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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logchina.com/20100211894003.html
作者分三贴在自己的博客张贴此文，但编号次序可能有误。
天崩地坼向深渊
——庐山会议后的反瞒产与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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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2008年12月6日在“公民转型论坛”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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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右倾”运动
作为研究者，就要有对于研究对象及其行为轨迹的把握力、俯瞰视野和归纳力度，从而得出科学的研究结果。历史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是盲人摸象，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党史研究，往往是象都没有，就是闭门造车，面前摆基本中共中央文件集和《人民日报》，就哇啦哇啦地结论一大堆，构成一个体系，就是他们的御用史学了。
我是反其道而行之，给大家一边讲史料，一边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带着大家从升华的角度，来解读历史。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庐山会议，成为当代中国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
那么，我告诉你们，当时导致这三大后果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反右倾”运动。这个判断性结论，不是我闭门造车的武断，我是以史料为依据，以从史料学到编年史，再到专门史，最后以历史哲学的洞察力，以理性地、条理地、逻辑地表述，得出的不可置疑的结论。其实，我这个过程，就不是一般的讲座，就是免费地带着大家，步步深入地前行，参观我是怎么搞研究的。哈哈，这个是半开玩笑半当真哦。
“反右倾”运动,从空间上的社会结构看，基本上是分成这样三个层面进行的，而从时间上，是分成这样三个阶段进行的。
从空间上来说，运动是从这样四个层面展开的：先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然后到省、地、县党政军领导，再到全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最后是全民化运动。
而全民化运动，又分两个步骤进行：先是让社会各阶层，通过各种会议，进行“鸣放”；然后是全民“反右倾”。
这样，庐山会议后，基本上按照谋略大师毛泽东老道的“引蛇出洞”斗争手段，把党内党外、社会上下，凡是敢于露头了的有良知、说真话者，一网打尽。
如果说，“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中敢于表现不满者一网打尽的话，那么，这场“反右倾”运动,那就更加厉害得多了，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了把党内党外、社会上下有良知、说真话者，一网打尽！
或许有人会说：你说得不对，和“文革”中的铁血专政比较，那还是“文革”整人厉害吧！我的回答是：“文革”是整人，整过当权派，再整造反派；而“反右倾”运动,那目标就是整肃说真话者和对于大跃进以来毛泽东的决策表示不满者。我的立论理所当然。更何况：“文革”主要涉及城市，而“反右倾”运动涉及到农村，当年受苦受难饿肚子死人患病最厉害的农民，被打击者，大大超过“文革”规模。
当然，御用史家们最多只是研究到最高层和高层领导人，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本来就不再他们的研究视野中；而过来人要么死于大饥荒、要么为时光淘汰，死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滚滚红尘。因此，这段民众苦难史，既没有人研究、也没有当事人回忆，也就不为历史记载，也就不为知晓了。今天，我来大致反映一下其概况，也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铺垫。其实，就我长期研究的经验，各档案馆，这方面的材料有的是，可惜就是没有人下手而已。
从时间上来说，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反右倾”运动,大致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7月23日~8月16日，标志就是：7月23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到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四个《决议》和《会议公报》。
第二阶段，1959年8月中旬~9月，标志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开展“反右倾”运动,到全国各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县级以上单位布置进行“反右倾运动”。
第三阶段，1959年9月~1960年3月底，标志就是：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不断地进行与粮食征购和“反瞒产”运动相交集的“反右倾”运动。
讲起来蛮纠葛的。这一阶段，又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年9月，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开展以“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也叫“鸣放”运动，一般搞十天半月；第二阶段：1959年9月~1960年3月底，毛泽东的一封信，全国农村开始进行政策调整。
先讲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对象是“粉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以及其他表述过对于大跃进以来左倾指导思想或者造成的严重危害予以批评态度者。也就是说，在庐山会议上，在党内最高层，对想为民鼓与呼的良知者，进行了一场“毫不留情”地“彻底批判”。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隐忍心头怒火，假模假式地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讨论。他是党内多年大权在握、天威难测的“伟大领袖”，还讨论个毬啊，只有对于彭德怀和良知者一窝蜂地声讨。
7 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大会上讲话，那就赤裸裸地撕开了伪装，怒发戟指地斥责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他就是党嘛，唯我独尊的一人之党。从此，会议转为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彭德怀信中只是小小地指责了一下大跃进以来所发生的几点问题，毛泽东竟然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调来林彪做啥子？不就是摆出要史用军队对付异议者的决战架势嘛！一句民谚反映了中国人面对暴力时的心态：“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的霸气和匪气，有效地镇住了大局。在对于毛的权力和性格的恐惧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立场一直地改变立场，倒向毛泽东失去理智的威权。继林彪之后，刘少奇等大部分人转而积极参与了对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的残酷斗争，而朱德等极少数人也在害怕毛泽东暴力威胁造成“分裂党”的后果，转身奉劝彭德怀放弃原则，无端让步。毛泽东在“文革”中70年的庐山会议，再次以这种手段，来威懗林彪。
在那个极权体制下，最高层那些领导人，为了向毛表态，表忠心，纷纷表演出毫无战友之情、毫无同志之情（可能，体制决定同志就是这么回事吧）地闹剧，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以及那些领袖们，把彭德怀围住了之后，无情批判的那种杀气。请大家看看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会明白，那场斗争是多么的丧失人性，真的令人发指。
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
8 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观啥子后效嘛，那是冠冕堂皇的套话，就是往死里整，整的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彭德怀，几次都想自杀。
这就是“反右倾”运动第一阶段吧。当然，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批斗和残酷迫害，并不因为这一阶段的终止而告终止。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全国规模的“反右倾” 运动中，“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受到进一步暴力性人身打击，均受到撤职处分和更大规模的批判斗争，长期受到专案审查。彭德怀被长期软禁于北京挂甲屯， “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唆使的红卫兵暴力殴打批斗，后死于长期残酷迫害。而周小舟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暴力攻击和侮辱,1966年2月25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反右倾”运动第一阶段，在“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外，还确定了在全党全国大清洗的对象和目标：所有“怀疑、否定”“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伟大成就”、“攻击三面红旗”者，罪责难逃。以下这几个文件，定出了“反右倾”运动的目标。
8 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开展“反右倾”。提出“右倾保守”和“右倾情绪”的范畴：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运动的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不是同群众商定可以实现的先进指标，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
8 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上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将“怀疑、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攻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大跃进是“冒进”，对“以钢为纲”、市场紧张、人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者。定性为“右倾思想”。 8月12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8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者，成为运动的斗争目标。
公共食堂是毛泽东乌托邦之梦的要点。8月5日，在对《湖南省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批示中，他提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孙中山所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事情。嘿嘿，毛泽东的逻辑，他就天然地代表了天理人情，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强权就是真理嘛。
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确是处于精神狂躁症态中，没有什么正常思维和道理可以讲。路易十五说：管它身后洪水滔天。毛不是那样，而是不管他娘的天下祸乱，老子天下第一，个人意气用事为根本。于是，狂躁症中的毛泽东，自己否定了前期调整、或者说是新经济政策萌芽时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要随心所欲，而这时候他心中最纠结的焦虑感，就是那个毛泽东氏乌托邦的人民公社，恢复原教旨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反右倾”核心。所有对于人民公社有异议者，或者前期按照他的指示，对于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者，成为打击对象。这是庐山会议定下的“反右倾”运动的主基调。
从断代史而言，庐山会议后，8月中旬，正式进入我界定的第二阶段，即全国各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县级以上单位布置进行“反右倾运动”。这个阶段，斗争的对象，就是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中，上至领导人，下至工作人员，按照人人过关原则，凡是“怀疑、否定”“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伟大成就”、“攻击三面红旗”者的不满份子，一律冠以“右倾”罪名，进行斗争。
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正式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有的省是闻风而动，在8月上旬就开始搞“反右倾），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同时，大揪各地的“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各省都抓“小彭、黄、张、周”。湖南有周小舟，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省委班子改组，王任重向毛推荐，调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来湖南，随后，可算把我们湖南人害惨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为害本来还稍微好一些的湖南，成为全国大饥荒和死亡、患病的重灾区之一。
8 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8月31日，转入开展“反右倾”斗争，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李衍绶、《长江日报》社长肖松年等，被打成 “反党集团”、“文化俱乐部”成员，大批讲真话者受株连。随后，全省大批“观潮派”、“算账派”，大批干部受到批斗和毒打。
在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那个斗争搞得真厉害。59年8月23日~9月5日，河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各条战线“更大跃进”，开展“反右倾”斗争。大会批斗并处理了一大批省直机关和地市委负责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在他主持的小组批斗会里，出现打人事件。路宪文在批斗会上,点名批判一个对他在大跃进中过火行动表示过不满县委书记，路说他一贯右倾，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上来就是一嘴巴，然后大家上来霹雳啪啦一顿毒打，这是唯一一次省级批斗会里面出现的暴力。
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主持，打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斗争的起源，在于前期调整时期，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庐山会议后，包产到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马龙山怕惹火烧身，说是张搞的。张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马龙山起了灭口之心，往死里整。在四级干部会上，马龙山带头对张拳打脚踢，几级干部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连打带斗，直至张福洪死了才算罢手。
9 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将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在前期整社中，提倡人民公社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耿、王不仅受到批斗和组织处理，还受到严重的毒打和摧残。
中共中央在批转该材料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
县以下一级的就更惨一点，安徽的芜湖、河南的信阳、毛泽东的故乡湘潭等等，我做百县调查，走了76个最典型的县，都出现过打斗事件。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暴力情况，这些干部，主要是在毛泽东实行新经济政策调整时候，比较积极的那一批人，就是党内讲真话，积极推进毛泽东前一时期调整政策的这批人，基本被一网打尽，受到严重的暴力摧残。打死人情况普遍发生。我记不住了，要念的话就比较多了，咱们讲概况吧，咱们就不举例了。
10 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通知》，对在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和创造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的改革措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定性为“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要求“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在要求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实现大跃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同时，强调：“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由此，全国各地的“反右倾” 运动，在集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对前一时期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纾解民生而进行的部分调整的政策和措施，对前一时期为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弊端曾积极探索和改革的各级干部，以及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全面地、彻底地、暴力化的“纠正”、“清算”、斗争和批判，重新回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8月上旬～9月下旬，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和中央各部委，揪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小彭、黄、张、周反党分子”。
据我不完全统计：从中央到省、地、县、社，这场反“右倾”运动，有良知、讲真话的党员干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
下面讲讲第三阶段，1959年9月，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开展以“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也叫“鸣放”运动，一般搞了十天半月
如果说，从中央到部局级和省、地、县级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主要侧重于“反右倾”，针对高、中级干部暴力行为，主要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人身软禁的话；那么，县级以下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则主要侧重于高指标、高征购的“更大跃进”运动，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主要实施各种骇人听闻的人身暴力行动。
庐山会议后，全国农村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 运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群众，竟然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成为这场以暴力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受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农村基层的反“右倾”运动，大多从9月中旬开始。
运动的步骤，是“先党内、后党外”，运动的策略，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即“先鸣放,后算账”。大多数地方，先后以“社教运动”（河南、湖南、山西等地）、“整社运动”（四川、广西等地）“整社运动”（湖北、江西）等名目展开。让“对三面红旗不满”者，“先鸣放、后整风”。而“整风”，往往与“高征购”及“反瞒产”同步进行。
先举广西及柳州地区，以及放出水稻亩产130434.14斤、日产万吨钢“卫星王”的环江县为例。
9 月13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第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区、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全区开展反“右倾”斗争。桂林地委书记王斌吾因在前期调整阶段对于落实退赔、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比较积极，并说了几句事关民生的实话，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撤职。
会议修订后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160亿斤以上，提前五年达“纲要”，人均有粮1200斤，油9斤，工业总产值16.5亿元，铁4万吨，煤300万吨。会后，全区“反右倾”运动，处分干部万余人。
10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
但对庐山会议后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教”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跃进以来广大群众受苦受难，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 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 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共产风”、干部作风和政策造成饥荒，提出意见1600多条。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买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对此，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认为，这是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机，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据统计，全县在职干部中，有135人被划为“右倾”分子，重点批判87人，警告7人，开除党籍2人，撤消职务2人，开除公职6人，打成严重“右倾”16人，其它处理14人。对上述人员，分别实行了批斗、辱骂、推搡、扇耳光、揪头发、捆绑、毒打、吊死猪、灌粪、刀砍等毒刑。
而在“反右倾”运动中，环江县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毒打的农民群众，则有案可考，无数可计了。
用洪华的话来说，环江县的“反右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湖南的重灾区之一、我的家乡澧县，“以斗带批”的声势令人胆战心惊。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开展全县“反右倾”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 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
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全国的运动概况，莫不如是，不同的是，用刑的程度和花样各有千秋罢了。
很快，运动转入“与粮食征购任务结合”的“更大跃进”。
庐山会议后，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昏妄狂热之中。“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反右倾” 运动，上上下下采取了严重的暴力化手段进行政治斗争，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高压恐怖；“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二者互为交汇策进，上下各有偏重，而最终落于为达到“更大跃进”目标的粮食征购。
这就是那段血腥的历史。然而，更加血腥的事件还在后面我说的“更大跃进”的粮食征购和“反瞒产”运动。
听的人说胆战心惊，我讲得也是心惊肉跳嘛。的确，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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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庐山会议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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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大饥荒和数千万人死难事件。
我曾经对庐山会议及其确定国策的祸害，做过这样一个判断：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1959年秋收,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直接原因。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当代中国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最为重大事件之一。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的大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难事件。
我认为，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在1959年秋收当即,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根本性直接原因。
这场大饥荒的灾难，直接导致了经年不息的举国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导致了数千万人的罹难。到1962年秋收，国家规模的大饥荒及其引发的饿、病、逃、死，才得以缓解和有效控制；直至1963年秋收，饥饿造成身患各种疾病的农村人口，才得以基本康复。
下面，我先简单讲讲庐山会议之变。
庐山会议之变
庐山会议的原主题是继续前期的调整政策，“纠正前期错误，继续进行调整”。那么，为什么又会风云突变，以至于造成全面翻盘，成为一场巨大社会灾难的起点呢？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因素，如何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主导力？毛泽东对于万言书或者说上书，为什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为什么他对彭德怀上书，表现出如此歇斯底里的激烈反应？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在巨大的历史事变面前，竟然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起决定作用？
庐山会议，毛泽东原定了一些主题，因为当时党内左倾情绪，还有人保持着很高的基调嘛，对于当时在毛泽东实行新经济政策调整，党内有些人难以转弯。就是遇到 58年冬荒至59年春荒那样大的困难，他们也不服，像吴芝圃、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他就不服，号称“大跃进”“八大金刚”的都难以真正转弯。
毛泽东反而成了不断劝解大家进行经济调整的率先人物，领袖的权威当然是有作用的。尽管好像她自己率先转向了，但他对于左倾狂热者，一直是持以“保护积极性”“和风细雨”态度的。只是“形势比人强”，他自己才转弯子。
庐山会议，毛对调整的进程有想法，想进一步把政策落实到位，这样就开始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主要分两个阶段，大家看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我就不详细讲了。
前面原定主题是要进行调整，会议气氛叫做神仙会。结果，但就因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家国，为民请命，7月14日的那份上毛泽东万言书，而风云突变。那封信在讲了一大堆“大跃进”如何英明伟大、党的方针光荣正确——80%都是讲这个的，那词都是这些词——的前提下谈到了两个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问题，第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第二个是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外行不大懂，导致我们出了问题，这就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国运人命、人性良知和个人意气、权势尊严的判定和选择之间，“伟大领袖”毫不迟疑地发动起一场“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运动,并将之扩张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有人问：余老师，看过您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毛泽东对待群众来信，好像还是很在意，同情心蛮强的嘛？为什么他对彭德怀上书，就如此激烈？
我认为：毛泽东是人，他是个历史人物，要由历史来分析。我们深刻理解毛泽东，他是有特性的，是个性情中人。对于群众来信，毛泽东接到后也是很难受。他看到河南干部打人，浮夸，批示下去要处理，但是说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问题讲讲就行了。我开创了一门学问叫“共和国上书史”，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的这些信，古代叫奏折，又叫上书，现在我们叫人民来信。研究这个历史，就知道当时毛泽东重视人民来信，恐怕比现在有些领导做的好，是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对上书反映的问题，心里状态是两个层面的，底层的社会实际情况，他同情，包括后来看到了信阳事件的材料以后，毛泽东流泪了。但是，在最高权力层面的不同声音，所有异议者无一例外是要被清理的。
有人形容他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恶魔，不能这样绝对地讲，有时候他也会表现出人性的一面，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
为什么看到彭德怀这封信以后，在他性情中又造成如此歇斯底里，不顾一切地酿成滔天大祸呢？对于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他觉得自己的领导出来问题，不允许他人置喙，只要有异议，就会使他产生权力危机感，这是他从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否定后产生的负面危机感，这个问题，是贯穿于晚年毛泽东整个心里过程的，他认为是一种权力挑战，就是面对彭德怀笔触婉转的批评和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对其权力的挑战。
随即，他针对性地作出了谋略周全而应对激烈的三大反应。
他以其最高权力者的身份，牢牢控制会议的话语霸权。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扭转乾坤，开始批彭。8月16日，他在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先后在会议上做出《关于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等报告，对与会者大加施压，扭转反左局面；
其次，紧急召集林彪上庐山，并明确表示出以枪杆子对付可能发生人心不测的后果，将以武力解决；
最后，他在会议上一再表示出“重上井冈山”，准备一旦局面失控，即不惜与党中央公开决裂，武力解决。
一句民谚反映了中国人面对暴力时的心态：“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的霸气和匪气，有效地镇住了大局。在对于毛的权力和性格的恐惧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立场一直地改变立场，倒向毛泽东失去理智的威权。继林彪之后，刘少奇等大部分人转而积极参与了对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的残酷斗争，而朱德等极少数人也在害怕毛泽东暴力威胁造成“分裂党”的后果，转身奉劝彭德怀放弃原则，无端让步。毛泽东自此之后，不断地以这种手段，来有效地控制中共中央，从而达到他控制全党的目的。
从此，庐山会议集中火力，转向以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会议以完全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与情绪为基调，全面否定了前期对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局面进行的纠正和调整，并以全面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大跃进战略方针，来迎合毛泽东的个人意志。
会议通过《决议》，提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庐山会议通过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公报》决定：迅速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掀起“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毛泽东取得了称心如意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则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
庐山会议,改变了1958年10月以后逐渐降温刹车，“压缩空气”，对农民实行清理退赔和让步调整的政策,确定了“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两大主题。
庐山会议后，中国社会当即卷入了两场狂风暴雨。第一个叫反右倾运动，第一个叫更大跃进运动。
在党国体制下，权力极度控制在领袖个人手中。个人独裁必然祸横当国，党内个人专断之灾，必然导致举国大难。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歇斯底里、雷霆万钧之怒，必然酿成如雪崩地陷、势不可挡的滔天大祸！
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反右倾”运动和“更大跃进”运动。
“反右倾”运动突出的是对党内外异议者的政治清洗，“更大跃进”运动，是要用比上年更大的生产“卫星”数字，来证明毛泽东大跃进国策“英明伟大正确”；“反瞒产”是“更大跃进”运动中，在粮食征购运动之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大跃进”运动，从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瞒产”，就是为了证明1959年的农业生产，实现了“更大跃进”。
三，“反右倾”运动
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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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者，就要有对于研究对象及其行为轨迹的把握力、俯瞰视野和归纳力度，从而得出科学的研究结果。历史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是盲人摸象，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党史研究，往往是象都没有，就是闭门造车，面前摆基本中共中央文件集和《人民日报》，就哇啦哇啦地结论一大堆，构成一个体系，就是他们的御用史学了。
我是反其道而行之，给大家一边讲史料，一边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带着大家从升华的角度，来解读历史。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庐山会议，成为当代中国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
那么，我告诉你们，当时导致这三大后果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反右倾”运动。这个判断性结论，不是我闭门造车的武断，我是以史料为依据，以从史料学到编年史，再到专门史，最后以历史哲学的洞察力，以理性地、条理地、逻辑地表述，得出的不可置疑的结论。其实，我这个过程，就不是一般的讲座，就是免费地带着大家，步步深入地前行，参观我是怎么搞研究的。哈哈，这个是半开玩笑半当真哦。
“反右倾”运动,从空间上的社会结构看，基本上是分成这样三个层面进行的，而从时间上，是分成这样三个阶段进行的。
从空间上来说，运动是从这样四个层面展开的：先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然后到省、地、县党政军领导，再到全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最后是全民化运动。
而全民化运动，又分两个步骤进行：先是让社会各阶层，通过各种会议，进行“鸣放”；然后是全民“反右倾”。
这样，庐山会议后，基本上按照谋略大师毛泽东老道的“引蛇出洞”斗争手段，把党内党外、社会上下，凡是敢于露头了的有良知、说真话者，一网打尽。
如果说，“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中敢于表现不满者一网打尽的话，那么，这场“反右倾”运动,那就更加厉害得多了，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了把党内党外、社会上下有良知、说真话者，一网打尽！
或许有人会说：你说得不对，和“文革”中的铁血专政比较，那还是“文革”整人厉害吧！我的回答是：“文革”是整人，整过当权派，再整造反派；而“反右倾”运动,那目标就是整肃说真话者和对于大跃进以来毛泽东的决策表示不满者。我的立论理所当然。更何况：“文革”主要涉及城市，而“反右倾”运动涉及到农村，当年受苦受难饿肚子死人患病最厉害的农民，被打击者，大大超过“文革”规模。
当然，御用史家们最多只是研究到最高层和高层领导人，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本来就不再他们的研究视野中；而过来人要么死于大饥荒、要么为时光淘汰，死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滚滚红尘。因此，这段民众苦难史，既没有人研究、也没有当事人回忆，也就不为历史记载，也就不为知晓了。今天，我来大致反映一下其概况，也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铺垫。其实，就我长期研究的经验，各档案馆，这方面的材料有的是，可惜就是没有人下手而已。
从时间上来说，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反右倾”运动,大致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7月23日~8月16日，标志就是：7月23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到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四个《决议》和《会议公报》。
第二阶段，1959年8月中旬~9月，标志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开展“反右倾”运动,到全国各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县级以上单位布置进行“反右倾运动”。
第三阶段，1959年9月~1960年3月底，标志就是：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不断地进行与粮食征购和“反瞒产”运动相交集的“反右倾”运动。
讲起来蛮纠葛的。这一阶段，又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年9月，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开展以“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也叫“鸣放”运动，一般搞十天半月；第二阶段：1959年9月~1960年3月底，毛泽东的一封信，全国农村开始进行政策调整。
先讲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对象是“粉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以及其他表述过对于大跃进以来左倾指导思想或者造成的严重危害予以批评态度者。也就是说，在庐山会议上，在党内最高层，对想为民鼓与呼的良知者，进行了一场“毫不留情”地“彻底批判”。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隐忍心头怒火，假模假式地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讨论。他是党内多年大权在握、天威难测的“伟大领袖”，还讨论个毬啊，只有对于彭德怀和良知者一窝蜂地声讨。
7 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大会上讲话，那就赤裸裸地撕开了伪装，怒发戟指地斥责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他就是党嘛，唯我独尊的一人之党。从此，会议转为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彭德怀信中只是小小地指责了一下大跃进以来所发生的几点问题，毛泽东竟然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调来林彪做啥子？不就是摆出要史用军队对付异议者的决战架势嘛！一句民谚反映了中国人面对暴力时的心态：“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的霸气和匪气，有效地镇住了大局。在对于毛的权力和性格的恐惧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立场一直地改变立场，倒向毛泽东失去理智的威权。继林彪之后，刘少奇等大部分人转而积极参与了对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的残酷斗争，而朱德等极少数人也在害怕毛泽东暴力威胁造成“分裂党”的后果，转身奉劝彭德怀放弃原则，无端让步。毛泽东在“文革”中70年的庐山会议，再次以这种手段，来威懗林彪。
在那个极权体制下，最高层那些领导人，为了向毛表态，表忠心，纷纷表演出毫无战友之情、毫无同志之情（可能，体制决定同志就是这么回事吧）地闹剧，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以及那些领袖们，把彭德怀围住了之后，无情批判的那种杀气。请大家看看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会明白，那场斗争是多么的丧失人性，真的令人发指。
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
8 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观啥子后效嘛，那是冠冕堂皇的套话，就是往死里整，整的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彭德怀，几次都想自杀。
这就是“反右倾”运动第一阶段吧。当然，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批斗和残酷迫害，并不因为这一阶段的终止而告终止。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全国规模的“反右倾” 运动中，“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受到进一步暴力性人身打击，均受到撤职处分和更大规模的批判斗争，长期受到专案审查。彭德怀被长期软禁于北京挂甲屯， “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唆使的红卫兵暴力殴打批斗，后死于长期残酷迫害。而周小舟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暴力攻击和侮辱,1966年2月25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反右倾”运动第一阶段，在“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外，还确定了在全党全国大清洗的对象和目标：所有“怀疑、否定”“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伟大成就”、“攻击三面红旗”者，罪责难逃。以下这几个文件，定出了“反右倾”运动的目标。
8 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开展“反右倾”。提出“右倾保守”和“右倾情绪”的范畴：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运动的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不是同群众商定可以实现的先进指标，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
8 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上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将“怀疑、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攻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大跃进是“冒进”，对“以钢为纲”、市场紧张、人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者。定性为“右倾思想”。 8月12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8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者，成为运动的斗争目标。
公共食堂是毛泽东乌托邦之梦的要点。8月5日，在对《湖南省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批示中，他提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孙中山所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事情。嘿嘿，毛泽东的逻辑，他就天然地代表了天理人情，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强权就是真理嘛。
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确是处于精神狂躁症态中，没有什么正常思维和道理可以讲。路易十五说：管它身后洪水滔天。毛不是那样，而是不管他娘的天下祸乱，老子天下第一，个人意气用事为根本。于是，狂躁症中的毛泽东，自己否定了前期调整、或者说是新经济政策萌芽时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要随心所欲，而这时候他心中最纠结的焦虑感，就是那个毛泽东氏乌托邦的人民公社，恢复原教旨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反右倾”核心。所有对于人民公社有异议者，或者前期按照他的指示，对于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者，成为打击对象。这是庐山会议定下的“反右倾”运动的主基调。
从断代史而言，庐山会议后，8月中旬，正式进入我界定的第二阶段，即全国各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县级以上单位布置进行“反右倾运动”。这个阶段，斗争的对象，就是省、地、县县级以上单位中，上至领导人，下至工作人员，按照人人过关原则，凡是“怀疑、否定”“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伟大成就”、“攻击三面红旗”者的不满份子，一律冠以“右倾”罪名，进行斗争。
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正式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有的省是闻风而动，在8月上旬就开始搞“反右倾），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同时，大揪各地的“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各省都抓“小彭、黄、张、周”。湖南有周小舟，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省委班子改组，王任重向毛推荐，调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来湖南，随后，可算把我们湖南人害惨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为害本来还稍微好一些的湖南，成为全国大饥荒和死亡、患病的重灾区之一。
8 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8月31日，转入开展“反右倾”斗争，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李衍绶、《长江日报》社长肖松年等，被打成 “反党集团”、“文化俱乐部”成员，大批讲真话者受株连。随后，全省大批“观潮派”、“算账派”，大批干部受到批斗和毒打。
在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那个斗争搞得真厉害。59年8月23日~9月5日，河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各条战线“更大跃进”，开展“反右倾”斗争。大会批斗并处理了一大批省直机关和地市委负责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在他主持的小组批斗会里，出现打人事件。路宪文在批斗会上,点名批判一个对他在大跃进中过火行动表示过不满县委书记，路说他一贯右倾，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上来就是一嘴巴，然后大家上来霹雳啪啦一顿毒打，这是唯一一次省级批斗会里面出现的暴力。
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主持，打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斗争的起源，在于前期调整时期，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庐山会议后，包产到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马龙山怕惹火烧身，说是张搞的。张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马龙山起了灭口之心，往死里整。在四级干部会上，马龙山带头对张拳打脚踢，几级干部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连打带斗，直至张福洪死了才算罢手。
9 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将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在前期整社中，提倡人民公社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耿、王不仅受到批斗和组织处理，还受到严重的毒打和摧残。
中共中央在批转该材料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
县以下一级的就更惨一点，安徽的芜湖、河南的信阳、毛泽东的故乡湘潭等等，我做百县调查，走了76个最典型的县，都出现过打斗事件。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暴力情况，这些干部，主要是在毛泽东实行新经济政策调整时候，比较积极的那一批人，就是党内讲真话，积极推进毛泽东前一时期调整政策的这批人，基本被一网打尽，受到严重的暴力摧残。打死人情况普遍发生。我记不住了，要念的话就比较多了，咱们讲概况吧，咱们就不举例了。
10 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通知》，对在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和创造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的改革措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定性为“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要求“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在要求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实现大跃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同时，强调：“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由此，全国各地的“反右倾” 运动，在集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对前一时期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纾解民生而进行的部分调整的政策和措施，对前一时期为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弊端曾积极探索和改革的各级干部，以及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全面地、彻底地、暴力化的“纠正”、“清算”、斗争和批判，重新回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8月上旬～9月下旬，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和中央各部委，揪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小彭、黄、张、周反党分子”。
据我不完全统计：从中央到省、地、县、社，这场反“右倾”运动，有良知、讲真话的党员干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
下面讲讲第三阶段，1959年9月，全国各地公社、大队、小队开展以“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也叫“鸣放”运动，一般搞了十天半月
如果说，从中央到部局级和省、地、县级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主要侧重于“反右倾”，针对高、中级干部暴力行为，主要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人身软禁的话；那么，县级以下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则主要侧重于高指标、高征购的“更大跃进”运动，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主要实施各种骇人听闻的人身暴力行动。
庐山会议后，全国农村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 运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群众，竟然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成为这场以暴力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受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农村基层的反“右倾”运动，大多从9月中旬开始。
运动的步骤，是“先党内、后党外”，运动的策略，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即“先鸣放,后算账”。大多数地方，先后以“社教运动”（河南、湖南、山西等地）、“整社运动”（四川、广西等地）“整社运动”（湖北、江西）等名目展开。让“对三面红旗不满”者，“先鸣放、后整风”。而“整风”，往往与“高征购”及“反瞒产”同步进行。
先举广西及柳州地区，以及放出水稻亩产130434.14斤、日产万吨钢“卫星王”的环江县为例。
9 月13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第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区、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全区开展反“右倾”斗争。桂林地委书记王斌吾因在前期调整阶段对于落实退赔、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比较积极，并说了几句事关民生的实话，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撤职。
会议修订后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160亿斤以上，提前五年达“纲要”，人均有粮1200斤，油9斤，工业总产值16.5亿元，铁4万吨，煤300万吨。会后，全区“反右倾”运动，处分干部万余人。
10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
但对庐山会议后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教”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跃进以来广大群众受苦受难，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 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 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共产风”、干部作风和政策造成饥荒，提出意见1600多条。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买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对此，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认为，这是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机，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据统计，全县在职干部中，有135人被划为“右倾”分子，重点批判87人，警告7人，开除党籍2人，撤消职务2人，开除公职6人，打成严重“右倾”16人，其它处理14人。对上述人员，分别实行了批斗、辱骂、推搡、扇耳光、揪头发、捆绑、毒打、吊死猪、灌粪、刀砍等毒刑。
而在“反右倾”运动中，环江县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毒打的农民群众，则有案可考，无数可计了。
用洪华的话来说，环江县的“反右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湖南的重灾区之一、我的家乡澧县，“以斗带批”的声势令人胆战心惊。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开展全县“反右倾”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 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
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全国的运动概况，莫不如是，不同的是，用刑的程度和花样各有千秋罢了。
很快，运动转入“与粮食征购任务结合”的“更大跃进”。
庐山会议后，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昏妄狂热之中。“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反右倾” 运动，上上下下采取了严重的暴力化手段进行政治斗争，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高压恐怖；“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二者互为交汇策进，上下各有偏重，而最终落于为达到“更大跃进”目标的粮食征购。
这就是那段血腥的历史。然而，更加血腥的事件还在后面我说的“更大跃进”的粮食征购和“反瞒产”运动。
听的人说胆战心惊，我讲得也是心惊肉跳嘛。的确，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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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2 22: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