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中共建国初期“黄金时代”的真相

yangharrylg

近日，由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主编的《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这是历时长达16年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最后一部。其他三个分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和《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这些数据库把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中国政治运动的三万三千余份原始档案和文件，原生态地裸呈在读者面前。不仅研究者可以从中发掘真相和隐秘，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库，得以一窥毛泽东时代的风云变幻、沧桑苦难。

提前十年还百姓和学术界以知情权

记者：首先祝贺最后一部政治数据库的出版，请谈谈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和以前几部数据库有什么不同？

宋永毅：有一种类似“大功告成”的欣慰感。我们完成这个数据库系列共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才把毛泽东时代的档案和文件整理、编辑出来。这还出于一种急迫感。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时代的亲历者，现在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把这些数据库整理出来，恐怕下一代搞起来难度就更加大。我们现在搭起一个框架，将来再补充完善就比较容易。如果将来中国国内学者在中国档案开放的情况下，重新搞一个数据库系列，当然可能比我们的要完整得多，权威得多。但看看最近习近平及其中共领导人的倒行逆施的作为，大概在十到二十年内完全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的成果至少是提前十年还了中国百姓和学术界一些知情权。因为人民有权知道毛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记者：这一数据库涵盖的年代是中共建国初期，一般为中外学术界认为是中共统治的“黄金时代”。通过使用您主编的数据库，您认为读者是否会有不同的看法？

宋永毅：我坚信读者对这一所谓“黄金时代”的错觉会有很大的改变。一般中外学界认为从1949年到反右之前政策还比较正确，尤其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地整知识分子。但这个数据库完全可以颠覆和推翻这一结论。首先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的数量来看，那六年是最多的，共有43种之多。它们分别是：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党内整风、推销公债、抗美援朝、全民捐献、镇压反革命、反政治谣言、反地方主义、宗教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倾向、清理“中层”、“内层”、司法改革、清理积案、对党忠诚老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补课、审干、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增产节约、批判《武训传》、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四反（反行贿、反欺骗、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统购统销、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李四喜思想、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从密度来看又是最高的。平均每年的政治运动就有六、七种之多。从那些运动的受害者人数来看，那六年是除大跃进-大饥荒以外，中国被杀人数最多的时期。不过五十年代初信息非常闭塞，不像今天有万维网。加上中共的刻意封锁，使百姓和学界都产生了错觉。

镇反和肃反：从按“比例”到按“计划”杀人捕人

记者：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发动的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都发生在这六年。据说这两个运动都是杀人较多的，能否请您谈谈这两个运动的情况。

宋永毅：这两个运动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杀人最多的运动。以通过公安机关的正式处决的人数来算，远远超过了文革。其原因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主要是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事先规定的比例和计划杀人和捕人。以镇反为例，1951年2月的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但是结果完全失控乱杀，毛泽东在1951年4月20日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把这一杀人指标已经升为“千分之二”了。到底杀了多少人？1949年初，全国大约有4亿9千万人，按千分之二算，这就杀了一百万。但是这还不包括自杀的和羁押期间病死，以及群众打死的人。据邓小平主政的《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一个保守的估计：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而中共的绝密文件–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正式处决了“765,761名”。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可能因为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公安部门进入了一个“按计划捕人杀人”的新时代。1955年8月30号的中央绝密文件表明：每一个省抓多少人，多少人中反革命分子比例多少，大约杀多少，都有计划。如1955年，全国计划共抓519,973–537,15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为216,200–224,240人，占41.7%。凭什么制定这个计划，计划的依据从哪里来？公安部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地区的留下多少原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来估计的。这可以看出他们对“前朝遗民”的斩尽杀绝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常常是按“比例”和“计划”荒唐地制造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产生大批的冤、错、假案？

土地改革：暴力土改与追逼浮财

记者：刚才谈了镇反杀人，接下来谈谈土改怎样？土改究竟没收了多少土地？为什么要把土改搞得那么血腥？土改后没几年就搞互助组合作社，土地又收回去了。那么共产党是不是知道自己几年后要把土地收回去？如果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一套，先要把土地发给农民？

宋永毅：先讲几个数字和概念。根据共产党自己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土改中大概是三亿农民，总共分到七亿亩土地。中国当时有约15亿到16亿亩可耕地，农民实际分到的土地占42-47%左右。这个事实本身就和中共土地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发生矛盾。刘少奇做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说：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他们所占土地占农村可耕地70%到80%。毛泽东说地主“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如果土地改革最后只分了七亿亩土地（这些被没收的土地中还包括20%左右的农村的公田，即用来做宗族办学、救济等用的），那么实际说明地主所占土地不过38%。刘少奇和毛泽东所言占百分之70%到80%，完全是一个谎言。共产党搞土改，其最根本的数据就是一个大乌龙。

什么是“地主”的概念，从康熙时代以来的一般标准是：一户人全家占土地100亩以上，才能算得上一个富户。如果按这个标准，全中国这样的人家，恐怕连1%都不到。但1949之后，江南划地主，拥有10亩田地就算“地主”。国家统计局后来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统计推算，“地主”户数占3.79%，人口占4.73%。也就是说，大约划了200万左右的地主，其绝大多数不过是中国农村的中产阶级而已。

阶级斗争的概念完全是一个舶来品。中共把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引入、并进一步摧毁中国几千年来基本和谐的乡村文明。首先是要在乡村制造阶级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有一个说法：暴力土改是共产党要农民写下“投名状”。也就是说，制造出阶级敌人，制造出仇恨来以便于统治。

共产党在公开的法令上说不搞暴力土改，而党的文件却是坚决批判“和平土改”。五十年代的很多土改都是重搞两遍的：第一遍是“和平土改”，第二遍是“暴力土改”。为什么？因为开始的时候，地主都觉得大势已去，共产党都派了武装工作队下来，你还能不把土地交出来？另外，在很多新解放区，地主更是恨不得早点把土地交出来。听起来很奇怪？在土改之前，中共已经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减租减息，退押，默许佃户不交租，地主已经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收入来源，但共产党征粮是找地主负责的。当时在云贵川，刚开始土改很多地主拿着地契交给工作组。因为地交给你工作组之后，征粮就是你工作组自己的事情。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和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相矛盾、荒谬可笑的文件：坚决要求农民一定要按时向地主交租粮。（笑）

地主交出土地属“和平土改”，那么，暴力土改最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群众性的追逼浮财，是死人最多的时候。刘少奇曾说：土改的时候最早跳出来的一批都是痞子流氓。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就说刘少奇这话是污蔑贫下中农。但这完全是当时的事实。中国农村的阶级分野并不是十分明显，当然，地主、农民中间都有坏人，但总体来说，租佃关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流氓无产者按马克思正统学说，不划作革命者，而是社会消极部分，只有毛泽东，把他们划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流氓痞子打头阵，他们会对土地感兴趣吗？土地上的农作物种下去，要到第二年才收获，他们有那样的勤劳和耐心吗？流氓痞子最感兴趣是现钱和地主的老婆和女儿。他都打着光棍呢，他不惦记着这些东西吗？凡是杀死人多、严刑拷打都和追逼浮财的有关，都是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动的手。被打死的有时不止地主，连同贫农一起打死，因为不少地主托关系好的贫农、佃户保管财物。

一部解放以来的中共群众运动史，甚至可以简化为一部“追逼浮财”史。土改追逼地主的浮财；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追逼民族资本家的浮财；统购统销和大跃进开始追逼一般农民的浮财，把他们的存粮和锅碗瓢盆都全部没收；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的大抄家运动，已经追逼到了一般干部和市民的头上……

记者：暴力土改，制造恐惧，制造仇恨，共产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宋永毅：他们得到了政权！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的研究，中共的土改，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改朝换代，农村的乡绅文明还是得以繁衍的。皇权时代，乡间仍然是“天高皇帝远”，皇帝从没有控制住过每一个小乡村。但“改天换地”就不一样了，第一，要把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原有的乡绅文明都摧毁了。中国数千年以来，只有共产党控制了每一个乡村。它有党支部和村委会，有民兵，有治保员，每一个乡村都培养出特权阶层。到人民公社，更是所有资源都由他控制。

记者：共产党是不是在动手土改之初，就知道这是暂时分给农民“玩玩”的，几年之后他们会把土地全部收回？

宋永毅：当然知道，绝对是忽悠农民的。毛泽东很早就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苏联在五十年代早已经完成了对土地私有制的改造，都已经是集体农庄制了。1950年，杜润生当时是中南大区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找过当时的毛泽东秘书陈伯达谈土改。杜当时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水准上，认为农民会拥有他们的土地很长时间。于是陈伯达委婉地警告他说：“主席早已经在考虑搞社会主义农村改造了”。

公私合营：吞并民族资产30亿

记者：谈了农村的暴力土改，再谈谈城市的公私合营吧！总共涉及多少财产金额？

宋永毅：中共自己估价：他们没收的财产是30亿人民币。私有经济当时大约占中国的工商业的30%。30亿在当时换成美金是15亿美金，当时比价大约是2比1。但是30亿只是一个固定资产估价，并不是生产能力。如果算上生产能力来估价，恐怕至少要算好几百个亿。

在清产核资中，私方的固定资产总是被估价低了的。当时毛泽东说还给私方发20年的定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抄家就把定息单子全没收了，哪个资本家还敢去银行领定息？而且中共也根本索性赖掉，冻结存款，就再也不提发给资本家定息了。

记者：为什么资本家不拒绝公私合营？他们在肉体上和地主的遭遇有什么不同？

宋永毅：1951到1953年的“三反”、“五反”两大运动，已经把民族资本家整得很乖了。“三反”是整共产党干部，和现在习近平搞的“打老虎”一样；“五反”是整资本家。因为毛泽东认为腐败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资本家腐蚀了我们共产党的“好干部”，于是整完干部就整资本家。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整完党内腐败就整民营经济（笑）。中共在每一个私人企业中建立工会，党小组，“五反”中把资本家没日没夜地斗。那些资本家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那个时候在上海自杀的资本家多得不得了。一个1952年3月31日的绝密文件统计：“自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地区“自杀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大都是资本家。可以说，五反已经把资本家的脊梁打断了。五反结束，中共说要公私合营，而且他已经在资本家的企业里建立了基层政权–工会，党小组，谁敢拒绝公私合营？非但不是拒绝的问题，许多地方还要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加码，追逼增加资金，即要求资本家投入现金，金戒指，美元，和农村刮浮财如出一辙。这在全国也是不小的一股风潮。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2月20日就报导：“江苏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有七个商业资本家、小商贩和职工自杀，其中有四人身死。自杀案中有四起是因追逼增加资金而引起的。”

话说回来，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如果不搞公私合营，也完全被中共“改造限制”了发展。因为政府控制了你的销路。所有的产品，只有国家垄断的销售途径。另外，他把你的材料来源也垄断了。进口和出口都控制了。如果资本家不把企业交给共产党，共产党要搞死民族资本很容易。所以和土改初期的地主一样，不少资本家也是无可奈何地“自愿”公私合营的。

思想改造：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征服中国知识分子

记者：农村斗地主，城市整资本家，那么五十年代怎样改造知识分子？

宋永毅：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最主要用的是用两个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民粹主义，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普遍的乌托邦式的道德感召力的。我一直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洗脑”是被迫的。相反，绝大多数人一开始是真诚的、自愿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普遍左倾，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民盟的纲领就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高度重合，都是红色的，左的。潜伏在他们思维积淀中的拥护“好皇帝”的改朝换代的思想，有时他们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之二是朝鲜战争和土地改革给了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会。

中共一解放就开始妖魔化美国，但当时知识界不是没有抵制的。例如，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初期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做报告，公然讲：“美国没有文化”。当他讲到这里，台下的不少老师和学生就站起来愤然退场。而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使中共的宣传占据了虚假的“民族大义”。保卫和平的美国被丑化为侵略者，而发动战争的金日成却被美化为和平的保卫者。中国志愿军竟然和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军队打了个平手，更激发了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盲目高涨。进而认为共产党是对的，自己错了。

中共的另一手是“民粹主义”。中共搞思想改造的同时，发动知识分子下乡去参观土改。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朱光潜，冯友兰、华罗庚、潘光旦、贺麟、梁思成等人都下乡参观土改，看农民分到土地后的欢天喜地。让他们看到是中共要“平均地权”，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当然，中共不会告诉这些知识分子：土改的“分田分地”完全是忽悠农民的权宜之计，没两年土地就要全部收归国有的。我们的数据库里收集了上百篇那些有全国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写的“检讨”，很值得一读。

到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改造”有所怀疑和觉醒呢？那是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期。一方面，毛和中共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动用公安机关抓捕了两三千人，继而又在全国报刊上搞文革式的大批判。这开始给知识分子一种“文字狱”的感觉了。另一方面，在全国高校的群众肃反运动中，中共广泛地发动学生斗教授，体罚逼供，揪住教师在国民党时期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其实，一个大学有点民望的教授，谁在国民党时期没点社会职务呢？但那都得整成“反革命”。所以“学生斗老师”、“学生打老师”并不是文革的专利，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知识分子对肃反普遍不满。1957年的右派言论，30%到40%是关于肃反的。知识分子觉得，肃反完全是无中生有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

一个小小的总结

记者：谈了那么多中共建国初期的历史真相，您是否有什么概括性的总结要谈谈？

宋永毅：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所作所为，有一条线索值得一提，那就是那是一个中共不断承诺但又不断毁诺的过程。1949年4月，毛泽东对所有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和官兵“约法八章”，表示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士一律“概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还没有到一年，这些人就成了“镇反”一直到“肃反”中的处决和逮捕对象。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所做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要把土地永远分给贫苦农民。但只过了两年，中共就借“集体化”为名，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建国大纲里，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中共的坚决保护对象。但新中国建立不过5年，就全部被中共在公私合营中侵吞了……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恐怕中国数千年的执政者中，中共领导人是最缺乏信义信用的一群。

来源：《大事件》2015年3月号

http://www.botanwang.com/node/35584
来源: 大事件
作者: 华逸士

https://plus.google.com/+Botanwang/posts/cXahWDeEA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