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恒军 １９６６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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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的由来和简况


１９６５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敲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
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
在严格保密的状况下写成的。尽管许多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但北京各报刊迟迟未动
。为了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以彭真
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即《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
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等人的抵制以及《二
月提纲》的产生，不仅引起江青的极大不满，而且成为江青在上海搞“纪要”的重
要背景，特别是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使“纪要”升级的重要背景。

在江青的责难下，《解放军报》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９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
章。为进一步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威望、影响，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江青于１９６
６年１月２１日，专程从上海到苏州找正在那里休息的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
文艺工作座谈会，说是请“尊神”。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
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会议地点由江青确定在上海。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
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２月２日刘志坚
等一行６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当天下
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
句话”转达给江青。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
。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
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
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
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
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江青听完后，面露喜
气，随即对刘志坚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
一点意见。”下午５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
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
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而后谈了
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
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
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
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
了调子。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座谈会从２月２日开始，到２０日结束。中间因江青有事，１０日至１５日未
开会。据当事人刘志坚回忆，１０多天的座谈会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３０多部电影和三场
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１３次，指定放
映影片２１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
们４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
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２．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８次，每
次半小时至１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
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
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
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
、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据我当时的
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８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
，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２月３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
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
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
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２月５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
大；第四次是２月８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２月９日下午，讲她搞京
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２月１６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
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２月１７日下午，谈要修改电
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２月１７日晚，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
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次谈活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
谈一共４次：２月２日晚见面谈一次；２月９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
；２月１８日、１９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
听，听完就散。３．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４人阅读了毛主席的
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１９４４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
信》，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
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
读，不准传出去。４．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
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
《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
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注：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
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３０辑。〕

◇　“纪要”产生的经过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出于要向总政治部常委汇报的考虑，当即与李曼村、谢
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
讨论，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陈亚丁修改，于２月２０日晚整理成约３０００字
的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连
夜打印后，刘志坚于第二天给江青送去一份。２２日，刘志坚等乘飞机到济南后，
又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去一份。江青看了这份汇报提纲很不满意，认为“座谈纪要
（指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求已回到
北京的刘志坚派人去上海，由她帮助修改。在江青的主持下，汇报提纲三易其稿，
最后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一次大修改，时间在２月底。座谈会结束后已回到北京的陈亚丁受萧华和刘
志坚的委派于２月２５日携带原稿返回上海。２６日张春桥接陈亚丁到锦江饭店，
与江青、陈伯达一起商量修改问题。陈伯达谈了预先准备的意见，后来反映在“纪
要”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
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
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
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二是他提议“要讲一
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
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
了”。陈伯达谈的意见受到江青称赞，说“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当日，
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连同自己根据
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原稿上。２７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
稿子作了些改动。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
亚丁再修改一遍。２８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
江青认可。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未作变动，但在内容上作了很多的增删与
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３０００字增加到５５０
０字左右。题目虽还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但不是原来
那个汇报提纲了。

第二次大修改，时间在３月上中旬。３月１日，陈亚丁带着被江青认可的那个
修改稿回到北京。与此同时，江青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
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
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
东对稿子共作了十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谈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
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
、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
。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于是，江青先找
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５
个人一起从１２日至１４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５５００字
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字左右。

第三次大修改，时间在３月中下旬。这一阶段实际是定稿阶段，主要做了四件
事：一是江青把第二次大修改的万字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先后作两次修改。
１７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３点。请你们斟酌。
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二是毛泽东批示后，江
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召到上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商量定稿。三是
此时住在上海的林彪收到江青３月１９日的信和“纪要”稿后，当面指示刘志坚代
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这封信起草后经林彪修改审定。２３日刘志坚返回北
京，将带回的“纪要”稿和《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分送军委常委们征求
意见。四是刘志坚了解到军委常委们都划了圈，３０日将事先准备好的以军委名义
给中央的报告加以修改，与“纪要”稿以及江青３月１９日给林彪的信、林彪３月
２２日给贺龙等军委常委的信，一并报送中央。至此，“纪要”算是正式定稿，全
文约９３００字。

“纪要”报送中央后，４月１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４月１０日，
“纪要”由中央办公厅以２１１号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印发时，中央加了一个１
４８个字的批示，指出“纪要”“很好，很重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
彻执行”。事后，因中央要对批语增加“新的补充”，５月２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
知，要求１０日前收回２１１号文件，同时发出文件号不变、时间不变、有新批语
的“纪要”。新批语约８００字，写了四层意思：一是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存在“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是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和绝
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这种
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三是确认“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
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仅
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四是规定文件印发范围和传
达范围。

４月１８日，《解放军报》以社论的形式摘要刊登了“纪要”的内容，并称“
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
在兴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纪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发表时在文字上作
了多处改动，删去了第三部份的十条措施，并配发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重要文件》的社论。同一天，《红旗》杂志也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两个根本
对立的文件》，把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向中央
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当年２月１２日作
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诬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面黑旗”。
它把“纪要”称之为“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
的一面红旗”。

◇　“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记述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座谈的内容及座谈会的过
程和方式，其中全文照录了刘志坚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

第二部份，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所谓“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

第一，诬称新中国成立“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
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断言“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第二，宣称从１９６４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京剧“革命”已“带动文艺界发生着
革命性的变化”，“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

第三，断定“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
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

第四，吹捧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
指示”。主张解放军要“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起重要作用”。

第五，鼓吹“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在“要破除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口号下，攻击我国３０年代的左翼文艺运
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
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
信”口号下，借批评斯大林，否定“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
”。宣扬正在进行的所谓“文化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
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号召人们“做一个
彻底的革命派”，去“创造”“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

第六，指责文艺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存在着一种“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
”的“很坏的作风”。责令对“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
”。还点名要《解放军报》写文章批判影片《兵临城下》。

第七，指责文艺批评家的现状是“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表示要打破少
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号召在文艺批评中，要“把文艺批评变
成匕首和手榴弹”，开展“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还指责一些人撰写
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等著
作，是“伪造历史，提高自己”，散布了许多错误论点。鼓动“要有计划地进行彻
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第八，煽动反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斗争，不能只提“小人物，要提大的”。
要求“军队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批判
文章。

第九，鼓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像”时，“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甚至
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些作品是“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
线”；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些作品虽写了英雄人物，但
“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美化”敌人，有些作品“专搞谈情说
爱，低级趣味”。并把这些归结于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
决反对。

第十，断言“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
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扬言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在十点意见中虽也写了一些正确的话，如肯定“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
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文艺工作者要“不
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但这些正确的话，有的还是毛泽东修
改时加上的，绝非江青一伙的本意。

第三部份，对军队如何“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这次座谈会成果，
提出了十项措施，总共不超过２６０个字。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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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余汝信

    １９６６年２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
），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１〕会后经毛
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
其重要的文件”。〔２〕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文革后于１９８９年发表了回
忆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３〕刘志坚的回忆录值得重视
，原因有三：一，参加座谈会人员中，目前从公开渠道所知仅刘志坚留有此过程的
回忆；二，此后几乎所有论及“纪要”产生过程的著述，都是直接或稍改头换面抄
自该回忆录；三，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
史真相。

    在未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形下，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也只能是出自于刘志坚的
回忆录。

    一、“座谈会”是江青提出召开的

    刘志坚的回忆录称：

    １９６６年１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
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
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
“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根据刘志坚以上回忆，可以得知：座谈会的事，是江青找到了林彪，而不是林
彪去找的江青。而且，我们至今尚不知道江青此举到底是个人的行为还是毛泽东的
意思（按常理推测应是后者，但目前并无直接证据），如江青对林声言是毛的旨意
（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林彪又岂能对其置之不理？刘志坚说他与总政的人“都
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其实叶群也不知道江青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以为只是“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
创作”。

    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
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
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
真相：是她请的“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４〕

    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
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
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
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
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
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
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
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
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
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
知。

    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都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路线在军队中的积极贯彻者。
刘志坚不久后是第一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又与谢镗忠代表军队参加１９６６年
５月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刘任副组长，谢任组员；谢镗忠、李曼村还是１９
６７年１月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刘、谢、李１９６７年先后“靠边站”
，文革结束前后又重新恢复工作，这是后话。

    参加座谈会的四人之中，陈亚丁运气差了点。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１９７５
年一度复出，主持重新设立的总政文化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被视为“四人帮
”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又遭批判，自此从政坛上消失。刘志坚回忆录中对陈亚丁似也
“另眼相看”，很多事都往陈身上推。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并不知道陈本人对此有
何说法。

    此外，刘志坚上述关于谢镗忠的叙述可能有误。１９６５年，总政文化部领导
班子调整。当年７月，原任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谢镗忠调任文化部部长，遗缺由
鲍奇辰于次月接任。刘志坚说谢经任命后半年尚未到职，似不确。〔５〕

    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
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
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
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
出了像“丰收舞”、“洗衣舞”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
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
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
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
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
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
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
报。

    所谓“几个人共同的意见”，尤其是１９６６年初已能直言“江青这个人疑心
大，脾气也大”，是否确有其事？难以查证，总使人有些怀疑就是了。不过，“有
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就并非如此。四人尚未回京，“纪要”初稿已经草成。

    １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２月２日就来
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２月１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
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
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
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
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
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
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
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并无过分之
处。

    二、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

    ２月２日上午，我们一行６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
为行动方便，６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１９４４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
写给平剧院的信》等３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
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
。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
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５点钟
，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
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
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
，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
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
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
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
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
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了陈丕显的老底——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
知情。这一顿晚饭，陈丕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绝对不会提及的。

    从２月２日下午开始，到２０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２日下午至１０日
为一段；１６日至２０日为一段。其中１０日至１５日没有开会，因为２月９日下
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
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２月１０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
１６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刘志坚向林办的汇报“并请指示”，没有下文。可见林彪对座谈会既不积极，
也不重视。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
谈就谈，说不谈就散。１１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１、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３０多部电影和三场戏
。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１３次，指定放映
影片２１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
４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
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２、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８次，每次半小时至１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
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
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
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
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
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８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
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２月３日下午，主要是
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
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
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２月５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
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２月８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２月９日
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２月１６日下午，
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２月１７日下
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２月１７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
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
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４次：２月２日晚见面谈一次；２月９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
组谈话一次；２月１８日、１９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
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３、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４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
是《毛主席于１９４４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６〕另
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
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阅读，不准传
出去。

４、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
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
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
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
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４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
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回忆录接着叙述了江青谈话的五点主要内容，因为是以１９８０年代的思维方
式写的，多为事后的批判言语，意义不大，故本文略去未引。

    注意上文中有关杨成武的叙述。杨成武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
要很好重视——这是杨成武当时的真实面目。刘志坚加这么一句，不知是否“别有
用心”？

    三、“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刘志坚在回忆录中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
程：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４人，为
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
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
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
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４人起草的第
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８个样稿，反复修改达３０次之多，字数由３０
００来字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多字，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２月１９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
了。我当时想，看了１０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
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
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
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
下简称“汇报提纲”）。

    刘志坚以上叙述，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１、按刘志坚在前文中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
，“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
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２、按刘志坚自己的说法，他们四人临离京时“共同的意见”只是“带耳朵听”，
但刘志坚在座谈后却要陈亚丁对江青的谈话进行追记，这不仅违背了江青本人的意
愿，也违背了他们自己共同的意见（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的话）
。

３、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

４、《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觉得江青谈话重要，
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
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这个“汇报提纲”约３０００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
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
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
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
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１、“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２４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中有一条与主席
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
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
黑线。”
２、“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
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３、“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５、“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６、“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
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７、“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
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
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
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８、“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
，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１、“预定在４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２、“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３、“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４、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５、“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６、“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
大家把关。”
７、“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８、“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２０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３０份。当时我们４
人还研究了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
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
还是送她一份。２月２１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２２日下午，我们
一行６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
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
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
贯彻。”第二天（２３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
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
江青（本意是否表功？未可考），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四、毛泽东要陈伯达等参加修改

    据刘志坚回忆，林彪说材料“搞得不错”，江青说“根本不行”，林彪说“回
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江青“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去”。江青更抬出了
毛泽东，称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无来参加修改。有毛泽东幕后撑腰，自
然江青的淫威就压倒了林彪的意见。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
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
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
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
，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
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２月２５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２月２６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
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
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
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
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
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
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１７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
，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
３０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１７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
，“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象《沙家
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
》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
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
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
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
子，全改写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
。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２７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
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
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
“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
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２
８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
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
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
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
、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３０００字增到５５００字左
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１．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未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
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
。”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
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
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２．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
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
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
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
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
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
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
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
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
。”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
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
阴谋。

３．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
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
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２４年
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１５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
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
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
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
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
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４．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
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１５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
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卿瑞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有影响的
，要彻底肃清。”

５．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
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
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
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

６．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
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
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
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３
月１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
，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
，将修改稿打印了１００份。

    五、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
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
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
，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
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７〕毛泽东第一次审
阅时，修改共１１处，其中重要的有：

１．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６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２．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
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
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篡的《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
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８〕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
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毛将“委托”
两字强加于林而林又不好说什么，由此可见毛政治手腕的确老到！

３．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
，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
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
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１９６２年十中
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
步地开展起来了。”

４．在“要破除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
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
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
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５．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
，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示“请陈
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
。３月８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３月１０上午，我同
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
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３月１１日下午，江青派人
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
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
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
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三十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
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１４日修改完毕，１５日我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
全文由５５００字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１．在第一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
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
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２．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
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３．增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９００字，即从“近三年
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
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
努力。”

４．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５．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化的批评是尖
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
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６．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
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
《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
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７．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
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
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
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８．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
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
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刘志坚此处的回忆也很重要——林彪根本没有什么“建议”，而江青等一口咬
定是“根据林彪建议”，这与毛泽东所加“林彪同志委托”六字一样，都是强加于
人的，并非是什么“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３月１４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
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
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
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
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
，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
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
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１０〕根据陈亚丁当时
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
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１．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
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２．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

３．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
了未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４．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
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
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
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５．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６个字删去了。

６．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
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７．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１７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
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
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的所谓“建议”，其实是吩咐江青，将“纪要”“用军委名义，分送中
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
的意见。“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地方，推广
至全国。

    ３月１８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３月
１９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
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
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
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
，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
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并把毛
泽东３月１７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
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
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
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
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
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
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
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
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林彪此信，原信抬头致“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刘
志坚将其称为“给军委常委的信”，该信１９６７年公开发表时标题也改为《林彪
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并不准确。因军委常委除林彪及上述诸人外，时还有毛泽
东、朱德、邓小平。时贺龙等皆为军委副主席，不如改为“军委其他副主席”更为
贴切。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３月１９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
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
颇费苦心的。

    ３月２２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
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３月２３
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
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
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
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
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
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
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很显然，“纪要”
是毛江夫妻店的产物。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故
而，与其冒着“林彪同志委托“的虚名，不如实事求是，正名为“毛泽东同志委托
”！

    六、“纪要”的内部批发与公开发表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３月３０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
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
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
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
                                      军　委
                                    １９６６年３月３０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
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
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２０份。我又让人送去１９份。３
月３１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
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
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
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
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
、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４月１日以传文（６６）８７４８号批发“纪要”，
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
。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４月２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
：“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
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４月３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
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
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
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
，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
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
就是不买刘的帐。到了４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
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４月４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
〔１１〕

    ４月１０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６６
）２１１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１９４４年１月９
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
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
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
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
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
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
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没有说明白，其实值得推敲。“纪要
”的批语要重写，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其实也起了重要作用。

    ５月２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６６）２５４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２１１
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
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
５月１０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
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５月１０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
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
还是以中发（６６）２２１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４月１０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
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４月１５日发出通知，说：“中发（６６）２２１
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４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
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４月１８日
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
军报发表。全文９８００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
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指的应该是报社党委书记华楠（总编辑），副书记
唐平铸（副总编辑）以刘志坚自己的以上叙述，萧华、刘志坚及解放军报负责人都
可谓是一时的积极分子。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１９６６年４月中央文件转
发的“纪要”相比，有２０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１．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
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２．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
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
远的影响”。

３．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
们”删去了。

４．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
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５．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１０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１
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１９６
７年５月李曼村、谢镗忠也在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１９６７年５月公开发表的“纪要”与抬头经修改的林彪给贺龙等的信。

    １９６７年年中以后，萧华靠边站。他的名字，从重新整理后再次发表的“纪
要”中删去。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的名字从重印的“纪要”
中删去。

注释：
〔１〕〔２〕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
文件》。
〔３〕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本文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楷体字部分）均引自该文。
〔４〕《为人民立新功——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６７〕３５５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
七年十月），页３９。
〔５〕见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
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页５６，５８。另据《鲍奇辰传略》（自印本，２００
１年１２月），鲍（原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１９６５年８月底已到总政报
到，９月上旬即到群工部上班。
〔６〕刘志坚原注：这封信１９５１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
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
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７〕〔９〕〔１０〕刘志坚原注：见江青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日给林彪的信。
〔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页２８
〔１１〕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
出版式，１９９６），页２４０。

选自《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bluesky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
——驳“林彪江青勾结”论

陈昭

    评论《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一个老话题，笔者之所以
还要议论它，是因为笔者与已有的观点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

    多少年来，凡是讲到文革中的林、江关系，都把这个《纪要》当作他们紧密勾
结、兴风作浪的重要依据。后来，当事人回忆会议情况和揭露历史真相的文章不断
出现，让人们知道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和“黑线”论是毛泽东和江青提出
并写上去的，林彪并没有委托江青开会，这为廓清迷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
个所谓“座谈会”是谁策划召开的？“座谈会”《纪要》是谁炮制的？炮制它的真
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选在此时召开这个会？为什么选在部队开会？它的实际作用
又是如何？林彪对这个会是什么态度？——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清楚地了解《
纪要》和它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

    余汝信先生的《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已经把毛泽东制造“林彪委托
”的假象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剖析《纪要》的其他假象。

    一、毛泽东、江青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

    这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林彪“委托”江青开的。查遍所有资料
，找不到一个字证明林彪曾经“委托”江青召开这个会。江青是自己主动跑到苏州
见林，并不是林彪约请她；是她告诉林，她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

    开这个会究竟是谁的主意呢？江青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
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１〕江青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因为毛泽东全力
投入了这个会，三番五次地参与修改该会的《纪要》，亲自决定该《纪要》的下达
名义和程序。所以，这个会是毛泽东和江青策划并操纵召开的。那么，毛江究竟为
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

    毛泽东经过长期准备和筹划，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大事——所谓“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１９６６年年中拉开帷幕。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关系到他身后千秋功业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乎他所做
的第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冒着巨大的风险——７３岁高龄的风险和他所预计的党
内多数人反对的风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毛泽东对中国民间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非常熟悉，在
晚年经常念叨。毛心里明白，１９６６年，自己已经７３岁，并且患有多种疾病，
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逃不过“阎王爷”的手掌心。所谓“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说
不定什么时候突然病倒，甚至撒手人寰。毛泽东因此有一种异常的紧迫感，他要和
阎王爷作战。这个风险是毛无法克服的。

    毛泽东要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目的，完全不是像他公开宣示的那样，是“反
修”、“防修”，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目的摆出
来昭示全党。由于见不得人，所以，他采用的基本手段只能是阴谋、权术和欺诈。
他虽然押上他几十年来的所有积累作赌注，但是，他心里异常明白，“纸包不住火
”，一手遮不住天，随着阴谋的一点点暴露，他必然要遇到来自全党全军全国上上
下下的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晚上上天
安门看烟火时，到后来太晚了，很多人都走了，陶铸、陈伯达、康生都走了，只剩
下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２〕在天安门上
，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并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
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这说
明他充分估计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相当大，另外也看到他的决心很大，不管遇
到多少挫折，失败了，受到惩罚的话，你们要同我一起承担这个历史责任。”〔３
〕虽然这段话是毛在“部队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八个月说的，但是，这个问题在
毛的头脑里却不是当时才有的。对毛来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是一个巨大的“梦魇”，在他筹划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时时时刻刻牵着他。
毛竟然把发动文革和要被枪毙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风险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所
以说，这个风险也是毛极难逾越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军事家，对这场巨大的、特殊的“战争”，事先必有
全面的谋划、运筹。对它的准备，发动，如何达到高潮，如何结束，如何用将用兵
，需要组织多少大的战役，以致于每个战役如何进行，毛泽东都会殚精竭虑，精心
谋划，他觉得有了把握才能动手。文革开始前夕，毛避开除周恩来以外的所有中央
领导人，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韶山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与世隔绝了
１１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毛唯有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
”毛在干什么呢？他“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
〔４〕

    毛泽东在文革正式发动之前，已经组织了几个“战役”——开展“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即“四清”），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抛出《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拿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按
照他自己的信条：“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
面的工作”。从１９６２年以来，毛已利用各种方式造了大量的舆论。

    由江青前台指挥炮制出来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毛
本想掀起一个大的声势，然而，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北京的报纸软拖硬顶，就是不
理睬。后来不得不登，还放在学术版；发行小册子北京也不预订。中央政治局的多
数人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设法对批判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
识界也采取消极态度。这些情况令毛十分愤怒，十分恼火。

    大战发动在即，毛泽东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毛泽东历来
极其重视分清敌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５〕

    在文革这场战争中，谁是毛必须依靠的力量，谁是毛需要团结的朋友呢？肯定
地说，在党内高层，毛没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力量。

    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共核心——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
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张闻天
、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共２６人。其中，文革前已去世３
人（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已打倒２人（彭德怀、张闻天）；文革开始前毛
泽东即认为要打倒或有严重问题的５人（刘少奇、彭真、贺龙、邓小平、陆定一）
；老迈病重的３人（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以上共１３人。

    这样算起来，八大政治局除毛泽东外还剩下１２人：周恩来、陈云、林彪；陈
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乌兰夫。

    这些人，有毛泽东可以依靠的力量吗？一个也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失去
了毛的信任，很快被打倒或靠边站（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井
泉、薄一波、乌兰夫等８人）。

    最后的周恩来、林彪、陈伯达、康生，情况又如何呢？

    对周恩来，毛从来只是利用和批判斗争，从未把他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

    对林彪，表面上看，毛发动文革是“依靠”了林，让林当上了惟一的党中央副
主席，但实际上，从文革的准备阶段到林彪死亡，林虽然坐在“副统帅”的位置上
，毛却从未让他有任何实权。重大决策不要说林彪不能参与，有的重大问题就是在
毛决定之后也不对林讲。

    对陈伯达，毛泽东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
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６〕

    对康生，毛似乎“依靠”的程度大一些，但是，康生是江青的“走卒”、“附
庸”，“一切问题都以江青的意志为转移”（王力语）。〔７〕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毛抛开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依靠
他临时组织的“总学委”（主要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等）。解放战争时期，
他依靠中央五大书记和四大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建设时期，毛逐渐感
到无所依靠，因为毛不懂经济，又想凭空胡来，他的意见总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左，
从而成为促成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到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在中
共的老班底中，毛就完全没有可以信任的力量了。

    那么，毛要进行这么大的“战争”，能够没有组织上、力量上的准备吗？当然
不会。

    毛泽东明白，发动和领导文革，掌舵人是他自己。但是，只有掌舵人是不行的
，毛特别需要能够在第一线冲杀、能挂帅出征的先锋。这个先锋必须极为可靠；必
须嗅觉敏锐，最能领会和贯彻毛的意图；必须敢打敢冲；必须善于煽动和宣传。更
为困难的是，这几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谁符合这些条件呢？毛泽东心目中的对象只有一个人，就是江青。毛与江青结
婚近３０年，毛对江用了非常大的力气精心培养，毛对江的期待还远不止是打先锋
。现在，毛认为到了江青该出山“露峥嵘”的时候了，到了该让江青挑重担的时候
了。

    但是，如何推出江青，却是摆在毛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众所周知，中共有一个传统，就是十分重视资格和山头——是井冈山上下来的
，是长征的，是延安的，是方面军的、几野的……大家对何时参加共产党，何时参
加军队，何时担任什么职务，即所谓党龄、军龄、职龄，十分重视。江青在资历上
虽然还说得过去（１９３３年入党，１９３７年到延安），但是，她在上海有一段
当演员而且绯闻缠身的经历，历史上也有诸多疑点，所以，江青在党内高层的名声
非常不香，许多人曾极力反对毛江的婚事；在职龄上也拿不出手：解放战争时期江
青担任政治协理员（相当于营级干部），主要工作是照顾毛的生活。解放后，公开
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级别为９级，且长期不上班。另一项过硬指
标——战功，江青几乎等于“零”。若按常规论资排辈，江青则永无出头之日。在
党内高层许多人的心目中，她只有一个身份——“毛泽东的女人”，大家完全不认
为她有什么水平和能力，充其量，江青只能当一个“副部长”。１９６６年下半年
，陶铸曾告诉他的夫人曾志：“有一次，我与周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
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
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８〕江青对只
把她看成一个副部长级的干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从这件事，一方面，清楚地看
出以周恩来和陶铸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对江青的能力大小、可任职务的一般估计；另
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江青对自己的评价有多么高！

    毛心里明白，他一定要重用江青，但又不能犯众怒，否则，即使把江青提拔起
来，她也无法工作。毛不能公开凭空吹捧江（隐晦曲折的吹捧是有的，如把江青捧
为“乱云飞渡”中从容挺立的“劲松”），不能突然地凭空提拔江，所以，毛必须
采取特殊方式，使江青在极短时间内建立“特殊功勋”，给江青迅速进入最高层建
立基础。其实，毛泽东早就开始做准备了。

    方丈先生在其文章《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中深刻地指出：

    中共高层家庭成员参政掌权，起于文革之前，其发起人是刘少奇。“四清”运
动中，刘太太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被印成小册子，是所有干部必读
文件。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学习讨论。全党全国确实掀起学习桃园经验的
高潮，王光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一个夫人新星。在这之前，共产党还没有把
太太搬出来当政治人物的先例。所以刘少奇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随着刘先生抬出了
太太，林彪等人也把太太叶群变成办公室主任。
    问题是刘少奇和林彪两家的太太掌权，是经过谁的认可。或者，这事是否就是
他们二人自己想这么干就干了。笔者在其中有一极大疑问，并在此作一大胆假设：
刘林的太太掌权，得到毛泽东支持。（卡玛女士对笔者说，为拍《八九点钟的太阳
》她曾访问王光美女士，王女士说是毛让她出来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以他们
二位打前锋，为江青出台做好准备。用他们二人的太太打这个前锋，是非常合适的
。在中共高级干部内部，太太分成两伙。一伙为老红军派。如朱德周恩来的太太。
一伙简称“新的”。这简称可不是笔者自创，而是老一派对年轻的那几个的称呼。
毛、刘、林三人的太太都属“新的”。江青是三人中年纪和资格最老的。所以以刘
、林的太太打参政前锋，如果得到世人认可，江青的出台就顺理成章。如无毛泽东
的认可，刘林绝对不能也不敢让太太出台参政。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太太的任
务是为江青打先锋，笔者认为他们绝对地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让太太出台参政，
必是毛授意支持。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江青打先锋。假设他们没有得到毛的
准许，不是为了江青打先锋，而自己擅自让太太参政，那不但说不通，而且也绝对
不像刘林二位的为人。如果毛示意让刘林作太太参政先锋，他们就会把这当作上级
命令，而努力执行。〔９〕

    王光美、刘源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证实了方丈先生的观点：“毛泽东
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
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１０〕

    虽然有了刘少奇太太王光美和林彪太太叶群的铺垫，但是，主要还得靠自己。
前几年，江青抓京剧改革，赢得了一些名声，但只限于戏剧界，扩而大之，也只在
文艺界，而且是在基层单位；１９６５年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了
一大功，进入了政治界，但江处于幕后，人们不知道除姚文元以外还有第二人。因
此，需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办法，使江青不但进入政治界，而且大大提高其知名度和
政治地位。同时，还必须让江青尽可能多、尽可能早地与军队建立关系。

    非常的目的必有非常的手段和非常的举动。

    所谓非常的手段和非常的举动，就是开一个特殊名目的“座谈会”，它不需要
兴师动众，名称不显眼，却可以包含无限大的内容，时间短，见效快。采取这样的
非常手段和非常举动，是由毛泽东急于推出江青的目的决定的，是由毛泽东急于篡
权的需要决定的。毛汲取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教训，这一次采取强
力攻势，时间抓得紧，用兵少而精。毛江打了一场速决战。

    从１月２１日江青面见林彪，到４月１０日将“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
文件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只用了区区七十八天。毛江组织的前一个战役——炮制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用了七、八个月。〔１１〕而这个《纪要》比
之于前者，其作用和影响要大得无法比拟。

    二、毛泽东和江青怎么开这个会？

    这个“座谈会”有许多极突出的特点。

    （一）毛江夫妇亲临第一线

    “座谈会”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成功的速决战，毛江夫妇亲临第一线是决定性
的因素。江在前台坐镇开会，毛在后台亲自操刀《纪要》的撰写。全部兵力实际上
只用了四个人——除毛江之外，再加上陈伯达和张春桥。部队派出了四位将军——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正在代替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总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少将）、总政治部文
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他们在军队可以号令千军，可是在“座谈会”上，是
听江青呼来唤去的木偶，每天只是陪着江青看电影，听江青“侃大山”。江青自己
也承认：“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１２〕用兵之少，用兵之精，可谓登峰造极。

    （二）“座谈会”，瞒着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瞒着林彪

    这就奇怪了：不是“林彪委托江青”的吗？即使林彪没有委托江青开会，江青
也是到了苏州向林彪报告了的，怎么能说瞒着林彪呢？请看事实：

    １，“座谈会”开始前，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和１月３１日，江青两次到苏
州见了林彪。这两次见面，江青只对林说了要开一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方面的座谈
会，但对开会的真实目的和具体做法，完全没有向林彪透露。所以，从林彪到解放
军总政治部，以为江青之所以要找部队的人，是为了研究关于三大战役的创作，总
政治部则带上了熟悉三大战役的人和有关三大战役的资料。直到开会前，会怎么个
开法，座谈些什么，林彪办公室和参会的部队人员仍然丝毫不知。〔１３〕在“座
谈会”的全过程中，江青压根儿没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更没有谈什么“三大战役
”创作问题。只告诉你开会，却不告诉你开什么会和怎么开会，江青对林彪和部队
方面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江青连林彪都骗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可想而知。“座谈会”一开始，江青就宣
布了三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１４〕—
—不言而喻，江青所说的“北京”，就是指的中央其他领导人。迄今为止，正式的
书籍、文件，均没有材料说明中央别的领导人事先或开会过程中知道这件事。

    ２，“座谈会”《纪要》标题中的“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泽东自己加
上去的，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毛在加这几个字之前征询过林的同意，相反，却有材料
证明林彪从来不曾承认他“委托”江青开会。毛既然在标题上作了如此改变，为了
前后一致，他也把正文原稿中的“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
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１５〕，可谓滴水不漏。笔者判断，
毛要用“林彪委托”的名义，是早已谋划好的，在什么时候把这几个字加在标题上
，毛也是有计算的，毛把这个时机选在了《纪要》即将定稿的时候。在这一点上，
毛也是盗用了林彪的名义，欺骗了林。

    ３，毛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向全党全军发《纪要》，也是瞒着林彪及
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只要分析３月１７日毛泽东的批示和３月１９日江青给林彪的
信，即可明明白白。毛对《纪要》的批示全文是：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
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
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江青给林彪的信的全文是：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２月２日至２０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
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
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
、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
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３月１０日至１５日，请伯
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
改，并于１７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
。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
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１９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
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
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日

    直到这时，《纪要》已经定稿，箭在弦上，就要射出去的时刻，毛江夫妻对林
彪和军委，对中央书记处，还是不把他要用“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把《纪要》发
向全党、全军这一底牌亮出来。只说前半句“建议用军委名义”——用这个名义干
什么？是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呢，还是发到部队学习贯彻呢，还是其他？这个“后
半句”让你去说，不但让你说，还要让你做，这就是毛泽东的狡猾。而且，刘志坚
等人也只打算把这个《纪要》报告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完全没有打算“送给你和
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毛和江在这里又替林彪安排了下一步——送给军委其他领导
同志。送给它们干什么？毛江还是不说。

    （三）江青主宰会议的一切，部队派去参会的人只是当“花瓶”

    那时的江青，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她丝毫没有必要跑到部队“座谈”什么“
文艺工作”，部队的文艺工作有总政治部管着，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另外，江青要组织一个座谈会，按照常理，应当找职务、级别比自己低或和自己相
当的人参加；或者是部队召开有关会议，江青或列席，或指导，或旁听。刘志坚副
主任相当于副总理级，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的职务也比江青高得多。所以，江
青召集这个会，是下级对上级、军外对军内的一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理应
礼貌、恭谨、谦虚。但是，江青全无起码的礼仪。开会的时间由她决定，地点由她
决定，参加人员由她批准，座谈会由她主持，会议的具体活动也都由江青安排。刘
志坚回忆道：会议“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
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个别交谈８次，每次半小时至１小时。大多是吃过
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
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
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集体座谈一共四次，也是江青
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１６〕

    会议虽然挂着“部队”的名义，但是，它不在部队的驻地，不是部队的人主持
，而且部队的参加者竟然没有发言权。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长的张春桥却天天参会，并且起着比部队人员更重要的作用。

    （四）江青强行通过“座谈会”《纪要》

    ３月１９日上午，刘志坚等人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为《纪要》定稿。江青问刘
志坚等人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刘志坚等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有不
同看法，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
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这是刘志坚等人惟一的一次提
出对《纪要》的修改意见。但是，就是这区区两个字，“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
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３月１７日批示拿给大家
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
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１７〕江青在开会期间颐指气使
，飞扬跋扈，完全不把刘志坚等人放在眼里。

    （五）“座谈会”为江青穿上了四件最显赫的外衣

    一曰毛泽东修改。毛泽东一反常态走到了前台，他通过中央文件昭告全党，此
《纪要》乃本人亲自挂帅反复多次地修改。毛的话一言九鼎，全党全军谁不奉若神
明？

    二曰林彪“委托”。１９５９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解放
军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深得毛泽东赞许。林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江青曾经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
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１８〕由林彪“委托”，“委托”
的对象又是毛的夫人江青，这种气势谁人可挡？

    事实证明，林彪根本没有“委托”江青开这个所谓“座谈会”，而毛却打定主
意要把林彪装进他设好的套里，所以，他在《纪要》的标题上做了个大手脚，故意
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１９〕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本来是毛江夫妻
合伙搞的阴谋，现在毛硬把林加进去，让局外人看起来，似乎林彪是“主角”——
我林彪要开这个会，由于某种原因我本人不能出面，而“委托”江青代劳。这就告
诉人们：江青是由林彪授权开这个会的，她的行动是代表林彪的。毛的这六个字，
成为了套在林彪身上的一条绳索。

    毛泽东利用文章的题目搞阴谋，我们并不陌生：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
德怀几次找毛谈话而不得，只好给毛写了一封信。可是，毛却给这封私人信件加了
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下发与会人员批判，这样就把彭德怀的信的
性质改变了，气得彭德怀七窍生烟。这一次，毛又故伎重演。

    三曰“部队”全力支持。当时，全国上下响彻一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这时的解放军，如
日中天，威信从来没有这样高。任何事情如果有了解放军的支持，就一定会稳操胜
券。江青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
‘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
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
，他们怕人民解放军。”〔２０〕

    江青当时在部队没有职务，过去也很少与部队打交道。因为她在中宣部任职，
文革开始前的几年，由于抓京剧改革，都是在文化系统活动。所以，江青要开有关
文艺的座谈会，按照常理，应该在中宣部系统、文化部系统、全国文联系统进行，
这样做比较合乎情理，名正言顺。可是，毛江的这个“座谈会”偏偏选中了部队。
不谈部队文艺工作，只让部队派几个人坐会听江青训话，陪江青看电影，目的只有
一个：为了得到“部队”这块招牌。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与“林彪委
托”相呼应，以为这个活动一定得到了部队的全力支持。

    四曰“中共中央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毛江的教训极其深
刻。毛江本来想借它烧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可是，让一个名气不大的文人姚文元
（而且是名声不太好的文人）署名写一篇文章，登在一份地方报纸《文汇报》上，
这个做法实在太蠢了。人家可以不理会你，可以把你只当成“学术问题”，拒绝，
拖延，甚至压制、封锁，让你毫无办法。这一次，毛江完全改变了策略，不经过正
式渠道，以个人名义开“座谈会”，然后写出一个会议文件，这样做可以不用经过
任何会议，任何人无法指责。写成《纪要》后，先让军委“认可”，再让中央“认
可”，然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全国，让你俯首称臣，根本无法拒绝
。

    由毛泽东亲自修改，有“林彪委托”、“部队”这几个闪亮的字眼，又披上“
中共中央文件”的虎皮，使江青“师出有名”，极大地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
威性。加上江青本人的特殊身份，便造就了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威力无比、所向无
敌的“原子弹”。策划和抛出姚文元的文章，江青还处于幕后。这一下，从军队到
地方，全党、全国、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委，第一次看到了江青的大名，而且江青的
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的标题上。虽然江青在这里的身份仅仅是“座
谈会”主持人，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别的身份，但它的实际分量却很重。这一举动把
江青公开地、正式地推到了前台，把江青的地位和影响抬到了极致。借助它，把江
青一下送到了九天之上；借助它，为江青日后插手军队打开了方便之门。毛泽东为
江青即将进入最高层搭了一个特殊的梯子。这是毛江篡权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是毛江夫妻共同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这也是毛将党和军
队当成他的私人工具的表现。毛泽东就是利用“座谈会”这个又小又一般的形式，
去做大文章，包含大题目、大内容。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明
。

    可是，这四件外衣中的第一件和第二件——林彪“委托”和“部队支持”，却
是“皇帝的新衣”，纯属子虚乌有，是“导演”盗用的名义。第四件也是毛泽东利
用权势，先让军委“通过”，再让中央书记处就范。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淫威，由
于江青规定的“保密纪律”，只有几个人知道内情，党内、军内几乎全被蒙蔽，而
且蒙蔽至今。

    （六）《纪要》中充塞着谎言和欺骗

    前述盗用“林彪委托”和“部队支持”是最突出的。此外，还可举出几例：

    １，在第三部分“落实措施”中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
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刘志坚说，林彪
根本没有这个建议。〔２１〕

    ２，故作谦虚。如，毛和江是要大力推行这个《纪要》的，这在中共中央批发
《纪要》的批语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批语说：《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
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
、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
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
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而毛却在最后定稿时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
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毛还把把“学习江青”的字样改为“仿照
江青”。〔２２〕

    ３，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
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
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
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所以，刘志坚当时就感到，江青
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
说她想说的话。〔２３〕

    ……

    综合上述，这个会对江青而言，是“独谈会”，对刘志坚等人而言，是“座听
会”。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会议史”，如果有，那么这次“座谈会”列为一个典
型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是知情人披露，世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共产党的“会”
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开法。

    这个会就是这样开的。这个会是一个荒唐透顶的会，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
外的阴谋会。

    三、《纪要》是谁写的？

    常识告诉我们，会议的“纪要”、“总结”之类的文字，都是由参加会议的人
或会议工作人员（如秘书组、简报组等）来写。何况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是
部队宣传、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是“笔杆子”，写一个会议纪要，易如反掌。
常识还告诉我们，会议“纪要”、“总结”之类的文字，必须围绕会议内容，写会
议本身的事情，应当说明该会议概况，议程，有争议的观点及结论，会议的成果和
如何落实等。

    可是，毛江开的这个“座谈会”却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基本
上不是部队派去的会议参加者写的，纪要的内容远远离开了会议本身。

    “座谈会”开完以后，刘志坚等人写出了符合常规的“汇报提纲”。刘志坚回
忆道：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２月１９日，“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
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
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称“汇
报提纲”），它有三个部分：１，座谈会经过；２，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
重要的意见”；３，落实措施。共约３０００字。刘志坚说得很明确，写“汇报提
纲”的目的是（也仅仅是）“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而不是其他。他们完全没有
这个会是“林彪委托”而开的概念。

    可是后来，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个稿子被动了四次大“手术”，由３０００字
变成了１１０００字，目的、对象也完全变了。

    第一次“手术”（２月２６日—２８日）：参加人：毛泽东亲自指派陈伯达、
张春桥参加，〔２４〕加上江青、姚文元和陈亚丁，“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
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３０００字增加到５５００字左右。”〔
２５〕主要变动为：根据陈伯达的意见，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近９００
字；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
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３０年代文艺
；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

    第二次“手术”（３月１日—１４日）：参加人：毛泽东，陈伯达、江青、张
春桥、陈亚丁。刘志坚虽然被叫去参加修改，但他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
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２６〕刘的话代表了其
他人的态度，毛泽东改了，谁还不俯伏在这个最新的“最高指示”之下？全文又扩
展了近一倍，变成约１００００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审阅，修改共１１处，最重要的是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
委托”六个字。其他重要修改还有：原稿提出了文艺界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
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不仅肯定江青等人提出的这个贻害无穷的观
点，还意犹未尽，又特别加上“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
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
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
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
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
步地开展起来了。”〔２７〕请读者特别注意：“黑线专政论”是江青等人提出的
；“还有将来的黑线”论，是毛泽东提出的。

    作为中国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称：《纪要》出笼以后，整
个文艺界就处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淫威之下。从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开始，到１
９７１年林彪垮台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了一场场对所谓“文
艺黑线”的“围剿”战，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天下无好人，冤狱遍国中，文
艺界一片白色恐怖。〔２８〕试问该书作者，造成你们描述的这种情况的人，是林
彪吗？到林彪垮台就结束了吗？

    第三次“手术”（３月１４日—１７日）：参加人：毛泽东，陈伯达、江青、
张春桥、陈亚丁。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全文增加到约１１０００字左右。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３月１７日专门写了一个批示（见前引）。毛说要“用
军委名义”，“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做什么呢？毛没有说。刘志坚等
人原来打算只需向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汇报一下即可结束的一件不算大的事，在毛
这里一下子升格到了“军委”。

    第四次手术（３月１８日—２２日）：参加人：毛泽东。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
，他在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２９〕

    可以清楚地看出，《纪要》经过这么多次“手术”，篇幅扩大了将近４倍，改
变了标题，改变了主旨，改变了受众对象，加进了大量江青没有谈过的东西，从内
容到形式全变了。部队参加会的人在这个《纪要》上写了什么呢——在它的开头写
上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在它的第三部分写上了部队如何贯彻的几条意见
，这些内容虽然接近占到总篇幅的２０％，但其地位却实在可怜。除此之外，其核
心的第二部分，就完全不是部队参会的人写的了。

    这个《纪要》最主要的写作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他抛开了“座谈会”，抛
开了“部队”，信马由缰，恣意发挥，为它钦定标题，上纲上线，并最后定稿。使
内容与它标题上的“部队”、“座谈会”，距离越来越远。其次是江青、陈伯达和
张春桥。所谓“委托人”林彪，没有对它增加、删除、改动一个字。

    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称
：“座谈会的纪要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亲自加工、整理成文。”〔３０〕刘志
坚也是同样看法：“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
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
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
。”〔３１〕总政治部和刘志坚故意漏掉最重要的一个人——毛泽东。

    毛泽东等人在《纪要》上所做的工作，不能叫文字上的“增删”和“修改”，
而是写出了一篇新的“毛泽东著作”，写出了一个政治宣言。

    四、林彪对这个会是什么态度

    林彪对这个会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

    林彪清楚地知道江青是奉毛之命开这个会，必须服从。但是，在对总的形势的
估价上，林与毛江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又因为他从来讨厌江青，军队的文化工作
、文艺工作，有总政治部负责，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什么人干涉。林尤
其反对江青染指军队。所以，从此事一开始，林彪的态度就是冷淡、消极、敷衍。

    “座谈会”开始前，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和１月３１日，江青到苏州找了林
彪两次。这两次都是江青主动去找林彪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关于林、
江的这两次见面，许多书只字不提，如叶永烈的《江青传》，美国维特克的《江青
同志》，等。完全正面评价江青的《江青评传》（苦多著），虽然高度评价这次“
座谈会”和该会的《纪要》，但对林江会见却未着一字。迄今为止，笔者只见过极
少的书提到这件事——

    叶永烈在其《陈伯达传》中说：“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
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
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众所周知，“林彪同
志委托”这六个字是毛泽东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的３月中旬才加到标题中去的，叶的
说法显然是自己杜撰。

    张云生的两本书《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和张聂
尔的《风云９１３》，都讲到了这次见面的具体情况：

    听林豆豆说，１９６６年初林彪住在苏州，（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农历正
月初一）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蹲点”，不在场），
“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说：“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答：“看过。”
    江又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
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
    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３２〕

    这是谈到林与江第一次见面情况的文字。由于它是林彪女儿的回忆，而且见诸
书籍的时间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真实性作一番考察：

    第一，林豆豆告诉笔者，她当时在苏州，她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亲耳
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以上内容。

    第二，林彪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的估计（“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
是艺术水平问题”），与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的看法一致。〔３３〕

    第三，江青离开苏州的第二天，叶群向刘志坚转告了的林彪的话：“江青同志
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
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
萧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江青只向林彪讲了要找几个人——四、五个；几个干什么的人——搞文艺工作的
、管文艺工作的人；谈什么问题——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她开会的真实目的对林彪
秘而不宣，所以林彪只能估计“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林豆豆的回忆中也
没有江青谈开会内容的话。可见，当时从“林办”到总政，都是一门心思地以为会
议主题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江青这样做，不可能是“疏忽”。

    第四，从他们谈话的气氛看，如“差点打起来”，江青“气冲冲”，“谈话不
欢而散”，比较符合林彪和江青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第五，对林彪的生活环境的描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
唱片”）是真实的。

    因此，笔者认为林豆豆的回忆是可信的。

    １月２１日林与江谈话，处处顶牛，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林彪对江青所提问
题的回答，如“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对毛泽东有关于文艺工
作的两个指示的态度，以至于对林彪听听京剧和电影插曲唱片，都令江青十分不满
。

    林彪当然知道面对的是毛泽东夫人，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林彪没有给江
青一点面子，充分表明了林彪的态度。

    江青这一次见林，只是走走过场。江青要到部队活动，不能不向林彪打一声招
呼。可是江青只是要利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不需要林彪做什么——“开会的事我
们给你打过招呼了”，“至于我们究竟要干什么，你就不要管了”。江青拿着毛的
“尚方宝剑”，林彪不能不服从。虽然与林谈得很不愉快，但是会照开不误。

    江青走后，林彪让叶群给刘志坚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１月２２日，叶群向
总政治部通报江青对开会的要求；第二次是２月１日，这次所说的内容是：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
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
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
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
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
，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让刘志坚把上述内容一字不差地转达给江青。叶群这个电话打得十分认真
，刘志坚说：叶群“一字一句念”，“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
，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
彪的话传达给江青。”〔３４〕林彪这样做是有深意的。我们细看林彪所说的内容
，都是需要总政治部了解和掌握的，只告诉刘志坚就够了，似乎没有必要再转达给
江青。即使林要向江讲什么，也完全可以直接与江青通话，不必通过第三者。可是
林偏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要刘志坚“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这是为什
么呢？笔者认为，通过这个电话，林彪既告诉总政治部，同时又告诉江青：第一，
是江青主动找上门来的；第二，所说的有关江青的话，是同时说给江青和刘志坚听
的。这段话告诉江青和总政治部，江青只是在“文艺工作方面”“强”，在部队的
活动只限于文艺方面。她可以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而不是其他。林彪对江青与
部队的关系，作了严格的、明确的限制；第三，江青的话都是“意见”，而不是“
指示”。众所周知，“意见”和“指示”是大不一样的。林彪对江青的态度跃然纸
上。

    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这样说：“《纪要》把林彪无耻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
，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载入正式文件。同时，还规定部队文化部门要把江青的
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林彪明明说的是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
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而总政的《请示》却把林彪的话的基本前提（“
对文艺工作方面”）砍掉。偌大的总政治部在这里做了一个断章取义的拙劣表演。
林的话究竟是“无耻吹捧江青”呢，还是打官腔？

    有人不做分析，硬说林彪的上述话提高了江青的身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
治资本”。〔３５〕真是不知从何谈起。

    “座谈会”开会期间，林就住在与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州，他从来没有过问会议
的情况，没有让刘志坚到苏州汇报过一次。２月１０日，因江青有事，“座谈会”
休会几天，刘志坚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刘志坚等人四次谈话的
精神，并请指示。〔３６〕对刘志坚的这一要求，林办不理不睬，没有下文。可见
林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

    ２月２２日，刘志坚将他们写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汇报提纲”送给林，林听了
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
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显然，林的这个态度
是敷衍的。而江青看了“汇报提纲”，态度与林完全相反，她大发雷霆，指责这个
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材料没有下发，闯什
么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３７〕林说“不错”，江说“根
本不行”；林说“要迅速传达”，江说“不要传达”——完全针锋相对，刘志坚当
然会把江青的话报告林彪。江青是受“委托”人，与林彪相比，是相距千里的低级
干部，她居然敢公开推翻林的决定，和林唱对台戏，林彪理应做出反应。但是，林
彪还是不理睬，冷眼旁观。

    后来，刘志坚又将《纪要》的第二稿送给林彪，林彪不说一句话，不增、不删
、不改一个字。《纪要》中批判罗瑞卿说：“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
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
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３８〕这里所列举
的其实是林彪和总政治部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总的估计，这是假借批判罗瑞卿之名批
判林彪，林还是没有说话。

    而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亲自动手修改了１１处，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修改。
特别是在标题上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在毛加上“林彪同志委托”以后，江青心领神会，处处强调，大肆宣传，唯恐
大家不知道。如：

    ３月１９日，她在给林彪的信中开篇即申明：“根据你的委托，我于２月２日
至２０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

    中央批语中也与此呼应：“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
谈会……”

    一年以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没有忘记
：“去年２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３９〕

    面对毛的淫威，林彪有他独特的对付方法，他采取的办法是一而再再而三、及
时明确地申明根本没有“委托”这回事：

    １月２１日江青到苏州找林彪之后，林彪（通过叶群）明确告诉刘志坚：是“
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４０〕这句话点明了不是林约
请江，更没有“委托”她做任何事情。

    ２月１日，就在刘志坚等人赴会的前一天，叶群向刘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
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４１〕在这段话中，仍然没有说
他“委托”江青开会。

    《纪要》的最后一稿，送给了林彪，林对《纪要》本身的态度仍和原来一样。
但是，这一次，林彪却没有沉默，他通过给军委领导的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鲜明
态度。笔者认为，林彪给几位老帅的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林彪这样告诉军委领导
们：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３月１９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
，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６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
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２日

    这封信是既有刘志坚等人的观点，因为它是林彪让刘志坚和陈亚丁起草的。刘
、陈亲历了《纪要》的每次修改，知道其中的奥秘，刘、陈的观点体现在对《纪要
》的评价上。但是，必须看到其中的林彪的观点。笔者认为，林的观点主要是四个
字——“她召开的”。这句话不会是刘志坚写的，因为刘明白地知道，毛江十分强
调“林彪委托”，他们不敢冒犯“天威”。而林彪则认为必须说明真相，为历史留
下真实的记录。江青三天前（３月１９日）给林的信上，不厌其详地说明毛泽东反
复多次修改这个文件的情况，林彪针对这些，和标题上的“林彪委托”，针锋相对
地写下了“她召开的”，明明白白地表示这个会不是“我”“委托”的。林彪通过
这样严肃的场合向各位老帅讲清楚，实际上是“立此存照”。

    身临此事全过程的刘志坚这样分析说：“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
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
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
的一段活，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
对‘委托’的说法，但在３月２２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３月１
９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
费苦心的。”〔４２〕显然，刘志坚完全理解了林彪的意思，笔者同意刘志坚的看
法，刘志坚说清楚了林彪的难言之隐，也说清楚了林彪对“委托”的态度，刘志坚
的观点是中肯的。这是林彪公开发泄对毛泽东将“委托”强加于他的强烈不满。

    如果换一个人，可能的做法是顺竿爬——毛既然说我“委托”，那岂不是求之
不得吗？然后会装傻地跟着说是“我委托”，以求与毛、江搭得更紧，博得毛的更
大欢心与信任。但是，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这个《纪要》，从字面上看，的
确可以认作“林江勾结”，而且，林彪“委托”江青发表如此重要的一篇政治宣言
，他们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但是，一旦我们用大脑而不是用别的东西分析问题，就
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座谈会”和它的《纪要》，是林江对抗——林毛对抗的一个
证据。这就是结论。

    五、从“座谈会”的时间表看开去

    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个“座谈会”的时间表很有必要。现具体开列于后。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告诉林她要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
人开座谈会。谈话不欢而散。
    １月２２日　林彪要叶群告诉总政治部刘志坚，江青要找四、五个人谈部队文
艺工作。总政治部立即确定参会人员，并报告叶群，叶即向江青报告。
    １月底　江青秘书通知刘志坚等人２月２日来上海开会。（一说为：过了几天
，叶群回电话：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萧华、刘志坚等人研究参会对策。
    １月３１日　江青到苏州又一次找林彪。
    ２月１日　叶群向刘志坚传达林彪要转达给江青的话。
    ２月２日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下午江青与刘见面。
    ２月２日—２０日　“座谈会”在上海进行。２月９日因江青有事停会，刘志
坚向林彪办公室电话汇报江青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林办没有答复。
    ２月１９日—２０日　刘志坚等人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汇报提纲”）。
    ２月２２日　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林彪，林认为“不错”，立即传达。
    ２月２３日　江青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不能传达”。
    ２月２３日　陈亚丁去上海参加修改。
    ２月２６日—２８日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与陈亚丁开始修改“汇报提纲
”。
    ３月１日　开始第三次修改——江青将稿子铅印送毛泽东，毛作了重要修改。
    ３月１４日　江青给毛写信，连同修改稿送毛。毛作第二次修改。
    ３月１７日　毛批示《纪要》用军委名义，干什么？毛没有说。
    ３月１８日　江青通知刘志坚等人去上海定稿。
    ３月１９日　江青召集刘志坚等人和张春桥看毛改过的稿子。江青给林彪写信
，刘志坚将江给林的信和《纪要》送林；
    ３月２０日（该时间系笔者推算）　林彪要刘志坚起草给军委常委的信。
    ３月２３日　将《纪要》和林的信送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
叶剑英。同时起草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纪要》由毛定稿。
    ３月３０日　军委向中央、主席请示审批该文件。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
的彭真一看《纪要》经过毛的多次修改，又是“林彪同志委托”，又是江青亲自召
开，来头实在不小，自然明白毛要干什么。
    ３月３１日　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
刘志坚等人起草了批语送彭。
    ４月１日　中央以传文（６６）８７４８号批发《纪要》，直送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刘少奇出国访问不在家）。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
    ４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６）２１１号文件，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附件，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４月１６日　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领导认为总政起草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不够。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口
授要点重写，江青找张春桥推敲后即送中央。（这个发话的“中央领导”必有极高
权威，他是谁呢？）
    ４月１８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
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４３〕
    ５月２日　中央办公厅以中发（６６）２５４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２１１
号中央文件的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
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５月１
０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新的文件将于５月１０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但是还
是以中发（６６）２１１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４月１０日。〔４４〕

    毛江把中央文件的发放视同儿戏，想发就发，想收就收，而且可以任意签署时
间。这种行为应当如何解释？

    我们再把眼光放得稍宽一点：

    ４月１６日　毛泽东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使党内知道这件事
，王力写成了一个一句话的文件：“中央于２月１２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看后大为不满，即命专门成立起草小
组，由他手下的几乎全部笔杆子组成——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
锋、戚本禹、吴冷西等，写一个正式“通知”。通知这么一件事，还能写出什么来
呢？不，毛自然有他的算盘。毛像对待《纪要》一样，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
许多遍，终于演变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件”——《通知》。
    ４月２４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通过《通知》草稿。然后，毛继续修改。
    ５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终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５月１６日通过，所以，后来就称为《５·１６
通知》。以它为标志，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５月２８日　毛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副组长，在四位副组长（江青
、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中，江青排在第一位。

    经过对《纪要》产生过程的梳理，所列时间表告诉我们，毛泽东和江青对这个
《纪要》关心备至，时间抓得非常紧。毛对送来的稿子来即看，看必改，而且都有
重要增加和修改。只有在林彪那里，节奏慢一点。

    它更告诉我们，毛的部署极为紧密，一环紧扣一环：３月下旬定稿，４月１０
日即由中共中央下达到县团级党委。从《纪要》定稿到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只
有短短的十几天！当年林彪的“５·１８”关于政变的讲话，虽然也被捧得很高，
但是却是在讲话后四个多月（５月１８日至９月２２日）才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
。

    《纪要》刚刚下发，紧接着，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过《５１６通知
》，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把江青捧上了排在第一位的“副组长”的宝座，与中央政
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王任重等并列。毛泽东终于把江青塞
进了党的最高层，毛和江的目的达到了。

    六、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从总的方面看清这个“座谈会”和它的《纪要》了。

    如前所述，“座谈会”的全过程由毛江一手操纵，“座谈会”开得离奇而荒唐
，《纪要》由毛江主持撰写，林彪从来没有委托江青开会，林对《纪要》没有改过
一个字。

    本来，这个“座谈会”是个一般的会议，但是它终究没有多少内容，刘志坚等
人觉得只需要向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汇报一下，就可以结束此事。可是，这个想法
与毛泽东江青的意图南辕北辙。

    开这个“座谈会”和炮制它的《纪要》，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战争”中
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役。不开这个“座谈会”，不利用这样一个会炮制出一个《纪
要》，不盗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不把这个《纪要》捧到至高的地位，不用中共中
央文件的名义发向全党全军全国——如果没有这一切，江青的身份就只是“毛泽东
的女人”，她就仍然默默无闻；江青默默无闻，就进入不了军政界，更登不上最高
层；江青登不上最高层，就不可能与毛泽东筹划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陈伯达
、康生、王任重等平起平坐，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且排在第一名；江青当
不上这个第一名的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就不能成为毛泽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它
就不能取代中央书记处并进而取代政治局——显而易见，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
命进而篡党窃国，就要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
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事实恰恰相
反，正是毛泽东鼓动“江青、张春桥等人”“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恶性膨胀，
是毛泽东直接领导操纵他们疯狂的进行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并且在实际上夺取
了相当多的最高领导权。

    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江青交权，让江青登上权力
的顶峰。毛要实现这个目的，又想化解尽可能多的反对，只有给江青补上她最缺少
的东西。江青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政治资本。因此，毛泽东孤注一掷，用自己的权
势和威望作赌注，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欺骗全党全军，为江青注入了一笔极大的政
治资本。

    在文化大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全过程中，毛泽东所做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的事，罄竹难书。搞这个不伦不类的“座谈会”，炮制这个《纪要》并发向全党
全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是毛江犯下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党罪行。

    毛泽东深知他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施展阴谋的严重后果。文
革之初，他曾对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
我和你们一起枪毙。”〔４５〕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多次提及毛的这句话，可
见毛的话对王力震惊之大。文革中一直宣传，“文化大革命”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却估计到它的后果之一是可能被
天怒人怨所淹没而“被枪毙”。在常人看来，真是荒谬绝伦。可是，这话千真万确
是从毛泽东的口里说出来的。这绝不是毛泽东发神经而说出的“呓语”。毛的这句
话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自己作孽的分量。毛的话不幸言中——毛本人虽然“善终”，
但他的最亲密的文革战友江青等人，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逮捕，邓小平力主判
处江青死刑立即执行，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才不得已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毛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下的赌注是多么大。

    这篇《纪要》是毛江密谋的结果，是毛江盗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发表的一篇纲
领性宣言。正如一本完全正面评价江青的书中所说：“《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
，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
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４６〕笔者认为
，这话说得非常到位。确立“旗手”地位，只靠“京剧革命”，或在幕后策划一两
篇文章是不够的，因为它们的分量太轻，充其量是“文化部副部长”级的，而《纪
要》则是“超重量级”的。通过介入“表演艺术”，通过文艺工作，一步步地涉政
、参政，并一举进入中国最高层，进入它的核心而“主政”。《纪要》是把江青推
上中国政治最高层的一枚“强力火箭”。它比之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比之于叶群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厉害了千倍万倍。

    说这个会是一个阴谋的会，篡权的会，各方人的结论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对
于是谁在搞阴谋，谁在篡权，却是针尖对麦芒。中国官方和中共党史说，它是林彪
和江青勾结起来搞阴谋，是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篡权。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它的
标题上的六个字。可是，事实却说，是毛泽东江青搞阴谋，是毛泽东江青篡权。

    有人会问：在中国，毛泽东是国家、共产党和军队的绝对一把手，是中国的最
高统治者，他需要篡什么权？他篡谁的权？

    中共的史书中，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搞阴谋，没有人说毛泽东反党，没有人说
毛泽东篡权，没有人说毛泽东有野心。其实，恰恰是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最大的阴谋家，最大的反党分子，最大的野心家和权力狂。这个命题是不难论证
的，但是它越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论谁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他是代表人民群众管
理这个国家，他的权力是公权力，不是私权力。如果他利用这个权力徇私，毫无疑
问，那就改变了权力的根本性质，那就是“篡权”，篡夺了人民的权，篡夺了国家
的权。毛泽东和江青开这个所谓“座谈会”，正是利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徇私；
毛泽东反对共产党的章程，反对共产党的纲领，践踏共产党自己宣称奉行的一切原
则，破坏共产党的纪律，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吗？毛泽东虽然当上了中国的现代
“皇帝”，但是，他的胃口大得很，他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要当所谓“
第三世界”的领袖，要当全世界的领袖，“要把地球管起来”。这还不是大大的野
心家吗？

    毛在标题上所加的“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恰恰就是毛施展阴谋的重要证
据。用“林江勾结”掩盖“毛江阴谋”和“毛江篡权”，用假象掩盖真相。毛和江
策划的这个“座谈会”，就是一个现代版阴谋的样板。正是毛加了这么六个字，就
蒙蔽全党全军全国几十年，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毛的大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可以清
楚地看到毛的手腕是多么高明，多么狡猾。对这个“座谈会”不作这种判断，就根
本无法正确的解释它。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中，有人总想把毛泽东和江青分开，一方面把江青尽量
妖魔化，说江青干尽坏事，又一方面说她都是违背毛的意图的，是背着毛干的。如
果是毛江共同干的坏事，则隐去毛泽东，让江青一人承担。那么，请问：这个座谈
会是江青违背毛的意图，背着毛干的吗？在此，笔者愿意将江青说过的一句十分精
当的话送给这些人：“我干的所有的事，都是毛主席叫我干的。我是他的狗，他叫
我咬，我就咬。”〔４７〕

    与这一点共生的是另一种现象，就是拼命将林彪与江青往一起粘，“林、江是
勾结在一起的”，坏事必为他们两个人（或两个集团）合伙干的。总政治部《关于
建议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可算一个典型，它说：
“《纪要》贯串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
义的思想。《纪要》推行的路线，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十几年来《纪要》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
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根据
。”“贯彻《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完全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
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把社会主义的文
学艺术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实际上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４８〕你们甩出
的大帽子不可谓没有道理，可是，请问，这些大帽子应该戴在谁的头上？《纪要》
和毛泽东是什么关系？有人非常反感“狼奶”一词，非常反感“我们是喝着狼奶长
大的”这句话，可是，类似总政治部的《请示》这样的东西，正是一杯浓烈的“狼
奶”。在此，笔者也愿意送给他们一句话：谎言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
成真理。

    古人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这里所说的“仁者”和“智者”，都应
当是人群中的先进份子。可是，古人不知，在共产党多年的“狼奶”灌输下，还造
就了大批的“昏者”和“恶者”。“昏者”是指那些没有脑袋的人，或者不会用大
脑思考的人；“恶者”则是专会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的人。“昏者”和“恶者”见
什么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回答吧。

注释：
〔１〕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页
〔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都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穆欣旋即被打倒，王力、关锋于１９６７年９月被打倒，戚本禹于１９６８年初被
打倒。
〔３〕《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７１０—
７１１页及６２３、９５１页
〔４〕参见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３８—４０页
〔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
年版，第３页
〔６〕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７〕《王力反思录》，第２４７、２３７页
〔８〕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４
５４页
〔９〕载于《华夏文摘增刊》第４７３，４７４期（２００６年１月３日）及诸多
网站
〔１０〕王光美、刘源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
９９９年版，第６９—７０页
〔１１〕参见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的讲话》，
〔１２〕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载《为中华之崛起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网站；园丁：《１９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
内情》，载于ｂｏｏｋ．ｓｉｎａ．ｃｏｍ等网站
〔１３〕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１４〕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园丁：《１９
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产生前后》
〔１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第2  8页；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和园丁：《
１９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２０〕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的讲话》，
〔２１〕〔２３〕〔２６〕〔２７〕〔２９〕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
要〉产生前后》
〔２２〕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园丁：《１９
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２４〕园丁：１９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２５〕园丁：１９６６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
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２８〕见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ｎｅｔ／ｗｘ＿ｈｓｌ／０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ｅｂｄｏｃ／Ｔ３Ｌ１１７．ｈｔｍｌ
〔３０〕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１〕〔３４〕〔３６〕〔３７〕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
前后》
〔３２〕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８－５９页。《毛家湾纪实》和张聂尔《风云９１３》中
的文字与它基本一样。
〔３３〕１月下旬，萧华、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致认为，关于部队
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
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参见刘志坚：《〈部队文
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叶永烈在《江青传》中说，刘志坚等人赴上海
参加“座谈会”临行前，深知江青其人的萧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
，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其第一条就是明
确“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叶永烈：《江青传》）
〔３５〕叶永烈：《陈伯达传》，ｈｔｔｐ：／／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ｗｏｒｋｇ
ｒｏｕｐ．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ｘ？ｔ＿ｉｄ＝２２６６７＆ａ＿ｉｄ
＝１６
〔３８〕《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３９〕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
〔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参见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产生前后》
〔４５〕《王力反思录》下卷，第６２３、７１０、９５１页
〔４６〕苦多：《江青评传》，载ｍａｏｓｔｕｄｙ．ｏｒｇ　等网站
〔４７〕［美］Ｒ·特里尔：《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
，第３页
〔４８〕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