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一张《春雷》，两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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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聚餐时，遇到一少年，正在北京读高中，他说，我们学校出了两位政治局常委，一位是习近平，一位是俞正声，校史馆里有照片。我问他是哪个学校的，回答“八一”。我问：“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当年曾出一张报纸，叫《春雷》，校史馆里有没有？”他说：“没有。”他听说我保存有《春雷》，就缠着我要看。我说，借你看可以，但你看之后要写一篇读后感。高中生同意。《春雷》借给他后，我想，我也要写一篇关于《春雷》的文字，看看两代人是如何看一张报纸的。节日期间，我就写了如下文字。
《春雷》，首都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电话：281695），1967年3月12日（星期日）创刊，我保存有12期（1967年8月出版）之前的报纸，另外还有两张增刊。
要说清《春雷》，首先需要说说北京八一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从解放区搬进北京的，属于北京军区管理，学校的用房是清代一位贝勒爷的王府花园。1955年国务院曾发出逐步取消干部子女学校的通知，1963年教育部又发出“催报贯穿中央‘逐步取消干部子女学校’指示的情况”，但八一学校还基本上维持了干部子女学校的体制，是一所条件比较好的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学校。校园里干部子女比较好，像杨勇的儿子和女儿、刘震的儿子等，还有习近平、俞正声，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造反派批判道：这里“人多、物多、钱多、官大、院落大、环境幽美、条件优越、待遇特殊”（创刊号）。
文革之初，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纵队等，他们都是“自来红”，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基本如此”“血统论”对联的拥护和鼓吹者。其中有些红卫兵组织参加了反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组织，或者同情“联动”。
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织”，并发动造反派组织批判“联动”。八一学校的造反派即“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崛起，成为批判“联动”的骨干之一。八一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被造反派称为是“联动的据点之一”（创刊号），八一学校也被称为“培养修正主义的学校”。
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还成立“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联络站”，举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的大会，将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与刘少奇联系起来，归罪为刘的“罪行”。《春雷》有一期增刊就是专门批判寄宿制的，上面发表了《高干子弟寄宿学校——“八一”的十大罪状》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校园里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用大量的图片、实物，说明“联动”的“反动罪行”，吸引了许多人前去观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也到学校参观。这个展览后来扩大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和中学部分革命造反派联合举办，成为批判和搞臭“联动”的一个重大活动，引起轰动。《春雷》多次报道这个展览会的消息，还专门出版一期增刊《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
《春雷》作为批判“联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批判“联动”的文章，为我们研究“联动”、研究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走向和动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校领导杨晓春曾说：“孩子们，你们要接爸爸的班。”（第二期）另一位领导李玉章说：“我们学校中间要出将军、部长、总理”（第十二期）看来，他们的话实现了，并且有过而无不及。可叹！可贺！
如今的八一学校，还在那里。不同的是，靠街道的房子盖成了高楼大厦，租给公司经商了；靠北的一半花园还保持着原来王府花园的大致模样，租给了几家饭店，档次还挺高，吸引着众多食客……
春节之后，高中生将《春雷》报还我，同时将他写的读《春雷》的文字拷给我，名曰《好报纸》。我看了，一时间不知如何说起，毕竟其中的有些话我也没有读懂。勉强地说，我是实写，他是虚写，他没有更多着眼于《春雷》本身，却有看《春雷》产生的想法、情绪和看法在里面。我把他的文字陈列如下，或许读者可以看出更多的意思来：

春雷，是一份从文笔和内容角度都没什么可取之处的报纸。
可是它依然是一份好报纸，我看着报纸里面学生抱怨那些领导的孩子铺着几百元的床单，司机接送，专门组织老师保证领导孩子顺利升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意思的报纸就是好报纸。
它有意思，在于就是我走过生活过的那片地方，多少年前还有人这么飞扬跋扈过，而学校里那些我熟识的年龄大些的老师，是不是六七十年代时也为几个领导孩子数学题不会做焦头烂额过，而羡慕嫉妒恨这几个孩子的普通孩子们，痛痛快快的把他们的愤怒喊出来，一辈子出头做一次好汉，然后成为一个平常人，成为了家长会时和我擦肩而过的某一个家长，这就叫有意思。
为什么愤怒的是他们？
世界上有很多想一想才能懂的事，比如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当英雄去改变世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成了普通人
想一想才能懂没关系，人生的道路很长，可是可怕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想一想就觉得自己懂了的事。比如会有人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成了普通人，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样想其实也无大碍，而真正可怕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觉得自己懂了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做一下。如果他们还觉得他们是世界上第一群想通这个问题的人，那么就更不得了了，他们就不仅要做一下，而且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做一下。
我们的红卫兵，就是一群想了想这个世界的人，就是一群果然懂了的人，就是决定要去做一下的人。
可是单单有这么一群人，好像还做不出这样当时在他们眼中惊天动地，后来在我们眼中荒诞不经的事。毕竟每个人成长的时候，都忍不住去想一想，都忍不住要懂一懂，然后忍不住做一做。丘吉尔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改革派，他就没有心。换句话说，不想一想，不觉得自己懂了，怎么算是一个真正不随波逐流的年轻人。这本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也是年轻人，我们也想了，可是我们没有做，或者没有如此的大做一番。
他们做了，是因为他们正好遇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们说，造反有理。毛主席相信传达这样的理念很重要，要放松约束，给这样的理念一个施展的空间。
可是上下级是一个人类永远也闹不明白的话题，当上级要求什么的时候，下级都会做出一个表面上很像上级期待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的实质，则要看下级觉得怎么做自己舒服，怎么做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有前途。所以惩罚可以贯彻，禁令可以贯彻，理念却多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理念没有传达下来，但更宽松的空间却真真切切给了这群年轻人，这群年轻的正在刚刚冒出做一做的想法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红卫兵们的不平愤怒开始释放，一点点小火苗在试探过这个时间刚刚好的温床后，开始燎原。
他们在愤怒什么？
想看清楚一个人很难，人们只有在看到一片叶子和一片秋的时候，才敢拍着胸脯说“一叶知秋”。
所以“一叶”总是不能“知秋”的，无论什么推理，太长的逻辑线下来，总是不靠谱的，毕竟一个人的言行，要符合礼节，符合共产主义思想，符合打不过他就暗中跘他一脚的好汉精神，这样看到的人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所以我在这里揣测这些几十年前的孩子在愤怒什么，十有八九是我误解了他们。
但我还是觉得我没误解他们，因为这些孩子还驾驭不了报纸。
试想如果我让一个人只说一句话，那么他很容易让这句话富有哲理，留白的地方就像是压着一千句欲说还休，远远看来，一定散发着一种大师禅语的气质。但是如果你再让这个人多说几句，原来留白的地方就会被话语铺满，如果这个人没有司马迁那样的惊世之才，他填补的东西稍稍让你觉得还不如你的幻想，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原来不过如此。
好了，如果就此打住，我们眼中的大师不见了，但话至少还能说得圆润，可是如果他还是要继续说，那么他在说完了“我是好孩子，我喜欢毛主席”之后，会不会不小心把“我不喜欢你把我打了一顿”说出来？
可是很少有人会提到有关“打了一顿”的事情，因为人们在说完“我是好孩子，我喜欢毛主席”，再没别的话可说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我不说了。
但这些孩子还是说了，因为他们是一群胃口很大的孩子，他们要干一番大事业，要有大排场。他们要写一份报纸，就要是版面很大的报纸，要列出一个人的罪状，就要列十条。
偏巧十几岁的少年很难犯十条大罪，十几岁的少年也很难出现值得写满几大张报纸的严重问题，所以“打了一顿”只好有意无意被拿来凑数了。
于是在这份红卫兵的报纸上，“我是个好孩子，我喜欢毛主席，我不喜欢你把我打一顿”，这些该说的不该说的，台面上笑脸的台下红脸黑脸白脸的，就歪歪扭扭地堆在了一起。于是我们就能看到那些不平跃然纸上：
如果他们的校长喜滋滋地说那些人应该成为将军总理，如果他们恰巧也羡慕将军的威风，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一样不缺一个鼻子两个眼，所以他们一定受不了那些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但却被叫做未来将军总理的人。
如果他们看见那些人每天吃着保姆为那些人做的饭，吃一半还要剩一半，如果他们恰巧也馋红烧肉，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问起父母说好的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当一个吃不了红烧肉的革命的螺丝钉。
如果他们觉得那些人简直就是土匪恶霸，干了坏事也没人敢管，如果他们恰巧从小就爱看《闪闪的红星》，幻想着成为潘冬子，为没有胡汉三的世界拍手称快，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想到为什么曾经的那些潘冬子的孩子又成为了胡汉三，所以他们一定会觉得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如果他们知道那些人走了后门才上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高中，如果他们恰巧发现他们正是被走后门挤掉的那个名额，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环视四周，发现他们这种人最好的命运也比不上那些人不上进吃喝玩乐一辈子，所以他们一定会为知识是不是能改变命运而迷惑，人生第一次害怕那些人的起点是他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的终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会为走毛主席路线和刘邓路线怒发冲冠痛哭流涕，因为我自己实在没为这种事烦过心，但我知道如果我在经历如上这些，我也愿意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愤怒一下。
一开始这些也许只是他们遇到不平事的一点小念头，但为了体现问题的严重性，就算只是被“打了一顿”，也要显得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想把这些写成一场灾难，写成世界末日。写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确实如此鼻青脸肿，他们确实在经历一场灾难，他们确实站在历史浪潮的潮头，那些他们目之所见的不平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还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敢于大喊大叫，他们确信，他们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担当起这个世界的救世者。
散场之后——
这实在是一个一生难得一见的精彩宴会，参加的人都会觉得，他们正在改变世界，他们勾画出的美好盛况空前。
当然，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是不会想到高粱的，宴会迎宾者也应该会拦下一个穿着脏透了的衣服的人，所以这个穿着脏透了的衣服的人，大概是在割高粱。高粱割下来，怎么酿造贮藏成像模像样的酒，又是一段长到说不清的过程。总之日日夜夜之后，酒才会像模像样的从酒庄中拉到宴会场，会场上每一个桌子和托盘上会铺上白布，放上擦拭好的酒杯，再挑几个像模像样的倒酒的侍从等候需要。
所以当你像模像样地在灯火辉煌的在大厅里举着酒杯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一般人，你就应该知道，在这个大部分时间里不能那么像模像样的世界里，这样一个像模像样的宴会，终究是要散场的，更何况它已经像模像样到难得一见的程度了。
散场，就要关灯，灯暗淡下来的时候，漂亮的衣服也会显得没那么华丽，当从捍卫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暗淡到小孩子的打打闹闹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迷惑。
丘吉尔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改革派，他就没有心，当然丘吉尔还有后半句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派，他就没有脑子。
无论如何，十几二十岁的年纪，都是要挨挨揍的，都说枪打出头鸟，出头鸟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红卫兵，在他们想一想懂一懂做一做之后，也没吃什么大不了的亏，反正人生还很长，还有大把方向，后面的日子，可以慢慢重新想一想，懂一懂。至于要不要做一做，谁知道呢。
不管尽不尽兴，后不后悔，场就这么散了。第二天，这些宴会上的人兴许要穿上一件也许是脏透了的衣服，或者割高粱，或者是去做别的什么。
说来也奇怪，后面的日子虽然没有这么多激昂大义，也还是充斥着“我爸是李刚”，但社会好像也没有因为少了这些拯救世界的人而开始吃不饱穿不暖，虽然老一辈的人看到任人唯亲、公款吃喝、没有信仰的时候，还是爱说一句“想当年在文革的时候”，但是也没有什么人真心愿回到那个年代了。
我随便搜了一个报纸里读者来信人的名字，习亚华，当时在昆明某中学，现在能在网上搜到和一个昆明勘探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同名，不知是不是一个人。大多数这里的红卫兵，应该如他一样，虽然没有如他们年少时幻想的拯救世界改变世界，但至少还算体体面面的过了一生，至于没有成为英雄，很多又懂一懂的人可能对此也就不再留恋了。

新浪个人认证
此文很有启示性。“历史”（对历史的看法）就是如此不同。以此推导，“真实的秦始皇”，谁又能说得清呢！
2014-2-17  11:52回复(0)
用户5018945987
【春雷】报出版了正刊14期，增刊2期，共计14期。是文革中北京中学红卫兵（或造反派）出版的八开铅印文革小报当中，为数不多的超过10期的报纸之一。
2014-2-17  15:38回复(0)
宝大大的小强
您好，看了您关于《春雷》的博文，很有意思，请问方便借吗？还想请问您，停刊的原因是当时学校被关闭了，还是其他？谢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7c210e0101j1i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