工宣队转送芒果时，错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芒果说成是后来巴国总统叶海亚赠送的（第181页）。谈及1968年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吴德等等时，把他们说成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第177～178页等多处），其实1968年没有中共北京市委，1967年初至1969年初全国的党组织陷于停顿。又如，“1970年的一天，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193页），其实这一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谢书把清华大学的第二教学楼当成当时清华“团派”的指挥部所在地（第178页），实为清华静斋。谢书提及1968年8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代表时，说这些代表“坐满全场”（第181页）。其实，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至1968年多次例行的大规模接见解放军各大单位副团职以上（近十万人次）干部的活动中的一次插入安排，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凸显了毛泽东接见上述代表，而实际上被接见者还是以军队干部为主。谢书提及蒋南翔1973年被“解放”，“蒋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各系派一些代表参加的会上检讨后，学校宣布给予解放”。给蒋发了出席1973年十一节游园活动的请柬（第223页）。实际蒋被“解放”的时间是1974年9月29日。谢书图片集第11幅照片与第58页上的照片实为同一张，但却有两种不同的解说词。

如果说，年届八旬的作者记忆有误可以谅解，那么编辑的审稿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随着对文革的长期淡化和虚化，今后中国的传媒领域能否拥有具备足够的文革知识的专业编辑人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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