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听课记

yangharrylg

当年读本科时，就看过王奇生老师的《革命与反革命》《党员、党权与党争》二书，大为佩服。这学期看到有王师开的《民国史研究》，便毫不迟疑地选了。来上这门课的，多是历史系近代史专业的研一学生，加上少数几个政管院、马院、国关院的研究生，我是古代史专业唯一选了这门课的。

课前自我介绍时，王师告诉我，之前只见过本系做晚清、民初的学生向上学清史，而像我这样做古代史的同学往下学的，“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我听了颇为惊讶，没想到就连在一个历史系内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块的划分都已经这么壁垒森严了？

一学期听下来，感觉在历史系上的所有课中，辛德勇老师的《目录学概论》和王师的课应该是最过瘾的两门了。两位老师的讲课风格颇为不同，辛师的特点是擅长抖包袱。版本目录学原是很枯燥的学问，泛泛而谈，极容易沦为流水账，但在辛师近乎东北单口相声的独家演绎下，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王师的课则从来不用抖包袱，因为民国史本身就已经够刺激有趣的了，各种政党秘辛、革命机理、档案内幕，只需娓娓道来，便已足够让人脸红耳热，心跳加速。

做近代史研究和古代史之间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必须勤查档案，甚至在国内一些极端情况下，能不能出学术成果就取决于你手上垄断了多少材料，能不能动用关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王师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各地档案分布、价值高低和阅档技巧，传授他的成功经验和血泪教训，而这方面内容很多已经不属于历史学，而可以说是“人情学”的范畴了。

比如王师说，去一个地方查档案，切忌直奔正题，刚到开口便说要看WG、FY的档案，这样管理员，尤其是“政治觉悟高”的管理员立马就不配合你了，结果就是什么都看不成。所以刚开始，一定要先看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啊、经济方面的档案之类，“等到管理员们对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台下大笑），再慢慢调比较想看的内容。同时可以“适当地买一些小礼物”（台下再次大笑），让管理员都喜欢上你，那么效果就更好啦！

说道这里，王师感叹历史学家们即使使出浑身解数，拼命研究，但最后对于真相的了解往往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千万不要太自信。政治运作有很多潜规则和手段，历史学家很容易流于书生之见。王师当年在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时，看到蒋某天忽然写了这么一句话，几乎就是在对后世那些自负的历史学家们说的：“历史是没有真相的。”接下来又加了一句：“真相是永远不会说出来的。”王师回忆，当时在胡佛馆看到这两句话时，几乎要吐血。很明显，那天发生了什么，但蒋不愿透露，可又不愿意让个秘密完全湮没无闻，所以又忍不住留下了一点线索。

王师回忆，八十年代曾有一个短暂的档案开放的黄金时期，但只有少数学者抓住了机会，如杨奎松、唐宝林等。现在中央的档案馆都不怎么开放，逼着研究者去看基层的档案。但民国时期基层档案问题很多，因为国民党的特点是控制不了基层，它的很多政策、调查任务等，到了保长一级往往就敷衍了事，所以水分就很大。报纸材料也很危险，使用时必须分辨它是当时的常态还是变态。因为往往变态才有新闻效应，才会被记者报道、放大、炒作，常态则是不会有读者的。常态无史料，一般人无声音。与之相类似，我们眼中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主张，一般也绝不会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而是他那个时代的另类。我们所说的思想史往往是“变态思想史”，而非“一般思想史。”做思想史，一定要关注思想与实际的关联究竟有多大。

据我观察，王师上课应该是不准备讲义的，只是课前在白纸上把要点简单罗列一番。上讲台后，外套一脱，袖子一捋，凭借治学几十年来的史料积累和心得，顺水行舟，信马由缰地讲，听到打铃了便休息一会。一般讲两个多小时，情绪高昂时则讲满三小时，非常随性。期末也不考试，不交论文，指定三本书，学期末最后三堂课发言讨论即可。但王师毕竟功力深厚，尤其在茅、罗、杨三君走后，基本成了历史系近现代史的招牌人物，无数学生想要投入他的门下，据说现在手下都带了十六七个研究生了。

记得最精彩的，还是三堂讨论课之前的最后一次独讲，内容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尤其是对于陈独秀的再评价。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王师彻底跳出了原本的革命史框架，讲得神采飞扬：

1921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对中共的作用被大大低估。在这六年里中共已经成了气候，这点很重要。其中，莫斯科找对陈独秀做中共早期党魁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干革命的往往都是年轻人，谁做党魁难以决定，于是各立山头，产生派系之争，这是很多国家共产党发展早期的共同问题。但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领袖，富有革命精神，且个性极端，出任总书记实至名归。早期中共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带着一帮学生，这对中共早期成长很有利。但传统的49年前“革命失败”史观把这点掩盖了。陈独秀被替换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党魁，中共陷入走马灯式换领导人的混乱时期，每个人换下去，就被戴上了一顶帽子，直到七大毛坐上领袖地位才结束。

王师这段全新论述，示范了什么叫“历史的洞察力需要超越史料去想象、揣摩。”王师上课时有次提到了已故的高华，说他的那本代表作虽然有很多注，但问题在于那些最精彩的，即毛的权术那部分却都没有注，因为没有史料支撑。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做高层政治往往没有史料，只能靠学者的推断。可是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有现实关怀，近现代这段时期更受人关注，这几年很多优秀的社会学家（如应星）、法学家都转向共和国史。王师说，以后中国若出现经典性历史著作，很有可能就是在毛时代的中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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