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宗汉 我为胡乔木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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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 2008年10月30日 更多电子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我为胡乔木代笔


□郑宗汉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改善，党的大理论家胡乔木应邀访美。访美中他要到兰德公司、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地演讲、作报告、答记者问。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位大理论家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通常他的文章都是自己执笔，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差不多也是由他主笔，别人执笔也要经过他修改后才定稿。邓小平同志说过：“胡乔木看过我们就放心了。”
这次他访问，也许是由于时间紧迫，也许是由于为了对付兰德公司那些中国通，他那样身份的人出来讲话需要十分慎重，他一反常例，要找别人先为他起草一个稿子。1988年11月底，他找了当时《红旗》杂志的总编辑苏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还有一个就是我，共四人，作为一个小组承担这一任务。胡的秘书事先打电话问了我的学历、职务、什么时候到《红旗》杂志工作的等等，并派人来要去我的著作和写的文章，大概是为了了解我的写作能力。
隔日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我与苏星一起去胡乔木家。到后一看，杨波和赵复三已经先到了。胡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南长街一座小楼里，会客室不大，室内挂着一幅王大成画的大幅腊梅，古干新枝，朵朵红梅，画中题有韩愈“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名句，增添了会客室的雅致。大家落座后，胡乔木略事寒暄后，直奔主题。他说，他应邀访美，中心题目是讲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他不想一般地说道理，而是打算从历史讲起，先讲东北为什么搞计划，为什么搞“三反五反”，为什么进行“三大改造”，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作出的选择，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作为党的大理论家，他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对历史如数家珍，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说拜托诸位帮他起草讲话稿。胡谈完后，我们四人一起商量如何完成胡乔木给的任务。三个人都说自己手头有一大堆事待办，无法动手写文章，一起要我执笔。原因是我是四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而“《红旗》杂志又是出笔杆子的地方”。我说，这个题目那么大，我对解放那一段的历史又不熟，苏星同志写过关于“三大改造”的专著，杨波部长直接管过“三大改造”，你们动笔吧！论我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我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我思想上也不愿意承担这个本来并不熟悉的任务。
回来我又给胡的秘书打电话，讲了理由，请辞任务，请他把我的要求向胡转达。胡的秘书说，不转达了，你能行，我们了解！一句话把我顶了。第二天就接到胡乔木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有三页，写得很客气，一笔手写体清秀大方，说：“宗汉同志：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设想了两次讲演的提纲，请看一下，考虑一下这样是否可用，以便星期一面商。题目列得多了一些，实际上每个小题只能讲几句话而已，关键是这几句话能否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翻阅了你写的文章，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愉快。”并附来两个讲话的提纲。12月6日，我再去胡家。坐定后，他说：“看了你的提纲，不错。上次人多，说得不够细，今天再谈细一些。”从下午3点谈到5点，谈了两个小时，比上次更有深度，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最后他提出要我写两个稿子，前10年一个，后20 年一个，一万字以内，月底交稿。
回来我根据胡的提纲和思想翻箱倒柜，查找历史资料，日夜连轴转，写出了一个稿子。1989年1月27日，胡乔木又把我找到他家谈了第三次。根据他的要求，我又作了删节，并且口语化了一些。他的讲话《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他访美回来后经他亲自修改在《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尔后我还陪他会见美国《新闻周刊》驻京首席记者和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回答了两位记者许多极为尖锐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