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天：毛泽东什么时候提出的“官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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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什么时候提出的“官僚阶级”？

徐明天 2013年8月

评价毛泽东，不能绕开他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理论，这个理论由阶级斗争而来，推进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这个理论对不对，才是对毛泽东肯定与否定的根本所在。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敢触及。
对于毛泽东，有人是彻底否定的。文革否定了，大跃进那段历史否定了，抗美援朝否定了。也就是说建国后到毛泽东逝世的这27年全部否定了。还有人更彻底，把延安整风也否定了，也就是把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段历史都否定了。实际上就是把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的历史彻底否定了。因为在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一直受排挤，受斗争，毛泽东并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到了七大，才确定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那个被人捧得很高的高华，就写一本《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把延安整风否定了。
可有一点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些人否定不了的，是毛泽东领导这个党和这支军队取得了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你否定不了这一点，就否定不了毛泽东。在毛泽东领导之前，党和军队总受挫折。毛泽东领导之后，胜利得有点太快，有些突然，三年就把蒋家王朝推翻了。
革命胜利的太快，胜利来得突然，如何建国？毛泽东并没有准备好。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和黄炎培探讨过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问题，如何走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说共产党有办法，这就是民主。
推翻三座大山，就是推翻旧制度，新制度是什么？
1945年11月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曾向美国提出访问美国，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国共两党政治，但是美国拒绝了，他们要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搞一党专制。即使是1949年解放军打过南京，毛泽东还友好善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美国又拒绝了。
那么，中国就只能走苏联模式。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集中化模式不但取得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经济起飞，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个超级大国。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抗美援朝更加激化了中美国敌对。但是，从一开始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共的领导人中，多数是留苏的，都夺过毛泽东的权，排挤毛泽东，让党和红军遭受过重大损失。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本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是与这些洋派领导人做斗争。
但是，有一点毛泽东是看到了，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进了城，可能变质，可能变坏。因此在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并且警告一些人不会在战场上被枪炮打倒，但可能被胜利后的糖衣炮弹打倒。
在进北京之前，毛泽东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并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把革命胜利后的这种警告说得非常清楚。
一建国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后面的相持，毛泽东开始解决国内的事情，就发现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严重，1953年就发起了三反五反，主要是反贪污。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但1954年发生了高岗事件。党内的山头斗争历来存在，路线斗争也很残酷，但从来没死人。王明斗得那么厉害，斗争完了王明还做高官。张国焘叛变投敌，也没有对他进行追杀。建国后，他就生活在香港，也安然无恙。可革命胜利了，争权夺利，就死了一个高岗。接着，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背叛了斯大林，对毛泽东也是一个警示。毛泽东开始反对修正主义。反修，就是不走苏联模式。今天有人还在讲毛泽东走苏联模式，根本不顾一点基本的历史事实。
抗美援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是中国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中国和军队一举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军威一直延续到今天。振奋人心，也让大家头脑发热。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提出了人民公社，这是理想主义的产物。但是1958年6月开始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让毛泽东感觉不对劲了，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他就提出降低指标，经过一段调查，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批浮夸风和共产风，接下来一直批，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作了自我批评。然而庐山会议后半段，党内斗争再起，彭德怀嫌毛泽东纠左不够，要把刘邓搞下台，报高岗的仇。毛泽东权衡后弃彭保刘，很有意思的是，彭德怀错误的定性，就是高岗反党集团成员。但接下来，毛泽东仍然纠左，提出了“纠五风"，一直到1962年。这时候，毛泽东一直没有点刘邓的名。因为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并不是某个人的事情，是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官员们为了向上爬，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饿死人，他们也不顾。因此”纠五风，就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
当然在当时的形式下，将刘邓斗争下来，也没有人来接。毛泽东又不能全力顾及国内的事情。当时，跟苏联决裂，斗争激烈，苏联操纵印度反华，中印战争箭在弦上。1964年中印终于开战。抗击美国，1958年发起金门炮战。这些都非常成功。另外，抗美援朝胜利后，全世界反美高涨，亚非拉掀起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毛泽东多有策划支持，形成了第三世界。今天我们跟亚非拉的传统友谊，就是那个时候结下。当时的分工，毛泽东专注国际斗争，刘少奇负责国内经济工作，邓小平协助。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不和是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从1958年“纠五风”,刘邓就步步对抗，因为五风是他们刮起的，毛泽东虽然没点名，但批得就是他们。他们不高兴。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1961年农业丰收，但邓小平突然汇报调不上粮食，北京、上海又要缺粮了。毛泽东自然生气，就把一个粮食会议开成了七千人大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毛泽东问他们农村的形势什么时间能够好转，刘邓说要十到十五年，因为纠五风对干部的积极性打击太大了。毛泽东认为三年就能好转。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求刘少奇作报告，但看过刘少奇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很生气，因为刘少奇并没有作检讨，而是大反分散主义，把责任都推给了下面。毛泽东就让人印发了这个报告，逼刘少奇第一次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做了检讨。毛泽东也再次做了检讨。
七千人大会开得比较顺利，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发了言，发了牢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做了检讨，气就顺了。
但是，十几天后，在北京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又提出了“三自一包"，毛泽东这才直接批评刘少奇是搞”单干风"。农业承包责任制是一直有的，毛泽东批浮夸风时就讲到，能包多少就包多少，不能乱报数字。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就批评刘少奇的单干风了呢？因为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在反共产风和大食堂之后，毛泽东主持搞一个农村60条，讲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独立核算。邓小平主持搞了一个工业六十条，毛泽东就非常赞赏，而刘少奇就把毛泽东的农村六十条给否定了。从“共产风”一下子转到“单干风”,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是较着一股劲。
接下来，毛泽东提出搞“四清"，四清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说的官员财产申报，都要讲清楚。刘少奇虽然也借四清整了一些人，但他还是认为，个别干部犯了错，就处理个别干部，不能人人过关。而毛泽东则认为，这不是个别干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干部的体制问题，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受教育。四清就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主持国内工作的刘少奇就开始与毛泽东对抗，分岐巨大。1964年对印自卫反击战胜利，毛泽东开始腾出手来处理国内事务，他甚至以给彭德怀平反来警告刘邓彭。平反谈话时，就让这三个人在场，毛泽东甚至说”老彭,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隐语是”我支持你们可能是错了"。
接下来，斗争更激烈，现在还有人在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担心失去权力、谁会让毛泽东失去权力？刚刚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军威、国威的毛泽东中，正处在高峰中，谁能动摇他的领导地位？但确实是有人搞分裂，搞对抗，“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1966年， 中央决定搞文化大革命，发出五一六通知，这可是中央研究决定的，彭真还是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但学生发动起来之后，乘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彭真大量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的高校和中学，抓捕万名学生，把学生打成右派别、反革命，进行批斗，并有血案发生。国内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最著名的是湖北王任重，就喊出了第三次反右。这段历史被称为”黑暗五十天“。康生的罪名之一，就是背着刘邓把北京高校的大字报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才返回北京，撤消北京市委，支持学生运动，写出了我的一张大报。毛泽东还说出狠话：镇压学生永远没有好下场。这也是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打倒刘少奇也是有关会议举手通过的，开全会的干部，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打倒刘少奇后，毛泽东还和他见了一次面，刘少奇非常固执，说自己回家种地，但要求不要再打倒老干部。毛泽东听了坐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说。
刘少奇根本就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毛泽东就是要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碎几千年的官僚体制。从反对官僚主义到打倒官僚体制，毛泽东的认识逐步清醒深刻。
这里应该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四大”不是文革才有的。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他说，今后“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1962年9月底，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上先后两次作的讲话，全会公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段话后来被整理成如下内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段内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1963年2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紧就灵。5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第三，关于党内走资派和官僚阶级，是1964年开始提出。5月在一份报告上指示，毛泽东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毛泽东首次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指示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同日，又在某社教工作团的工作报告上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 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并在一份外事工作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又使用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用语，批示说：“他们(指外宾)看我们的干部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文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有。
第四，整党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解放战争还有一次，建国初期，195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一次整党，先后进行了六次。整党整风是党内民主的形式。这些说明，从两个务必到反对官僚主义，再到反对官僚阶级、打碎官僚体制，毛泽东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文革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有他的深刻用意。
今天，我们把文革定性为一场内乱，看似有道理。但今天的现实证明，中国复辟官僚体制是绝对错误的。中国现在所有的危机和困难，都是这个万恶的官僚体制造成的。
毛泽东文革很乱。但他敢实施全民皆兵，把枪炮发到工人农民手里，美国的枪枝管理也没有毛泽东管得好。今天我我们敢吗？谁稳定谁乱？乱与不乱，是可以比较的。今天我们稳定压倒一切，有什么道理说文革是内乱？习近平鼓励讲真话，这就是真话。
因此，我认为。习近平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认识非常深刻、因此共产党又开始群众教育活动，又喊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反四风。
包括文革，毛泽东给中国和党留下的这份遗产，我们要好好研究继承，中国才可能走出几千年的封建桎梏。走上民主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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