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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苹果日报》2012-9-9
严家祺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後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后来的增订版我补充了许多内容，书的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一点一点搜集起来的。
我在“文革”初期，是哲学研究所的少数派，这样就可以不参加哲学所多数派和文革小组安排的所有活动。我们少数派只有十多个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喜欢做领导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写大字报，连文革中“学毛选”一套形式都没有，在一起总是闲谈聊天。我几乎每天从学部步行到东单、王府井，有时去天安门、西单，到处逛街，有时到龙潭湖游泳。在街上，任何传单、小报、油印资料都搜集，我没有照相机，偶尔也像约翰•里德那样，把一些张贴的传单从街头撕了下来。我当时知道，在“文革”多派互相攻击的情况下，可以创造自己的行动自由。
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二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连在一起的起点，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巩固了这一看法。当我知道北京四中和二十八中有许多联动分子後，我曾两次到天安门西侧的二十八中，想要有关联动资料，但一无所获。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虎山行”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後，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的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房子，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後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唯有我领导的“语录组”内没有“学毛选的讲用会”和“大批判会”，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
“语录”编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0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八一三页中。
附：《文革十年史》的10种版本
1.《文革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726页
2. 《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香港《大公报》出版，1986年
3. 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1987年
4.《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增订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5. 《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增订版，香港潮流出版公司，913页， 1990年
6.《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香港百川书局印行，1990年
7.《The Ten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87？当代中国研究所翻译，未经作者同意出版
8. 《Turbulent Decad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W.Y.Kwok.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6 ，659页
9.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十康吾监译，
1996年出版
10.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三卷集，2002年，十康吾监译
此外还有多种未经作者同意出版的版本。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9/yanjiaqi99/1_2.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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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5 11: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