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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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五）

作者：诚言时间：2014-10-06

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在8.1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之后，我校及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也照葫芦画瓢地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与第一拨首都老红卫兵不同的是，这次普遍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官办的。我班第一批当上红卫兵的只寥寥几人。我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及各方面条件都不比他们差，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第二批才被批准，心中未免有些不快。经过两批发展，全班只剩下几个家庭成分坏的同学被排除在红卫兵大门之外了。在大搞“阶级斗争论”时代，对外宣传上总是说党对“黑五类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上哪有那回事？我们第二批红卫兵只比第一批红卫兵晚当了二、三天，也就是这两天的差距，使我感觉到“上面”还是对同学们搞了分类排队，因而对梅同学及那几个头批加入红卫兵的“左派”心生芥蒂。现在回想，假若当初校系文革委员会对同学们一视同仁，说不定我也不会跟他们离心离德了。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学生开始了大串联。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中，我校离武昌火车站最近，交通最方便，自然而然成了南下学生驻扎的首选。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消息。一天，校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幅作家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及批判文章。文章绘声绘色地分析欧阳海拦惊马的图像是一幅中国地图，哪是首都北京，哪是一柄利剑，又怎样剑指北京，作者如何包藏祸心等等，说得活龙活现。经文章一指点，我的思维不由得也跟着转了。《欧阳海之歌》可是最走红的名著呵，也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太可怕了！还有首都中学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及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大肆宣扬“血统论”的一份讲话，我一一大致读过，觉得与漆林那次讲话的有些观点相似，只不过更全面口气更冲更理论化一些。还有其他一些传闻，都足够刺激，使人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除了武汉市，别的大城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此时本可乘机以串联的名义到两个姐姐居住的广州市和广西柳州市去看望她们，可我只想到北京去。大概不少同学和我怀有同样的念头，我班十多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在我们班首批赴京串联人员中，有与我同室同组(每个组7名男生)的原副班长欧本刚、李玉华、樊令文、吕佰鉴，一组的原团支部宣传委员田光荣、行政组长向东(文革初期在改名高潮中改的名字)、团小组组长马铜铃、万学华，二组的刘邦华、刘春生等人。这批人家庭成分都好，一半来自农村，只有两人不是团员。我们组行政组长杨奉祥、刘绍烈二人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就是不爱关心政治，没有参与我们行动。就是这样，我们寝室也是全班头批外出串联最多的。此行没有明确的牵头人。
此时的武昌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学生红卫兵，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说是“挤上”，有点不太准确，因为车厢里面已经挤不进去人了，车门也关不住，我和另三位同学开始就坐在上火车的阶梯上，手紧紧地抓住上车的扶手。当时气候炎热，车厢内的热气汗臭直往外冒，车厢门口站着的同学挤得一头大汗，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我们四个坐在车厢外边的，火车一开大风刮的凉悠悠的，还感到十分幸运哩！
一路千辛万苦，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我们十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北京，经一路打听，才步行到天安门。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昏暗，与我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心脏”实在不相符。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空旷的广场映衬下，既孤独又冷清，也跟平时歌中唱的“雄伟壮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很大差距。在广场上我们略作休息，在晚上11点左右摸索到附近的一所中学。他们还没接待过串连学生，经校方同意，我们将就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商量住到哪里去。这当儿，李玉华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章尔连是班上派来的特务，怎么办？”我听了不由大吃一惊！我认真打量了一下十多个同学，只有他与梅书记是一个组的，也当过团小组长。他们寝室只来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来的同学中唯一一个首批当上红卫兵的，平时城府较深，与我们不算交心，在我们酝酿来京时他也没有参加。虽然我感到李玉华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没有证据。再说，我们此行光明磊落，有什么可保密的？怕他侦探到什么？这些念头一闪过，就坦然说：“我们又不干坏事，怕他汇报啥？他愿意跟着我们，还能赶他走？”我这一说，李玉华也就不吭声了。等我俩过来，刘春生说，我有个老同学在北京政法学院，我们找他去。于是，我们拎起简单的行李，时而步行，时而搭乘公共汽车，因为不少街道在“破四旧”时改了名称，问路极不方便，中午时分才找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不算大，刘春生很快找到了老同学。当时，政法学院同学外出串联的很多，这个同学很容易给我们找到了空床位，又领着我们买了饭票，我们就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到一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吃晚饭时，吕佰鉴说：我打听到了，某处设的有专门接待站，统一安排进京串联的，吃饭不要钱。吕佰鉴是六四届高中毕业的，非团员。他说他上年考上洛阳机械学院后因嫌这个学院是学制造拖拉机的，就以患了肝炎为借口退学了。在刚入学评助学金时，系里指定各班由团支部负责，各组由团小组长负责。他可能有上一次入学的经验，故意摆穷，不仅吃上了全班最高助学金，而且连床单枕头都是申请学校发的。后来他父亲来看他，给他送来了床上用品，他竟当着我们好几个同学的面，催促他父亲把这些东西又拿回去了。因为他一贯自私，全室同学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听了他一番介绍，我心想在学校吃饭不也要花钱吗？何必这好占便宜？见大家也都不吭声，我就说，算了吧，转来转去的，多麻烦！李玉华说，我的风湿腿犯了，不想动。领我们到政法学院来的刘春生自然不愿意辜负他同学的一片盛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一天只在这里吃得上一顿饭，算那个小帐干啥？这样一议论，吕佰鉴不做声了。
余下来的日子，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揭批北京旧市委的，也有控诉新市委工作组如何迫害学生老师的，最多的是围绕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的一次讲话双方展开的激烈辩论。我们收集了几张传单，摘抄了几份“首长讲话”。其中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及林副主席“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等伟人语录，给我们极大振奋！抽了一天空，我们有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手持语录本的单人相，我和李玉华还合了个影，下午到北京动物园逛了一趟。其余时间都用在革命上了。
8月3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接见红卫兵，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李玉华的风湿腿真地痛很了。不知哪个同学说了句走不动就不要去了吧。我见李玉华面露犹豫，猜他心里还是想去，只是怕万一有意外给大伙找麻烦。我就说，那怎么行！来北京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我们这么多人背也要把他背去！我这样一说，有两个同学随声附和。于是，我们跟着政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上了他们的校车，车快接近长安街后下车步行，一边一人把李玉华架着走到广场上。在进入广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争相传播着一个惊人的喜讯：蒋介石死了！
那一天中央领导人是先坐敞篷车接见了广场外边的红卫兵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的。我们站的位置靠前，清楚地见到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这么多的大领导，我好兴奋，觉得回去后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虽然那时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利的议论已有所闻，但我在向广州军区工作的大姐大姐夫的信中，仍然把见到上述首长的名字一一写了出来。事后，大姐夫还说接到信后很担心，怕我政治上不敏感犯错误。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只见毛泽东频频招手，其他领导人招手的很少。毛泽东招手时，广场上山呼万岁，真还有人一边蹦着看一边流着眼泪。等毛泽东招毕手后，全场稍微安静些，林彪发表了讲话。林彪的黄岗话我还适应，觉得他音调很尖很高，每一个字拉得很长，仿佛使尽了全身的气力。他讲的内容跟报纸上的社论差不多，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最好，那就是他代表毛主席欢迎我们到北京来，称我们是革命小将！我心想，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回去后就不怕有人说我们私自非法来北京整我们了！回到住处后，欧本刚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广场上人挤来挤去，一个说方言的外地同学大声吵嚷“我的鞋（hai）子掉了！”，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同学在旁边责怪他：“出来串联你还带着孩子来？”
九月二日，我们顾不上去其他大学和颐和园故宫长城等风景区逛一逛的原定计划，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在上午离开了北京。唯有吕佰鉴说他想到上海去，脱离了集体。在火车站广场排队时，看到一群群的红卫兵或手持木棍或手拿皮带，站在头发散乱的老太婆和老爷子身旁，不像是外出串联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身边一个旅客，他们这是做啥的？那个旅客悄悄地告诉我，你没见这些老人驼着大包袱？他们是专门押解五类分子上火车的。我看到被驱逐者面露戚容，弯腰背弓，有的还哭哭啼啼，不由得心里暗暗同情。这凄凉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学校，发现形势大变！原来封闭式的牵着绳子挂大字报的大字报区拆除了，校内主要干道两旁都搭建上了可遮风蔽雨的大字报棚。在大字报棚里，除了陈旧的内容外，也出现了“首长讲话”、“北京来电”，还有“不许南下一小撮坏分子干扰我校运动大方向！”“坚决拥护省委正确领导！”等大字标语。到了寝室，部分同学暗中向我们打听此行见闻，还有一些同学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班文革领导小组也没有叫我们汇报。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离校的这些日子里，以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同学为首的南下串联学生，已经在我校驻扎下来了。南下串联队大肆宣扬我校前阶段运动出现了严重错误，不仅湖大校文革的大方向错了，湖北省运动的大方向也错了，公开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矛盾公开后，校文革召开了校、系、班三级骨干会议，要求全校师生站稳立场，排除干扰、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等等。各班传达了这个精神，还讨论了如何反击。他们不知我们是啥观点，怎能不顾虑重重呢？
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来胆子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男生宿舍楼相邻，有一天，不知由谁提议和组织，两个系赴京串联过的同学在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了一个会。我们班出去串联过的同学，除了章尔连吕佰鉴欧本刚李玉华外，其余八人都参加了会议。章尔连从北京返回之后，与我们基本不相往来，已然证明他跟我们一起出行确实是负有特殊使命。欧本刚与李玉华表示他们参不参加会议没关系，只要观点一致就行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只有吕佰鉴，没有谁喊他。
两个系的同学共有60多人，坐在一起，还很有点气氛。会上共同议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鉴于住在学校后院的计统系刚成立的组织叫“红八月造反队”，我们就以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命名，叫“八.三一革命队”。“革命”对应“造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队名定下来后，推选会计专业六四级的谢邦柱叶天放、财政金融专业六四级的徐清安、经济系六五级的梅子惠四个同学担任“勤务员”。第二天，“八.三一革命队”发表“成立公告”：宣布退出校文革组建的“红卫兵”，不承认以漆林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一切活动；同时，畅开大门，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诞生，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与官方自上而下批准成立的红卫兵不同的是，他们也是红卫兵，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被称作“少数派”，发展壮大后，社会舆论叫做“造反派”。官办红卫兵则先被称为“保皇派”“多数派”，后又按中央文革提法叫做“保守派”。文革历史表明，在打、砸、抢、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方面，“保守派”红卫兵比“造反派”红卫兵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红八月造反队”和“八.三一革命队”的成立，标志着我校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我校地处闹市，信息灵敏，且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最早，因此文革史料称，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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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六）

作者：诚言时间：2014-10-06

六、我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及差点当“逃兵”

我校两个造反派战斗队成立后，立即得到北京南下串联学生旗帜鲜明的支持。对于校文革来说，除了“南下一小撮”外，无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对手。“少数派”人数虽少，但富有正义感，战斗力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我校“少数派”首先抓住工作组炮制“假三家村”和镇压“六.二O事件”革命师生的要害，要求校文革一是必须承认“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革命队”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要保障正常的办公用品供给，提供自制队旗、袖章的活动经费；二是承认工作组揪出“湖大三家村”完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三是公开承认“六.二O事件”是革命事件，校文革必须公开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销毁被整师生的全部黑材料；四是交出策划镇压“六.二O”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黑手，要求工作组组长史子荣回来向全校师生做检讨。
对于造反派的四条要求，校文革当然不会答应。因为答应这四点要求，等于否定了校文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与它们“坚决维护省委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的宗旨相冲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校文革虽然不承认对立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也不敢再公开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对于少数派提出的供应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油印机浆糊的要求，校文革也无法拒绝。过了一段时间，我校造反派正式更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新印发了袖章，制作了队旗，与校红卫兵从“革命”内容到标志形式都划清了界线。开始，我们队把在北京收集到的批判谭立夫讲话的传单抄成大字报，狠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作的一首《鬼见愁》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我们这批大字报的内容，在我们这所高干子弟少的大学，很受欢迎，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及“黑五类子女”同学也大有好感。另外，大量传抄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首长为“右派学生”平反的讲话，制造舆论，唤醒人心，扫除为“六.二O事件”翻案的障碍。在造反派队伍有了新袖章新队旗后，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五个系九个专业不少班出现了一些班内的小造反派组织，这些新组织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这个时期，我写出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致马兴林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读过前文的读者一定不难明白，我校“六.二O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驻校工作组和湖北省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十分粗暴，马兴林同学虽有党员身份，但无疑是工作组镇压“六.二O”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典型受害者。在造反派提出坚决为“六.二O事件”平反、为被迫害师生恢复名誉的要求后，得到不少处于观望状态的红卫兵的支持，参加造反派的同学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成分差的同学。但相对于其他系来说，政治系这个受迫害师生最多的“重灾区”，可能因被整怕了的缘故，却没有出现应有的局面。我还听说有人做了马兴林同学的工作，动员他起来控诉，他很冷漠。马兴林是全校著名的“右派学生”，他不敢站出来造反，不仅对不起造反派的殷切希望，也对不起自己，他若公开站出来造反，势必在全校产生重大影响，促进造反派势力的发展。于是，我对只在六.二O那天见过一面的马兴林同学(他被押上台示众)，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我热情赞扬了马兴林等五位师生代表去省委汇报的勇敢行为，动情地回忆了师生代表们被迫害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我们“八.三一战士”对他们的深深同情，最后呼吁马兴林同学要有亲自砸烂精神枷锁的勇气，自己解放自己！这封信被抄出来后，署名“八.三一革命队战士：劲松”，张贴在从政治系财会系经济系同学到食堂必经之路的一面墙上。大字报贴出来后，立即引起了围观热议，不少同学在空白处用钢笔留言给予好评和支持，也免不了写有“痴心妄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变天！”的。三天后，马兴林同学带信到“八.三一”队部，约作者“劲松”当晚在南操场交谈。
当天晚上，我们如约见了面。马兴林读三年级，个子比我稍矮一点，人很朴实。他可能没料到我比他很小几岁，头脑这么单纯，所以我们言谈间都很放松。他既感谢我的关心，又流露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余悸，最后表示一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马兴林长期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能主动约我会面就说明他内心在挣扎，在选择，我也不可能要求他当场表态，交谈约一个小时后别过。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太幼稚，与他又不同系，以后再没有和他联系过了。从政治系一个月以后造反派还是占了上风的结果看，估计马兴林同学最终还是加入了造反派。
造反派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为对付各校刚刚兴旺起来的造反力量，1966年9月12日，全市官办红卫兵 联合成立了“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 简称“一司”)。因这个红卫兵三个字前没带任何前缀词，因而被人们贬称为“三字兵”。在这个联合体中，我校漆林同学担任“司令”，计统系六三级钱运录同学担任“政委”，由此可见我校红卫兵是“一司”的中坚。我校红卫兵旗号从此改称为“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各系为单位称作“红卫兵团”。借着“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宣布成立之机，校文革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有一头头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中央早已决定张体学省长升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文件。漆司令发表中心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及全省前阶段运动的成绩是辉煌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中央对湖北省委是高度信任的等等，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省委周围，团结在校文革周围。最后他还未忘记给“上当受骗”的少数派指明出路，要求他们悬崖勒马，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否则运动结束后，按“十六条”规定一定要严肃处理！二号头头钱运祿同学接着也作了激情四射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义凛然地说，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如果司令员倒下去了，政委会把旗帜接过来，带领全校革命队伍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血战到底！会后，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了节目，内容无怪乎是宣扬我省文化大革命战果辉煌的。其中有首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叫“湖北省委好”。这首歌袭用了前几年时髦的“人民公社好”的曲谱，重新填词，每段一唱二唱三唱湖北省委如何正确英明之后，都铿锵有力地高呼：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接着又唱道：“湖北—省—委——就是好”！能入选校宣传队的，自然是俊男靓女，嗓音嘹亮，加上这些队员都是骨干“老保”，演唱时全身心投入，确实富有感染力！
这个大会开过后，造反派队员的情绪明显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力量逐步上升的趋势也被遏止了。没多久，财六四的徐清安同学贴出“公开声明”，宣布退出“八.三一革命队”！徐清安原来是我系学生会主席，也是“八.三一革命队”成立时选出来的“勤务员”，在全系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这一纸“公开声明”给造反派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受他的影响，没过两天，系门口突然又出现了马铜铃同学退出“八.三一革命队”的“公开声明”。马铜铃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赴京串联，一起参加造反派，他这份“公开声明”，不啻给我们形成了更直接的压力，也使我们产生了动摇，不得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痛苦的徘徊彷徨之后，我班还留在造反派的七个同学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也退出“八.三一革命队”，但不写“公开声明”，尽量减少对造反派的打击和不利影响。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心事重重地向队部走去，打算和“八.三一”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告个别，告知一下我们的决定，希望取得他们的谅解。当我们一伙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队部那间教室后，发现“勤务员”谢邦柱、叶天放都不在。在柔和的日光灯下，只有分在材料组的经济系六三级女同学姚群恩正在一丝不苟地整理归类白天收集的各种资料。她见我们进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又轻松地哼着曲子，自顾自地埋头工作中去了。姚群恩是武汉人，身材矮小灵巧，皮肤白晳，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平常我们很少打交道。看到姚群恩同学如此专注的情景，我不由大为感动！一个女同学，在狂风恶浪袭来之时，尚且镇定自若，心无旁鹜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我们还是五尺男儿，怎么这样经不起考验呢？扪心自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无非是对方施加的压力大一点，怎能就轻易举手投降当可耻的逃兵呢？我的同伴们可能也感到此时再托出原计划实在不是时候，略为呆了一会，便讪讪告辞出来。
走出队部办公室，我说出了我的感受，立即得到大家的共鸣！毕竟，我们是“八.三一革命队”的创始人，对这个组织、对这里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大家共同约定，这件事再也不提了，今后就是打成“反革命”，也认了！
事后我有时回想，如果那天晚上队领导在办公室，如果那天晚上姚群恩同学主动地问一句“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也许，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后，会被队友原宥或鄙视，也许，我们回到班上后，会受到对手“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的宽恕和善待，但无论哪种结果，我的良心都会不安！
少数派受压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十一”过了两天，《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这篇文章在肯定“十六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之后，随即指出：“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红旗》杂志社论，那可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啊！读完这篇文章，我耳旁由然回荡着一句流行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这篇社论启迪我们，我校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的校文革仍然在“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此同时，北京还传来了一份陶铸同志的讲话，大意是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怀疑。陶铸现在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担任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长，加上以前是湖北省委的老上级，讲话岂能没有权威？不知哪位高人又翻出了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当有人问他的“座右铭”是什么时，他回答是“怀疑一切”！此时北京各大学来我校来我市串联的造反派更多，其他省市的也不少，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大字报贴满校园，每天到我校看大字报的人员川流不息，造反派的舆论明显占居了上风。在这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造反派信心大增，队伍迅速扩大。就我班来说，到十月底，马铜铃同学自然去而复返，公开加入或支持造反派的已占到一大半。各系造反派头头经过联合协商，依照毛泽东给北京大学题写“新北大”的模式，组成了全校统一的造反派联合体：“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制作了统一的袖章代替原来各战斗队自制的袖章，全校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武汉市其他高等院校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1966年10月26日，除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外，其他高校造反派也联合成立 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武汉二司”。全市造反派喊出了共同的战斗口号：炮轰湖北省委！炮轰王任重！火烧张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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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七）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七、校文革被迫组织集体上北京串联后保守派分崩离析

这时，一直驯服于校文革的红卫兵也不再那么安分了。自从大串联开始后，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地呆在校园内，这时也强烈要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面对内外压力，校文革在十月下旬，被迫同意全校师生集体上北京串联。
在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造反派在校大礼堂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会。参加大会的，有已经公开造反的，也有不少还没有造反的师生。会议开始，有个头头先讲话，要求造反派战士们到首都北京后要认真学习取经，抄录收集资料，不要乱来给造反派造成坏影响。后来政治系老师彭勋讲了话。彭勋身材高佻，五官周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讲话中剖析了他怎样克服“怕”字、公开站出来的心路历程。只记得他说，我今年32岁，原来顾忌是教师身份，又是共产党员，明知真理在哪一边也不敢行动。现在想想也就只比在座的同学大了十岁，革命造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的，我为什么还要怕这怕那呢？今天，我公开表个态，跟着小将们一起干！彭勋的讲话抑扬顿挫掌握的准，面部表情与手势配合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对尚在观望之中的师生尤其是老师们来说，简直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会议时间很短，效果极佳。彭勋的确有演讲天赋，日后不仅成了我校造反派的灵魂人物，也成了全市“新派”发言人，有人善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彭油嘴！
一个大学的师生整体上北京串联，可能在全市乃至全国也算唯此一家。这一是反映了校文革心虚之至，害怕对学校运动失去控制，二也证明了湖北大学校文革在省委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在当时交通秩序极其混乱、火车早已人满为患的状态下，没有省委关照，火车站岂会为一所学校安排一列赴京专车？无论怎么说，这是校文革成立后，做的最得全校人心的一件事。我们那天是下午出发的，从一大早到临走集合出发的那一刻，校广播台反来复去地只播放一首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有趣的现象，表明校文革面对不可抗拒的运动潮流，已是力不从心了！
包乘专列就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座位不说，走道也不再拥挤，与头次上北京时连行李架、厕所也挤满了人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在车厢内，观点相同的师生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一路上，两派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自己有理，时不时的打起了“语录战”。
那时，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本”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人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方指挥者站起来大声说道：“请大家打开语录本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大家”立即齐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另一方领头人见状，马上回应：“请造反派战友们打开红宝书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造反派战友们”则更精神地背诵：“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一方马上又响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另一方随即回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一方见占不到便宜，马上来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则应对：“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如此你来我往，反复无数个回合，直到最后喊累了，挑起的一方见捡不到任何便宜，才主动休战。而应战的一方本来还处于战备状态，见对方迟迟没有新攻势，方才收起语录本。这时，主动挑战的一方往往会发出一阵讪笑声，表达的意思是，让你们白去备战吧，我们早就休息了。被动的一方见对方已是收兵回营，则回应获胜后的笑声。如此，车厢又恢复常态。
这样的旅行情节说给后人听，他们一定会大惑不解。对立的双方不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吗？不都是毛的好学生吗？论战的依据不都是出自一个人的书本吗？为何见了面像乌眼鸡似的，非要争个你输我赢，斗得你死我活？让本应无仇无恨的同校师生在火车上也不能安静？
这个问题，我当时未作他想，只是感到有趣好笑！而现在是想不通，为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全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功能，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一个人的话语而悲哀！
毛泽东本人对此倒有一番解释：“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泽东专门为中国人创造了斗争哲学，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至于时隔半个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这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权威”还念念不忘祭起“阶级斗争”破旗，号召资财上千万上亿万的腐败分子权贵阶层这类“无产阶级”，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底层民众，实行铁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证明这个“思想”该是多么影响深远威力无比啊！
进京后，全校师生住在一所军事院校。这所学校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贴满了揭露邱会作生活荒淫腐化及前阶段整老师整学生的大字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邱会作是什么职务。后来当然清楚了，林副主席专门因他发表了一通“要看大节”的“小节无害论”后，他很快被“解放”出来。在五年后林彪“9.13”叛逃后，他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正式判刑十多年。假如林彪不当时发话“解放”他，他也不会因林彪倒台而受牵连，文革结束后，还不是一样当受文革造反派“迫害”过的“革命领导干部”？人的命运，真是捉摸不定！从邱会作的命运浮沉中，不知那些美化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反腐”的辩词，有什么事实依据！
也就在这次串联中，我收到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只登了一篇“社会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血统论》。文章以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揭露了人与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我的家庭出身虽然好，但长期批判“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革命舆论，总使我觉得心里不踏实，生怕哪一天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再加上从小学到大学，目睹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家庭成分坏而失去读书的机会，有些出身优越的同学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总爱拿大帽子压人，使我与文章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时，我尚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遇罗克，更不会预料到遇罗克会为这篇文章在1967年被我专政机关逮捕、在1970年3月5日被枪杀！3月5日，那可是向一贯做“好人好事”的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啊！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以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一个年仅27岁的思想先驱的实际行动，落实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是讽刺，还是专门挑选这个日子去破解一个神奇的密码？有些人至今还在宣扬文革有什么“大民主”，不知他们对文革有几分了解！
11月3日，是红太阳接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师生早已兴奋地坐在主席检阅车要经过的大道两侧，激动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及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发明创作的“语录歌”。也有人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这首歌的，估计是受伤的少数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更是此起彼伏。顺便记一笔的是，那个一辈子歌颂毛泽东思想、发明“语录歌”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没料到在1972年竟死在官方为他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他与“毛泽东思想”真是结下了生死缘啊！(祥见拙作“我最熟悉的两首红歌”)
我们坐在长安街上，在等待幸福的时刻降临之前，我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紧演开了节目。那首响红武汉三镇气势磅礴的“湖北省委好”他们自趣地免了，但别的节目自夸自赞的基调是变不了的。有一个“十唱十六条”的女声表演唱，当她们演到“三唱十六条，十六条订的好，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轮红日当空照”时，下面的造反派马上齐唱：“湖北—省—委——就是好”！这一作弄，她们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当男女演员们共同演出“带着喜讯上北京”这个歌舞节目时，造反派们从演出开头就哄唱“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惹得大街对侧的外地师生也大笑起来。
终于，载着伟人们的检阅车缓缓驶过来了。伟大统帅自然坐在头辆车上，他时而向左边招手，时而向右边招手，时而颔首露出满意的微笑。无论他采用哪种姿式，“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都会山呼海啸般响起来。这次来北京，看到不少校园内已经出现了点刘少奇邓小平名的大标语大字报，也公开了毛的那张“炮打司令部”，还看到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其父亲反对毛主席罪行的油印小报，因而对刘少奇这回是否还会出来接见心存悬念。当我看到刘、邓随后出现在后面的检阅车上时，心里还有几许欣慰。
这次来北京的本身，就说明校文革已难应对内外压力。回校后，造反派不失时机地在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六.二O事件”中被打成“坏头头”的五位代表之一—政治系张维荣老师上台控诉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的一系列磨难。他讲到伤心处，失声痛哭，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同情和义愤。动员会开过后，全校立刻掀起了批判湖北“黑省委”的高潮。
在造反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保到底有错，反戈一击有功”的宣传攻势下，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造反公告”或“建队声明”张贴出来。连保守派的骨干力量校广播台和校宣传队的成员也陆续贴出了或单人或联名的“造反声明”，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终于有一天，我系一部分同学拥入系文革委员会，抢了运动初期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并当场烧毁。经此一击，系文革委名存实亡。那一天我在宿舍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高兴，但并未参与行动。因为我自信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他们整成“黑材料”，用不着凑那份热闹。
在大专院校、中学造反派逐渐壮大起来的同时，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成立(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另一个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也接着在12月上旬成立。为应对造反工人，工厂中的保守派也联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 简称“职联会”)。由于此时造反派已形成主流，“职联会”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此时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不少成员见大势不妙，又不甘心屈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拉出来另立了一个新山头，叫“武汉三司”，其主打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保省委的宗旨依然不变。我校法律系几个人还贴出过成立“武汉四司”的公告，公告贴出后没有任何反响，以至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出现过这样一个只贴过一张“成立公告”的组织。
随着工作组整的“黑材料”被抢、系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瘫痪，1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校造反派在广播台内部人员配合下，一举夺了校广播台的控制权，广播台由“湖北大学广播台”更名为“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当气势昂扬的喇叭声传来“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喜讯后，我系各宿舍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不一会，各战斗队自发地搞了一次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不久后，广播台又播出一条大快人心的喜讯，经各系造反派组织充分协商，全校成立了“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全校运动的权力机构。“临委会”主要成员有计统系六三级学生党员龙铭鑫、“八.三一革命队”原“勤务员”谢邦柱、政治系教师张维荣、彭勋、计统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计统系学生黄牛、法律系学生何一华等人。原“八.三一革命队”“勤务员”叶天放同学成了我系负责人。
在校、系两级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后，原来跨系跨班的组织已无存在必要，校临委会要求各班都以班为单位成立新组织。那时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毛主席诗词或语录中的词汇为名称，什么“驱虎豹造反大队”“长征兵团”“花枝俏战斗队”等等。我们班几个骨干在商量起个什么队名时，大家七嘴八舌，有叫“造反有理”的，有叫“斗熊罴”的，有叫“风雷激”的，五花八门，难以统一。我发言说，我们班保守派与造反派观点虽然不同，但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大家今后还是要在一起相处，何必起火药味那么浓的名称刺激人？我看就叫“同心干战斗队”吧！“同心干”亦是典出毛泽东“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词句。我这一说，得到大家赞同。接着又商量推荐几个头头候选人，结果推出了首批造反、活动能力强的万学华、刘邦华同学及女生代表朱芝华同学。我又提议加上后来加入造反派的陈兴旺、许科甲同学，理由是他们虽然加入造反派晚一点，但群众基础好，组织能力强，便于团结全班同学。我的建议也被大家接受。在推选过程中，自然也有人提到我，我以我头脑简单不是当官的料为由谢绝了，表示只配当个骨干“喽啰”。此时，我班游离在造反派之外的只有七、八个人，在全班大会上，上述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在这个阶段，武汉一司的红卫兵无法公开保省委了，在市内大街上 已难觅行踪，少数顽固者潜入省城周围县市活动去了。
进入12月份后，全市造反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把前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性质升级了！各大造反派组织共同派人组成专班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去揪王任重，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强烈要求”。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的提法很赞赏，认为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消息传来，难免更鼓舞士气。年底，不知“专揪队”在哪里找到了王任重，要开他的批斗会！
1967元月1日，在失序的武汉，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节日。全市造反派早早行动，打着校旗、队旗，喊着口号，有条件的还开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从四面八方拥向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对全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干将”王任重的批斗大会。我们学校自然安排在会场前面。这当儿，我说不清对王任重是爱还是恨。为什么呢？因为我记性好！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六年级或是在初一上时，在县城十字街头，看到了这样一幅标语：“山青水秀，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幅标语语言美，意境美，与常见的革命口号“要斗争”啊“而努力”呀大不相同，与我潜意识中的社会理念十分契合。当时我还怕这是一条有问题的标语被人追查，故而印象格外深刻。在文革中，有人揭发出来，这个口号原来是湖北省委1958年某次会上制订的建设规划，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修正主义，是王任重的一条罪状。为此我不禁为王任重抱屈，认为王任重内心想法其实与我并没有本质区别。再一条，大跃进初期我省麻城县等地虽然也早早地放过卫星，《湖北日报》还刊登过“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样的新闻，王任重也左，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邻省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我县靠近四川，有不少四川姑娘可以为了50斤全国通用粮票作聘礼嫁过来。湖北人虽然也饿肚子，我们户口是“市民”的中学生毕竟还有32斤口粮供应，全省饿死的人比四川少多了。由此我感到王任重与四川的李井泉相比，还是好多了。除了省委派工作组不对外，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打倒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王任重是个“党内秀才”，文章写的好，《湖北日报》上许多署名“龚同文”的文章就出自于他的手。这样三想四不想，我就离开队伍，一个人从后面挤上主席台，想近距离看看王任重是什么模样。
由于我戴的“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旁人还以为我也是台上工作人员，就没有人干涉我。我站在主席台的路口，不一会，王任重被两个大汉押上来了。他穿着一件黄棉大衣，头没有垂下，而是吃力地抬着。当我和他面对时，我看他被押成喷气式，腰被迫弓着，头部倔强地上仰着，比我矮不了多少，蜡黄的脸上有几粒小雀斑。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屈辱和惶惑，而他似乎也从我的目光中读出了不同于一般仇视目光的同情和怜悯，与我足足对视了5秒钟。就是这短短的5秒钟对视，使我转了念头。当他又被推搡着往台前走去时，我怏怏地下了主席台，索性离开会场，一个人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溜达去了。
这是继全校批斗“右派”师生、全系批判徐时澍大会之后，我参加的第三次大型批斗会。
事过之后，我从小报上得知，在这个会上，有10多人上台发言控诉批判。王任重的主要罪名是，在前阶段运动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湖北的代言人，在党内结帮拉派，搞独立王国，把许多党的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还制造了我省文革中第一例被枪毙的冤案。看过报道，我一方面想到运动初期，《湖北日报》确实发表过不少批判程云、陈一新、曾淳、马识途这些文化名人或分管文学艺术领导干部的文章及批判武大湖大“三家村”的文章，鼓吹过“灭资兴无”“破旧立新”，造成了社会混乱，省委工作组在其他大学肯定也揪斗过校领导也抓了不少“右派”师生；另一方面我又想，他当时若不这样搞，拿什么向上面交差？在中央从上而下的统一指挥下，他能搞什么“王氏独立王国”？这样一思考，我又陷入了茫然，觉得很多问题从官方保守派到革命造反派那里，都找不到完美的答案。当然，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朦胧的思想叫做独立思考，只是从王任重的无助无奈的眼神中，感到革命具有残酷的一面。尽管好不容易迎来了造反派胜利已定的大局，也难以再激起我“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壮志豪情，决心离开这火热的“战场”，回老家闹革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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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八）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八、在老家串联的日子里

我之所以选择此时离开，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武汉造反派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不再存在需要我革命的对象，我也没有从这个胜利中“捞油水”的动机；二是自从考上大学后，由于家庭贫困，回家远路费贵，时过一年半了没回去过一趟，十分想念父母；三是从两个老师的来信中早已知道母校县一中也揪出过“三家村”，不知道这些被冤的师长及被打成“右派”的师弟们平反了没有。经过联系，我校、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医学院、武汉地质专科学校等一共十多个从母校毕业的老校友组成了一个“挺进鄂西北红色造反团”，坐火车转汽车，回老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
此时的家乡县城，可谓满目疮痍。原先县城完好的城墙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被尽数拆毁，几条小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瘦孩子，裸露在萧瑟的寒风中。全县最高的两座建筑物天主教教堂和福音堂也被拆掉，原来的私人小货摊全部消失，不少国营、集体工商企业经常停产和关门。只有花花绿绿的标语新贴在铺面上或摇曳在寒风中，告诉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的洗礼。县接待人员安排我们住在尚未完工的一个招待所里，吃饭要去半里开外专门为串联师生开的食堂。
头几天，我们自然各自回家看望父母家人。家住在县城的，每天都能抽时间回去。家在乡下的同学回去两三天后，也就返回了。正式工作开始后，我们推举我校法律系六四级的李兴树同学和先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雷音为负责人，设立了接待组、材料组、对外联络组，先在大街上刷了几条“炮轰”“打倒”“彻底批判”“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小小县城一下子轰动起来了！
这当儿，我要讲一件与我们串联公干似乎没有关系的小事。
与我们一同回来串联的有个华工六四级的冯家彬同学。他有个姐姐在武汉银行系统工作，他开始在武汉读书。到高二下时，因他户籍在老家，不能在武汉参加高考，只得转回到老家中学读高三。以前他学的是英语，我们学校只学俄语，他硬是用一年的时间把俄语补上来。在1963年的“五四”晚会上，他曾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充沛激越的男高音人人叫好。而当年高考作文题正是应合反对苏修的“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闭塞的大山区，兴许很多同学连“国歌”与“国际歌”也分不清哩！当年他考上华中工学院，上大学不到一个月，却又被学校除名。什么原因呢？原来冯家彬家庭成分是“工商业”，说直白一点，即资本家。他家在解放前开过药房，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矮子里面拔将军，解放后就划成资本家了。那一年我县考上大学的只有4人，冯家彬考上的又是一类大学，那还了得？在讲阶级、重成分的年代，“资本家的娃子能读大学，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没资格”的告状信、抗议书寄到上级部门，所以学校才将他除名。后来，他的姐姐及在北京工作的哥哥找上级反映、要求，华中工学院于次年才将他重新召回，由上年读的无线电专业转到铸造专业。他读高三时，我读高一，都担任班文娱委员，经常打交道。在高考复习时，他又借用我的物理力学部分的作业本，相互更为熟悉。我上大学后，他每次到住在武昌解放路的姐姐家去时，必定到我那里玩，所以他与我的关系比与别人更亲密。
有一天天黑定后，他约我一起到他家里去。我说，你一个人回家吧，我去了会多给你爹妈找麻烦！他说，你给我做个伴。这时我们已经回来六、七天了，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我们这批回来的同学，谁没有急切切地先回家看望父母？冯家彬的家就住在县城东街，然而他却头一次回家，还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回去。这种做法，非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过来之人，根本不能理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当我们悄然推开他家们时，冯父一下子愣住了！我叫了声“冯伯”，冯伯还怔怔地看着儿子。冯妈听到动静，马上把昏黄的煤油灯举了过来，待看清楚是儿子时，撩起衣襟，拭着混沌的眼泪。只到这时，冯伯才低声说，“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早就听说了…”冯家彬似要安慰父母，挤出苦笑，回了一句，“还早就听说！”想到我回家的头一天，虽说在山区工作的父亲因县供销社闹革命没法办退休手续，家中生活陷入困顿，但父母见我回家后笑声是爽朗的，说话的语调是自然的，邻居们也高兴地围了一屋问长问短。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哭！冯妈侷偻着身子，转身把煤油灯放在小桌上，招呼我们坐下。在他们一家交谈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顶多有15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外，还支了一座小灶。冯伯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俩回答吃过了。冯妈说，“要吃，要吃，我们也还没吃，快的很！”我理解一个慈母的心情，不再推辞。冯母起身，不一会饭菜就端上来了。主食是肉包子，看来冯妈早作了准备，随时等候儿子归来。吃饭夹菜时，冯伯手直打颤，估计是老年病。他一再要帮我碗里夹菜，我连忙主动地去夹，免得他费力。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我们吃的这一顿悲喜交加气氛压抑的晚餐，我终身难忘！
谁知第二天，街上出现了两条落款“1.6战斗队”的标语：“不许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组织还乡团！”“警惕昼伏夜出的大老鼠破坏我县文化大革命！”矛头显然对准冯家彬和我们“红色造反团”。这两条恶毒的标语在我们内部引起了反响。有天晚上，地区财校的毛文玉、我校同系的杨新华两位女生与我和冯家彬四人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毛文玉怕冯家彬受欺负，担心地说：“这咋办呢？”杨新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冯家彬，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就先回去吧？”冯家彬急得满脸彤红，委屈地说：“别人这样说，你们也…”我不待他说下去，接口就说：“怕什么怕？不走！以后跟着集体行动，看哪个敢惹你！”由于我坚持，再加上冯家彬也不愿走，这件事就算了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1.6战斗队”是地区卫校回来串联的学生组成的，其负责人是一位姓何的女同学。更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杨新华竟成了何姓女生的嫂嫂！毛泽东后来把“走资派”打倒后，又说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一手挑起群众互斗？
来后我亲自接待过这样几拨人。县一中的两个女初中生(原来我就认识，是一中文艺骨干)说，工作组为了整音乐老师，硬是要逼迫她俩承认被这个老师“玩弄”过；离县城30里远的二中(该校只设初中部)来了三个学生，诉说无辜被打成“小集团”；陆续来了不少县城的乡下的小学教师，反映六、七月份县里把全县老师集中起来搞运动，怎样逼人人过关，怎样叫互相揭发，怎样抓“小邓拓”“小吴晗”。也有机关、工厂、街道居民甚至农民找来诉说各式各样的冤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文革，还有不少发生在以往，如划错成分的，57年没划右派却被单位开除的，“四清”运动中被屈打为“四不清”干部的，当了多年老师没给转正的，城镇居民不该赶下乡的，反映领导人腐化问题被打击报复的，等等。在来访者心目中，我们大学生组成的“红色造反团”，不亚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巡视组！
根据他们的反映看，县委在前个阶段，确实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我们鼓励他们，回到本单位建立组织，向领导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既弄不清原来的情况，又不懂现在的政策，只有安慰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上级一定会解决。通过接待，我认识到社会问题远不是打几个“三家村”抓一批“右派”那么简单，参加造反派的人群对文化大革命的企盼也远不只是解决文革中积累的矛盾。值得高兴的是，不久后，我们工作初见成效，一中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迅速发展，保守派学生组织没再公开保县委了。
县一中是我们一行的共同母校，自然是我们联系的重点单位。我记得头一次进一中，在校园内碰到张良漠老师，我很自然地叫了声“张老师！”谁知他眼圈一红，动情地说：“已经有半年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了！”我读高二时，他教高三语文兼班主任，年龄三十左右，原来并没有听说一中“三家村”里有他，他是什么问题？正想着，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眼睛，默默地走了。事后听说，运动中，抄查出了他的“黑日记”，他变成了“牛鬼蛇神”。
经过我们煽风点火，一中的老师终于动起来了。有一天，我参加了他们开的一个会。会议有近20个老师参加，别的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忘记了，唯有宋学贤老师讲的一句话因太富有诗意，印在我脑海里。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看来，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宋老师也就只比我大八、九岁，身高有1.80米。我在读高二时，一中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他扮演男主角肖继业，我们在后台伴唱“地质队员之歌”。所以，他虽然教初中语文，我也很熟悉。宋老师的诗写得好，当年他写的《教师之歌》发表在庆国庆墙报上，开头一段“迎着八月桂花阵阵飘香，又一批新生走进课堂，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啊，引起了我的多少遐想”及结尾句“如果生命再次属于我，我仍将耕耘在教师岗位上”，我至今仍能背诵。宋老师这句“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对前段运动多有痛感的老师们很有煽动性。没几天，教育界的“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成立了。一中教师这支造反派的骨干队伍，另一位语文老师罗国权起名叫“澄宇大队”，意即“玉宇澄清万里埃”！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一中师生在县大会堂开了一个有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色造反团”自然是大会筹备者之一。县一中党支部书记王治海在台上接受被迫害师生的批判，回答他们的质问，最后还做了检讨。我记得宋老师发了言，他质问王书记：“我父亲明明是在牢中因病死亡的，你为什么要歪曲成是自杀死亡的？”宋老师的父亲叫宋华斋，我读小学时曾亲眼看见这个“大资本家”被划成右派后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在批斗时遭受过毒打，没想到后来还被关入监狱并在牢中瘐命。人死后还被升格为“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宋老师当然有气！对这个质问，王书记好像没有回答清楚。王书记的弟弟王治超在我读高二时从老家安徽转学到我县一中(父母故去，投奔哥哥)，与我同过一年学，未读完高中参军了。他的作文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俩多有切磋。因这层关系，那次大会我很低调地坐在下面。
其实，宋老师和王书记都是好人。在八十年代，宋老师当过一中副校长，后又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王书记当县文办主任，我在县支行当副行长。宋老师在一次到武汉为县里忙“招商引资”时，不幸因急病逝世，终年49岁。1987年春节，王治海专门带着回家探亲的弟弟王治超到我家来玩，与王治超阔别二十多年后重聚，我当然惊喜，没想到王书记的一番话更叫我吃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彭呀，你们高考政审时，不知哪个检举你说过‘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吊死在县政府门口’，在会上他们硬是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坚持说你学习好，无非想上大学呗！我若不顶着，政审这一关就把你刷下来了！”那个年代的确兴打小报告，也兴上纲上线，我的确想上大学，也的确平时说话不注意。我说没说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也没有人找我核实过，但县领导认为你说了你就没得跑！听王书记话当年，我当然很感谢，也不由得想到那次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幸亏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若是在台上晃来晃去，怎么对得起他？又怎么会有今日与他兄弟二人共渡春节的欢乐？同时我又想，当年要不是有人无故生端地搞那场“史无前例”，本来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学校领导，会去“迫害”自己的教学骨干和弟子吗？
有一天，应在县曲剧团搞编剧的老同学孙希清之邀，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他们单位开了个会。我是从小看县曲剧团的戏长大的，其骨干演员基本上是河南艺人。在五、六十年代，他们为丰富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团之初，他们演连本“封神榜”，男旦赵书才饰苏妲己。李忠堂赵元凤夫妇加盟后，李忠堂任团长，夫妻俩成为剧团台柱。不久后付荣华和穆启贵李其珍夫妇又先后到来，本土演员吴业敬、翟云仙、尹世和、周老二等演技日臻成熟，使县剧团进入空前绝后的全盛时期。他们不仅演传统戏，也紧跟形势演“三世仇”“刘介梅”“夺印”“洪湖赤卫队”“朝阳沟”等现代戏。像李忠堂赵元凤饰演的薛丁山樊梨花，付荣华饰演的韩英和“张羽煮海”中的公主，翟云仙尹世和的“刘海砍樵”，李其珍两口俩主演的“秦香莲”等等，我时常在上晚自习时也偷偷去看。在大破“旧文化”的运动初期，县剧团不得不把价值上万元的戏服道具焚之一炬，主要演员被批判凌辱，指责他们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怎会不对这些演员造成重创？此时他们打算“造反”，实在太合情理了！
在这次串联中，县剧团为欢迎我们，演了两场“样板戏”。在“沙家浜”中，付荣华饰阿庆嫂，李忠堂饰郭建光，穆启贵饰刁德一。在“红灯记”中，吴业敬饰李玉和，翟云仙饰李铁梅，李其珍饰李奶奶，付荣华饰卖粥大嫂。与我在其他地方看的“样板戏”相比，除了灯光、服装、伴唱差一点(伴唱差是因为演员人数少)，主要演员表现毫不逊色！
可惜，对我来说，这两场演出，竟成了绝唱！待“七.二O事件”发生后我们再次回来串联时，县曲剧团已被解散，河南演员遣返老家。成立不久的县文工团也为我们搞了欢迎演出，节目有蹦蹦跳跳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有反映形势大好的“对口词”等等。两相对比，不免令人生发“黄铜毁弃，瓦斧雷鸣”之叹！在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时，县里并没有对已遣散回家的主要演员李忠堂夫妇、付荣华、赵书才、周文学等人落实政策，以致这批老艺人生计艰难。后来，主流话语总是把破坏戏剧事业迫害艺人等恶行，上归罪于“四人帮”，下归罪于“造反派”，完全掩盖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各级党政领导应负的责任，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众所周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在1959年就划为“右派”，尚小云李长春等京剧名家在1949年后就无法正常演出，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于运动初期，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风英自杀于1968年清队，人死后军代表还要开膛破肚查“发报机”。京剧赵燕侠、汉剧陈伯华、豫剧尚香玉、越调申凤梅、越剧袁雪芬、评剧新风霞、电影赵丹等一大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在1966年5、6月份就被打成“反动权威”“戏霸”，赶下舞台，接受批斗。著名电影演员谢芳十月份加入造反派时，她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造反“声明”的标题就是：“破鞋也要闹革命”！那时，尚未出生的“文革造反派”怎可能整他们？
从我县曲剧团初始被解散到后来落实政策不到位，在我县官修史志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上述演员的名字一个也不曾提到！我之所以在这里赘述过往，除了澄清一点历史真相外，也想向这些不知散落在何方是生是死的县剧团的老演员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和怀念。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权势者可以视为草芥或灰尘，有良知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在县里串联时，还派了三个同学到离县城八十里路远的县三中去调查一件什么事。他们去后没两天，打回电话说他们受到当地保守组织围攻，人被打伤了。于是，“红色造反团”除留下几个女同学外，紧急到县车站要了一部卡车去解围。在当地呆了一天，还没理出个头绪，县城留守人员又打来紧急电话，说是团部被保守组织的人冲击了。闻讯后我们连夜步行往回赶。天刚刚亮到了住所，正遇到这伙人在抢我们的办公用品和行李包，两三个留守人员在奋力争夺。见我们主力部队赶了回来，他们方一哄而散。隔了两天，有人指认出两个带头的，其中一个竟是比我低两届的一中女校友，在学校读书时还十分熟悉。在县车站一间办公室审问她们时，我也在场，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头始终低着。因她们就是不说话，我们损失也不大，就让他们走了。时隔12年，我又调回老家工作时，我与她竟成了邻居，相互间谁也不提这回事，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将近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造反团”因怕被“砸”已搬到一中住了。带我们物理课的王忠彩老师结婚，接到邀请时，天已黑定，店铺早已关门。那时的婚礼十分简单，既与破除“四旧”之一的“旧风俗”有关，也与物质贫乏有关。按老家习惯，哪有空手去恭贺别人婚礼的呢？见我们犯难，一直带我们语文课的老班主任张嗣震老师说，我这儿有套新“毛泽东选集”！当年送毛著当礼品，不仅不算小气，还十分新潮！君不见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救灾物质之中不还有“送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说吗？于是我们撕了二指宽的一条红纸，从中间把四本毛著一扎，十分尊重地当着贺礼送给了王老师夫妇。婚礼在一间办公室进行，中间支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一、二十盘花生、瓜子、柿饼、枣子、核桃、板栗及糕点糖果。无需礼仪公司，无需证婚人主婚人，无需三拜，师生三、四十人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倒也热闹。这样“革命化”的婚礼说给今人听，他们一定难以置信！
这次串联，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自从我们回来后，县广播站就取消了本地新闻节目，只转播中央电台和湖北电台节目。在1967年元月中旬湖北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后，当地群众组织也齐聚县广播站要夺权，并传信到我们那里。我们约有三四个人去了，这时天色已黑，外面乱哄哄的。别的组织的人我们不熟悉，赶紧找到一中“红教工”的罗国权老师商量，决定只留下几个代表与站方谈判，以免人多失控，毁坏了机器设备，问题就严重了。来的群众倒也听话，马上撤了。“红色造反团”负责人李兴树和罗老师代表造反派与县广播站陈站长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罗老师、华中师范学院王兴和与我共同留下来，参与组稿、编辑、播音工作。当时广播站只有女播音员戢太云同志一人，年近30，我们加入后，男女共同播音，广播站名称自然改为“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罗老师担任男播音员，后来他要回去创办“山城烈火报”，我就当男播音员。广播条件很差，不能预先录音，只能直播，手摇唱机。戢太云同志态度不太热情可以理解，但也教给我怎样读准普通话，怎样开关播音设备，直到我们离开，没有公开发生过龃龉。
1978年，我从南昌调回老家工作，老婆恰好分到广播局，家也设在广播局，与戢太云家隔壁。头次见面，她嘿嘿一笑，“呀，是小彭啊”！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没有半点隔阂。以后她给我说，那回见到那么多人围来，生怕有坏人捣乱，若不是你们赶来，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第二年，我老婆和她一起奉单位安排到乡下帮忙割麦子，乘车时两人紧挨着站。谁知路上卡车一歪，她腹部被车梆子一顶，痛疼难忍。我老婆碰伤了腿，马上喊停车子，护送她往县医院抢救，不幸来不急了。戢同志临走时才42岁 。
在当年“七.二0”事件后，我们十多位同学又一次回到家乡。这次一回来就住到县一中，时间不长，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得不多。有些见闻，已记录入拙文《母亲的骨气》，在此略过。到了1970年，这所设在老“城隍庙”的全县最高学府，学生早已上山下乡，被充作兵营，教师员工遣散到各乡下中学或农校。我最敬爱的张嗣震老师分到离县城300多里远的一所新办公社中学，还摔断了腿！1972年我刚从军垦农场分配，回家小住时在街上碰到在乡下技校的罗国权老师。谈到当年事，他感慨地说，我们当做正经事办，谁知人家是搞到玩儿的！仅此一句话，就洞穿了文革“瞎折腾”的实质！直到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县里做工作，驻军才撤出，县一中又恢复。文革初被打成一中“三家村”头子的冯清源校长重新主持工作，陆续召回旧部，一中才慢慢复兴。
经过时光的沉淀，历史终于为县一中的“文革造反派”正了名。除了上面介绍的宋学贤老师外，罗国权老师在八十年代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忠彩老师担任县教委副主任。运动初期被打为“三家村头目”的冯清源在退休后被聘任为一中“终身名誉校长”，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张良漠老师调入武汉某大学任教授。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县两个骨干企业的厂长，一人还兼任县长助理。另一“右派”学生也担任县重点企业一把手。而保守派学生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知识青年都下乡的时候，受县革委会重用直接安排到交邮局工作，不到三年因查出贪污问题，自杀未遂被开除公职。
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破坏中国教育事业的罪魁祸首，究竟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造反派”？还是另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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