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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和思潮形态的国际毛主义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不断扩展，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国际毛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毛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思潮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国际毛主义研究方兴未艾。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思潮已经转向对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关照。当下，国际社会的国际毛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抗议，是一种和平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
关键词：毛泽东;毛主义;国际中共学;中国共产党
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形成由来已久。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在国际学界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毛主义”理论。其后不久，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出现了分裂和分化，国际社会出现了毛主义运动。毛主义也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思潮。国际左翼、右翼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也加入到国际毛主义研究队伍中来。六十多年来，哈佛大学学者开创的毛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际毛主义运动也经历了跌宕起伏。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没有对国际毛主义的研究的学术谱系进行系统梳理，对国外毛主义研究成果的译介也不多,对其学术性认识不足，认为毛主义是单纯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认为其有贬义，甚少使用毛主义一词。总体上看，国内学界仍应提高对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地位和社会思潮地位的认识。
一、学科起源：“毛主义”术语的提出
1950年，哈佛大学博士生史华慈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这是国际学术界首次用用领导人的姓氏来命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她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与毛主义非常接近的另一个词“毛泽东主义”由国民党反共理论家叶青提出，这是国内首次用毛泽东的姓名来指称共产党的理论。1941年冬，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发表读后感，提出并批判了 “毛泽东主义”。在他看来，“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不久，这个词在延安等地出现。1942年2月，为了反驳叶青，毛泽东的读书秘书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对“毛泽东主义”作了简要阐释，驳斥了叶青的观点。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1948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想在在开学典礼上提出 “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1]，并请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商量是否可用这一提法。毛泽东在回复中否定了这一提法，认为“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2]。毛泽东认为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会突出自己，反对这一提法。文革期间， 在重庆等地曾有“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红卫兵组织。总的来看，国内宣传和理论界基本不用“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这两个提法。
在国际学界，“毛主义”的观点肇始于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著作《美国与中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这种异常就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3]。他甚至提出，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费正清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非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国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4]。此时，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正在他的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共产主义》。1950年论文完成并获得通过，这篇论文中提出了“毛主义”术语，认为“毛主义”的三大要义是“马列主义信仰、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这个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运动基础上”[5]。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在《“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中认为，“1951年，史华慈杜撰了毛主义一词并详细解释了它的意义”[6]，他认为史华慈在其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这一专著中最早公开使用了这一术语。史华慈的学生杜维明也认同此说，认为，“史华慈第一次使用”[7]。史华慈在博士论文正文中四次提到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38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207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234页，两次)。 1951年，史华慈在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由博士论文稍作改动出版)中提出了“毛主义”[8]。魏特夫和杜维明依据的就是这一专著。史华慈专著中三次明确提到了“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15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168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189页)。1952年出版的由布兰特(Conrad Brandt)、史华慈、费正清三人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中也多次明确提到“毛主义”这一术语。这本书的结语提到该书1950年6月就已经完成。史华慈还使用了“毛化”这一术语。他认为，“大跃进是超越苏联模式的一次胜利，揭示了延安理论不仅适用于革命，而且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大跃进是毛化(Maoification)的一个高峰，但它并不表明经济领域与苏联模式的决裂”[9]。
毛主义一词的涵义非常宽泛。史华慈最初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1968年，他在另一专著《共产主义和中国：流动的意识形态》中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10]。六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使用的毛主义术语有多重涵义。其一，毛主义是一种革命战略。史华慈的研究中把毛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甚至提出“毛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战略”[11]。费正清也曾表示“毛的创新是在实践领域，而不是理论领域”[12]。其二，毛主义是一种革命理论。利夫顿(Robert Lifton)曾研究中国的“革命毛主义”[13]，再如国际毛主义运动中的毛主义。其三，毛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如美国左翼经济学者格利(John G. Gurley)曾撰文论述“毛氏富足共产主义理论”[14]，其实是强调社会建设理论。其四，毛主义是一种文化理论和现象，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和巴迪欧(Alain Badiou)的研究对毛主义哲学的研究。其五，毛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如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毛主义终结的论述。其六，毛主义是社会运动的旗帜，如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学生反战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中曾把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作为运动偶像和旗帜。其七，毛主义是一种理论武器。中苏论战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印尼共产党，以及一些左翼组织内的毛派，把毛主义奉为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毛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
史华慈的“毛主义”和“毛战略”两个概念含义基本一致。哈佛大学的学者还使用了几种不同但相近的说法，如“毛思想”、“毛泽东思想”，几个概念的差别比较微妙。费正清等学者曾使用“毛的思想”(Mao’s Thought)，他有时也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Marxism-Lennism-Mao’s Thought)[15]。史华慈后期的著作中也提出过“文革毛主义”[16](Cultural Revolutionary Maoism)。直到今天，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仍在经常使用“毛主义”这个词。哈佛学者提出的“毛主义”这一重要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学术界围绕着“毛主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有相通之处，也有所不同。毛泽东思想是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7]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西方被称为毛主义，在中国被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和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条件中的应用”[18]。毛主义术语既包含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思想，甚至包含文革期间的“革命毛主义”，更加强调了毛泽东个人的主体性。国内学界对国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19]。但“毛主义”一词本身并无贬义，它在海外学界被广泛使用，频率明显高过“毛泽东思想”。
二、研究群体与研讨气氛：国际毛主义研究吸引多领域研究者深入探讨
六十多年来，众多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等参与到国际毛主义研究中来。国际学界已经展开了对毛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研究。众多学科领域的专家都有参与。历史学者如费正清、史华慈、魏特夫、施拉姆(Stuart Schram)、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沃林(Richard Wolin)，政治学者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白鲁恂(Lucian Pye)、阿普特(David Apter)，哲学学者如齐泽克(Slavoj Zizek)、阿尔都塞、巴迪欧、莱文(Norman Levine)、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经济学者如阿明(Samir Amin)，心理学家如利夫顿，政治家如霍查(Enver Hoxha)、阿瓦基安(Bob Avakian)、普拉昌达(Prachanda)，作家特里尔(Ross Terrill)、肖特(Philip Short)，电影导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等，都曾发表了大量有关毛主义的学术作品和传记作品。近年来，左翼学者齐泽克、右翼学者福山等成为国际毛主义学界新的学术代表。国际毛主义研究者遍布多个学术领域，来自世界各地，围绕毛主义主题，展开了多视角的深入研讨。
(一)哈佛大学学者参与的学界毛主义争论
哈佛大学学者提出毛主义概念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多次热烈的学术讨论。学界围绕着“毛主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新的研究成果自此不断涌现。其中有五次较为集中的学术辩论，有关论文分表发表在《政治学评论》、《外交事务》、《新领导》、《中国季刊》、《共产主义问题》、《近代中国》等政论和学术刊物上，时间跨度近二十年。
第一次争论。1951年，史华慈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为题出版，很快传播开来。1954年，著名的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魏特夫开始批评“毛主义”理论，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创性，没有什么毛氏原创性”[20]。魏特夫并没有点名批评哈佛学者，但显然是指向他们。魏特夫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在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创新性，因为马克思列宁早就论述过这些问题，提出过这些观点。作为回应，史华慈1955年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论毛的原创性》，认为“毛和斯大林的原创性不是列宁那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21]，但也认为“毛的创新是在实践领域，而不是理论领域”[22]。
第二次争论。1959年7月，在美国社会主义协会主办的《新领导》杂志上，发生了第二次学术辩论，共发表了三篇论战文章。魏特夫进一步否定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师徒三人的“毛主义论”。魏特夫撰文《论北京的“独立性》，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的作者们(上述三位哈佛学者)错误解释了毛泽东1927-1940年间的活动”，认为错误的“毛主义”理论带来了严重后果，“对美国的决策者造成了破坏性影响”[23]。1960年4月，史华慈在该刊发表论文《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理论》反驳魏特夫，认为，“魏特夫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削弱我书中的中心观点：(1)无论是毛的战略还是其上台,都不是莫斯科事先策划的;(2)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进一步分化”[24]。魏特夫一周后又在该刊发文《列宁和毛泽东》，认为“史华慈把我们引入到一系列假问题的探讨中，只会使事情更糟”[25]。《新领导》杂志的论战是与《中国季刊》上的讨论交叉进行的。
第三次争论。1959年，《中国季刊》的首任主编麦克法夸尔敏锐地发现了史华慈和魏特夫在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上的尖锐对立，邀请他们在《中国季刊》上围绕“毛主义的原创性”[26]这一问题继续深入展开学术辩论。1960年第一季度的《中国季刊》创刊号上即发表了魏特夫的《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与《新领导》的文章相比，魏特夫的论述更详细，材料更丰富。史华慈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对魏特夫的指责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反驳。随后，该刊发表了魏特夫给史华慈的答复文章《毛主义——传说?传说的传说?》及史华慈对这篇答复文章的评论。其后是夏得马(Henryk Sjaardema)的文章《毛主义的精髓》。这其实是一篇读者评论，夏得马支持史华慈而反对魏特夫的观点。最后是史华慈对夏得马文章的评论。《中国季刊》上发表的文章比《新领导》的后两篇文章还要更早一些。对比发现，这两组文章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次讨论比《新领导》更为深入，双方仍然各持己见，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据和材料。《中国季刊》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创办的，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相对于其他几次辩论，这次学术辩论影响最大。
第四次争论。1966年5月，学者们在《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展开了又一次毛主义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是‘毛主义’”。参与讨论的有施拉姆、柯亨(Arthur A. Cohen)、史华慈等多位学者。这次讨论先由编辑部邀请施拉姆和柯亨就有关毛主义的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请史华慈等人评论，而后施拉姆、柯亨等又作答复。施拉姆发表了《其人与其主义》(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一文。柯亨的文章是《其人与其政策》(The Man and His Policies)。史华慈发表评论文章《斯大林主义还是中国性》(Stalinism or Chineseness)，再次强调中国共产主义的原创性，认为“毛主义的很多因素来源于20世纪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些因素具有中国性，根源于文化危机”[27]。学者雷加(Mostafa Rejai)《重新定义的需要》一文，主张对“毛主义”重新定义。著名中国学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发表评论文章《传统的延续》，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发表《专制主义传统》，最后是施拉姆和柯亨的评论。列文森和夏皮罗等几位著名学者的加入，扩大了这次论辩的影响。
第五次争论。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之时，《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主编黄宗智在该刊组织了又一次关于“毛主义”的学术辩论。这次讨论规模较大，有史华慈、施拉姆、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等12位著名学者参加，发表了15篇论文和评论。首篇是黄宗智的《编者按》，第2篇是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佩弗(Richard M. Pfeffer)的《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和马克思》，该文结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分析张春桥有关资产阶级复辟的论述，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毛的思想与马克思是一致的。该文甚至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扩展到了“文革”阶段。文章批判了毛泽东理论研究中史华慈的“决定论”、施拉姆“唯意志论”和迈斯纳的“乌托邦论”，批评了美国学界毛泽东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文章还认为，“史华慈的专著《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是该领域(中国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曾主导该领域十几年”[28]，充分肯定了史华慈的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第3篇是史华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再思考：一个答复》，反驳了佩弗的批评。第4篇为密歇根大学青年学者魏昂德《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化》一文，分为“一个反馈”和“毛战略和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再考察”两部分，先后刊出。该文对二十多年来西方学界对毛泽东思想原创性的研究进行了考察和总结,主要批评了施拉姆、迈斯纳、佩弗等人的意志论和决定论，认为“魏特夫否认了毛的原创性，史华慈肯定了毛的原创性，而施拉姆则限定了毛的原创性”[29]。第5篇是魏斐德(Frederick L. Wakeman)的《一个回应》，对魏昂德的批评作了回应。第6篇是《对佩弗、魏昂德中国革命研究的思考》一文，回应了两人对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批评。第7篇是佩弗的《毛和马克思：理解、学术和理论》一文，评论施拉姆等人的毛泽东研究。第8篇是魏昂德对施拉姆和魏斐德的回应文章《一点回应》，第9篇是施拉姆针对魏昂德论文的《评论》。第10篇是麦斯纳的《学术传统中的马克思》对有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第11篇华盛顿大学青年学者塞尔登(Mark Selden)撰写的《马克思毛泽东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第12篇是威斯康星大学傅礼门(Edward Friedman)撰写的《马克思、毛和其他》，第13篇是安多斯(Stephen Andors)撰写的《马克思和毛：一个评论》。第14篇是斯塔尔(John Byran Starr)撰写的《毛泽东作为思想家的思考》。第15篇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利(John G. Gurley)撰写的《研讨论文：讨论与评论》一文。第五次讨论更加深入具体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此次辩论中有几位学者肯定文革，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格利把毛主义称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为由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这种观点实际上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格利在总结中再次谈到毛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化(disintegration)还是进步(progress)。史华慈认为是分化、异端，而格利则认为是进步。关于研究方法，格利认为，“解释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应用马克思主义”[30]。
这五次论述都有哈佛学者代表人物之一的史华慈参加。很多学者在辩论中研究了哈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或批评，或赞同。这些争论本身是总结，又是新的以及更为深入的研究。
海外学界也举行过多次有关毛主义的国际研讨会。2003年12月，在麦克法夸尔的组织下，费正清中心召开了“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再认识” 学术会议，专门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的逄先知、廖盖隆等著名学者。国际学术界研究毛主义领域的著名学者史景迁、特里尔、齐慕实、白鲁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肖特等分别发言。2005年，张戎(Jung Chang)、哈代(Jon Halliday)合著传记作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引发热烈讨论，费正清中心举行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Assessing Mao’s Place in History)研讨会。麦克法夸尔、施拉姆、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魏昂德等分别发言讨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并对这一传记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
(二)国际毛主义运动中毛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
六十多年来，国际毛主义运动对毛主义的理解也有关多次争论。50年代，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形象受到严峻挑战，直接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国际社会的一些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和左翼组织选择了毛主义，放弃了斯大林主义。中苏论战暴露了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分歧，加剧了这种分裂。一些政党和组织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毛主义作为一种反修正主义理论与苏共斗争。60年代，美国的左翼政党黑豹党以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甚至主张武装斗争。毛主义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文革期间达到顶峰。1975年，以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革命共产党成立。中美和谈与建交、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也引发了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内部的分化。美国进步劳动党在1972年中美领导人会晤后就发生转折，表示对中美和解不能理解。7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霍查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由于对毛主义的理解不同，当时国际毛主义运动可分为三派：理解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护执政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仍然坚持支持中国文革，自称坚持“真正毛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倒台之后，毛主义运动主要分为支持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自称坚持“真正毛主义”的左翼。70年代末以来，国际毛主义运动分裂加剧，9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弱化趋势，第三世界的众多毛主义运动和组织销声匿迹。20世纪初，联合尼共(毛主义)通过选举实现了与其他党派的联合执政，国际毛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曙光。美国革命共产党一些积极分子如阿瓦基安、罗塔(Raymond Lotta)仍在宣传毛主义，该党仍在继续出版党报《革命》，该报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被称为毛主义报纸。其他国际毛主义组织出现衰弱化趋势。国际毛主义运动中对观点林立，思想多样。即使国际左翼之间，也经常出现互相批评和攻击。有的学派和社会组织认为自己才是毛主义的正统，而批判其他的学派和组织为修正主义。如有的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齐泽克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毛主义，实际上是修正主义”[31]。运动的争论与分化都包含着对毛主义的思考和研究。
毛主义者与毛主义理论研究者之间也发生了多次争论。近几年，美国革命共产党积极分子罗塔和齐泽克发生了辩论。齐泽克批评以毛主义为指导的美国革命共产党为“叛徒”[32]，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罗塔则多次要求与齐泽克辩论，认为齐泽克的是资产阶级分子。罗塔也向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发出辩论的挑战公开信，认为麦克法夸尔的文革研究是伪学术，文革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革命。
三、学科对象：海外研究者深入探讨了毛主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域
国际毛主义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从基本理论领域、实践应用领域等方面对毛主义展开了深入研究，出现了多个重要问题域。
关于是否承认“毛主义”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被麦克法夸尔称为“‘毛主义’的原创性问题”[33]。哈佛大学的一些学者如史华慈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甚至背离;另一方面又认为，毛主义吸收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他提出，“毛式的主张中有一些要素是与斯大林战略一致的”[34]。“毛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绝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毛泽东的阐述一语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5]
毛主义的基本内涵问题。麦克莱伦在其专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总结了毛主义的五个基本内涵：1.把工农业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目标;2.强调意识和意志的重要性，这也是“文革”发生的认识根源;3.强调游击战争，在第三世界影响很大;4.强调反官僚主义;5.强调勤俭节约和献身大众的德性。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则把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等列入毛主义的基本内涵。
毛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关系问题。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结论中认为毛主义是异端，但也同时指出，“除了完全缺乏共产主义政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有机联系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他认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一个原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救赎过程的信仰，列宁对共产党是历史救赎的唯一代表的信仰”。第二个原理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与实践。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坚持，一个反映人民群众急切愿望和要求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组织严密而富有活力的党组织，在确保革命成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个原理是列宁主义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史华慈认为，中国继承了这一倾向，并提出“这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第四个原理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原理，曾极大地吸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这种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角色”[36]。舒尔曼(Franz Schumann)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变的普遍真理和变化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持续结合”[37]，这种观点认为毛主义吸收和融合的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毛主义吸收了列宁主义。麦克莱伦提出，“毛主义是列宁主义和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以及一定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综合”[38]。也有右翼学者或者运动分子攻击毛主义，如1978年，前苏联曾出版一本名为《毛主义：口号与实践》小册子，宣称“毛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对立面”[39]，还认为毛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
毛主义哲学问题。被学界称为“法国毛主义教父”[40]的阿尔都塞在其名著《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毛主义辩证法问题，他认为，“主次矛盾、主次方面、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是毛泽东哲学的要义，是黑格尔哲学所没有的”[41]。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当作重要国际文献来阅读。巴迪欧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阅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后，他认为“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42]。齐泽克认为“毛泽东错误地拒斥了否定之否定观念”[43]，片面强调斗争性，而否认统一性，片面强调一分为二，忽视合二为一，导致长期的文革恶斗，以及“文革”后资本主义的复辟。莱文认为，矛盾概念源于黑格尔，被列宁广泛使用，但毛泽东赋予这一概念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新的涵义[44]。德里克认为，“矛盾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链接理论和实践的关节点”[45]。左翼学者齐泽克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吸收发展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先是把矛盾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区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后来又把矛盾区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这是毛泽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重大创新[46];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能正确认识否定之否定，认为对抗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不符合对立统一思想。实际上，毛主义产生后，又从毛主义中分化出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又有新的理解。
毛主义与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毛主义和中共理论的自主性问题。史华慈通过毛主义概念突出强调了中共理论的自主性。如上文所述，他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是有自己的独立性”[47]。在纪念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文章中，史华慈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毛泽东带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主的原创性的中国道路”[48]。他认为，毛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实践的自主创新性理论，也是中国走出的一条新路。
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海外学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看到了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华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主义者’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49]。费正清认为，“毛主义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必须应用到乡村中国的实际”[50]。史华慈后来还把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中的毛泽东张力”(the Maoist strain in Chinese Communism)[51]。这里的“毛张力”论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总体上看，他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毛主义”是“一种行动上的‘异端’”[52]。此处的“异端”并无贬义，只是突出强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华慈还明确提出，“在马克思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可能是对的”[5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54]，“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5]。费正清、史华慈等学者已经把毛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毛主义的基础。
毛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费正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的协奏曲中，有儒学的潜调子”[56]，“如果不了解中国儒家传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思想(Mao Tse-tung’s thought)”[57]。列文森认为，“毛泽东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58]。史华慈认为，“毛主义”是一种“特色革命理论”[59](peculiar theory of revolution)。施拉姆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中共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60]。他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强调从国情出发，更是强调中国传统智慧和价值”[61]。史华慈把传统文化比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图书馆”更为合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同时也摒弃了糟粕。费正清专门分析了“毛主义”的“儒家德性”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具有一种“道德主义”，继承了中国的道德说教传统。他认为西方的合法性来自法律规定，中国的合法性来自道德正义。他提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道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原则反映了对传统说教的继承，中国曾有两千年儒家说教传统”，且认为“孔子和毛泽东都强调思想和态度的正统，而非法律程序”，甚至提出毛泽东有一种“过度的道德主义”[62]。费正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的融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能够像帝国儒家时期一样能够实现，因为，道德和思想权威与政权融合在一起了”[63]。在费正清看来，文革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种道德狂热”[64]。费正清等海外学者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65]。
“毛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问题。经济学家阿明认为，毛主义是解决斯大林体制和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两极分化问题的尝试，是斯大林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替代，是“世界上最为公平的社会”[66]。麦克莱伦在其专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把毛主义列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法国毛主义知识分子也把毛主义作为对教条式马列主义的替代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毛主义和儒学是影响世界的两大中国思想。也有海外研究者较多地论述了“毛主义”历史作用，持有较为偏激的观点,简单地把“毛主义”运动看成了权力斗争。史华慈认为，“特定理论和特定逻辑的结合常常是由于基于政治的因素，而是否符合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没多大关系——这是我们研究毛主义兴起时必须注意的事实”[67]。费正清认为, 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建立忠于自己的圈子，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的运动”[68]。这类观点显然错误地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看成了权力斗争,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另一方面，海外研究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毛主义”的积极作用。如傅高义(Ezra Vogel)认为“毛主义防止了干部思想僵化”[69]。实际上，中共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真的成功。教条主义盛行的时期，革命和建设事业遭遇了大挫折。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外有几十个以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曾把毛主义作为替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正统。
毛泽东在毛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阿普特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毛化”(Maoization of Marxism)，把毛泽东称作“苏格拉底毛、哲学王，君师合一”，认为在构建话语共同体过程中，“毛泽东远不是简单地使用马克思主义，他从中国现实的经验中发明自己的一套‘逆反话语’并借此成为天子和天师角色，也是一个激进的苏格拉底”。阿普特借用了“天子观”，把毛泽东看成是天子和天师，是“历史故事的叙述者”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代言人”，有时又把他称为“流亡中的奥德修斯”。阿普特还从现代西方符号学、语言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分析毛泽东的角色，认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理念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尽管有时这种理论和斯大林主义接近，它仍然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成功构造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象征资本”[70]。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毛主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肯定了毛泽东在毛主义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毛主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史华慈多次提出，毛主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吸收了了西方其他的思想传统。他认为，“毛主义融合了卢梭的理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并且“后期毛主义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吸收了卢梭、雅各宾等人的思想”[71]。麦克莱伦认为，“毛主义强调德性、勤俭、奉献，这些也是卢梭倡导的”[72]，海外学者看到了毛主义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和价值观的吸收和融合。
“新毛主义”和“后毛主义”问题。傅礼门论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主和毛主义问题，分析了新的一轮毛泽东热(Mao Fever)[73]。一些学者认为，毛主义已经过时，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中曾认为，“毛主义在亚洲已经过时了”[74]。近年来，福山又论述了新毛主义问题，认为“新毛主义和新儒学是中国替代西方民主的两种可能模式”[75]，他认为中国出现了新毛主义和新毛派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里尔认为，“新毛主义与文革毛主义已经大不相同”[76]。实际上，他们所谓的新毛主义是国内外一种自称坚持“传统毛主义”的社会思潮，影响力并不是很大。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77]。一些海外研究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义在社会运动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游击战争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78]。联合尼共(毛主义)领导人普拉昌达在尼泊尔提出了普拉昌达路线，同时仍然高举毛主义旗帜，但一些西方左翼政党已经批评尼共放弃了毛主义的人民战争路线，转而走上了选举道路，斥之为修正主义。柬埔寨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曾深入研究毛主义的游击战等军事理论。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各组织、各政党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出现了分裂，互相攻击，称对方是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
国际毛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些学者分析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并对未来动向作了预测分析。美国罗格斯大学亚历山大(Robert Jackson Alexander)先后出版了《发展中世界的毛主义》和《发达世界的毛主义》两本专著。这两本书主要是对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运动进行了总结。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库克(Alexander C. Cook)，发表了专题论文《第三世界的毛主义》，论述了国际毛主义运动在柬埔寨、秘鲁、尼泊尔三个毛主义国家的发生发展，对近年来的毛主义动态作了评述。库克认为，包括联合尼共(毛主义)在内的“真正多党联合民主制是毛主义实践的真正创新”[79]。纽约城市大学沃林的专著《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与1960年代的文革遗产》分析了毛主义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提出，用“席卷法国中国风(毛主义)解读法国五月风暴整个事件”[80]。当时，法国巴黎高师的一群聚集在阿尔都塞周围的青年学生认为，“毛泽东的中国是解决法国各种大都市社会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81]。星星之火，很快发展为燎原之势，正是这些人在法国引发了毛主义运动，深刻影响了法国60年代和7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他还记述，“法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萨特(Jean Paul Sartre)，以及泰凯尔(Tel Quel)学派都被毛主义席卷”[82]。法国曾有过1500多名毛主义青年，主要集中在巴黎高师。后来这些多成为社会精英人物。在毛主义运动中，阿瓦基安出版和发表了有关毛主义的《毛泽东的不朽贡献》、《在中国的失败毛泽东的革命遗产》等专著和论文，研究了毛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应用问题，提出了综合毛主义和其他革命经验的“新综合”理论。
海外学者对毛主义的研究远不止上述几个大的问题域。可以说对毛主义的研究视角很多，有学者如傅礼门研究过毛泽东思想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认为毛泽东曾试图用爱因斯坦主义来说明物质无限可分，来论证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合理性。他把受到爱因斯坦主义影响的毛主义称为“爱因斯坦式毛主义”[83]。
国际毛主义研究仍大有文章可做。国际毛主义运动曾是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实践又有了新的发展。如何理解当前国际毛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界定国际毛主义新形式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比如毛主义组织和运动的历史总结还不够深入系统。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发现和深入研究。
四、学科理论范式：海外毛主义研究孕育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海外从事毛主义研究的学者形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多学科的背景的学者强调主观分析、心理分析和结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
1.费正清的“刺激-反应”分析范式
1958年,费正清在专著《美国与中国》第2版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新秩序包含有帝国传统元素和西方冲击的元素，这些元素的融合毫无疑问可以称为对西方反应的最新阶段”[84]，这里已经包含了毛主义是中国思想对西方思想刺激的反应的观点。60年代，费正清曾把“刺激-反应”模式称为“中国对西方接触的反应”[85]。80年代，费正清把“刺激-反应”分析模式引入到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刺激-反应”分析范式体现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1987年，费正清出版了研究中国革命的力作《伟大的中国革命》，具体分析了毛主义研究的“刺激-反应”分析范式，其基本逻辑和过程是：西方思想的传入是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刺激，“20世纪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巨大刺激的环境中”。而且，“1911至1949年的中国空档期(没有主导政府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对西方社会秩序理论最为敏感、最为强烈的反应期”;毛泽东等人是中国思想界应对西方思想挑战的主体，“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历了儒家的衰落，为了拯救国家，接受了进步进化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反思融合在一起”;中国思想界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主义)的诞生。费正清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受到苏俄思想影响后产生的”[86]。这样，费正清就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毛主义研究的 “刺激-反应”分析范式。他把自苏联传入中国的思想归为西方思想。此前，他曾明确提出，“苏联对中国的冲击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87]。
2.文化解释学模式
阿普特、赛奇引入了柏拉图、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国”、“话语”、“象征资本”、“话语共同体”等概念分析延安时期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福柯认为话语是“作为意义表达方式的有一定次序的符号实体”[88]，他认为知识、权力都是围绕话语运转的，而话语则是权力的体现。阿普特基本借用了福柯的概念，认为“话语带来权力，而权力也被转化进入到霸权文本之中”[89]。他提出，“通过整风运动，在延安形成了一个包括所有人的单一话语共同体”，这个“话语共同体是依靠象征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而“象征资本就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90]。“象征资本”这个概念源自布迪厄，本来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和精确价值化的非货币交易体系”[91]。在这种体系中，人民之间的关系通过象征资本的交换来定义，象征资本价值的实现也通过交易完成。显然，阿普特的象征资本概念和布迪厄的有所不同，后者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一种文化形式的权力,也是道德资本,或者说是正义论。话语形成象征资本要经过“定向解释”(exegetical bonding)，即所谓“一种解释规则，一种定义和内化概念的方式”[92]，指的是毛泽东的对党史和党的理论的毛式解读，即所谓毛泽东版本的党史和毛化的马克思主义。
阿普特认为延安是“理想国”，是“符号空间”，“这些成分(定向解释、话语共同体和象征符号)在延安共同组成了毛泽东的理想国”。他把毛泽东比作柏拉图并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在构造自己的观念领域的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和毛泽东的理想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理想国接地气，后来才成为具有内在原则逻辑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泽东认真向农民和工人学习的知识分子”。阿普特认为，通过理想国建构，“延安变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93]。
3.社会学组织结构分析模式
舒尔曼从社会组织系统论的角度研究毛主义。他主张采用民族精神、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三要素”说分析中国社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系统的核心。舒尔曼不同意帕森斯等人的“文化为社会系统中心”观点，他认为，居于社会系统的中心是“掌握权威的是社会成分是任何社会系统的核心”，也就是他所谓的统治集团、治理集团，或者是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可定义为“享有财富、权力和威望的社会组织，它占有社会的稀缺资源的大部分。他在社会各组织中发号施令。他获得荣誉从社会大众中获得”。“组织是指各种不同角色的结构”[94]，按照这个标准，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机构。他参考了列文森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认为，在传统中国，“存在三位一体，即民族精神(Ethos)，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表现为儒家、官僚和家长制”，这是所谓中国社会的传统三角。并且“民族精神、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是社会系统的三个核心因素”[95]。他认为，在当代中国，这三个因素的功能已经被替代了，传统的被破坏掉了，需要新的功能要素。“民族精神被意识形态取代……权力核心是有组织的领导，尤其是共产党……发挥范型人格作用的是干部，组织中的革命领导者”。他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解读为“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种结合使理论变成了纯粹意识形态”，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总结构包括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纯粹意识形态和实践意识形态”。他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没有纯粹，实践没有合法性，没有实践，组织不能把世界观转化成连续的行动”。舒尔曼区分了理论和思想，他认为，“理论是纯粹意识形态，思想是实践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纯粹意识形态，毛主义是实践意识形态”[96]。
4.政治学结构分析模式
麦克法夸尔用三角形来建模表示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中共、人民军队、社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为其“三角模型”的顶点，领导干部为三角形的左边、意识形态(毛主义)为其右边、人民军队为底边。人民群众居于三角形内部。而在所谓民主国家，人民群众位于三角形外的外接圆中。麦克法夸尔的“三角模型”主要表达了其“中共政权脆弱论”。这一分析模式把中国政治认定为非民主政治模式，并认定中国政治为脆弱性结构。这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学术模式和价值理念。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体“三角型”中，顶点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左边是中国共产党，右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Doctrine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底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强制力量，三角形的中央是社会大众。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结构时，他认为：十年“文革”破坏了共产党的权威，片面强调了意识形态，军队的政治角色加强。“文革”后的十年“开放”则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威力。
以上两图系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堂上的板书描绘，左图为文革前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三角形，右图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三角形。
5.史华慈的“多元张力互动模式”
在博士论文《毛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专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史华慈提出了用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模式——“领导意志、教条原理和具体实际张力互动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从中共领导人意志、教条原理和具体实际存在复杂的张力互动关系，从这种关系中分析中共理论动态。这种模式联系中共理论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环境因素分析毛主义。他认为，“中国发生的不是简单的现行教条和共产领导人之间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主义与意志、领导身处其中的环境的张力的结果”，“不是从真空里考虑主义，而是从作为人改造的主义、在具体环境中的主义来考察”[97]。史华慈强调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与其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共领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并非行为完全受思想决定”[98]。
此外，心理学家利夫顿等人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分析“革命毛主义”。白鲁恂等学者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毛主义，都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运动中的毛主义者也从各地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毛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运动中出现了尼泊尔毛主义、印度毛主义、秘鲁毛主义、菲律宾毛主义等结合各国特点的毛主义形式。
海外研究者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齐泽克等人曾直接引用张戎等人杜撰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里记述，分析毛泽东的哲学心理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而这本不为国际学界所认可。
六、学术影响和批判功能：学术的扩展和思潮的传播
毛主义影响了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如致力于解决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阿尔都塞被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斯宾诺莎、毛泽东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综合体。阿尔都塞6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很多青年学生受他的影响，加入了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协会等毛主义组织。毛主义影响了福柯等人的学术思想。福柯曾与毛主义者共同工作，提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一概念，成为其后期标志作品。总体上看，如上所述，国际学界众多学科领域涉及毛主义研究，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纽约曾出版宣扬毛主义的报纸《挑战》，经常报道青年毛主义组织的活动。
毛主义思潮在左翼运动和第三世界社会运动中有较大影响，丰富的国际实践是毛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国际毛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左翼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第三国际为榜样，1984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左翼组织还发起成立了毛主义国际——“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 RIM)。这个组织宣称信奉文革毛主义和四人帮毛主义。由于组织松散，力量相对弱小，其影响力目前还不大。另有一个组织是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心，催生了“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国际大会”，也称为“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毛主义)国际大会”(简称ICMLPO)，是由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和组织组成，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国际大会。以毛主义为旗帜的社会组织和政党几乎遍布亚非拉和欧美各大洲。毛主义在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运动中影响很大。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三面旗帜。60年代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和学生运动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协会(SDS)就曾以毛主义为旗帜。70年代的成立的美国革命共产党更是以毛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曾高举毛主义旗帜。哈佛大学曾有毛主义学生组织，曾在校园发动学生运动，也曾高举毛主义旗帜。这些毛主义运动也开展了实践中的毛主义研究，社会影响很大。法国学者、作家萨特也曾声援并积极参与法国青年学生的毛主义运动。70年代初，毛主义青年被捕后，他出任了毛主义报刊《解放报》的编辑。左翼文化批判学者、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是毛主义的崇拜者，高度评价毛主义的文化实践意义，认为毛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号”[99]。左翼社会运动中的毛主义有法国毛主义、尼泊尔毛主义、印度毛主义、秘鲁毛主义等。法国毛主义主要是在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运动。2008年4月，尼泊尔毛派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获得近一半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执政。有些左翼运动参与者也曾受到毛主义的影响，也是毛主义的研究者，如阿尔都塞。他曾参加法国五月风暴。在如齐泽克，他曾呼吁人们“发扬毛泽东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100]，曾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场发表演讲鼓励青年人坚持斗争。毛主义是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被宣传和推行的。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国外的左翼组织，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与中国有分歧，甚至认为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即使在革命共产党内部，也有重大分歧，一些人坚决支持文革后得中国新领导人，并因此离开了该党。而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为首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坚持暴力革命理论。阿瓦基安是最为激进的美国毛主义者。
毛主义研究曾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1949年蒋介石政权溃逃台湾，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完败，美国政界和学界陷入了“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相当多的美国人还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延伸”[101]。以右翼学者魏特夫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坚决主张中共是苏联的傀儡，是苏共的阴谋。史华慈的毛主义论，在理论上反驳了右翼学者和政界颇为流行的中共傀儡论和莫斯科阴谋论(苏联阴谋论)，也打击了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理论依据。史华慈强调了中共与苏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博弈。史华慈等人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称为 “中国式共产主义”[102]。史华慈还提出了中国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简单的追随者的论断，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实践。哈佛学派学者的观点较为客观，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哈佛学派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国别产权问题。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不是莫斯科预先谋划的,甚至与正统教条相反, 毛泽东的策略初步形成时，这些教条被奉为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具体环境使得莫斯科给毛泽东这种新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合理性”[103]。这些客观认识，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际毛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铁托主义、卡斯特罗主义、苏加诺主义(印尼)等多种社会运动形态和社会思潮。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最大，毛主义至今在国际社会仍有较大影响。美国革命共产党阿瓦基安近年提出了“新综合”理论综合了毛主义和其他有关理论。新综合理论是该党的指导思想，是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综合提炼，既包括意识形态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104],毛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正面经验和理论来总结的。
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力。在发达国家，毛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曾融入了毛主义，形成了更加丰富而系统地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毛主义作为一革命理论存在。总体上看，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基督教等社会思潮相比，毛主义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七、显学确立与批判功能：国际毛主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思潮定位
六十多年来，国际毛主义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毛主义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为海外中共研究专家史华慈、费正清等。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到高潮，很多有关毛主义的学术作品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以法国毛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国际毛主义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阿尔都塞、巴迪欧。1993年和200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和110周年前后，国外又出现新的毛主义热。迄今为止，每年仍有大量的有关毛主义研究的成果不断重现，国际毛主义研究一直在延续和发展。随着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临近，新的毛主义热正在形成。从学派上看，可分为毛主义研究的哈佛学派，以史华慈、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以阿尔都塞、巴迪欧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左翼学派，以齐泽克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作家学派，以特里尔、威尔逊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政治学派，以福山、白鲁恂为代表。
海外毛主义研究已经扩展至诸多学科，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引入。这些相关学科的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毛主义研究中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从历史学的视角，史华慈、福山、白鲁恂等从政治学的视角，齐泽克、阿尔都塞、巴迪欧等从哲学的视角，阿明等从经济学的视角，霍查、基辛格、普拉昌达等从社会政治运动的视角，特里尔等从作家的视角，都曾发表了大量有关毛主义的学术作品和传记作品。毛主义是海外中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费正清、鲍大可(Doak A. Barnett)、史华慈、麦克法夸尔等在国际学界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政治敏感”学术领域。这些学者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历史、建设、理论、形象、外交等有关问题为研究和教学对象，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海外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共学与克里姆林宫学相似。国际中共学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包括海外中共学和中国中共学。其中也包含国际毛泽东学、国际毛主义等重要内容。国际毛主义研究作为学科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海外毛主义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海外毛主义研究在我国可以归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研究方向，也可作为政治学一级科学社会主义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国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学科应当加强对国际毛主义运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毛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国际共运和国际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定位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有利于吸收国外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宽学科视野，提高学科地位，促进学科发展，促进相关学术繁荣，促进相关教学。
国际毛主义运动已经转向追求社会公正的和平抗议。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兴趣也正在增长。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这一紧要问题。正是因为此，国际社会和学界重新考察毛主义，希望从那里获得启发和解决方案。正是由于人们对全球化逻辑的失望和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毛主义学者巴迪欧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主要抗议运动如占领运动、愤怒者运动等都与毛主义没有直接关系。毛主义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界和社会精英的思考中，他们希望从毛主义那里找到解决社会不公的方案，同时也表达对不公的控诉。齐泽克还号召人们发扬毛主义的斗争精神，但这种斗争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
总之，国际毛主义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影响力在增强。国际毛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毛主义又是一种在国际社会具有持续国际影响力社会批判思潮。纵观其学术史，国际毛主义研究，不但有了庞大的研究群体，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产生了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丰硕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国际毛主义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毛主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毛主义是一个中性的学术话语，本身并无贬义。应当进一步提高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地位，更加重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4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3]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
[4]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260.
[5]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 p.234.
[6]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January-March 1960), p.73.
[7]Tu Wei-ming, “Destructive Will and Ideological Holocaust: Maoism as a Source of Social Suffering in China,” Daedalus, Vol.125, No.1 (Winter 1996), p.178.
[8]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15.
[9]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March 1973), p.22.
[10]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9
[11]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p.12.
[12]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00.
[13]Richard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ê-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andom House,1968, p. 39
[14]John G. Gurley, Challengers to Capitalism: Marx, Lenin, Stalin, and Mao,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p.181.
[15]John K.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95, 326.
[16]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7.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18]John K.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p.321.
[19]萧延中：《大气、大师、大手笔——毛泽东的政治修辞学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8期(上)。
[20]Karl A. Wittfogel,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octrine and Real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6, No.4 (October 1954), p.464.
[21]Benjamin I.Schwartz, “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 Foreign Affairs, Vol. 34, No. 1 (October 1955), p.73.
[22]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300.
[23]Karl A. Wittfogel, “Peking’s ‘Independence’,” The New Leader (July 20-27, 1959), p.17.
[24]Benjamin I. Schartz, “Mao Tse-tung and Communist Theory,” The New Leader, April 4, 1960, p.21.
[25]Karl A. Wittfogel, “Lennin and Mao Tze-dong,” The New Leader, April 11, 1960, p.21.
[26]Roderick MacFarquhar, “Editor’s Note,” China Quarterly, No.1 (January-March 1960), p.72.
[27]Benjamin I.Schartz, “Stalinism or Chineseness,”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66, p.18.
[28]Richard M. Pfeffer, “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Field’ and a Contribution to a Preliminary Reappraisal,”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 423.
[29]Andrew Walder, “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Modern China, Vol.3, No.1 (January 1977), p.102
[30]John G. Gurley, “The Symposium Papers: Discussion and Comments,”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pp. 456, 463.
[31]http://llco.org/conjuring-mao-against-maoism-prachanda-and-zizek/
[32]Haseeb Ahmed and Chris Cutrone, “The Occupy Movement, a Renascent Left, and Marxism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Slavoj Žižek,” The Platypus Review, Issue 42 (December 2011-January 2012), p.2.
[33]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3 (September 1995), p. 693.
[34]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March 1973), p.20.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36]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p.202-204.
[37]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33.
[38]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8.
[39]Vladimir Glebov, Maoism: Slogans and Practices,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78, p.8.
[40]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3.
[41]Louis Althuser, For Marx, Verso, 2005, p.94.
[42]Prologue by Alain Badiou included in Mao Tse-tung, On Contradiction, Marid, Brumaria, 2012.
[43]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19.
[44]Norman Levine,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s, London: Gorge Allen & Unwin, 1984, pp.317-347.
[45]Arif Dirlik,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86.
[46]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6.
[47]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p.39.
[48]Benjamin Schwarz, 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Som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 Goal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1, March 1965, p.11
[49]Benjamin I. Schwartz, “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 A Tentative Comparison,” Daedalus, Vol.89, No.3,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Summer 1960), p.616.
[50]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299.
[51]Benjamin I. Schwartz, “Ch'ê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2, No.1 (January 1951), p.71.
[52]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91.
[53]Benjamin I. Schwartz,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 461.
[5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56]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5.
[57]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 53.
[58]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xvii.
[59]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 (April-June 1960), p. 35.
[60]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112.
[61]Stuart Schram, 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Plenum, 1978-1984, London, 1984, p.80.
[62]John K. Fairbank,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China”, New York Book Review, March 16, 1989.
[63]John K.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94.
[64]John K.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p.428.
[6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66]Edward Friedman, “The Future of Maoism by Samir Am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7 (March 1984), p.143.
[67]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15.
[68]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298.
[69]Ezra F. 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tion’ of Cadr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9 (January-March 1967), p.60.
[70]See 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 16, 13, 69, 16, 73, 33.
[71]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35 (July-September 1968), pp.17, 14.
[72]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9.
[73]Edward Friedman, “Democracy and Mao Fev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3, Issue 6, 1994.
[7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75]Francis Fukuyama, “China Is Looking to Its Dynamic Past to Shape It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11.
[76]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77.
[7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78]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9
[79]Alexander C. Cook, “The Third World Maoism,” in Timothy Chee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1.
[80]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81]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82]See 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 xii.
[83]Edward Friedman, “Einstein and Mao: Metaphors of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3 (March 1983), p.52.
[84]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13.
[85]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76.
[86]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 p.287.
[87]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41.
[88]M.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9.
[89]David E. Apter, “Yan’an and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 Daedalus, Vol.122, No.2,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Spring 1993), p.208.
[90]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6, xi, 35.
[91]Pierre Budiou, translation by Richard Nic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79.
[92]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p.114.
[93]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pp.303, 69.
[94]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3.
[95]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7, 8.
[96]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22-24.
[97]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2.
[98]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方法问题》(1987年6月20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演讲)，叶文心译，原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又见许纪霖等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99]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No. 9/10, 1984, p.180.
[100]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 28.
[101]Fox Butterfield, “Benjamin Schwartz, 82, Dies; Expert on Mao’s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1999.
[102]Benjamin I. Schwartz, “Totalitarian, Consolid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Quarterly, No.1 (January-March 1960), p.19.
[103]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5.
[104] Bob Avakian, “Making Revolution and Emancipating Humanity”, “The New Synthesis”, Revolution, No.112, December 16, 2007.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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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1 09: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