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祥 大学生活（1-4，完）

bluesky

2012-11-28

大学生活--大一的快乐（原创） - 祥哥 - 陈恒祥的博客


我从1965年9月进入湖南财贸学院学习，大学一年级的生活是快乐的。

湖南财贸学院的前身是湖南建设学院，是党在建国初期培养干部的学校。学校的建筑风格和省委党校一个样，一溜七栋红砖三层楼的宿舍,隔着一个大操坪,就是两栋教学大楼。宿舍原来安排干部是三个人一间房，平头床铺。到我们学生就安排六个人，把平头床铺改成上下床,每人一张书桌。窗明几净，宽敞舒适。校址在岳麓山后山下的石佳冲内，山上树木葱葱，山下小河清清。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真是读书休闲的好地方。

我分配在计划统计系工商统计专业的65级六班，政治辅导员是张伟老师，女同志，北方人，爱人杨醒夫，学校行政处长，都是南下的干部。当时讲阶级路线，政审严格，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初期见面，乡音五花八门，陌生的面孔，新奇的乡音，让我们几个来自长沙的同学十分新鲜。记得开学典礼上，院长雷振宇主持，副书记杨晓峰作报告，他很自豪地说：湖南财贸学院是国家财政部直属高等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国家统一分配，专门培养红色会计师和红色统计师的专业学府，学生绝大多数根红苗正，政治立场坚定---。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常教学，为成为红色接班人而努力学习。

大学与高中大不一样。读高中时，每天背上一大书包的课本和作业上学，课程也是排得满满的，作业一大堆，读不完的书，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走进大学，一天就只上午听课，拿个讲义夹就行了.下午除个别情况，一般是自习多.晚上自习。自主学习占很多时间，一下子让我们感到轻松了许多。说来也奇怪，课时减少，但竞争却特别激烈，人人都为革命而学习，生怕成绩落后。加上老师启发式教育多，灌输式说教少，我们掌握知识的速度反而更扎实一些。基础课学习时，我们就自觉学习专业课了。一到休息时间，算盘子打得连珠响。那时还提倡做“又红又专”的红色接班人。政治空气浓厚，学习精神也可佳。

湖南财院旁边有党校，省财政干部学校，省文化干部学校，各校每周轮流放电影，学校有时也组织去看。特别是那一年省文化干校举办电影放映员培训班，一到实习阶段，就让学员到我们学校操坪上放电影，让我们当观众又当评委。经常操埸上四个角落上都在放电影，我们乐此不疲，把“地雷战”、“地道战”“战火中的青春”等等老影片看了个够。那段日子真是快乐极了。

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00起床，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下楼跑步。开始在操埸上跑，以后上公路跑，1000米、2000米、3000米，最多跑上了5000米。凌晨的黑暗中，上千人跑步，有如千军万马在行进，在跑步中迎来黎明，那种兴奋、激动的感觉，至今回味无穷。少数同学，还从后山登上美丽的岳麓山顶，然后赶回来吃早餐。中午自由安排，晚餐后自由活动，打篮球，玩排球，各喜各爱。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1元，分桌吃饭。食堂工友是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饭，尽职尽责。虽无大鱼大肉，但也是温饱无忧。这种生活节奏，体育锻炼和简衣素食，让绝大多数学生身体越来越健康。原来面容焦粹的同学，一个个变得红光满面了。

生活是快乐的，日子是清贫的。当时学校助学金的标准是甲等每月补助13元；乙等11元；丙等9元；等外7元。我们城市的学生与此无缘，每月回家向父母讨要11元伙食费和一点零用钱。甲等助学金毕竟很少，不少农村的同学还是困难重重。记得当时有吸烟的男同学，早餐不吃，节约的钱买回红桔烟，吃得剩一个蒂吧，都要留下来，集中在一起用纸卷起来再吸。女同胞不吃早餐，则是买来大手帕，三条半可以改成一件小花衣裳。哪像现在大学生，除一日三餐美食外，还有麦当劳、肯德鸡、比萨饼、成套电器用品、新潮衣物。学校周围开满了饮食店，漫酒摊，小吃一条街，一到晚上和节假日，都是学生消费的地方，人山人海。我们那时候，学校旁边只有一个小卖店、一个书店。上餐馆那真是太铺张了。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政治风暴来临的前夜。这一段政治生活比较平静，各种政治活动按步就班地进行。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按中央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开始也组织我们学习中央的“23条”。间或还要批判《海瑞罢官》等。但学生都不理解，“四清”对于学生要清什么，走资派在哪里？搞不清，因此运动都是空谈，没有针对性。批海瑞罢官，结果反而宣传了海瑞。学校还是按原来的方法抓运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各系和班的团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是共青团员的要与入团积极分子交朋友，团员要经常向团干部汇报思想，团支部还经常开会收集和分析思想情况，掌握思想动态。我是二小组的团小组长兼行政组长，有时不想搞这种形式主义的、枯燥的谈话活动,还有人提我的意见：“不注意做思想政治工作”。班和系、学校都树有学习毛主席的积极分子，不定期地召开学习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不断地通过学习来发现和克服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隔一段时间又召开一次“忆苦思甜”会议，弄得大家真真假假地哭一埸。学校团委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如上团课，请老红军讲革命故事，访贫问苦,也举行过文艺活动。当时的团委书记李时中老师，是典型的帅哥，能歌善讲，别人讲团课，枯燥无味，他上团课我们聚精会神，一曲红军歌曲,听得大家如醉如痴，是不少人的偶像。早两个月，已年届80的他，在参加他的学生唐德元70岁生日的宴会上，还中气十足地发表了半个小时的精彩演说，神情气质都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李时中风采。

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十分频繁，最大的活动是63级的同学，全部下派到郴州地区桂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我们在校学生也经常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参加学习雷锋做好事的活动，进行民兵训练，挖防空洞等等。

湖南财院的领导班子配备是很强的，党委书记、院长雷振宇、党委副书记杨晓峰、副院长裴新源、史富银、何渊，这些人都是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的老革命。处长丁修、杨醒夫等等都是南下干部。翻开他们的历史，都是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出过力的共产党人。这些人在建国前出生入死，建国后禅精竭虑为革命事业作贡献。凭他们对革命的忠诚，看他们鲜红的历史，把一个学院交给他们管理应该是放心的。可惜，政治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平静地抓教育、抓管理。政治那时要折腾，不折腾就是不革命。他们把我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学生们也认为自己是红色接班人，但是无情的结论是：他们几十年都是搞的资产阶级那一套，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也许他们中有的人至死都不明白，自己那么认真地执行党的指示，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成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者？我们作为学生，清清白白是共产党培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倒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快乐的学生生活被政治开始折腾了，从此，痛苦、迷惑、兴奋、激进、消沉、清醒、苦干、进步、成功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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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之二--大二的迷惑（原创）


平静快乐的大一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作为清贫的学生，我们仍然在憧景着美好的未来，全然不知道政治风云变幻，更没有想像到这是一埸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平静。

自然风暴来临之前是烦闷，政治风暴来临之前是折腾。无是生非，无中生有地让你参与一些折磨人的活动。首先是进行阶级教育，做作文要写家史，开会要忆苦思甜，思想汇报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让农村子弟喜笑颜开，把自己家庭在解放前的生活描述得越苦越好；却让少数家庭出身比较高的同学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们见人矮三分，苦不堪言。这时外界已有“红五类”和“黑五类”之传闻，更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进而又查家庭历史，让有亲属在海外的，亲属中有21种人的，也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被人为的分裂了，今天调查你有问题，明天又查出他有隐瞒，与自己的表现毫无关系了。人世间的复杂，由此进入了我们的心田。

然后是重新组建基干民兵，让人吃惊的是这次纯粹就是以家庭出身和政治纯洁为标准。出身好的就是身体再差，眼睛不好，也是当然的基干民兵。出身好，亲属问题严重的第一批也不能进入名单。出身较高的，原来是班干部的也只能望洋兴叹。我们班的姓董的女同学，入学前就当过教师，为人热情，做事麻利，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很受大家喜欢。班辅导员张伟老师特别喜欢她。但不知道是谁，探听得她有海外关系的亲属，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批评张伟老师包庇她。让老董背上沉重包袱，哭了几天。让不少原来的先进人物迷惑不解。我母亲是1959年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老党员，由于亲属中有个别出了问题，也成了我们家庭成员长期的一个心病。我有时也暗暗发问：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我们对您这么敬爱，无限忠心，干什么还要让前人和旁人的问题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呢？不公平。这种想法也只能闪念一下，然后就马上忏悔，这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千万不能发展下去啊！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还只是刚刚开始，政治气候还在不断升温，1966年5月各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上中旬，短短的十天时间内，《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8篇社论，2篇评论员文章，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大量的牛鬼蛇神”，“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各高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不断升温，大字报贴满校园，看得眼花瞭乱，各种政治帽子满天飞。我们天天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破"四旧".暑假刚过，各院校进驻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学习中央18条的通知。工作组一进入学院，原有的党团行政组织机构都一律靠边站。他们按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首先“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摸清底子，然后确定骨干力量。依靠家庭历史清白，苦大仇深的学生干部为中心，再确定一批积极分子名单。为了当积极分子，还专门要我们每个人写自传，自传中要交代自己的亲属，特别是有问题的亲属。我这个组长也被审查了一个月，因为我的母亲单位正在对她进行审查。她只是一个小小煤店的经理，只因为她在1959年入党时对我舅舅的问题交代不清楚 ，被隔离办学习班劳动一个多月，历来积极的她，从不透露她受的委屈。终于有一天正式要我参加积极分子大会，让我高兴得比现在中了大奖还快乐。我当时就纳闷，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工作队员，与学校工作组是一个分团，为什么还要审查我这个还没有入世的学生。这种折磨，无以言表，因此，以后我在担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管理干部时对人的处理特别慎重。基本上不让人为了我的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而背上包袱。以后革命干部子弟中，由于父辈成了走资派，有的人又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犯错误的好人子女”等等名称，人为地在学生中划分多个层次。也是我们班有福气，分配来的工作组员是一个十分贤惠的中年姓黄的大姐，她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在我们班很平和地，按步就班地进行运动。她的温和态度，让我们感觉不到压力，对我们心灵伤害不是很大。我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就是因为她以温婉的态度来做工作，使我没有沉沦下去。但这种以纯洁出身划线的形式本身就让我们经历了大人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滋味，单纯的心灵变得复杂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掀起了涟漪。是毛主席的威望让我们坚信，这些都是为了把我们培养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绝对服从。我的大姐和哥哥这时分别从株洲到长沙和湘潭参加社教工作，也证明家庭没有问题，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神态，我也为之高兴，力争当好文化革命的的积极分子。正当工作组的活动进入到第三步，开始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防止修正主义产生，集中力量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还要批判学院党委斗争不力，领导无方的时候。突然通知院校的团干部、积极分子到省军区礼堂开会，宣布撤销工作组。与进驻时轰轰烈烈的场面相反，走之前还发动大家帮助工作组整风，然后走得无声无息，灰灰溜溜，连个欢送仪式也没有。只到文化革命以后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今后一段时间文化革命会由青年学生唱主角。党的训服工具论，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委会犯错误？领导也会错？中央领导也有反党的？发神经啊！不可能！但毛主席发话了，要相信群众，相信革命小将，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不要当小绵羊。而且肯定学生运动是个好办法，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了，而且是革命小将，青年学生一下子沸腾了。革命激情爆发，势不可挡。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沙变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红标语、红宝书。大多数学生都时兴着草绿色的军装、戴军帽、挎军用包，佩上刚出现的毛主席相章。不久街头上整日充满了人群：有贴大字报的、看大字报的、辩论的、游行的、看热闹的、外地来串联的。很快学校里就不平静了，开始出现大字报、小字报，进而有人开始进行辩论。上街游行是常事，毛主席发表最新语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布文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都会进行游行庆祝，而且决不过夜。人们都习惯于参加或观看游行了，如果有几天街上或单位没有了游行队伍 ，人们反倒会觉得有点异常！

同时，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出来。其中最早成立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市中学生总部”，简称“红保军”，也有人称“长保军”。该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17日，负责人李政（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市一中学生）。该组织成立后一直是旗帜鲜明地保卫省市党委的。两周以后又出现了以胡宜民等人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这个组织以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为口号，在各中学发展起来。 此外，以谢若冰为首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也在稍后出现在长沙。红卫兵最开始是以破“四旧”为主的，火烧旧书籍，砸烂寺庙，拆除纪念封建社会历史人物的纪念碑、坟墓等。再就是批斗单位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尔后才在拥护和反对“三相信”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公开的对抗是表现在1966年8月19日，那一天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的一部分学生，打着“湖南大学土木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冲击长沙市委机关，受到另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围攻，又游行到湖南省委机关，又与工人赤卫队和红保军发生对立。直到当时主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同志接见并发表讲话后才结束。至今记得王延春同志引用的毛主席的语录：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两部分群众都觉得有道理，不明不白地就散了。以后有几天不少批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有的指责“8。19”是“匈牙利事件”，“右派翻天”。我们财院是相当不错的，没有一个人参与和支持。岂料只过了四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明显是指长沙的“8。19”事件。这天下午，就有不少人员上街游行，支持湖大学生。从此，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由学校和单位走向社会。大乱开始了，从此，我们进入了“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时代。
我们学校一直是平静的，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会主席唐德元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对立也不明显。发生分歧是从200多名63级同学从郴州地区桂阳县社教工作队回来以后。记得那天这支黑压压的队伍走进校门，大家都感到他们有股锐气。到底是从阶级斗争第一线回来的，火气十足,一路前进,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此,我们学校师生中出现分裂了,派性根深蒂固,一直到我们离开学校,始终没有再弥合.

为什么我们最相信的各级党组织突然都成了走资派的集体?为什么我们尊敬的老师都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为什么单纯的同学手足之情会为莫须有的派性而四分五裂?为什么派出工作组，再又批判工作组？迷惑!还有许多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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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之三---大串联(原创)

（一）

小时候，曾经作过一个梦。梦见我和朋友到处走，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都不要钱，我们跑了好多次株洲，这是我去得最远，最多的地方。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真碰上了这样的好事情。

那是1966年8月，当时全国正在学习中央“5.16”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发动群众，首先是从青年学生中开始的，先是中学生破“四旧”，把街上的旧招牌砸烂，旧街名换掉，到处是反修路、反帝路、卫红街、东风广场、反资饭店、反封大队。再就是砸庙里的菩萨,烧旧书籍,接着又成立了“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天天有新内容,日日有新活动,让一些青年人燥动不安.于是北京有学生到湖南来串联的了,革命干部子弟中不乏胆大的,早已是到处跑了,以为是第二次赤卫队运动.穿着黄军装,系上宽皮带,带着红袖章,喊着革命口号.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未曾想过,不久这个革命就会革到他们家里去.历史真会开玩笑.

1966年8月18日,更好的消息传来了,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鼓励学生在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向资产阶级反动派开火.并第一次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翌日,湖南大学的部分学生走上街头并冲击了长沙市委机关,了不得呵!当时在我们看来,就是冲击一下学校领导也是反党行为,对支部书记也要毕恭毕敬呵!这一天开始,标志着湖南的大学生开始走向社会,参与文化革命了.

我们是保守的,驯服工具论一直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但是毛主席号召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这个事我们都听进去了.当时我们班的几个革命干部子弟与我比较接近,其中,孙平阿的父亲孙同庆是长沙铁路局的负责人.有一天他告诉我们,现在有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了,铁路上可以打条子领票.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毛主席所在地,全世界革命的中心.大家推荐我去拿票.来到长沙车站售票口,观察了半天,没有看见有人去领票.我将信将疑地问售票员:"我们要去北京串联,能不能领几张车票"?不想,她听后虽然不很情愿,但却是勉强表态，“可是可以,不过要打欠条!”票价19元多一张,我横下了心,打了一张欠条,高兴地拿到了5张8月29日去北京的火车票.这是我第一次打欠条,今后两个月的工资.没想到,分配到沅江县财粮油管理站工作后,这张欠条居然寄来了,是我参加工作后开始偿还的第一笔债务.回来不久,其他同学也都仿效拿到了车票.有3个人是与我们同行的.

我们八个人,戴起了红卫兵的袖章,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当我们拿着车票从长沙车站进站时,检票入口已经是由长沙市中学生红卫兵站岗了,他们见人就问你是红五类吗?红五类的进来,黑五类的滚蛋.也没有要什么证明,都是红五类,好说.做梦一样上了车,那个新鲜劲就别提了.一路上谁也不睡觉,看长江大桥成了我们第一个愿望,等到半夜才从大桥上通过,黑古隆咚的,什么也没有看清,但仍然兴奋得不得了.车过邢台,当时地震刚过不久,夜色中只见一些断壁残垣.天明了,看见华北平原上,望不到边的麦子地里,有一排排北方特有的低矮的房屋,靠南方有许多大窗户,而北方只有两个小窗口.车过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稍作停留,再到丰台又等了不少时间,傍晚才进入北京车站.我们真的到北京了!见到车站巨大的广场,特有的双钟塔.

红卫兵接待站当时还把我们当着是毛主席家乡的客人,安排我们住在中央财金学院.我们乘车到西直门,已经是半夜了,再步行到财金学院,正是8月31日凌晨4点来钟.蒙胧中看见不少人正在集合,突然人群中发现了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唐德元,来不及打招呼,他就喊,“快跟上队伍,中央领导今天接见全国红卫兵”.呀!有这么好的运气,睡眠也没有了,人也来了精神,跟着队伍就跑.走了近3个小时,到了天安门广场.巨大的广场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后来公布的是50万人.一个上午没有动静,只是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中途传来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去世了!大家欢呼一阵,帽子丢到天上去了.结果,吓折腾了一回,说是有人造的谣.于是我们坐一阵,站一阵,趁人不注意往前移动,好不容易移到了右边华表柱子下,再不能往前了,前面就是解放军.一直等到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有人走动了,人越来越多,突然响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红卫兵战友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一刹那,广场上一片欢呼,帽子、袋子、鞋子都丢到了半空.接着是江青讲话,至今仍然记得他那尖细的声音:红卫兵战友们，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其他讲了些什么现在没有映象了,但当时肯定是受感动的.广播中又传来毛主席要到红卫兵中来看望大家的消息,解放军战士也跑步来到了我们中间,将人们划成一个个方阵.不久,看见金水桥上开过来了几台北京吉普车.人们都站起来了,我的个子高一点,他们就拼命把我往下按.几经努力,抬起头一看,只见汽车已开到了我们前面.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两旁是林彪和贺龙,第二辆车上站的是周总理,最后一辆车上是刘少奇.很快人们就跟着汽车跑了,解放军也无法控制了,在西边出现了堵塞.只听天安门城楼上的主持人带着哭腔在喊,请红卫兵战友让开路,为了主席的安全,赶快让开路!相持了一些时间,才恢复了正常秩序.后来据说是周总理跳上车亲自指挥，才开出一条通道。这期间让许多人与坐在后面车上的刘少奇握了手。


没有宣布散会,也没有人愿意离开,到傍晚时分,突然城楼上亮起了灯光,强烈的太阳灯下,有人在挥手.广播中传来了主持人兴奋的声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大家挥手.又是长久的欢呼.人群才慢慢散开,直到深夜11点,我们才离开广场.一天一晚,没吃没喝没睡,不停地欢呼,让我们十分疲倦.再走回中央财金学院,已是凌晨两点了,在一个小礼堂里,堆着许多稻草,有一些席子,我们就钻进草堆中带着幸福的微笑睡下了.到北京就是一种满足,见到毛主席更是意想不到的满足.

我们发誓今生一定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那里也不去,就到各院校抄写大字报,从财金学院一直抄到北大、清华、人民大学,一连5天,手都抄得发麻了.由于进北京的人越来越多,吃住都成问题,首都红卫兵也不欢迎我们外地红卫兵了,有的干脆赶人跑路.我们也住不惯了,天天吃几个钢铁一样硬的窝窝头,吹西北风,大家商量要回去赶快成立组织,开展运动,于是到红卫兵接待站领了车票,北京不要打欠条,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湖南.只可惜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游玩,一张照片也没留,由于革命对象发生了变化,抄的大字报回来一点用处也没有,早就过时了.

（二）

从北京回来,唐德元等学生干部就开始筹备成立长沙市的高等院校红卫兵组织.此前,长沙市的中学生已率先成立了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中等学校司令部,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部队转业和复员军人成立了“八一”兵团.于是他们研究,成立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市高等院校总指挥部,旗帜的图案,按中学生司令部设计的一样,用的是红军时期井冈山赤卫队的旗帜图案(简称长保军).长沙市的8所高等院校都设立分指挥部,这些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后几乎全部成为了湖南省的省级领导和厅局级负责干部,这是后话.总指挥部政委是湖南农学院的刘爱华,全省学习毛主席着作的积极分子;总指挥是湖南财贸学院学生会主席唐德元;顾问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和省团委书记姜保胜.不久,我就被抽到总指挥部刘林玉领导的联络部工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忘记了大串联的事情.这时毛主席已是第七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了,有的同学跑遍了大江南北,天气也是初冬时节.我们开始筹划第二次外出串联.这次我们准备了有红星斧头镰刀的红旗,都穿黄军装,规划了路线行程,彭茂吾用钢板刻了全国地图印给人手一份,要是留到现在,只怕也是文物了.

1966年月10月28日,我和12位同学，满怀革命豪情,从长沙车站出发了.原来计划从衡阳转车到遵义,再到四川,走延安,最后到北京.谁知一到长沙车站,已是人山人海,只要来一辆车,不管是到什么地方,大家都是一哄而上,听你开往何方.我们上去后,好不容易挤了个座位.车到衡阳,下面的人更多了,下去了就上不来,于是我们临时决定坐下去,广州市也是当时中南局的所在地,谁也没有去过.列车严重超载,走走停停,一天一晚才到广州市.我们下车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这里来的人不是很多,安排住在华南师范学院.准备住两天再北上,谁知一进广州市,中央来了指示,毛主席最近要接见红卫兵,为了减轻北京的压力,广州市只准红卫兵进来,不准出去,一等5天.广州市天气炎热,比我们在湖南要舒服得多.我们在湖南已经是棉衣、棉裤穿上,一到广州市,人们还穿着宽大的花棉绸裤,木拖板,手里摇着大蒲扇,只有华侨才穿一些人字拖鞋.中山路上沿途商店都有遮阳道,下起雨来,不用打伞,神仙过的地方.只是吃的菜就不敢奉承,餐餐是水煮黄芽白、水煮白菜，实在难以送饭,干蔗和香蕉让我们吃了不少.于是我们今天到中南局,明天到黄埔军校,后天到烈士陵园.广州市当时到处是批广东省负责人区梦觉的大字报,与我们没有关系,抄大字报的任务没有了.5天的时间,每天红卫兵只进来不出去,让广州市的外来人一下猛增,到我们离开时,列车上是人满为患了.行李架上是人,座位底下是人,厕所里是人.上下车已经不走门了,都是从窗口进进出出.每到一个站,从窗子望去,只见黑黑的人头,每停一次就挤进一些人,出去了就进不来,以至于我们不敢下车.这样,坐了两天两晚,没吃没喝,个个都是臭哄哄的,异味难闻,终于来到了北京.当我们穿着汗衫走出车厢时,气温已是0下7度.

这次走出北京车站,首都红卫兵已没有了上次来时的热情.一副北京人的东西让外地红卫兵吃光用光了的脸色,街上写的大标语:革命不是游山玩水!赶快回本地闹革命!外地红卫兵反击:首都是全国人民的,不是北京人的!不管他,来了就要住下,上次毛主席接见,由于没有心理准备,没有看清,这次无论如何要仔细看一回.大家都不走了,静静地等毛主席的接见.

北京的冬天我们算是领教了,一出去冷风削削而来,黄沙随着刮起,眼鼻嘴里都是.我们带的单薄的衣服根本抵挡不住北方的严寒.有一个同学没有带冬天衣服,我将棉裤给他穿,自己只穿一条绒裤.到中央财金学院的当晚,我们睡在一个小教室里,半夜时分,只感觉天旋地转,又吐又拉,坚持到凌晨两点,出现昏迷现象,同学们一下子吓慌了,连忙通知红卫兵接待站,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等我醒来,已经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举目无亲的地方,让人着急,通知亲人是来不及了,也无法通知.好在北京人诚挚的热情,让我很快安定了下来.医生和护士对我十分关心,主治医师是一个年过半百的男医师,他和谒地告诉我,由于天气太冷,我的衣服太少,先是感冒,引发了急性阑尾炎,马上要动手术.我的同学王培良在手术报告上签字,第二天上午就进行手术了.我住的是一间大病房,十来人住在一起.只有一个是哈尔滨市的红卫兵,其余都是北京人.他们听说我是湖南的,都十分热情地来问寒问暖,劝说我放心.当时的北京人在我们映像中不错,对人彬彬有礼,乘车排队,说话文明.有一个老红军住在隔壁病室,经常来给大家讲故事,住在这里,就象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手术后躺在床上5天,伤口愈合很快.同学中有的回去了,只留下王培良和李楚南、靳文琴等在北京.他们到处游了一圈,11月10日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们参加了,我们在医院的也安排了汽车接送,但是由于我的伤口没有愈合,不能前往,只能干着急.手术第6天,我就出院了,走出医院大门,我回头看到医院的墙头上写着北京市西四医院的招牌.为了弥补前次到北京的遗憾,在同学的陪伴下,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像片,留着纪念.然后直接到火车站,医院开了一张动过手术的证明,让我们得以从优先通道上车,一次有惊无险的串联结束了.两天后回到长沙市,父母和兄姐们知道了我的这一段经历,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们由衷地感谢党和毛主席,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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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之四－－长沙市的“六堆子”（原创）  

    在湖南省农业厅的旁边，有一条名称奇特的小巷，叫“六堆子”。

    这个地方是有名的，清朝时，在又一村这一带，都是湖南省的最高行政机关，如巡抚衙门之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以后，“六堆子”不出名了。只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湖南省长沙市高等院校红色政权保卫军”成立，将指挥部设立在“六堆子10号”，一座原来的公馆内，这里才又热闹了起来。随着派性斗争恶化，一度成为了湖南“保守派”的代表驻地，更是热闹非凡。

    “文化大革命”，在六十岁左右的人现在来看，是一场戏剧性的悲剧。初期，大家对这个运动都不理解，顾名思义是演革命样榜戏，破封资修，批地、富、反、坏、右。参加的人员中，比较活跃的是革命干部子女、劳动模范、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生干部、复员转业军人。按常理，这部分人旧社会苦大仇深，新社会根红苗正，是共产党的基本力量。谁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展成群众内斗、派性林立、反目成仇、有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更没有想到武装战斗，你死我活，天下大乱！

    开始，成立比较大的群众组织，都是经过党委同意或默认的，领导成员除了最先成立的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头是革命干部子女为主外，其他组织的头都是知名人士：如柳同仁、刘孝安、刘爱华、刘正良、刘秀英，高等院校的都是省青年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和长沙市八大高等院校的学生会负责人。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全国红卫兵后，各地学生回到本地轰轰烈烈闹革命。湖南省的高等院校的部分学生领袖（除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外，这也是后来出现分裂的原因之一）一起商量，要成立一个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中学生已成立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旗帜是井冈山赤卫队的镰刀、斧头、五星红旗。司令部设在省政协大院内。我们到那里参观过，当时的政协大院绿树成阴，绿瓦屋大楼，十分气派。里面穿梭出进的都是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系着宽皮带的中学生，一张张幼稚的脸，却是天生革命者的气势。连盖的大印都是大大的四四方方的。盖在布告上，红红的一大片。老同志、老干部都十分欣赏。大家认为就按这个模式很好。于是就取名“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市高等院校总指挥部”，旗帜也是仿照的，只是在旁边白条上写上指挥部的全称。袖章是毛主席手写体“红卫兵”三个大字上，再印了一个黄色五星，两边各有三条杠。指挥部的办公地点就在长沙市青少年宫和青少年宫后面小巷的一座旧式公馆楼内，门牌是“六堆子10号”。这个小巷十分幽静，里面大多是公寓和公馆式的房屋，据说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的妈妈曾在这一带居住过。“六堆子10号”是一座比较大的公馆，高大的门楼，高高的院墙，里面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后面有厨房和杂屋，一个小四合院子。

    指挥部房屋不大，但住的人不少。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与中学生总部不同，他们是以革命干部子女当头。而高校指挥部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子弟为头。政委由湖南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刘爱华担任，我们听过她的报告，佩服得五体投地；总指挥由湖南财贸学院学生会主席唐德元担任。其他成员有湖南财院的胡金亮、张连华，湖南医学院的胡冬煦，其他如文选德、孙载夫、胡桂球、刘林玉、李赤宇等都在指挥部或学校指挥部工作过。顾问请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团省委书记姜保胜，高等院校党委书记中请了农学院的钟明星。

    我到指挥部工作纯属偶然。在1966年8月31日到北京串联时，正好碰上我们学校的学兄唐德元，他拉上我们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让我们感激涕零。毛主席虽然没有讲话，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场面，本身就让我们发誓要终身忠于毛主席。于是相约北京回来后支持他组织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果然，我们回来后他们就树起了旗帜，于是我们二话没说，就加入了“红保军”，奠定了当“铁杆保皇派”的基础。

    高校“红保军”成立之初，不象中学生“红保军”破“四旧”，批地、富、反、坏、右，批“黑五类”。主要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大家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日夜忙碌。首先是在青少年宫帮忙接待各地来“红保军”串联的红卫兵，维持秩序，到大街上刷大标语口号。以后发现我会骑自行车，于是被联络部长刘林玉要到了联络部。这个部有6个人，在六堆子10号的一楼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一长排地铺，昼夜待命。每天不停地送通知，到省委和其他单位请领导，与其他组织进行联络。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唐德元出面找省里一个领导，一次从百货大楼提出了10辆单车，山东青岛生产的，有脚刹车的“金龙”自行车。联络部的人手一辆。这在当时是极高级的设备了。

    1966年11月之前，虽然有湖南省大学冲击省市委的“8。19”事件，但派驻工作组后，很快就恢复正常秩序，局势算是平静的。我们只是按步就班地组织批判会，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25里骂知县，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按上面布置的活动。刚过10月，风云突变，社会开始分裂，提出造走资派的反，公开反对“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揪反动学术权威，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为了显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红色政权保卫军趁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机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首先是中学生红保军，再是高等院校红保军，然后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最后是整齐步伐、整齐着装的“八一兵团”，十多万人走上街头。因为自己都认为这支队伍出身好的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英雄模范人物几乎一边倒，自然不会错。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斗志昂扬。压倒的气势让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组织将面临的是土崩瓦解。

    麻烦的事步步为营地紧逼而来。首先是高等院校在农村参加社教的师生回来了，他们是从阶级斗争火线上锻炼的，“火”气冲天，几乎没有协调的余地，很快就成立了各自的组织。几天后就有了一个与红保军相对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开始是以造反有理自居的，在“红保军”保守的时候，他们的在学校一下子就站到了造反派的高度。为了改变力量单薄的局面，又在北京组建了“湘江风雷”。开始人数不多，但是“火”气十足，不受约束，没有顾虑，不按规律出牌。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制约和压力。与我们这种官式组织，步步要看领导意图行事，当然要主动得多。很快他们的目标就具体到了本地方、本单位的党政负责人，有名的专家教授。省会传闻要批斗康濯，高等院校也提出要批一些教授。湖南财院揪出了几个教授，站在操场台上，一桶浆糊倒在身子上，然后贴上大字报。不久就升级要批学校领导。这让“红保军”很意外，于是就出现了层层保护领导的局面。他们手挽着手，形成人墙，站在当权派的家门口，理直气壮地保卫党。让人奇怪的是，“红保军”的行动从来没有人表扬，造反的也从来没有人批评。当事人也一改过去居高临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居然接受造反派的要求，虚心检讨，并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两报一刊”不停地发社论，好象是支持造反的行动。各地传来的消息也是对“红保军”的作法不利。“六堆子10号”的人们开始反省自己了，是不是也要有所行动？听说对方要批判一些“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主动，“红保军”也想行动一下。有一天，有人把一个大家熟悉的权威请来了，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让他住在后院的一间小屋内写检查。我不认识，有一次经过小屋的窗口，瞟了一眼，一个中年人，十分认真地在写什么，格子纸上的字十分工整，有人告诉我，这是大作家。原来说是要在省体育馆开个大会进行批判，以显示“红保军”的革命，不知道为什么，批判会没有开，人也送回去了。事后才知道，红保军的领导人终究没有勇气来真的。这位先生安静地住在这里，期间局势发生了变化，运动的注意力放到当权派身上了，对于这位先生倒是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随着岁月推移，社会越来越燥动不安，群众中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一个班开始有两种意见，一个家庭也出现了两派，夫妻反目成仇，学友反目成仇，战友反目成仇，比比皆有。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有的公章就有一个脸盆大，我们班的李泽辉、张复清、易素辉就是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人数只有那么几个人，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这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任意选择自己决定要走的道路。

    麻烦事不怕，最怕的是不讲道理，乱搞一气。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人家要的是乱，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首先是“湘江风雷”派了一部分人来进行辨论，过了几天又来人批判“保皇派”。“红保军”的头头开始注意安全了，特意从省体委抽调了一批武高武大的“红保军”来担任保卫工作。有几个晚上，这些巨人让来捣乱的人吓了一大跳。来了几次后，他们的发现，这些人是纸老虎，平时骄生惯养，一旦来一点冲击，就无能为力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十个人，就象小说中的强盗一样，冲开体委高个子，直奔指挥部大楼，我们正在睡觉，措手不及，让他们将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我的抽屉也砸开了，最喜欢的一枝钢笔，不异而飞。当时我们就站在旁边，目瞪口呆。突然有人讲：“你们的单车他们搬上了汽车！”这让我们猛醒了，不顾一切，我们联络部几个人，飞身出外，直冲上汽车。这时车上只有两人守卫，居然让我们将单车搬下来了，就象敌后武工队一样，消声匿迹。第二天白天，又来了几百人，将指挥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堵住了楼梯，他们从窗户上进来，唐德元带领大家东堵西防。只到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都来了，他们声讨武斗者。并买了许多油条、镘头，从下面丢上来。袭击者眼看不可能取胜才扫兴而返。

    “红保军”寄希望的张平化书记，突然被调到北京了，职务是高危的，中宣部长。接任代理第一书记的是王延春，他是“红保军”的顾问。开始，“红保军”欢欣鼓舞。可惜好景不长，他的态度是越来越让人摸风不到了，“红保军”保他是不必要了，他保“红保军”也是雾里看花。“红保军”人多，民意在这一边。然而，一个致命的打击来临了。在一个“红保军”没有想到的日子，首先是江青说：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御用工具，反动组织。然后，是周总理重复了这句话。最信任的人、最崇拜的人讲话，让人心碎。一腔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热血，白白的浪费了。

    人踩人是最无情的。学生领袖也不例外，接下来的日子，刘爱华、唐德元就是砧板上的狗肉，任人宰割了，每天被人拉上汽车，挂上“反动组织头目”的牌子，在长沙市游街示众。好在刘林玉讲情讲义，只要发现他们，就安排联络部的人，骑着单车，跟在汽车两旁，尽量不让人伤害他们。

    江青的话倒不一定让人心服，周总理讲话了，“红保军”的群众虽然不理解，但是都听他的。这就是他老人家经常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红保军”当时就是含着眼泪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的，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好在分裂在不断发生，造反联盟也是脆弱的，不久，新的保皇派诞生了。昔日的造反战友斗争更残酷，已经没有人再来顾及“红保军”的残部了，也没有人来骚扰刘爱华和唐德元了。

    最威武、最热闹的六堆子10号，一下子冷清下来了，围墙旁边和院落中都长出了小草。

    同样是在省委党校，“红保军”欢呼王延春担任“红保军”的顾问，这时，也是王书记，召开大会，宣布开除唐德元的党籍。湖南日报登载了，外加财院“东方红”印刷了不少的传单“唐德元开除党籍了”。而王延春的名字，也从“红保军”记忆中开除了，张平化却留在他们心中。

    不反动，却被说成反动。大家不甘心，不承认。剩下来的日子，就是由不出名的人物来处理了。首先，在六堆子10号，挂出了“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革命造反指挥部”的招牌，以示与原来的“长保军”有所区别。然后，派人将木制公章，包括办公室、各部的公章，拿到五一广场，当众刀砍火烧了。只有钢印，砍不动，烧不了。由我收藏在最隐秘的地方。直到我从湘西劳动锻炼回来，早已忘记了这个钢印，然而母亲收藏了，交给我一直收藏至今。早两年，省博物馆老熊馆长来，他看到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木公章现在有不少，但是比较大的组织的钢印目前只发现这一颗。有时我印一张出去，都是收藏品了。

    为了最后的挣扎，决策人决定以新的名义到各地州市联络。我和刘礼权到郴州，与在那里的湖南中医学院的廖高原一起，组建了新的郴州联络站。我们住在郴州军人招待所。当时的行署秘书长是个北方人，对我们相当不错。要纸有纸，要宣传车有宣传车，要油印机有油印机。在当地红卫兵帮助下，很快发展了组织。然而中央的精神也传来了，在春节前夕。住在军人招待所对面的，“湘江风雷”27支队，终于对我们发出了驱逐令。我们告别了郴州中学生红卫兵，乘车北上。

    再回到六堆子时，已经只有几个人守屋了。这时的造反指挥部，谁都不相信，唐德元也自由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但不可能再树旗帜了。没有办法，只有与当时的中间组织“真理军”联合。以让真理军进驻六堆子为条件，“红保军”机关部分人员保留一定独立性，集体加入“真理军”。

    时势舜息万变，以后，高司与湘江风雷分道扬镳，湘江风雷又分出工联，工联与湘江风雷又对抗，造反派变保守派，保守派变造反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到“四人帮”垮台，才让人有点醒悟。原来，这十年，与我们小人物从不相干，都是大人物造势，只可惜浪费了大好时光，让我们的先辈们，没有尝到现代化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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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前的高考(原创)

2012-04-05

1965年的夏天对于我来讲是漫长的，当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长沙的天气又闷又热，心情也是度日如年。

我们学校考生的高考是在长沙市一中进行的。初夏时节，那天早上，我们早早来到一中，大门旁边汇集了许多考生，不像现在有众多家长陪同，大车、小车云集。大门一开我们就鱼贯而入，按准考证号码找到考场，我们的考场设在二楼。教室里座位排成单行，相距较远,课桌右方贴着考生的准考证号码,对号入座。一个教室两个监考老师，核对准考证后就静静地等候，安静得让人心慌。考前几分钟，老师开始宣布考场纪律，分发试券，讲解注意事项，然后作题。时间一到每个人都要举手，不然试卷就会作废。

很快就等候一个月了，考场的情景不时在脑海涌现，心理上的紧张情绪始终松弛不下来。一时庆幸，一时烦恼,庆幸的是，语文考试的题目，算是在复习的范围之内。一打开试卷，映入眼帘的是《写给越南朋友的一封信》。语文老师易祖洛在考前提示我们这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重点，援越抗美。我们人手都有一本当时最畅销的书《南方来信》。这本书以越南南方的战士、民兵、群众的来信形式，描写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故事，反映美帝军队屠杀越南人民的残暴罪行。故事生动，情感丰富，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看了又看，有的章节几乎可以背诵如流。因此写这个题目的文章，我是下笔快速，先写对越南南方英雄人民的敬仰慰问之情，再写美帝国主义的种种残暴行径，在全世界坏事干尽，又写世界人民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最后表态，只要党和祖国需要，我将立即奔赴前线投入战斗。很快打好草稿，洋洋3000来字。往试卷抄写的时候，由于写的太多，到铃声一响，必须举手，结果落款没有来得及写完，这让我在高兴之中又夹杂一些懊悔。考数学也是庆幸的，头一天晚上睡不着，临时拿数学书看看，先看对数复习题目，再看几何复习题目，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考试时正好有这两方面的题目。过程不很清楚，反正出场后校对答案是正确的。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时想起也好笑，有时又埋怨自己粗心，每天就这样想啊！庆幸啊！懊悔啊！不断地折磨自己。

居委会、办事处这时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的高潮。不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的青年已开始登记下乡，有的家长开始悄悄地为子女下乡准备行李，有的找关系挑选下乡的地方，人心惶惶。学校也开始动员报名下乡，以学校为单位选择下放的地方，我们学校选择的地方是郴州地区的桂阳县华塘区樟市农场。

又过了几天，听说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发了，有的人收到了通知书。不久收到录取通知的人更多了。不敢打听，不想打听，偏偏相邻的学生收到通知书的送给我看。父母着急了，开始为我下乡作准备.株州的大姐回来，妈妈与她一起外出采购草席、脸盆等用品。从小就疼爱我的大姐一想到我可能下乡，眼泪只流。第二天他们又外出，我一人在家，上午10点来钟，有单车铃在家门口响了一下，邮递员来了！果然，来人交给我一个厚厚的、大大的信封，并送了一个大恭喜。我接过一看，是“湖南财贸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个多月的紧张、连天累月的疲乏都一扫而光。我二姐高兴得直跳，马上告诉旁边的父亲，从来很少有笑容的他，那一晌也是喜气洋洋的。妈妈和大姐从外面回来，心事重重的样子让人难受。看到我们高兴的样子，一种莫名其妙的惊诧，好像我们是在“穷快活”。等到看到录取通知书，大姐心花怒放，妈妈更是喜出往外。下午我就到几个的同学家报喜，少数的也收到了通知，多数的是杳无音信。看到我的高兴，给他们带来愁闷，我不再去跑了。同学下乡出发前后，我默默地陪他们，送他们上车。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我在大学中下乡会比他们更远、更苦、更烦恼。

上大学了，大姐特意叫了一辆三轮车送我到五一路轮渡码头。过了湘江的两个渡轮，从荣湾镇直奔石佳村。经过省委党校就到了湖南财贸学院，马路上一边是操坪和教学楼，一边是一溜排开的七栋红砖学生宿舍。报到是在七栋速成部的一楼，交通知书、户口转移证、领体检表、学籍表、注册表，一帆风顺。

体检是在二栋一楼的卫生科，科长是刘宁，矮胖矮胖，一口官腔，看样子是军队转业的。他慢条斯理的为我检查，听心脏，摸肝脾，左敲敲，右按按。突然他讲一句话让我毛骨悚然，“起来，初检你的肝脏有问题，下午到附一医院复查一次”。我刚刚经过3个月的飞行员体检，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莫名其妙！脑子轰轰作痛，真的来病了。我拿过复检表，飞行速度跑过湘江，来到十多里路远的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挂号、领表、排队，门诊的医生也让我搞得手忙脚乱。当他做完检查后，我告诉他刘科长的意见。他笑着说“他是摸到你的骨头了！”开玩笑，瞎摸一次，让我跑这么远不算，心都冰凉了！不能等到第二天，不然今晚会一夜无眠，立马返回，马上找到刘科长，告诉他“医生讲你摸到骨头上了！”刘科长笑笑“那就好，报到去吧”！我一辈子记得他老先生这一吓。不想，文化革命中我们成了好朋友，相逢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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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活（原创）

2010-12-19

唯一的初中同学照片，彩色是当时我的杰作，只是自己头像在冲洗时没有洗进去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初中阶段是的学生生活是最容易忘怀的，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却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小学有天真无邪，两小无猜的情怀；高中有憧景未来，壮志凌云的心志；大学有白手起家，一心创业的豪情。只有初中，各方面都处在过渡时期，年龄上由少年到青年，思想上由无形到有形，社会也是由平稳到动荡。

从裕敏里的幼幼小学毕业，报考到长沙市第十七中学，分配在25班。这是一所新建的初级中学。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燕子岭上，前有劳动广场，旁与社坛街相邻，与妙高峰遥遥相望。一进校门就要登山，山上就是操场，中间是大礼堂，两旁边是教室。右侧的教室后面有食堂。都是新的课桌，让人感到舒适。那时，劳动路和劳动广场人车稀少，基本上是我们活动的场所。

我们的班主任开始是危世瑜老师，高高的个子，长得一表人才。他对学生一视同仁，以理服人，不论男女同学都喜欢他，很快我们班就成了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的“火箭班”。那时时兴组织学生参加劳动，1960年11月安排我们在望城县的团山湖农场搞秋收，要带着我们这些只有12、3岁的小朋友到30 公里外的乡村，又是坐船，步行，本身就有风险，但危老师却不讲困难，带着我们在陌生的农村生活了10来天。他对我是最好的了，我一直记住了他。以后重新分班，班主任是秦畅老师，典型的阿姨形象。她年轻能干，做事麻利。我们是少年转轨时期，过去有“七岁、八岁狗都嫌”之说，这一大堆无知少年，要教好、管好，她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她家在学校对面的青山祠，百米之遥。学生基本上住在学校附近，她经常搞搞家访，联系十分紧密。外出劳动，参加社会活动，都是她带领我们，照顾着我们。毕业后，我们仍然经常见到她。上大学时我们看望过她，有几次找她要我们的毕业照片，她答应很好，只是没有拿出来，可能是没有保管了。这成为了我们心中的遗憾，但她对我们的师恩永记在心。

初中是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正是我们国家的非常时期。北旱南涝，天灾人祸，大难临头，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几十年的动荡。1959年，中国与苏联友好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大跃进的浮夸风，让农村减产严重，国民经济崩溃。同时，台湾国民党也叫嚣要反攻大陆，经常派遣特务武装骚扰。美国也不时兴风作浪，威胁要发动三次世界大战，消灭共产主义。让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叫“过苦日子”。

1958年是全国人民让胜利冲昏头脑的一年。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中，全民大炼钢铁，烧掉了美好的山林，炼掉了家家户户的炉灶锅铁。全民吃食堂，田里浮夸亩产几万斤，食堂敞开肚皮吃饭，给以后的日子埋下了祸根。当初，我们都以为，离共产主义不远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办食堂。那时我家住在长沙老龙街，以居委会为单位办起了食堂.食堂办在我家后面小巷的一家杂货铺里,在原来的作坊打起了大煤灶，支起3个大铁锅，做起了四五层的大蒸笼。铁锅一口炒菜，一口蒸饭,一口烧水。为了表示吃食堂的决心，也是为了大炼钢铁，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铁的目标。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铁锅，铁器贡献出来。我的父母为了表示进步，把家里的大铜锅、铜烤炉都拿出来了，连饭碗都贡献出来。食堂第一天开伙，挂红旗，放鞭炮，八个人围一桌，好像参加酒宴一样，人人喜笑颜开，家家欢天喜地。共产主义也就是这个样子啦！特别是女人们，天天不买菜，餐餐不开火，人人不愁柴米酱醋茶，好日子列！

可惜好景不长。到1959年春节一过，食堂就日渐紧张。晕菜越来越少，油星越来越小。慢慢地有人找管理员开后门，找炊事员拉关系，留饭、留菜，大人们首先有了怨言。到后来，有人发明了双蒸饭，一笼饭要蒸两次，把饭粒蒸得就象黄豆大。从堆伙上看二两米有四两米的效果。再后来，没有多少大米了，是“一进食堂门，稀饭两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于是又有人发明了阴沟里的绿澡似的“小球缲”、“人造肉”，小菜是连菜根也吃掉了。再后来，猪饲料也是好东西拿来人吃。如麦夫、粉糠都成了抢手货。大人本来就吃不饱，又要省给小孩吃，不久就有大批人得水肿病。我的父亲由于体力劳动强度大，进食太少，很快就出现脸上浮肿，油光发亮，小腿上一按一个窝的状况。一经诊断，马上住院。每天吃点黄豆，半个月就好了。食堂问题越来越多，人们意见越来越大，各级领导也觉得再办下去难以为继，后果严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解散了。

大人们如释负重，纷纷回家另起炉灶。很快又家家起火，户户冒烟了。只是大锅变成了小锅，好碗变成了土碗。市场也变了，没有什么东西可自由买卖，基本是配给制了。油、大米、肉、糖、烟、酒都要凭证购买。过不久，什么都要凭票，豆鼓、豆腐、香干、粉丝、布都发票。手表、单车凭特殊供应证。后来解放鞋、脸盆都要凭票供应。一发就发了将近20年。

饥饿从此经常伴随着我们。记得那是1960年11月中旬，危老师带我们到望城县的团山湖农场参加晚稻秋收。当时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第一次来到农村劳动。这时农村已经闹饥荒了，我们一餐只有二两大米饭，而且是双蒸的，只两天就饿得发慌，这里举目无亲，四顾无助，有的同学发现把筷子削得特别细，几粒饭挑着吃可以拉长时间，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之，一时间一碗饭要吃上个把小时。一天晚上，收工时走得急，把棉衣丢在稻草里，吃饭时猛然发现没有棉衣了，天色已黑，一个人胆颤心惊跑了一里路拿回棉衣。要知道母亲亲自为我做的棉衣花了六尺布票、一斤棉花票呵！回来吃了二两饭，又惊又饿。10天劳动，度日如年，到放我们回家时，我们带着行李跌跌撞撞回家，饱餐了一顿。

母亲在粮食紧张的日子里，开始并没有一下子限定我们的食量，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一点。只是经常念叨“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随着粮食越来越紧张，月月要吃“跨月粮”，而且数量难以控制，瓜菜代也没有什么来源。她开始采取强制措施，把大米锁在房里，不经她的许可，谁也不能动用。有一天，我和二姐实在饿得不行，两人商量，从窗户翻进房间里，将两碗米煮了吃了。母亲回来发现后，叹气说：如果不细水长流，以后就无法过日子了。我们知道错了，从此再也不私自动用大米。我们开始自力更生，二姐每天早起，去很远的豆腐坊买豆渣，每次挑豆渣回来，我们放点圤炒着吃个饱。那东西吃多了，肚子气鼓鼓的，特别不舒服。以后，豆渣也限制了。母亲听说糠壳粉碎后掺到饭里可以吃，她搞了一点试吃，而且没有让我吃。吃了后，大便拉不出，赶紧停止试验。以后带着我们到郊外去挖“禾根草”，扯“水尼子”回来煮着吃。

最操心的是母亲，她不仅要操持全家的温饱，更要重点保护她的小儿子。她在单位的食堂，每天早餐供应一碗稀饭，一个白面馒头，一个麦夫做的馒头。她只吃稀饭和麦夫馒头，留下白面馒头送到十七中的传达室，叮嘱我在课间操休息时去拿了吃。有时去拿的时候，传达室的大婶都深情地对我讲“这是你妈妈省下来的，你吃了一定要好好读书呵！”同学们也眼红我有个好妈妈。直到1999年，40年以后，市政协副主席左成柱邀我去参观十七中时，走进传达室，睹物思人，想起母亲送馒头的情景，突然失声大哭，把埋藏了40年的感激之情一下爆发出来。母亲内外操持，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鼓励，信仰的支持，让她从没有悲观过。她总是教育我们要坚信毛主席、共产党一定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

初中时期的社会环境也特别恶劣。当时，国际形势紧张，美国扶持台湾政权经常叫喊“反攻大陆”，不时派遣美蒋特务武装来沿海骚扰破坏。大陆对金门、马祖也定期进行炮击，长沙也经常举行防空演习，全民皆兵全民武装。我们初中学生也不例外，经常跑防空洞，在玻璃窗户上贴“米”字条，战争气氛浓罩周围，再加上中苏关系日渐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社会没有把我们当小孩，接触社会越来越多，参加政治活动，大小游行都有我们的队伍，各种形势教育会议有我们的方队；参加劳动时间越来越多，每年春插、“双抢”、秋收都要打起背包下乡5-7天。烈士公园附近修了不少鱼池，也有我们的汗水；除了农村，附近工厂也是经常去的。那时正园动力配件厂就在天心阁对面，我们定期到这个工厂劳动。灵官渡有个卷烟厂，我们也去手工包烟。至于到电影院守门，在火车站搞卫生，除“四害”，在马路上维持秩序都是我们最高兴的课余社会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奇怪。当时生活穷，困难多，但是精神充实，信仰坚定，社会秩序良好。人穷肚饿，但人们不偷不抢，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领导和群众，从上到下，待遇一样，标准一样，大家认识统一，对外同仇敌忾，对内充满信心。对毛主席、共产党感情深。比起现在经济好了，生活富裕了，有的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投机取巧，哄蒙拐骗真是不可思议，信仰危机和道德欠缺成了当前最严重的危机。初中生活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人一定要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最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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