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之整理：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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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曰：我认识该文整理者，该文整理者也认识我，呵呵，这世界，并，希望他现在晚上在那个小格子间跟他那个女友肉搏时声音不要还那么大哈~

当初主席选陪读之士，原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定古诗文修养的四五十岁中年女性；二、要听得懂湖南话。
当问起过去教过她的先生中哪位给她印象最深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之后谈及高亨、钱锺书二位先生，说五十年代做教员时曾听过钱先生讲课，语言精彩，博大精深，点到为止，没有废话，令她印象深刻。
2月11日午后，芦荻老师的公子刘恕兄忽给我来电话，告知芦荻老师已于2015年2月3日在京逝世，2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与芦老师差不多半年未见，1月27日在三联书店与刘梦溪先生见面时，我们还曾聊起她。刘先生告诉我他念大学时，芦老师给他们讲授古典文学课，有一年天冷，看到他上课时浑身发抖，课后即赠一件旧毛衣给他，令他感念至今，难以忘怀，他很想和老太太再联系上，看能否为她做点什么。孰料现在竟奉此噩耗。
老太太晚年有诸般心愿，比如整理她手头所藏毛泽东晚年关于古文、古诗词的批注，关于“批《水浒》事件”前因后果重新讲一讲等，皆因她后三十年来所系心的小动物保护事业，一切未果，令人叹惋、可惜。现仅就我与芦老师的交往，听她所述往事，拉杂成篇，以为怀念。
2010年秋冬之际，有一天，北大儒学研究院我的朋友王文利忽然找我，和我说：“小孟师兄，你知道芦荻老师吗？做小动物保护协会那个。她现在想找一个古诗文功底好的，帮她整理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古诗文批注。我觉得你不错，挺合适的，你愿意去吗？”
我之前很早即知道“芦荻”这个名字，也知道1975年毛泽东主席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时，她曾一度出入中南海，陪毛读书。
记得大约2005年夏，我去看望我的一位同乡前辈马玉田伯父时（玉田伯父是北师大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和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同行的林宇兄曾向玉田伯父问起芦荻的学问如何，玉田伯父当时很肯定地说：“芦荻的学问还是不错的。”
在这之后，我也曾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读到过芦老师写的或别人访谈她的文章，但从没有想要过去认识她。我告诉文利，“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实在不敢当，但芦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容我想想。
这之后不久，因为谢盈秋的关系，我到上苑去看望成复旺先生。谈话间，我顺口谈及此事。孰料成先生听罢，竟很是意外和激动，马上问我是否已和芦老师见过面？告诉我他和芦荻老师是很熟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一直极好，劝我一定要将此事应承下来，好好帮帮芦老师。并向我讲述了一些他和芦老师夫妇交往的旧事。
我这时才知道做工人运动史的刘明逵先生，即是芦老师的丈夫。也方知道芦老师在被选入中南海之前，即很有名，与曾子墨的妈妈赵遐秋，并其他另外两名“新女性”，并称当时人民大学的“四大女性”。
我也从成先生那获悉，当初主席选侍读之士，原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定古诗文修养的四五十岁中年女性；二、要听得懂湖南话。芦老师尽管生在辽阳，但父祖都是湖南人，自是听得懂湖南话。说最后选定的有两位，另一位是上海某大学的女教授，两人旗鼓相当，衡决不下，最后由主席拍板，主席说：“我不喜欢听吴侬软语”，方最后定的芦荻。
我那天自上苑回来，即告诉文利，我愿意和芦老师见见面，看能帮助她哪些，我当尽力做好。
“访旧半为鬼”
记得最早和芦老师见面已是2011年春，是在海淀“世纪城”一水之隔的时尚小区“碧水蓝天”。由文利带着我。之前已和芦老师通过数次电话，她问过我一些背景和个人情况，并大略谈过将来要做的事。
那天见面她没有邀请我们到她的寓所，我事后想想，她当是出于一种礼貌和体谅。她府上因为长年养猫养狗，加上还有一只狐狸，味道极大，别说进屋，单纯从她门口路过，对于许多人而言，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屏息前进。后来和她熟了之后，我才知道，她将愿不愿意进她门、能不能进她门，当作对方爱不爱护小动物、适合不适合做小动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最起码尺度。
她那天和我们见面是在她小区旁的一家茶楼，我们等了许久，她才来。那时我还未看到《鲁豫有约》采访她的节目，她的样貌要比网络上所见照片更有风采，是一极有风度的老太太，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精神矍铄，携着一根手杖，待人接物也极是温和。——她注重风度一直保持到最后。
2012年冬，我带张焕君、刘国华去给她做访谈，她当时身体已不好，我们进门，她即声明，状态不好，不愿拍照，敬请体谅，自始至终一直戴着口罩。那次见面后，张焕君兄曾和我说：“老太太虽然病体未愈，头发稀少而凌乱，但一开口，用词优雅，音调和美，当年大学讲台上的风采仍依稀可见。聊聊生平往事，革命、逃难、家人，还有那些年月常常燃烧的青春与激情，都让人恍如隔世，遥想不已。”
——她又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并问我是否读过庾信的《枯树赋》和江淹的《别赋》，对之前见过的历家注释怎样评价。我老实告诉她，《枯树赋》《别赋》及江淹的《哀江南赋》之前都曾读过，有一些句子可以背诵，但没有下过大功夫；对历来诸家注释、解说，虽曾略有涉猎，有觉得未安处，但整体而言，不曾特别留意过。我也告诉她我曾读过朱永嘉先生谈为主席注释古诗文的回忆文章。
她听罢，摆摆手，不多说，随即背诵出《枯树赋》里的一些句子来：“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郡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告诉我主席晚年很喜欢《枯树赋》，江青曾在上海组织人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呈主席审阅。其注文引申了清人倪璠的解说。倪璠在注《庾子山集》时，在《枯树赋》的题解中说：“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注释者在题解中把此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主席阅后，觉得不准确，曾做批示：“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仔细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此话她后来多次和我说起。
2012-2013年，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诞辰，张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启锐先生主编有一册《想念周一良》，里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谈及当年毛泽东否决上海注本后，“梁效”曾为《枯树赋》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复经小组讨论，最后呈递上去。
周一良先生的遗物里，过去也曾见过有一册油印的《枯树赋》注释讨论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铅笔做的繁复批点。事后吴小如先生和我说，事过经年，一切皆应当还原历史真实，“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说宋先生文章里本该注明的。——为此我也专门问过芦老师，芦老师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她见过“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预先作注者是吴小如先生。
那天接下来，芦老师向我问起她的一些故人，北大中文系一些先生的情况：冯锺芸教授现在怎么样了？林庚先生还健在吗？陈贻焮先生身体还好吗？袁行霈先生现在还上课吗？她姐姐袁晓园你知道她近况吗？吴同宝先生（案即吴小如先生）你知道他吗？张少康先生呢？……
我告诉她这些先生中有好多位都已经作古了，并就我所知，略述情况给她。她听罢叹了声气，说了声“访旧半为鬼了”，随即沉默了许久。后和我谈起这些先生对她的帮助，特别是提到冯锺芸“冯大姐”对她的帮助，问我认识不认识她家里人。我告诉她我和任重先生认识（案：冯锺芸教授是任继愈先生的夫人，任重先生在北大研究生院工作），她托我向任重先生致意，并代问冯锺芸教授的墓地，说是将来一定要前去祭扫。

“双行小注的小注”
谈到要我帮忙的工作，她说：早年陪主席读书时，每次退下来，她即将主席的一些意见以蝇头小楷副录下来；现在这些稿子，并主席的一些手迹，都在她手里，而这些东西在她有生之年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最后都要移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已经派人来催问过好多次了”。
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在她有生之年将这些批注整理出来。这些批注后来在她搬到西三旗“雪梨澳乡”时，曾给我看过部分。毛式大字本，字行间是她用钢笔副录的主席意见，篇幅不少，真是蝇头小楷，字迹极小而端楷，非辅以放大镜仔细辨认不可。我边看边和她说，“这真是双行小注的小注了。”她听了笑了笑，说，“我现在都惊讶我当时怎么能写这么小的字。现在这些字我都看不清了。”其中一册《萨都剌词》，扉页上有江青1975年6月6日的铅笔题记，字迹潇洒俊逸，给人印象极深。
初次见面，芦老师给我的印象除了温和、儒雅，再就是记忆力惊人。我们谈话时，顺口谈及的《枯树赋》《哀江南赋》等南北朝赋文，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她都可成章脱口，并辅以案说。告诉我这句主席过去怎么谈，她怎么理解。言词恳切，绝无炫耀之嫌。
她也告诉我她手头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李白诗歌论稿》，希望我将来也能助她最后完成。我们谈话时，不断有电话进来，许多事都要她拿主意、裁决，有两次是对方问某某人和某某处的电话号码，她都是脱口而出，不需查询。她是1931年生人，这时已是虚岁八十一岁高龄，竟还能如此，实在令人感佩！
这之后，她有时间即给我打电话，召我前往。每次见面都是谈诗论文，兼及旧人旧事。小动物保护协会事事要她操心，不是三楼的病猫未能及时喂水喂药，就是一楼跑来跑去的狗大小便后还未及时处理。工人也不时前来请示买多少猫粮、狗粮，生病的猫、狗送到哪家动物医院。我们的谈话于是经常被打断，临了她总是叹声气说：“唉！繁之，不好意思，今天你就先回去。你下次来，咱们再开始工作吧。”基本上我们每次的见面模式都是如此，要我帮忙的工作，除了后来略微整理出篇目外，几乎一点都没展开。
我日记里2011年4月28日记：“上午先至图书馆复印王葆玹教授《西汉经学源流》，继带冀哲与芦荻老师见面。中午芦老师请饭，在万柳中路一间上岛咖啡店。座中有律师王振宇兄，初次见面。谈话时，方知他是许志永博士班的同学，与玉闪亦甚熟稔。午后至汉唐阳光，与尚红科老师谈近日书事，谈及芦荻，尚老师说很想一见。临别尚老师赠我张木生先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这次见面是因为之前芦老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介绍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生给她做助理，冀哲那会儿刚自沈阳大学毕业，抵京不久，遂介绍了她。但冀哲很快他往，于是又介绍了高百卉。这之后不久，我也曾带尚红科和芦老师见过一面，在海淀医院一输液室里，一起聊一些书的出版事。——我之所以举这条日记，是因为在那时，芦老师面对未来的规划，还是雄心勃勃。她和我谈过，希望将小动物保护协会之事尽快调理、走上轨道，她好腾出手来回归学术和书斋，做一些耽搁了很久的工作。
早年的身世
我2011年6月22日日记：“芦荻老师乔迁碧水庄园，约我午后前去见面。一下午听老人谈旧人旧事，老东北大学、老北大故事。也谈起她的少年往事，谈起她的父亲、母亲。当问起过去教过她的先生中哪位给她印象最深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之后谈及高亨、钱锺书二位先生，说五十年代做教员时曾听过钱先生讲课，语言精彩，博大精深，点到为止，没有废话，令她印象深刻。”日记所记较简略。
我记得那天当问起她大学时最喜欢的教授是谁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说：“她的课，好得不得了。我后来之所以愿意作大学老师，多少也是受了她的影响。”顿了顿和我说：“你知道吗？高亨先生上课，是盘着腿上课，口若悬河。”我说：“高亨先生研究易学在二十世纪是很重要一家，赵俪生先生曾讲过他与金景芳先生研究易学的异同和特点。”她听了和我说：“可惜我当时没有好好听课。”
也是这次，我知道了芦老师早年的身世。她原名芦素琴，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灯塔。“芦荻”是1948年参加革命、逃亡解放区后自行改的名字，之前也一度用过“芦苇”。祖父是湖南人，曾作过辽阳知县，死于任，遂以家为。父亲一辈子没有出来做过事，只是在家里读书，芦老师三四岁时，父亲即故去了，由寡母和大哥、大嫂抚育成人。
芦老师那天说：“我一直记得，父亲生病时，我父母带着我在一个菜园子里住。那时，父亲常带着我给花给菜浇水、施肥，也时常会将我扛在肩头，看着满园的杏花、梨花，吟诵诗词。”芦老师的母亲是山西文水人，父亲故去后，由舅舅帮着料理家务。“舅舅真能干。从舅舅身上，我看到了山西人的精明，会过日子。”芦老师如是说。
入学后，芦老师受到的是纯粹的日本式教育，“冰球打得非常好”，小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级生，要被选送到日本去参加毕业典礼、觐见天皇。“选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不知怎么竟把我也选进去了。行程都已安排好，后来因为战争情况，计划取消，因此才没有去成。”
“上大学前，我受到的教育，一直认为自己是满洲国人，家里人也不说，上大学后，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辽沈战役爆发，进关转到北大读书后，才知道中国竟有如此之大，历史有如此之长。”“可惜当时已没心思读书，受王朝闻夫人解驭珍的影响，忙着搞革命了。”（后来有一次我带朱续兄和她见面，当她知道朱续兄也是辽阳人时，再次谈起她对故乡的记忆。朱续兄后来写文章说：“她的回忆，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家族里的信守，受儒教熏陶下的‘礼乐仁和’。母亲带领大哥、大嫂苦苦支持困苦家境的坚韧；曾经因她不懂事，大哥、大嫂忍受责骂，面对‘不公’的安忍；母亲每次坟前祭奠父亲时滚落的泪行，有爱有恨更有中国人本质里的大信。”）
那天我正好带着一本三联出的齐邦媛的《巨流河》，拿给她看，她翻了翻说，“书借我看看吧，放我这里几天。齐世英我见过，到过我家里，也和他说过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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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中）
在她晚年，关于“批《水浒》”前后种种，是她心中长期的一个结，她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此事详细叙述一遍，以希有所告慰。
改变后半生的一次谈话
2011年7月6日日记：“下午，芦老师往召碧水庄园。在她所租北五环‘碧水庄园’别墅的二楼靠北一间里，她和我谈到了晚年的毛泽东。她说主席晚年时常莫名地哭，说她现在也是，每有‘浮萍飘泊，家不知何处’之感。
说有一次她陪主席读书时，主席突然不说话，要她仔细听，她不知听什么，主席问她有没有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之后主席突然放声恸哭。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主席哭，顿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安慰好。她和我说，她现在差不多是她当初遇到主席时主席的年龄，岁月无多，她现在切身体验到了一个八十岁老人的苍凉心境。”
也是这次，她主动和我谈起“批《水浒》”前后的一些事情。说她初到中南海时，因为上面特意交待过，因此一直小心谨慎，不敢乱说。有一次和毛聊天时，因比较愉快，她问了句“主席身边的是不是都是干部子弟”，说毛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张耀祠处长找她谈话，告诉她谈话一定要谨慎，不该问的千万不要乱问，但告诉她，“干部子弟是到不了主席身边的。”
这之外又有一件事情，再次令她不敢多说话。说有一次伴毛读书时，毛突然问她，“北大现在还开古诗词的课吗？”她说，“主席啊，您不知道吗？自从‘文革’开始，所有的课都已停了。”她刚说完，旁边的张玉凤即狠狠踩了她一脚，令她心头一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毛要查什么古籍，她受命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书、借书外（有专车偕同），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
以至于有一次毛接见西哈努克亲王，谈到近况时，毛说从北大请来一位芦老师帮他读书，但芦老师“从不向我问问题”。在这样的境况下，有次晚上读书间隙，她问主席：现在外面谈《水浒》，有一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外面流传很广，大家讨论得很厉害，您怎么看？她说主席听罢，哈哈大笑，顿像个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告诉她：“这句话是我说的，是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我问主席：‘《水浒传》第十九回写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说“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吗？像阮小五这样出身的人，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听了，笑我呆，说：‘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我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主席接着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我们接着又谈到《水浒传》的版本，有七十一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七十一回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等。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所以要反抗。’他还特别肯定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那段评价，即‘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据当日手机录音，回家后曾略微整理入日记，此次整理，同时参以《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21-23转17页〕及《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75年8月14日条。）
至于他们那晚为什么谈起《水浒》，芦老师在1998年2月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采访时曾详细谈过，但未曾和我谈过，为求其全，及方便读者，兹迻录如下：
还是在1974年的时候，当年引导我参加革命的解玉珍（孟繁之案：或写作“解驭珍”）在《北京日报》工作。当时我们正在写中国古代小说史，解玉珍到北大来，要我们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她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我们就按这八字精神写。我们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主席说的话，但问解玉珍更详细的情况，她不说。建国以来，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来看，现在又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不得要领，三易其稿，还是没能通过。
我1975年4月进中南海，替毛主席读书。主席7月22日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8月13日晚，张玉凤同志也在旁边。我向主席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的问题。主席说，骂曹不始于元，而是始于宋朱熹，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又谈起《红楼梦》，我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然后又谈到《水浒传》。
以上是引述自《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的部分。那天芦老师对我讲述完上面的话，顿了顿又说：“当时主席讲话发音已很困难，不时有痰，湖南口音又重。平时我们谈论诗词，因为我知道的作品较多，许多可以背诵，所以他一说，我一般都能听懂。但主席有时怕我听不懂，就用铅笔写，写在一些纸条上。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根据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当时主席怕我听不懂，用铅笔写了好几个字和句子。我整理好后把整理稿拿给主席看，他靠在床上，拿着铅笔，逐字看了，抬起头，冲我摆摆手，说：‘好，就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水浒传》的批示。这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两点。我到外间房里帮助写信封，因为主席批示要发给姚文元，他当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很快姚文元办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并附有姚的一封信，说明要贯彻主席的批示。我发现，姚已经开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对时，发现主席原来写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了简体的‘屏’字，就坚持要改回来，认为应当完全忠实于主席的原文，还把主席写给我的那张字条附在了退给姚办的信封里。”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8月14日条：“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申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同卷，8月20日条：“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批示：‘同意。’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8月下旬条：“圈阅姚文元8月26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9月2日条：“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示：‘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社论稿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轰轰烈烈的“批《水浒》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开展起来了。这次谈话，可谓改变了芦老师的后半生。
芦老师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无非是三种结局归宿：一是像方腊那样被镇压，凌迟处死；二是像宋江那样被招安；第三就是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总之，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主席当年评《水浒》，现在想来，虽是随意谈及，但也的确有反修防修的政治含义。但绝没有具体所指，没有影射某人的意思。”
“主席评《水浒》，从今天看，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四人帮’利用来陷害他人是‘四人帮’的罪行，与主席无关。而事实上后来也是由主席出面制止的。如果冷静地读《水浒》全传，结论大概也只能如此。鲁迅、主席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一种不当的行为，认为这不忠实于原著，这也是只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别上纲上线。”
离开中南海
“当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开会议。我奉主席指示，到大寨参观。走前主席和我说，‘你到下面看看情况，回来告诉我。’当时主席年龄大了，总想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身边的人下去，回来他都要问这问那。他喜欢听你讲所见所闻，不喜欢听你评论。当时，江青已经在大寨讲了评《水浒》的问题。我是后面去的，我们在大寨也讨论《水浒》，先是听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录音。江青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江青还说宋江五短身材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所指是谁。听完江青讲话录音后，就要我们讨论。我感到江青的讲话同主席的原话有很大出入，我不能歪曲历史事实，歪曲主席本意，去迎合江青。江青现在这样乱说，主席听到，一定会非常生气。于是要我发言时，我便推说自己坐得靠后，耳朵不好，没有听清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种方式委婉拒绝，也是表态。江青后来看到我的发言，这样我也就深深得罪了江青。”
我问：“您之前和江青见过面吗？”
芦老师：“见过。在大寨。她见了我和我握手，说，‘哦，你就是芦老师啊，我知道你，你不就是陪主席读书嘛！你怎么穿身带补丁的衣服来啊？’我当时听了，脸一下子烧得不行，很是发窘，她有点让人下不来台。”
我问：“您衣服上有补丁？”
芦老师：“嗨，你们年轻人不大能理解，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啊。当时我衣服袖子上有补丁。这也有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说‘你这次要到下面好好看看’，走得急，来不及回北大收拾行李、拿衣服；另外也以为会来大寨参加劳动，因此就比较随意，当时也没多想。”
我问：“江青是不是待人很苛刻？”
芦老师：“现在社会上对她有点妖魔化，那不是真实的江青。她平时衣着非常朴素，也穿打补丁的衣服。她讲话是有点尖酸，但对身边的人也还是很照顾的，知道谁家里有事，她会私下给钱。也喜欢和身边的人一起打牌，谁输了谁往脸上贴纸条。”
我说：“是。您接着说。”
芦老师：“回到北京后，谢静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时，张玉凤便把我拦住了，不让我进去，说下午西哈努克亲王要来，主席正在休息，不能见我。我有什么事，可去找张处长，张处长会解释给我的。张处长就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张耀祠。后来我去见张耀祠（按系9月24日），张耀祠一见我，即指着我说：‘芦老师你下去时，我反复交待你，别乱说，别乱说，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赶紧收拾一下，回学校去吧。现在这个情况，早点回学校也好。’”张耀祠也告诉芦老师：“今天早上江青同志来过两次电话，主席也说，‘那就让芦老师回学校吧！’”
接下一段，芦老师也未和我谈过，现再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补苴如下：
我要求在中南海再住三天，张耀祠同意了。这样，我还是同联合医疗组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主席评《水浒传》的见证人，所以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事实真相就这样湮灭掉了。所以，借给医生们讲课的机会，我便向他们讲了主席评《水浒传》的情况，说明原来完全不存在影射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时华国锋同志已经把江青讲话的录音带交给了毛主席。主席了解到江青讲话的内容，很愤怒，骂江青胡说八道，文不对题，录音不准放，文章不准发。但此后，我也就离开了主席身边，回北大了。
那天我又问：“您回北大后参加‘批《水浒》’的运动了吗？”
芦老师：“我离开中南海，回学校后，没有去上班，找人民医院一位熟人大夫（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为当时人民医院血液组陆道培大夫，陆大夫后来是工程院院士、政协委员，他的姐夫就是给主席做白内障摘除手术的唐由之，芦老师和他们都很熟。唐大夫名字，芦老师晚年谈话时不时提起，她晚年双眼做白内障手术，也是找唐大夫帮着联系的），为我开了张病假条，一直待在家里，因此躲过了学校里的运动。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九天，我就被派到唐山救灾去了。见到了那么多的死人，真是人间地狱。当时学校工农兵学员大多都去了，但女教师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主席逝世后，学校来唐山的人都要赶回北京参加追悼会，但不许我回去。我想去悼念主席，手死死扒住要回北京的卡车护栏不放，带队的总支书用大皮鞋碾我的手，不让我去，说：‘你是什么人？!’我知道‘四人帮’不垮台，江青是不会放过我的。因为我了解事实真相，江青心虚。所以当听到‘四人帮’跨台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却继续在关于《水浒传》的问题上对我横加打击。先是说主席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炮制出来的。这条站不住脚后，又说是我将主席的评论私下泄漏出来，交给姚文元的。还有人写文章点我的名，说我是‘四人帮’安插到主席身边的（2012年春节过后，我去看望芦老师，芦老师和我说几天前刘思齐曾经找她，还有几位，都是主席晚年身边待过的人，刘思齐问他们主席晚年受谁控制，他们都莫知所对），给我安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学校里也开我的批斗会，一些人如张××对我拍桌子，指着我鼻子骂，要我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学校差不多有半年多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时系里林庚先生还劝我，让我先承认下来，说是自己炮制的，过了此关再说。同时以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因为在林先生看来，主席对《水浒》的评论是完全错误的，不利于《水浒》的正常讨论。但我不能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谢绝了林先生的好意和建议。”

芦荻参观魏楚予的“求索”油画。
“没有办法，我就去找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他家门口等。耀邦同志回来时，秘书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讲了，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申诉信交给他。第二天，耀邦同志就批了，大意是：对待自己的同志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应该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我才恢复了工作，但北大已不能呆，那时人民大学要复校，于是我离开北大，再回到了人大中文系。”
“但是，对我的诽谤依然没有结束。像严家其等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信口胡说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从主席那里拿出来交给姚文元的。我曾向法院起诉严家其，但当时严正炙手可热，法院不敢受理。我又给出版该书的天津百花出版社写信，指出这是政治诬蔑，一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损毁了我的名誉。出版社回信却说，对严家其的书应该支持，里面关于我的那段不实之辞只是一件‘小疵’，等再版时再修改。”
我问：“您是何时自人民大学到北大的？回人大后是不是状况好了一点？”
芦老师：“我最早在人民大学中文系，是跟着谢无量先生，作他的助教，教古典文学。我手头现在还有谢先生写给我的字。你要看吗？”说着即打开旁边的柜子，拿出谢先生写的卷轴给我看。此幅字后来又曾给我看过多次。“我是‘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时，调到北大去的。到了北大，系里安排我跟林庚先生学习。林先生对我很好，很照顾我。”
“回到人民大学后，是不再开我的批斗会，但一些活动不让我参加。第一次申报职称，也不让我申报。我问系里，系里说你问学校去。我去找校长×××，几次他都不和我见面。我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他一见我就问我你怎么来了，话说得很难听。我和他说，‘毛泽东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对毛泽东有意见，别对着我说。我只问你为什么不让我申报职称？’他就是来回地说，死活不让我报。我是下一次申报职称时才报上去的，这样就老是差了一级，最后离休时，参考社会考评，才最后上的教授。”
前面说过，她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讨论影响了她后半生。先是不得不离开中南海，继而北大也待不住，被迫离开；“文革”后高校第一次职称申报，又不让申报，影响之后升等，等等之类。特别是她晚年因为小动物保护事业面临诸多窘境时，思往事，心潮起伏，每有悔恨之意。和我也曾几次说过“要是没有……”之类的话，我也曾几次见她黯然落泪或放声恸哭。在她晚年，关于“批《水浒》”前后种种，是她心中长期的一个结，她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此事详细叙述一遍，以希有所告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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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下）

十二次陪读
芦老师在中南海的时间是1975年5月29日至9月中旬，陪伴主席读书共十二次，据《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现条列如下：
【5月29日-9月中旬】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听芦荻读书期间，不时点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历史著作。5月29日，听读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以及阮籍的《咏怀诗》后，谈到怎样看待历史书的问题，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委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
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
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
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
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芦荻回答说：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586-588页）
【5月30日】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评论说：我们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588页）
【6月18日】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591-592页）
【6月24日】晚上，听芦荻连续读两遍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评论说：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指刘表——编者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
最后，毛泽东问芦荻，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芦荻说不会背，毛泽东自己背了出来：“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背完后说：这也是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典，值得一读。
芦荻走后，毛泽东睡不着觉，接着读《楚辞》。（598-599页）
【8月14日】同芦荻谈话。芦荻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在毛泽东谈了其他几部小说后，芦荻问《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说的？毛泽东说是自己在武汉讲的。芦荻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602-603页）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7月23日条，记主席左眼接受白内障手术时说：“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周恩来、邓小平在门外守候。手术大夫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毛泽东被扶进手术的房间时问：音乐准备了没有？手术中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昆曲。手术后约两个小时，在卧室写下鲁迅《到杨铨》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签上名字送给唐由之。” 芦老师告诉我，手术是在主席住处进行的，当时她和张玉凤等人也守候在门外，“总理到了，挨个和我们握手，送我们每人一块小蛋糕，令人非常感动。”
这次是毛泽东第二次做白内障手术，第一次做的是右眼，这次做的是左眼。《毛泽东年谱》1975年2月条记：“1975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接受医疗小组对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检查诊断，诊断认为目前主要症状为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说话不清。眼科专家建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并实施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毛泽东同意先治右眼，以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听取医疗小组汇报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后，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五人联名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报告说，‘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附记于此。
毛主席读书的篇目
2012年冬，有一次我带张焕君兄去看她，问她：“当时陪主席读书，主要读哪些？”她说：“哎呀，他自己兴之所至，也没有一定的范围。当时北大党委成员谢静宜带我去中南海，车都开到西单了，才告诉我去看毛主席，要我多准备诗词歌赋。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方面毛泽东比我们都懂得多。最初交谈的几次，主要是谈魏晋南北朝，他很关心这一段，也不知为什么。就从东汉末、建安时期谈起，一直到两晋南北朝。他让我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尤其是《晋书》。这一段的人物，像谢安、左思、陆机，以及此前的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孙权、阮籍、嵇康，都要注意。他很少谈正史，主要说的是作家，文体主要谈赋，譬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刘宋之后的作家，他对谢灵运、谢玄晖谈得比较多，对陶渊明略有微词褒贬。对田园诗派、隐士也有评价，哎呀，这个他谈得特别多。”
又说：“想起毛泽东叫我用功读书，我现在很理解他。他如果不读书，脑子就会想别的事情。老人家固然是平生嗜学，爱书如命。但在他晚年时，病痛缠绕，国事纷繁，头脑很乱，又不能亲自出去了解。这个时候，就只有读他喜爱的古人古书，能暂时占领他的领域，不想那些事情。这是我最近才理解到的。所以他那时候，无论什么书，拿起来就读，读一会儿书，可以暂时忘记一切，忘记现实中令人烦扰苦恼、举棋难定的那些大事。他平生喜欢国学，视之如命，读起来精神会得到一种空灵，得到一些安慰。只是因为他那时眼睛不好，所以才找人给他读书。”
据芦老师手头资料，她所示我一打印件，经我之手整理出篇目，计划要重新注释的赋文、诗词有：
宋 玉 《风赋》《登徒子好色赋》
枚 乘 《七发》
王 粲 《登楼赋》
左 思 《三都赋》
陆 机 《文赋》
谢惠连 《雪赋》
谢 庄 《月赋》
江 淹 《别赋》《恨赋》
庾 信 《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
王 勃 《滕王阁序》
杜 牧 《阿房宫赋》
《毛诗序》
《诗经·大雅·云汉》（整理这些目录时，见到一字条，上写：“譬如他特别看重《大雅》里的《云汉》。《小雅》很多都是揭露时政的诗。《大雅》里的《云汉》值得一读，是写当时的一次重大的旱灾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很有价值。接着主席让我翻读了《云汉》，他讲解了《云汉》。”
《楚辞·离骚》
《古诗十九首》之四〈今日良宴会〉（关于刘大杰先生）
曹 操 《龟虽寿》
曹 丕 《燕歌行》
阮 籍 《咏怀诗》（阮籍、嵇康诗之评述）
左 思 《咏史》
谢灵运 （谢灵运开辟了山水诗派、田园诗派）
陶渊明 （历来捧陶，因为隐逸；知识分子的隐逸；仕途捷径）
李 白 《蜀道难》
杜 甫 《秦中杂诗》（郭沫若题写杜甫诗）
白居易 《白居易集》
李商隐
李 绅
聂夷中
李 煜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欧阳修 〔归自谣·离人几岁无消息〕
范仲淹 〔渔家傲·秋思〕（将军白发征夫泪）
洪 皓 〔江梅引〕
张元幹 〔贺新郎〕
李清照 〔声声慢〕、〔醉花阴〕
辛弃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陈 亮
蒋 捷 〔江城梅花引·荆溪阻雪〕
岳 飞 〔满江红·写怀〕
萨都剌 〔百字令〕
汤显祖 〔牡丹亭·游园惊梦〕
王世贞
龚自珍
所见芦老师一手迹：
毛泽东谈《诗经》，和我们现在学术界对《诗经》的评论，相差不远。他说：“十五《国风》不能否定，《伐檀》《硕鼠》写的是奴隶制，骂的是奴隶主。就是骂地主也可以嘛！陈涉、吴广就骂地主。陈涉还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伐檀》在形式上和《楚辞》是一类的。”
但是，他的着眼点和我们不尽相同。恩格斯谈论巴尔扎克的时候，曾说：“我从这里（笔者注：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看文学作品、谈诗，往往注意到作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即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往往超过了当时的经济学家。所以毛主席当时特别提到了《大雅》中的《云汉》。这是我们一般都不太注意的一首诗。按旧说，这首诗是周宣王向上天诉说旱灾的诗，诗中描写了当时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一场旱灾，“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1），如霆如雷。周余黎民（2），靡有孑遗（3）。”“旱既大甚，涤涤山川（4）。旱魃为虐（5），如惔如焚（6）。”因此他说，《大雅》《小雅》也不能否定。《颂》是祭祖宗的，没多大意思，但也有些史料。
我也问起过芦老师在中南海时的食宿情况。她告诉我每晚夜宵的标准就很不错，“那会儿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没多少，你可以想象，非常丰富。”“我和张玉凤、唐由之大夫我们几个住一个三层楼，楼里就我们几个。主席居处外面有给我一个办公桌，一小房间，我每次陪主席读书之后，都要在这里将主席的意见副录下来，之后才能回去，往往是天已亮了。这时我经常看到张玉凤在水房里洗衣服，一边洗衣服，一面抹眼泪。”
那天听她谈到此处，我问她：“为什么，这是？”她说：“当时主席身边离不了人，张玉凤很少能回家，家里孩子由婆婆帮着带，但婆婆年纪大了，带了孩子，就没有精力做其他了，因此孩子的尿布、脏衣服等，隔几天就会打包寄到中南海，由张玉凤洗了再寄回去。”
晚年操心小动物保护
我很晚有一次和芦老师谈话，话题忽然聊到余英时先生，我说余先生最初是在东北中正大学，其父亲余协中曾任中正大学校长。她听到“余协中”这一名字，眼睛一亮，告诉我，“我原先就在东北中正大学，余协中余先生是我们的校长。”这时才知道她大学时最初是在东北中正大学。余英时先生是1930年生人，算算时间，他们当是同届或不同届的同学。他们都是辽沈战役爆发前转入关内的，余先生到了燕京；芦老师则到北大附读。
我2011年11月6日日记中记：“午后朱续兄约去见芦荻老师。有一阵子没见了，芦老师看上去面色有些苍白。问询之下，才知道她近期去同仁看眼睛，往复九次，一只眼睛最初做时不知何因，白内障仅取一半，重新做后，现在已经近乎失明，还在交涉中。亦谈起她孤身一人跋涉医院，打车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拉，怕负责任的情景。皆不胜唏嘘。”她那次眼睛做手术，先找的唐由之，是由唐大夫介绍往同仁医院的，没有做好，遭了不少的罪。事后她女儿问她：“为何之前不去送礼？”她和我说：“我活了一辈子，送礼怎么送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送！”
芦老师晚年和我谈及往事，讲述当年伴毛读书情形，人大、北大早年旧事，包括和吴小如、张少康等先生的恩怨，皆能作持平之论，令人感佩。她曾托我代她向一些先生问好，语甚真挚，不掺假（吴小如先生在电话里及事后见面，也均和我谈起不少细节）。老一代人先后作古，他们人品、学行，皆值得作为后辈者学习、思量、践行。
芦老师查出癌症后，至一年多前不大能走路，“不良于行”，每天皆奔走、操心小动物保护事业。时常是，无论何时接到有虐狗、伤狗的电话，哪怕是半夜或凌晨，都要找人找车赶赴过去营救。我在她府上第一次见到那样多的伤残动物，有的被戳瞎眼睛，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脑袋被砍裂，有的腿被打折，心下非常震惊，第一次感觉到人类的残忍。
在她府上，我也生平第一次见到给猫狗输液、输血。她晚年为营救更多猫狗，征得儿女同意，毅然将世纪城旁“碧水蓝天”的房子卖掉，自己赁屋居住。她身边猫狗最多时，租的别墅里，第一层约有四五十只狗，外加一只狐狸；还有一只鹦鹉。原有三只猴子，陆续死去，其中一只是身量极小的叶猴。第二层是生育期的猫狗，一个个铁笼，大大小小约有十几二十只，有猫狗约四五十只。她卧室里还有二十几只常随在身边的极小的小狗，食宿和她在一起。2012年冬我带张焕君、刘国华去给她作访谈时，谈话间即从宽大的衣服里钻出两只小狗，令人眼前一亮。

卢荻晚年营救许多猫狗，她身边猫狗最多时，租的别墅里近百只。
那次访谈，她说，“我自幼丧父，母亲是佛教徒。父亲是个读书人，他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多，虚龄。父亲得的是肺病。他教我读了一些很简单的古典诗词，就像骆宾王的《鹅》这一类的东西。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养病期间离开祖宅，在菜园子边上盖了几间房。父母带着我住在那儿，周围种了很多树木花草，花木葱茏。母亲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因为离开大家庭，很自由，我就每天在泥土里面跟小动物玩，而且养成喜爱花的习惯，杏花、梨花、腊梅，我都很熟悉，到今天仍然如此。因为住得偏僻，没有什么玩伴，那些猫啊狗啊就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影响了我一生。”
她公寓的第三层，是猫的病房，缺胳膊断腿的猫约有七八十只，场面极惨，请了专人喂药喂水。这之外，她还租有一基地，猫狗上千，都是有病、残疾或被打坏的猫狗。她曾和我说过：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中的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它们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场合会遭遇灾难，还有自己的审美观。我们应该从恻隐之心出发，从人性出发，对那些虐待、遗弃动物的行为，不忍、不愤，防止人类精神王国的塌陷。她说自己已经完全陷入小动物的世界里，整天看着那么多眼睛，向你求告，向你哀诉。面对这些无邪的无助的深邃的动物的眼睛，目睹这样一种令人不忍闻不忍思的动物的境遇，无法后退，难以自拔，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有一点力量，一点办法，就要为这些生命去挣扎！2012年3月26日，她也曾和王文利谈过她对人生的认识和保护动物的艰难，她说人类对动物犯的罪太多了，她想替人类赎罪。
芦老师逝世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好友蔡长虹发微信说：“跟着孟兄去看望过芦荻老师，一个独栋别墅里都是猫狗，她的容身之处仅一椅一床。她身体非常虚弱，语速迟缓，思维还清楚。言语间常叹息，记得她说了一句话，我受到极大震动。她说，‘我想死。’”
记得那次带长虹去是2013年冬天，我去美国前，当时她身体虽已不好，但尚可说话，思维清晰。待我2014年初从美国回来去看她时，她的思维已经开始混乱，刚问过我的话，隔一阵又问，已不复当年光景，那天从“垄上保利”她新租地出来，心情非常难过。
芦荻老师千古！（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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