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的“文革”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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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为什么基本都能通过，因为我做到‘两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作品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另外就是史实正确，以事实说话”


叶永烈（杨曦）





叶永烈（图 / 杨曦）




叶永烈著：《“四人帮”兴亡》第4卷《覆灭》





叶永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并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1984年后成为专业作家，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作品有《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等。




上海市中心一栋老住宅的顶楼3层是叶永烈家。第一层是起居室，二楼有他的“沉思斋”书房，两面墙的书柜里，堆积着他50年来出版的书，以及从地摊上买来的、冒用其名出版的各式车站读物。“那都不是我写的，他们喜欢署我的名。”

顶层本是一个三四十平米的游泳池，早年也曾放水游泳。现在成了他的“私人图书馆”。4月末，他决定把自己收藏的资料、书籍、采访笔记和录音捐献给上海图书馆，这里的藏书正一箱箱被搬走。

6月，《“四人帮”兴亡》第五版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此时，距离叶永烈第一次萌生写此书的念头已有33年。

1989年第一版出版至今，修缮和增补都没停止过。“一点点把原先无法出版的内容放进去，有错误的地方改过来。”有时，采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突破，“毕竟要从长远来看待历史。”第五版比第四版增加了20万字。

虽然叶永烈的历史传记类书籍热卖，但他并未如愿成为纯文学作家，倒是成了此类畅销书作家。他自称“体制内作家”，他的写作计划也是经过盖章许可的。




隐匿的科普作家




叶永烈最早跟写作搭边的头衔是“科普作家”。20岁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21岁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离开家乡温州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不久，叶永烈在学校之外已经小有名气。

在校内，他却不为人知。不断有编辑来信约稿，他的同学浑然不知。直到毕业时，很多同学还不知道他写过《十万个为什么》。   

1960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差不多半个月就发一篇散文。这份报纸贴在他们宿舍楼的走廊，同学看到他的名字很惊奇：你怎么老给《光明日报》写文章？叶永烈假装镇定：“那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吧。”

父亲和哥哥被打成右派的经历，让他竭力不露锋芒，他给自己起了很多笔名，轮换着用。这也让他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的情况下，不仅养活自己，还能补贴家用。

政治运动频繁起来，叶永烈保持“不出头”：“幸亏是这样，我如果非常招摇，就会非常麻烦。我们这个班级，很多优秀的同学被卷进政治运动。毕业时，论文答辩都结束了，大家等着拿文凭，突然打了一批现行反革命。”      

那是1963年，中苏关系恶化。这个班本是6年制的“准博士”班，最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取消。

叶永烈不闻窗外事，“整天在图书馆写东西，宿舍里都看不到我，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交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得知“窗外事”时，他只感到惊讶。




“内片”导演




有惊无险地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但他并不喜欢研究工作。少年儿童出版社希望抽调他，“我不愿做编辑工作，我喜欢写。”

到上海后，他听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正将《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拍一部《知识老人》的电影。他想，这倒是不错的地方，“做编剧导演本身也是创作性的。”

他决定去那里。厂长一听说他的名字，“非常高兴，即刻接待。”叶永烈包里揣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生怕厂长不知道”，谁知他一见就伸手相握说：“久闻大名！”

直到“文革”写大字报，叶永烈才知道，在他尚未毕业时，厂长就派人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找党委书记，问能不能把他分配到电影厂。得到的答复是，北大是6年制本科，毕业后只能从事科学研究。

在电影制片厂，同事都从电影学院毕业，“我虽从北大来，但学化学，电影近景、特写、中景、蒙太奇……什么都不懂。”他借来一大堆电影学院教科书，恶补了一阵基础知识。从场记、摄影、照明、音乐、美工、演员……突击熟悉起来，“很快就进入到了‘强导’行列”。

1976年，叶永烈接到神秘拍摄任务，与五十多名摄制组成员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小礼堂，拍摄内容是舞台纪录片。另一组在北京拍摄才子佳人戏。

“半个月一部片，有时候10天。片长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只说是中央交办的任务。题材都是他们命令下来的，不是我挑的。要拍闵惠芬演奏二胡，她就背着二胡来找我，把唱词讲给我听，然后一个一个分镜头开始拍。影片都必须一次性通过，当然他们会有些意见，告诉你什么东西要注意，比如演员的眼神光。”

难拍的是马戏团表演，狗熊、猴子……从郑州调过来的整个马戏团，在上海杂技团拍了很多，日夜连轴转。“拍闵惠芬，上午9点进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完成，就拍一个景，她没有休息，我们也没休息。用的是美国伊斯曼胶片，因为贵，要排练一遍又一遍，闵惠芬拉得满头大汗，一直到有绝对把握才开拍，基本没有返工。”

他们成了电影厂里最好的摄制组，待遇也很好，“享受样板戏剧组待遇。伙食标准也很好，就差穿军装了。”这样的拍摄从1976年初开始，到那年9月9日后戛然而止，前后拍了十来部。

“文革”后，有人追查电影厂这五十多人，“吃得又好，每天在干什么都不知道。查到后来，就说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叶永烈私下从领导口中得知，他拍的那些片是给病中的毛泽东娱乐看的，叫“内片”。




从“大毒草”到“先进”




“文革”到来前，叶永烈白天拍片，晚上回家继续写，在报章发表各种科学小品文。这种业余写作最初被认定是“名利思想”，他因此挨批，并被下放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但他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电影厂便向各个报社发信，说叶永烈名利思想严重，不要采用他的稿子。

“文革”前期，叶永烈在电影厂还只算个“小兵喇子”，“白杨、赵丹、上官云珠……他们才是第一批被打倒的，我的同龄人们都争当红卫兵去批判人。正因为我挨整在先，‘文革’时夹着尾巴做人，不去搞别人。”

《十万个为什么》被批为“大毒草”后，叶永烈被抄家了。他到奉贤当植保员，种了3年水稻。研究农药浓度配比，算是回到了专业本职。那3年他写了本《治虫的故事》出版。“文革”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印出100万册，把叶永烈吓了一跳。后来才知，各个县办植保员训练班，把这本书当成了教材，最后竟出了台湾版。

“文革”中，他出版了10本书。大多是科学童话。“文革”一结束，他将之前压箱底没出版的书一个月出一本。“写作成了一种习惯，即使现在也是，所以每年还要出很多书。”

1979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叶永烈从“毒草”变身“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获1000 块奖金。

他开始了更卖力的写作。“当时的作家一定要会写小说，不然不叫作家。”他跟随着潮流写纯文学小说，在《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一定要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才叫作家。如果《小说月报》转载了，就说明小说达到了一定水准。”

他心里“最牛逼的目标”，是拿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年大概有十来篇入选，一旦获这个奖，这个作家马上红。”他的短篇小说《腐蚀》却差了几票。

与此同时，他写的报告文学“发一篇红一篇，那么多报纸转载，还有读者来信，一篇报告文学要收到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有时是上千封。这时我意识到，我可能更适合写这种文体。”

经历“文革”锤打后，“一旦粉碎四人帮，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再也不怕这些。”1984年文代会，流沙河写了首诗《不再怕》，叶永烈写了篇同名杂文给《光明日报》，“都出清样了，在拼版的时候抽了下来。说我写得太尖锐了。”编辑把清样给他寄来时说：叶永烈，你说你不再怕，我看你将来也会再怕的。

让叶永烈下定决心去触碰敏感题材的，是1980年底审判“四人帮”的直播。“我看了后有很大震撼，这4个人都是从上海出去的，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叶永烈排列了一下，在关于上海的叙事中，唯独缺了中共题材。后来就有了他的上海“红与黑”——《红色三部曲》和《“四人帮”兴亡》。

那阵子，叶永烈“一下子苏醒了，从历史的枷锁里挣开了，一旦走上这条路，就非常勇敢。所以我写的都是非常敏感的题材和人物，写了很多爆炸性作品。”




叶永烈采访任弼时夫人与儿子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十分关心叶永烈的创作。这是1984年12月叶永烈在北京受到方毅接见




            叶永烈采访任弼时夫人与儿子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十分关心叶永烈的创作；

                                                                      这是1984年12月叶永烈在北京受到方毅接见




1992年，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




1992年，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




1995年6月27日，叶永烈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1995年6月27日，叶永烈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与“文革红人”交朋友




苏醒后的叶永烈，对处于当代史中的人物动向敏感且反应迅速。傅聪回国时还顶着“叛国分子”的头衔，他从《中国青年报》内参上看到，但宣传口径要求对傅聪的报道要控制，只能登在第四版。“我一看根本不像个叛国分子，我就注意他。”他写了篇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福建文学》上刊发，没用傅聪的真名。

同样先入为主的还有马思聪。在他尚未平反前，叶永烈就开始采访他的亲属，“一平反，积累的4万字报告文学就发了。”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8年入秦城监狱，14年后释放，此后一直在北京“一声不响”，叶永烈敲开了他的家门。

当时他正在采访陈伯达，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我跟公安部关系非常好，所以能做这么多事，与公安部的支持分不开。像陈伯达，没有公安部朋友帮忙，哪里知道他住在哪？”

陈伯达发表过一篇小说，他本人并未看到。叶永烈在上海找到这篇小说，复印下来，到北京念给他听，陈甚为高兴。“他正儿八经跟我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我是一个发疯的人。他还能够说这样的话，真的不容易。”

王力从秦城出来后，许多年里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叶永烈推开门，理所当然被挡在门外。“家人传话说叶永烈找你，他说叶永烈我知道，请他进来。这样我就采访了他。”

之后，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专访文章，寄给王力。王力改完，叶永烈把它发到3家报纸：上海《联合时报》，香港《大公报》，美国《华侨日报》。

“王力风波”随之而起。“于光远领头站出来指责王力，说他是‘文革红人’，‘文革’回潮是值得注意的倾向，要调查叶永烈是何许人，这个人怎么可以与文革红人站在一起。”

此时，叶永烈正在写《“四人帮”兴亡》，“写这本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否定‘文革’，让人们不要忘记左的教训，我绝对不会给‘文革红人’说话，这点非常清楚。如果照我的原文刊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改后加了两千字不到，炮弹全都落在这上面。当时王力自我感觉很好，他曾是中宣部部长，我当然非常尊重他，他改过的标点我都没有动他，就照发了。现在看来，这种批判也有非常左的一面，其实王力说了很多老实话。”

《人民日报》因此连发了10篇文章。“哪里批王力，他就马上得给邓小平写信，他属于一触即跳的人，所以到处写信。”

是非论战过程中，叶永烈却一声不吭，“我一句都没说哪些是王力改的，王力因此对我非常高兴，连续接受我采访，前后8年，他写给我的亲笔信就有45封，他给我很多手稿，给我很多帮助。临死时，他跟儿子说，叶永烈是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去世前，让儿子打电话给我。第二天我在香港《明报》上登了王力去世的消息。然后这里的《报刊文摘》转载，才有很多人知道。我从敲开他的门，到他过世，始终与他保持朋友关系，我没做任何有损他的事情。”




探索“四人帮”




到电影制片厂工作没几个月，叶永烈被要求听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长张春桥的报告。

1963年的那个上午，上海美琪电影院，叶永烈第一次见到张春桥。“一上午的报告，思路非常清楚，讲话一句就是一句，没有口头语，不像姚文元。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见到姚文元是在上海作家协会会议上。“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但张春桥要胜过他，姚不像张那么活泼，讲话就比较差。”

采访时，他找到“文革”前的《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的住处在张春桥楼下，张春桥搬走后，他就搬到楼上住，这时楼下搬进来的是姚文元。

在电影厂，叶永烈不断能听到江青的讲话录音：“总是江青同志指示，对电影样板戏的讲话，无数遍，不断地听。”

电影厂也流传着江青很多故事。“那些知道江青事情的老人，到了‘文革’都被抓起来了。其中有个放映员，因为刚刚学放映，不熟悉，随手拿影片反复练习，哪想到那是江青主演的《王老五》里头一本，这个年轻的放映员到了‘文革’就被抓了，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旗手。”

“文革”中，上海市革委会办了一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展览。此后，这些展品就丢在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里。叶永烈钻进这堆展品里找线索。一张纸条引起他的注意，纸条上是“安亭事件”爆发时，上海市委派卡车送面包的签字条。“这张单子里领面包的人差不多都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

凭着这张纸条，叶永烈一个一个去找。“有的还在监狱，有的后来离开造反派队伍，搞创造发明还得到了表扬。”周宝林是其中之一。叶永烈找到他时，他在上海无线电厂做技术革新，以为叶找他谈最近的技术革新，一听“安亭事件”，脸色就变了。

他是“安亭事件”时“工总司”的副司令。之后很快就离开，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听说叶永烈凭一张面包单找到他，他坐下来详细讲了“安亭事件”的经过。“类似这样的人，不把他挖出来，也许就这样过去了。”

“另一个当年很重要的造反派，曾经是王洪文的组阁名单里的建设部长。”叶永烈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他，因为频繁的工作调动，费了番周折。听闻叶的来意，他面色严肃，“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你明天到我家里来。”第二天在家中与叶永烈详细谈起当年。

查阅档案，叶永烈庆幸自己“下手早”。“当时很多档案还在基层。王秀珍虽然当了上海市委书记，她的档案还在原来的工厂人事科，整个档案中，她在‘四清运动’中写的自传特别重要，那时候她还不显赫，我就坐在那抄。”

“后来这些都进了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有三千六百卷两案关于江青和林彪的档案，现在看要通过很多手续，比如上海需要市委书记签字。”

1987年，经过考核，叶永烈进入上海作协，成为第一批专业作家。1985年作协要他上报写作计划，第一次没有通过，最后重新写了3次，才得到认可。“写作计划、采访名单、字数，然后把我的情况报到上海宣传部，宣传部开了一个正式的公函，盖了市委宣传部的章。”

这封公函起了重要作用。“去查王秀珍档案，没有斧头镰刀印章，免谈；到上海总工会调看‘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所有资料；张春桥妹妹张佩瑛的死亡档案，一个桌子大小的樟木箱，在上海的红房子医院，其中最重要的是柯庆施的死亡过程。”

查档案对叶永烈来说是有心人的偶遇。姚文元父亲姚篷子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起初找不到他的档案，“后来在上海师范学院查别人档案，其中夹着一份姚篷子的档案，哦哟，我高兴极了！怎么会在这里呢？后来才知道他曾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过老师，讲《水浒》、《三国演义》，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对我写《姚文元传》非常重要。”

叶永烈还在北京找到了姚文元父亲的妹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听说我在写‘四人帮’，他跟我说，姚文元父亲的妹妹在我手下，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我说行啊！”楼适夷帮叶永烈打了个电话，叶就去了。

一进门，姚文元妹妹就指着他骂：“叶永烈，你的《姚文元传》有错！”叶说：那我洗耳恭听，你把所有的错误都给我指出。按照她的叙述，叶永烈去了姚文元家乡祖居，查了家谱。

写江青时，叶永烈在同济大学做讲座，结束后，一位从北京来的听众告诉他，“黄敬妹妹在北京，就在我家旁边。”她把大概的地址方向告诉了叶，一打听就找到了。“她谈得非常详细，俞家的发展、他父亲在上海的房子……后来整个都写到了书里。”




只说不论




新一版《“四人帮”兴亡》增订本有200万字，上一版2009年出版，叶永烈在2002年即已写完。此后一直在审查。

2002年写完之后，此书换了5家出版社。“出版社很积极，第一个要出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报审，根本没出上海市，到上海市出版局就否掉了。最后我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找我，听说我写了这本书，我告诉他前头已经5个婆家了，你是第六个，还是免了折腾吧。他说试试看。他是中共党史博士，他说我应该还有把握的力量，他拿到书亲自去跑，跑下来了。从通过到出版只有一个月，双方约定，出来后，保持低调，一声不吭，1月份的北京书市，一下子两万套就没有了，没有做任何宣传。一直过了两年后，才开始接受一些采访。”

新版增加了2002年到现在十几年间“四人帮”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叶永烈的最新采访和补充，比如对江青两位秘书的采访。

“这是一本不可复制的书，（书中的人）很多都不在世了，比如抓江青的张耀祠，我采访他3次，他走了；江青房东的保姆秦桂贞，我采访她十几次，也走了。姚文元的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所有的剪报我都有，江青30年的报道我全都有复印件。”

“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应该以遵守党的原则为最高标准，对‘四人帮’的评价，建国以来，决议为基准，我的书为什么基本都能通过，因为我做到“两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观点正确，作品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另外就是史实正确，以事实说话。我很少进行评价，在香港开传记文学研讨会时，人家对我批评说，叶永烈的作品只说不论。我说，我作品的特点就是只说不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 (完)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