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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论迹不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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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5 02:06: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迹不论心



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说:“对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从来是‘论迹不论心’的,只能看他对国家政治活动产生的影响;其内心的思想动机如何,至多只是解释其政治行为的副线。”(《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3/4期)

王教授此文主要针对舒云女士等人关于文革中林彪问题的著述。他对舒云等人的批评我是很赞成的,但是我要说,舒云等人对林彪研究,以及对一般的文革史研究也是有贡献的。历史恰如法庭。舒云等人就是被告林彪的辩护人。辩护人站在被告立场上,不管说的对不对,对于全面了解被告,给予他恰当而公正的评价,都是不可少的。

但王教授“论迹不论心”一说,确是金玉良言。王教授此文中的很多话,对于我们涉猎文革史本身又二把刀的人,都是警句。



例如,《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中说:“1968-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后3年,在这3年中,上海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8年,张春桥出于捞取篡党夺权资本的反革命目的,在上海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1968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1966年的生产水平。”

1966年由于文革动乱,生产下降。如果1968年继续下降,就真国将不国、生灵涂炭了。不管什么人,什么动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是张春桥出于篡党夺权的动机这样做,就应该被否定了。

但是什么是篡党夺权呢?无非是张春桥想当总理。那有什么错呢?虽然让不让他当是另一问题,但他想当没什么错。如果大家都不想当总理,肯定是个灾难。

从这个记述来看,张春桥对于文革期间上海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至于他什么动机,是很难分析的,也是不重要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张春桥视上海为自己的地盘,所以希望它的经济发展。那么如果他篡党夺权成功了,视全国为他的地盘,会不会也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呢?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暂且不谈。

且说上面所引书作者的逻辑。上海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在张春桥的罪恶目的下实现的。这样的逻辑和我们所批判的张春桥的逻辑“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陈伯达。共识网上有余樵先生文章《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刘西尧回忆文章和范硕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67》中,文革中陈伯达提出血统论的说法。

这种说法显然与史实大相径庭。陈伯达没有提出血统论,而是坚定地批判了血统论。刘西尧是位老先生,对文革中的事弄得不很清楚也罢了。范硕似乎是个学者,竟然也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着实不应该。

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普遍对历史胡编乱造。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胡编乱造,这种胡编乱造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就是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任何有权势的人和他们的子女部下。这个道理,傻子也明白,你触犯他了,他本人,或他的子女部下,明天就到法院起诉,叫你赔偿名誉损失补偿费100万元,你赔得起吗?就算是他不到法院告你,说你是网络造谣,还有500人转抄。就是劳教制度撤销了,也有办法治你。那么,触及谁呢?柿子捡软的捏,这里的黄金法则是尽量糟蹋那些政治上失势人物、塌台人物。这样绝对没有危险,而且更显得你政治上正确。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这话说的很好,但是作者又说:“当然,现在看来,陈伯达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效力。”

陈伯达批判血统论,不是很彻底的,比起遇罗克来说更是如此。他的批判,基本上没超出当时官方规定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政策。但是他的很多话,例如他对一些高干子女说:“难道你们的血统高贵吗?”还是掷地有声的良言。他解散北京六中私设监狱的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所以,陈伯达此举,我认为,首先出于一般人应有的义愤。六中高干子女用酷刑折磨死一位学生、一位工友,谁知道能不引起义愤?当然除了行凶的红卫兵及其老子。陈伯达这样说这样做,说明他有这种一般人的情感。

其次,陈伯达批判血统论,是出于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倡阶级斗争,但不是血统论。在他看来,这种信仰和效力毛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



再说毛。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极端错误的。这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少数人不接受也暂不论。既然如此。毛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应该是正确的了?文革十年,可能当初毛也没有想到,这里面又出了好多毛也很难控制的局面。所以在1967年初,毛提出批判在干部路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解放干部,结束文革的意图。因为干部都被打倒了,总不能叫这些造反派收拾局面吧?所以毛提出了这个口号,等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逐渐解放一批干部控制局面。有人批判,这是再向刘少奇进攻的一个步骤。也确实有这个意思,把打倒干部的责任往刘少奇那儿推,很不道德。但是分析这个问题,确实有结束文革的意图。



说这些,并不是替这几个人表功。他们在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说是罪行并不过分。但是人是很复杂的,谈到动机更是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不是那么大。要就事论事,诛心之论不可取。它将对历史过程解释为坏人的险恶动机,引向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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