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做客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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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沙龙第十五期回顾【时代小故事、江湖大实话】陈小鲁

2015-11-10 14:31:14


　　2013年12月29日，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做客第十五期江湖沙龙活动，讲述时代小故事、江湖大实话

　　　　主持人任志强：感谢各位在大年之前还跑来听我们的《江湖》，今天是我们金融博物馆和搜狐财经联合主办的今年的最后一期《江湖》。在现在的年代里头，80后的人们总在说时代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觉得有很多疑难问题，面临着很多困难，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在过去的历史中是怎么度过的，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有些红二代如今都发了财了，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红二代是没有当官没有发财的，尤其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开国元勋十大元帅的孩子是怎么度过他的年轻时代的。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陈毅元帅的后代，陈小鲁先生。

　　　　陈小鲁：我已经退出江湖已经很久了，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一个月，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觉得时代不太公平，没赶上革命战争，要是赶上战争我们也去当董存瑞、黄继光，1967年走过来发现以后，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见证了别人见不到的东西，比如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我估计永远不会再来了。今天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
　　　　
　　　　我们家在1955年搬到北京，我上育英小学——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当时是住校，那个地方要求挺严格，专门有一个老师管生活，因为我没住过校，所以没有集体生活的概念，我记得第一次到学校吃早饭有一盘豆腐乳是一人四分之一的，我一上去一筷子就夹到我碗了，当时其他7个同学愣在那儿，盯着我，我还奇怪他们怎么不吃，然后一个小孩跑去叫老师来，老师说陈小鲁同学是刚来不太了解集体生活，然后让厨房又拿一块拿，跟我讲，你现在不是在家里了而是在集体生活，你一定要考虑同学，这个豆腐乳要大家分着吃，我印象特别深刻，人是不能光考虑自己的。

　　　　那个时代是变化非常大的时代，有反右斗争又有58大跃进，58年考上四中，正好赶上大炼钢铁，那炼炼钢就在操场上挖个小炉子，我们叫炒钢，中国人的炒有传统，下边挖一个圆包包，半地下的底下是耐火砖，然后把矿石、废钢铁、木炭、焦炭按照一定比例放进去，用鼓风一吹，化了浇到炉子上就行了。四中当时有一辆小轿车是教学用的，就给拆了炼钢铁去了，现在实在是觉得很荒唐很疯狂，可是我们当时因为不用去上课所以就身在其中乐在其中。
   
　　　　当时政治活动特别多，经常上街、游行，学校政治课讲如何解放台湾，让我们大辩论，写大字报，后来粉碎四人帮就取消了，大家就坐在那辩论，两个人会跳到桌子上吵，越吵声音越高，谁都不服谁，想想很有意思，但是那个时候慢慢思想有点开窍了，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一个同学——张国焘，他有个手枪队，谁不服从他，就抓起来枪毙，师级干部说杀就杀了，这个与我的传统教育发生很大的矛盾，解放军都是兄弟姐妹，来自五湖四海，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不可思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带头造过反，之后1966年的6月9号发现一个工友他卖血，而且卖了很多次，学生就感觉到这个校领导没有阶级感情，怎么到了新社会还有卖血现象呢？于是就把学校领导批斗了，这样校领导就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到了8月份，毛主席回来以后讲工作组，说工作组是犯了路线性、方向性的错误，就把工作组也撤了，撤了以后我就被推举为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当时是不想干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干？等于你当校领导，你管这个学校，学校1200多人，你怎么能管得了，当时我们就有点惶惑。后来我发起了一个当时以四六八为主导来批判北京市教育系统的领导。这次会上我最后悔的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我斗，我是发起人。而且学校的我斗愈演愈烈，我们校党委书记华锦，38年的老干部后来在22号就自杀了。我就对文化革命进行了第一次的反思，我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当时我发起了西城稽查队，在文化革命中是一个特别的组织，它是维持秩序的，是一个跨校不以夺权为目的，一开始也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是后来就跟三师发生严重的冲突，被迫解散了。

    　　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学校是适用的，谁是代表人物谁就是就是校领导，我希望老师摆脱束缚参加我们的造反，造校领导的反。但是我们当时对校领导的看法在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的，他们都是老革命，忠诚党事业的工作者，而且宪法规定了50年的宪法，人身自由是不受侵犯的，你凭什么去斗人家，把人家揪到台上，所以我最近有个道歉，这可能会最后讲一讲。

    　　当时荒唐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最典型就是，有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发了一个通令说，为什么交通灯是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国旗是红的，应该改一改，改成红灯行，绿灯停，就为这个事周恩来专门给大家讲物理课，一国总理讲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也在琢磨，当时是这样的，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立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64年了，只有两年的时间你可以成立群众组织，成立政治性的以夺权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就是66年8月到68年，68年就开始收了，实际上在66年到67年，这一年半的时间，最大的地方性的跨行业的组织有上百万人，我们有个武汉事件百万雄师，上街几十万人，后来就不允许了。那阵是为了发动群众，这个就是说毛主席他对文化革命有很多的想法，其中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他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渐走上了官僚化、等级化的路线，有点像苏联了，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或者其它。所以他要采取一种办法来遏制，当时把煤炭部变成煤炭科，中国当时的8亿人口，社会没法管理，而且文化革命的两派都是自诩为无产阶级派，在重庆出动了大炮、坦克。当时武斗死人就葬在那个地方了。

　　　　现在很多人诗意解释文化大革命，我们红卫兵从8月份到了12月份，红卫兵就退出历史舞台，后来大学生走上舞台，清华、北大、地质学校，到了58年8月份学生也退出历史舞台，都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来做这个事，不是通过法律或党章的规定来参与政治生活，所以现在很多人的想象都是非常简单，标签化的，我们当时也贴标签，校领导犯什么错误？犯走资派就够了，对这个问题，我讲讲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干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两件事，一个是解散民主党派，当时所有人写篇文章拿到印厂，免费给你排版，你要印多少份就给你印多少份，并且可以随意散发，大街上没人管，到处张贴都可以，所以在大街上不是大字报就是小字报。

　　　　毛主席让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我们可以管一管民主党派。由于对党的决定发出不同的声音不能容忍，就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写了一个通令，限他们72小时解散，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得到一些反馈，这些民主党派的里面也有群众组织，他们就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逮捕就三天的时间，当时形势发展非常快，不断有新东西出来，不断有中央文革的讲话，总理的讲话，所以我们忙着在各个学校里串联，大家打探消息，看大字报，所以两天以后这个事就被忘了，到了第三天，民主党派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你们八中红卫兵，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说期限到了。他们来找我，我当时就年纪大一点嘛，我说这么吧，把他们大印给收了，解散得有一个标志，这样就把它那个印给收了，收了以后两天，回到家，我们院的李富春看见我把我叫住，接着就臭骂一顿，我记得最清就是说，你们什么都敢管，党中央的事你们也敢管，我说怎么办？下一个通令把他们恢复，老头气得够呛，你们以后办事情好好想想，好好过过脑子，学习学习中央政策。

　　　　后来文化革命斗争非常复杂，像我父亲那些老干部就对中国文革不满意，认为“怀疑一切打击一切”是错误的口号，他说“我做检讨是被逼的，我要跟你们斗争”，他讲了这些话。所以当时在在66年底、67年初就出现了一些联动，联动是中学生对中央文革不满，后来他们有些人被造反派扭送到公安部，我们西城稽查队的主要的头头都被抓进去了，我还没，我没有在里头有几个原因，他确实没找到什么事，我不主张打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联动的后台。江青记住了吴新潮，了解了他的背景，让卫士区的政委找人就问他认不认识陈小鲁，他当时一听这话留了个心眼，就说我不熟但是我认识。他们让他回来跟我交朋友，向我散布一点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言论，当时讲联动言论就是反对中央文革，说是他散布这个反中央文革的言论没有关系，他们会保护他，主要是看我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去向他们汇报。吴新潮人挺好的，他就不干，他就回去跟吴法宪说了，吴法宪对他说了两条，第一条这个不能干，第二条你还不得不干，吴新潮就跟我说小鲁你小心点，有人盯着你。有个联络员，这个联络员我也见过，吴新潮跟他讲说，我找了但是陈小鲁这个人不在学校里，怎么找也找不到。结果就因此说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不认真，就把他从制作办公室调到农场去了，等于靠边站了。

　　　　到了68年，江青他们又要抓我，认为我是黑手，还认为我父亲是中学校运动的后台。情况非常复杂。但这次总理不同意抓，总理就把他弄到部队去，说我到部队是最好的选择，我走之前，总理找我谈到，到了部队第一不能戴领章帽徽，第二不能照相，因为一照相就会有影响，第三你不能给家里写信，不能跟任何人联络，就这样我就到了39军，39军是一个非常好的部队。在1971年，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我三年没有回家，后来政委说要请示，请示完可以戴领章帽徽，纪律我都遵守了。当时当兵比较艰苦，我们在盘锦，营口和辽河边上种水稻，住的是土窝棚，冬天零下20多度，那个烧一把火睡觉，很快就熄完了，第二天早上毛巾、大头鞋全部是冻着的，当时我当兵表现还不错，是三年的五好战士。

　　　　九中全会以后了，我父亲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到你那三年了，一封信没有，表现怎么样？陈锡联说反应很快，表现很好，当指导员了。我父亲说能不能让立刻回家看看。后来陈锡联亲自来电话，说我老爹病了，我当时不知道我老爹癌症动手术，我一回来我父亲就说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当时干部和展示就是两兜四个兜的区别，我说我还是两个兜，之后过了两天，我父亲见了陈锡联，对陈锡联感谢着说道：我的儿子回来了，还没当指导员呢。陈锡联反应特别快，他说还要办个手续，他的指导员报告我都批了，后来回去以后，果不其然回去当排长。
  

　　　　主持人任志强：你后来当了武官。

　　　　陈小鲁：我追求个独立，后来开始批邓，批邓我就不想批邓，你不批还不行，你想想看，当时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干部，我这么一个干部不批邓，那你就变成反革命了，要连累一大堆人，从军到师到团，我后来写封信给老岳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想在部队干了，我老岳父说当兵就得在连队，就得在野战军，而且你那个野战军又是主力军，你到机关有什么意思？来了以后就到了总参二部，二部就出国，说到出国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当时我在国内学习还在看50年代的资料， 50年代就讲英国有伦敦雾，我在81年1月份一下飞机根本没有看到雾，伦敦气侯比较温和，冬天草是绿的，上面覆盖白雪，我一下来，说明我们现在部队的内部材料比较落后。

　　　　当时我们国家跟英国关系很好，他把我们列入二类国家，一类是盟国，二类是友好国家，三类就是苏联什么东欧国家，所以他想把一个抢推销给我，我打这个枪打得准，后来我给推荐给陶士居，他觉得这个枪很好，让我给他买5支样枪，我们主要是想仿制了，这个信息传过去，英国人就不回，不回我就有点着急，钱还在我这儿放着，我再三要求，最后一个贵族请我吃饭，说这个枪不能卖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镇压群众的武器。你们是专制国家你们会拿枪镇压老百姓，这个枪你们不能用，我们国家的警察也不能用，我说民主国家警察也不能用吗？他说是，这个枪太准了，打到要害会打死人的，这个不能买，就拉倒了。

    　　主持人任志强：你从英国回来以后，怎么参加政治体制改革？

    　　陈小鲁：我想当一个历史的见证，因为我没赶上前面一段经济体制改革，我回来以后，有人说我是文革语言，政改研究室找我，有人推荐我，我就去了，政改研究室是一个研究机构，当时我讲了一个道理，从毛主席到邓小平他们做领导都有一个特点，就讲话非常精炼把一个真理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文化水平不高，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人心，比如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比如说文化革命造反有理，老邓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所以我们不能讲非常复杂的话，这话长了没人听，人也记不住，我记得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还能数得出来，还有八荣八耻，有谁记得住，主席讲造反有理，谁记不住，我写报告的时候，我提出来要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党的基本路线表述清楚一点，后来人家怎么说，那咱不管，但是我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作为一个成员能充分表达的这么一个东西，以至于到了88年的时候，当时形势比较紧张了，党内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我们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我讲了，第一我们是中央的研究机构，不能专门为哪一个人起草文件，第二我们是研究机构，我们应该研究点问题，不能成为一个写作班子，第三如果搞不好我们就变成小舰队了，当时讲到这个程度，恐怕在任何的机关里都没有像我们这样下级给上级提问题，而且提得如此尖锐，在六四以后，在清查当中起了好作用，在这样的机构能搞什么阴谋，你有这么尖锐下级人员可以跟领导提意见，领导不以为忤逆，没有太多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家敢讲真话，这是我们党应该做的事情。

    　　主持人任志强：92年下海以后做了什么？

   　　 陈小鲁：首先帮助企业上市，当年广深铁路要上市，因为铁道部内部矛盾没上得了，这个事就推迟了，推迟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笔应收款给卖了，卖了8千万美金自己花了，后来又要准备上市，这个时候把8千万美金回购回来，回购回来就有问题了，因为外币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外管局，外管局就不干了，怎么能这样，我去找他，跟他说你批了5亿美金，我们当时国外最大的融资就进来了，你不批就没了，后来他想半天决定罚8万美金，整个项目就基本做完了。

　　　　主持人任志强：下面我们请衣锡群先生来做一个点评。

　　　　衣锡群：我初中上过两个学校，第一个上的是101，在101上了半学期以后我就转到四中，转到四中，就遇到你，考到高中我就考到东城区另外一个学校，我们那时候的来往基本就中断了，文革开始以后，你发起组织了西久，我们东城同学效仿西久成立了东久，有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在金水桥下见了一次。后来9月份以后，我们好像就看出一点端倪，我们变得比较边缘，你那时候就南下，我们也南下，我们到上海，目睹了武汉百万雄师那一幕。最近几年，我和小鲁都是一个公益研究性的一个团体伯渊基金的参与者，我们积极地参与进程的研究、观察、审视思考，我非常庆幸在几个人生段落中和小鲁，这样一个我非常钦佩非常敬慕的同学同行和相伴，我希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很长的时间能后继续走下去，谢谢各位。

　　　　主持人任志强：下面我们再请高西庆先生来做一个点评。

　　　　高西庆：文化革命开始我小学刚毕业，对文化革命所受到的各种遭遇是非常深刻的，自己家里也受到很多冲击。当时我在西安，对于北京的联动（西久）这些是有很多关注的，小鲁谈到的这些东西很零碎，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提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在座年轻人对这些东西可能不够了解，我希望年轻人去了解这段历史。中国历史上不得了的一些大事，到今天我们在正式的教科书里，在正式的宣传材料里都可能看不到影子，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史的悲哀，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持久，将来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的，这里面人性剖析的东西太多了，现在从网上看到对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把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点丑恶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看，所以小鲁文化大革命那些事对我们是有很多启发的，我希望大家能多去关注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任志强：下面我们再请王巍先生来做一个点评。

　　　　王魏：我和西庆感觉差不多，当时我在沈阳，沈阳分了三大派，我叫红小兵，当时对北京的任何声音都特别关切，所以尽管没有见到陈小鲁，但却知道陈小鲁。他说的一句话，我倒有点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不会发生了，我觉得非常危险，因为今天看，尽管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却对历史没有公平看待，没这个机会，由于我们太匆忙赚钱，太匆忙发展，太匆忙跟国际接轨，跟我们自己的历史脱轨，今天跟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的相同处，领袖的崇拜，群众组织力量高于个人自由，到今天仍然还存在，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发展方向被不约而同卷入一个漩涡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就出现了新权威主义等。我们要平静地回顾一段段历史，不是希望得出结论而是希望大家有思考的空间，今年我们的压轴最后一场我们特别邀请陈小鲁，因为他是当事人，而且他自己做了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一种反思，不仅是个人，他做的一些，比如最近做的道歉，实际上我认为将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知道忏悔的，所以我们向陈小鲁致敬。所以我们特别选了这场压轴演出请陈小鲁来讲，并请书院理事会任志强主持。

　　　　主持人任志强：我们进行下一环节，就是观众提问环节。

　　　　主持人任志强：我先代表搜狐财经提第一个问题，这是他们从网上征集到问题，请问你认为中国经济这30年比过去30年做对了什么？

   　　 陈小鲁：这还用说吗，就是咱们走了正轨，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才有了30年的大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主持人任志强：更多的人认为过去的十年不是市场经济。

    　　陈小鲁：没关系，再用十年纠正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有基础了，门已经打开了。
   　　
　　　　提问：很多人发出了一种反宪政的声音，不知道您对宪政这个问题怎么看？将来中国有没有可能逆历史潮流有一个回潮的情况发生，您是怎么看的？

    　　陈小鲁：宪政这个问题，最近三中全会讲了还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至于媒体上讲把宪政和宪法分裂开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我的概念里宪政就是依宪法行政，在别人的概念里宪政就是指三权分立，他们宪政不是八二宪法，这个矛盾要专家解释，其实我刚才讲了，治国就是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讲出一个真理，不要搞那么复杂，其实我讲用宪政没什么不好的，因为一个宪政首先以宪法执政，用这个解释的话没有人反对这个办法，咱们现在实行着的宪法是共产党制定的，你要想共产党下台你就修改宪法，人大代表里70%都是共产党，怎么能改呢？而且我认为实际上任何人都要有一个对立面，有个对立面不是坏事。
    　　
　　　　提问：您刚才说文革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反思过去，怎么样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呢？

    　　陈小鲁：我说的文革是个特指的，我这么说吧，造反有理、群众专政的文革不可能发生了，你想想看现在发生它的目标是斗当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有人害怕，所以我说那样一种不能发生，同时我也讲了一个文革的基因没有彻底消除，文革从来离我们不远，2011年反日游行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发生了爆打日系车主，当年我们看到这种会站出来讲话，但是没有人去讲没有人去救，这说明什么？少数反社会分子他们对日本人抗议吗？只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来泄愤，但是这种极端行为它能够绑架多数的人，游行队伍不是一万两万，这是最危险的，文化革命也是一样，谁左谁革命，极左派最后就取得优势，特别在像咱们这个社会当中，真是越左的人越能够取得话语权，取得优势，这是最可怕的。实际上这里不是左右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再一次文革出现，不是那种文革了，那个时候毛主席保证了上下统一的解放军，最后用军管结束了文革的混乱，那个文革是天下大乱了，这个是全体中国人要考虑的。
   　　
　　　　提问：通过您前一阵公开道歉信包括今天讲述，了解了您对文革一个基本立场，我想问的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提出群众路线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包括前几天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讲了，民粹政治解决现实的政治选择？

　　　　陈小鲁：我认为毛主席是一笔很大的遗产，其中有很多我们必须继承的，有很多是我们必须抛弃的，我们要加深对毛泽东的研究，分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东西是应该坚持的，所以我不主张全盘否定毛泽东，而且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在反思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达成法律的共识，不管你是什么观点，都要认同我们的宪法。在这个框架里头，你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提问：我在网上看到有一部分这样的言论，文革当时之所以发生是主席感觉队伍要散了，不好带了，我不知道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什么这十年没有纠正过来？

   　　 陈小鲁：文革比较复杂，我刚才讲了我的一个观点，毛主席对当时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问，他认为是逐渐走上苏联的道路了，因为在文革之前发了9篇文章评论苏联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所以他下了个决心，这个决心应该是前无古人，我们讲文革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失败，并没有达成毛主席想象的更加平等的社会，我觉得现在实现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现在我们24条里也有平等两个字，而且这不但是社会主义所有的人都要追求平等，人和人之间就是平等，所有的法律、联合国宪章都讲平等。
    　　
　　　　提问：大家知道您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陈毅元帅，您是怎么评价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父亲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什么？

   　　 陈小鲁：我觉得我父亲很伟大，我看我父亲，因为离得近，一开始我也觉得他好像一个普通人，我父亲很少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功劳和他经历的事都是他去世以后，别人写文章，我才知道和了解的。我觉得他是忠臣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和解放军战士，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他最大的特点是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尊重，这里有很多故事，我们也都是后来知道的，比如他跟张伯驹的故事，就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也是在大的方面，他从来不讲别的事，就讲为人民服务，让我们不要有干部子弟优越感，要尊重老师、同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地位功劳都是党给的，他对我管理很宽松，学习成绩只要及格就行，在政治上希望我有独立的见解。我比较追求自由，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提问：中国官方的一些对历史的描述可能我们都已经知道，你怎么看待非官方对历史的描述？

　　　　陈小鲁：从来都是这样，官有官史、民有民史、野有野史，这就看你个人怎么选择，官史讲得有道理，你就相信官，民史有道理你就相信民，因为我们现在档案里面没有公开，这个主要是你自己把握就行了，中国人是有历史情结的，这是你个人怎么考虑，比如我很简单，我到了英国，一看我就觉得不对头，我们老说英国人，三分之二的世界人还在受苦，到那一看，怎么三分之二比我们三分之一过得还好，跟我们当时的史观中对外国的看法截然不同。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的体验和看法。
    　　
　　　　主持人任志强：谢谢各位。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现状和中国未来发展以及中国的体制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读书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孔单已经出了自己的口述史、回忆录的书，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与这类似的书，也比如说关于插队时代的事已经出了很多，关于老三届的书也出了很多，关于文革回忆的书也有了，如果通过这些慢慢的恢复或者还原我们当时的历史发生的一些情况也许对我们下一代更有影响，会使他们了解得更多。另外我们江湖也在安排，请池中军老师讲一讲有关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重点谈到的就是枪杆子里头打出来的政权和通过议会谈判而形成的政权两者之间的差别。通过池中军老师来讲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体制。我们读书会最倡导的就是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我们不愿意台上的人给你一个固定答案或者给了你这个答案以后你就相信这个答案，那我们可能就办了件错事了，从我们不同的嘉宾回答中找到大家需要的东西或者能帮助大家独立思考的东西，这可能是对我们社会最有用的东西。
   　　 今天的时间到了，很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年底的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希望大家以后更加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勇于提出问题，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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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当年参与1967年的香港暴动是年轻冲动




搜狐财经讯 12月29日，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主办，搜狐财经深度合作的“江湖”沙龙举行第十五期，本期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陈毅元帅之子、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鲁。由他来讲述自己的江湖故事。
　　陈小鲁在谈到1967年反英抗暴的香港暴动时，称自己是年轻冲动血气方刚。
　　以下为陈小鲁部分演讲文字：
　　香港左派组织在党领导下和港英当局斗争，我们报纸上报道以后，红卫兵义愤填膺，广州红卫兵要组织人冲香港，当时他们怕气势不足，跟我们讲愿不愿意支持香港的爱国同胞，当时我们都年轻，血气方刚，有人组织，去啊。
　　当天他们准备两辆大巴，去的人太多了，光外地的人就把大巴占满了，他们说算了，大巴先走，我们随后找车，主持人留在广州搞车，当时要过三条河过深圳，每条河都要摆渡，摆渡到第二条的时候，我们有人就说了不能再走了，说后面老不来，主事老不来，我们去了怎么办？
　　大家商量商量就等，等了以后就来了五辆吉普，下来一个军队老干部跟我们谈判，但红卫兵肯定不听他的。他反复说，中央政策这个什么，你们不能去，千万不能去啊，然后过了一会又来辆车，来了一个参谋样的人，下来跟老头讲了两句话，老头一下就傻了，说三个儿子都在车上。
　　这帮小子搞了辆罗马尼亚嘎斯69吉普车，挤了28个人，然后开车的主从来没开过汽车，只看过司机怎么开，就敢在中山路上开快车，把车翻了，全部受伤，来不了了，这个老头他的三个儿就在那个车上，后来他儿子跟我讲，总理给黄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红卫兵截住，黄永胜对那个老头说，他是广州军区后勤部长，你截不住，就别回来！
　　他看他三个儿全倒在那了，他根本不理我们了，走了。我们这帮人就跟着走了，我那天困了睡觉，他们都走我不知道，倒班人，红卫兵，小兵醒醒。醒了没人了，他们都走了，我们截辆车跟司机说好，给你拉回广州，要不然你这车也走不了。
　　当时像我们那个地方确实非常幼稚也非常冲动，一想这个事就是很简单，反映年轻人那种盲动、冲动的那种心理。
(责任编辑：曹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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