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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在哈佛參加學術活動時，從來不曾想到我還會在大陸的監獄裏度過半年的時光。作爲一個在美國進行中國文革歷史研究的圖書館館員，我所從事的工作莫過於收集一些文革歷史資料，編成幾本工具書，給其他研究人員提供一些便利。壓根沒想到，這樣的純粹的學術研究活動，居然成爲我日後獲罪的原因。35年前，當我和幾個年青人對令舉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提出質疑時，被當局從1971年監禁至1977年文革結束。2000年八月六日，在北京被北京安全局逮捕時，我已經是不惑之齡了，萬萬沒想到，今生再一次會因文革而入獄，而且，罪名還是“間諜罪”。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在被關押期間，有機會借著買衣服，從超市買來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認真地看了關於“間諜罪”的定義。據《刑法》第110條的規定：
1.正式參加間諜機構，接受間諜機構及其代理人任務
2.爲敵機指示轟炸目標
而且，只有當當事人具備“主觀故意性”，即知道所參與的是間諜機構還參加時，才構成間諜罪。拘捕我時的罪名是“泄漏國家機密”，直到提審時才從安全局的警察口中得知，所謂的泄漏的“國家機密”， 只不過是從96年以來，我在大陸所購買的文革期間紅衛兵小報，以及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爲我所在的迪更遜(Dickson College) 大學圖書館所購買的圖書。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知道，紅衛兵小報根本談不上是什麽“國家機密”。我所買的紅衛兵小報，還是看了《北京晚報》的廣告後，去潘家園買的。我跟警察開玩笑講：“如果收集紅衛兵小報也算間諜罪，那你們的父母當年都看過或還印刷過紅衛兵小報，那他們是不是也是間諜呢？”。警察無話可說。
至於說，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爲我所在的迪更遜大學買的書，是經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審查過的，要說“泄漏機密”，應該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何況，書都是學術性的資料而已，談何“國家機密”！
北京安全局還是把我的事當做國家機密報到國家保密局去了。直到被國家保密局駁斥爲“玩笑開大了”之後，北京安全局才把“泄漏國家機密”，改爲“爲境外機構提供情報”。三十五年前的類似《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岡山》這樣的紅衛兵小報，也算“情報”，如果不是親身見識這樣的警察，這樣的強盜邏輯，我可能會和許多中國人一樣, 以爲高瞻和李少民多半真是間諜！外交部發言人講我承認了所有的犯罪事實，不知道這“事實”二字從何談起！一個政府如此欺瞞民衆，真是令人悲哀！\n文革流毒＋特務專政
文革的十年浩劫，經過了的人們都還記憶猶新。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下，當權者通過無端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打壓根本就不存在的“新的階級敵人”，來達到維護其統治特權階層利益和清除異己的目的。文革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公賊”, 王光美的“罪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戰略特務”，彭德懷被打成“裏通外國”的蘇修特務。今天，中國政府處理法輪功事件的手法，就是來自文革的老一套。我本人認爲，在即沒有勞保，又沒有很好的醫療保健的情況下，群衆練練氣功，有個好身體，應該是對中國政府有益處的。可中國政府還是這樣一意孤行地鎮壓，只能說明中國政府完全對自己沒有信心。
從我這次的親身經歷，能看到不同于文革時的一個變化是：同樣是草菅人命，現在政府的方式已經由“群衆專政”，發展爲“特務專政”。由此而帶來的可怕的問題是，完全的黑箱作業。比如說，高瞻被以“間諜罪”拘捕後，按中國現有的法律，凡涉及到“國家機密”的“間諜罪”，必須通過國家安全局批准，才可以請律師。所以，高瞻一直都沒有見到過律師。這樣，就使得當事人根本就沒有申訴的機會。我被抓，也只是因爲北京安全局的人想借這個機會，向上面的政治局表功而已，我不幸地成爲了一個“樣板”。
我成了談判籌碼
直到美國國會就給與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投票前夕，由七名美國參議員組成的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時，我的事情才出現轉機。而這轉機，卻非是由於政府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是因爲美國參議員們向江澤民提出要求放人的要求後，才出現的。當時，隨團的有亞利桑那州的薩爾門參議員以及賓州的兩位參議員。開始參議員提到法輪功的人權問題，據說，江澤民當時很不高興。參議員們又提到民主黨，也沒有結果。最後，參議員說賓州有一個教授還被無辜關押著。江澤民問過錢後，答應調查。錢副總理還對賓州的參議員講，“你的朋友的事很有希望！”，他認爲，不是我的朋友，絕對不會幫忙的。其實，反映了中國官員對美國議員人品及道德標準的瞭解的膚淺。很明顯，我成了中國政府向美國參議院討價還價的籌碼。在我被釋放時，送我去機場的一個安全局的科長就講：“老宋，這次如果不是永久貿易待遇投票，不可能這麽早就放了你。”很難想像，一個政府可以把自己的公民作爲向外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但是，就是發生在了我的身上。若非親身經歷，大概我也不會相信世界上還有這種荒謬的事情吧。
我本來以爲，從我這件事情上，中國政府會吸取教訓。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國政府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看來只有抓捕這些海外的自由學者，才有分量；據說，曾慶紅親自下的命令，抓了以後大約半打的華裔學者。象高瞻，李少民等人，都是政府這種極度急功近利的流氓政策的犧牲品。
這些，都讓我回想起文革時，當權者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從吳晗的“海瑞罷官”,到鄧拓的“三家村”，一樣的對學術自由的踐踏，一樣的借樹立一個“樣板”，以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吳晗當年幾乎被打成“美蔣特務”，我也是被扣上“間諜罪”的大帽，三十五年了，沒有任何變化。這些，都讓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憂心忡忡。
脫離虎口
釋放通知書是北京檢察院發下來的，也就是說，我是無罪釋放的了。半年的不明不白的監牢，在1月28日就算正式結束了。臨行前，北京安全局的一位副局長請我和我在北京的家人吃飯，一見面，來了個大擁抱，說道：“老宋，我們經過調查，發現你確實是一位愛國學者。希望你回到美國後，多幫中國政府和人民說說好話。”我當時回答說：“我會實事求是地講的。” 想想，就覺得有多麽的諷刺和辛酸。把我作爲一種有價值的商品拍賣後，還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
1月29日，我終於乘飛機飛離了中國，重返自由的感覺真好。回到美國時，在機場的記者問我，是不是象中國駐美大使所講的，因爲“檢舉揭發別人有功”才獲釋放的。我說，“被捕時，跟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太太，那我就是出賣了我太太了！”這也是他們一貫用的伎倆。
回來後，花了不少時間去拜訪爲我獲釋放奔波過的朋友們：象伯克萊大學政治學系的LOYAL DICKMAN教授，THOMOS GOLDEN教授， 斯坦福大學的MICHAEL OXERNBERG教授等。這些美國學術界的權威教授，許多和我並不相識。他們幫助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捍衛學術自由的尊嚴。象爲我請律師的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JERRY COLLIN教授就跟我講，作爲一個學者，最後的學術自由的道德底線是不能放棄的。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利用中國公民，向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做法，有多麽的無恥。同樣，中國政府這樣的短視和毫無道德的行動，也使許多美國學者改變了當初支援它的立場，也是得不償失。
此外，就是爲後來被中國政府無理關押的學者的親人提供些幫助。同時，也想把自己的經歷告訴更多的人，讓大家知道事情前前後後的真相。這也是我的心願。
(本文爲編者根據記宋永毅先生伯克萊大學2001年6月16日演講整理而成)
http://wwwga.epochtimes.com/b5/1/8/11/n11839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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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4 09:5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