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评钟延麟新著《文革前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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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蕴晖：评《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  


　　我和钟延麟同学相识，是2006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那年2 月，我应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作“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系列的演讲，然后转到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作最后的修订。延麟事先从服务中心熊景明主任处得知我将到访，当我到达中心以后，很快就自我介绍与我交谈。延麟首先向我介绍的是他正在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题目是“十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1956–1966 ）。给我的第一印象，这真是个好题目、也是个大题目，确实是现有邓小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能让博士生做这么一个大题目的导师，肯定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老师；能承担这个大题目的学生也肯定是一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较好基础和有相当研究潜力的学生。当延麟向我谈了他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对相关问题的提问以后，我曾向熊景明主任谈及，钟延麟这个年青人很不错，从他掌握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很用功、很刻苦，做学问很踏实。熊景明主任脱口而出：在台湾也是“凤毛麟角”。说明延麟确是年青学子中的尖子。此后，延麟一直和我保持联系，除2007 年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学、2008 年至2011 年他三次来北京访问相见外，更多的是电子邮件的交流，几乎他完成的每一章书稿都发给我征求意见。我想这就是他邀我为这部书稿作序的原因吧。


　　1956–1966 这十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事之年”，经历有1956 年的中共“八大”、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 年军队系统的“反教条主义”、1958 年–1960 年的“大跃进”、1959 年–1961 年的大饥荒、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1961 年–196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苏论战、“四清”运动、文艺批判等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际共运和外交的方方面面。要弄清每件大事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已属不易，更不用说要深入到这一系列大事的内层去探讨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所处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何况还是生长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学子，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对十年总书记邓小平研究的困难，最难的是缺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可以查阅。延麟的功夫不仅下在已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年谱、传记、中央文件选编，各种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当年的报纸、刊物，参考消息，“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等等；而且从看似与邓无关的更广泛的书、报、杂志发表的文章去寻找有关邓的点滴资料。我们从全书的注释可以看出阅读范围之广，书刊品种之多。正是经过这样的艰苦努力，才使他有可能对邓小平在这十年的每一重大决策和贯彻执行过程的作为，做出有血有肉的叙述和自己的评估。概括来说，这本书的特点是：

　　一、以邓小平是毛泽东在构思与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所倚重的主要助手，作为全书的切入点。

　　以“毛泽东的“副帅””命名的十年总书记邓小平，显明地点出了本书主人翁的历史地位及在期间所发生的重大影响。那么，邓小平何时成为毛泽东“副帅”的呢？

　　延麟在第一章〈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背景原因与组织角色〉引用李雪峰回忆的一段话说：“毛泽东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关于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中共八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所以，李雪峰借用毛说的这段话与党章的规定是一致的，并不说明当时邓小平已居“副帅”的地位。书记处职权的扩大，是1958 年的事。

　　1958 年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在1956 年经济建设中力主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强调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借此发动“大跃进”。为进一步集中权力和有力地推进“大跃进”的决策，1958 年6 月8 日，毛泽东在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上，加写了一段有关中央职权重新划分的重要文字。全文如下：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专就这一重要决定向刘少奇等交代说：

　　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朱、彭阅，交小平办。此件加了职权划分，小组成员也有些增加，请你们阅后，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

　　这一职权划分，明显超越了八大党章中央书记处职责的规定，极大地强化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削弱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府机构的权力。这一权力格局的重建，就是毛泽东：“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之说的由来。

　　由此作者认为，作为毛泽东政治副手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共党的组织与运作中，担负承上启下、连结各方的作用：领导中央书记处秉承执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决定（邓也参与献策），并处理党、政、军、文教、外事等全面工作；代表党中央对地方党委、政府与军队进行领导。邓小平在制度上所处的枢纽地位，使他与“文革”前各项重大决策、运动及政策，不但密不可分，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本书评审专家指出的，尽管中国大陆关于邓小平的研究着述甚丰，但大都是叙述其早年进行革命的经历或晚年改革开放的业绩，对这一“前”一“后”，着者浓墨重彩；唯独对中间这十年，要么淡写轻描，要么索性回避。其原因在于研究难度太大。海外的研究，也是关注其晚年经历较多；至于“总书记十年”，虽非绝无着述，但亦失之笼统，语焉不详。故迄今关于邓这十年的历史研究仍显薄弱。我以为，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 1956–1966 ）》一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二、本书作者着力于对邓小平如何辅助毛泽东，形成与推行这十年的一系列新政策和运动的研究，其立论有理有据，是相关研究的一大进展。

　　正如评审专家所肯定的，作者在纷繁芜杂且分散零星的史料里扒犁剔择，细心勾连，相当细腻地梳理了邓在整风反右、军方“反教条主义”、“大跃进”、“反右倾”、中苏论战、“四清”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史实，就若干重要史实作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考证。书稿不仅还原了史实真相，尤其凸显出“文革”前邓在中共高层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了此一时期中共政治运作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基本判断。

　　作者认为，毛泽东在领导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推出的整风、“反右派”、“反教条主义”及“大跃进”等运动，主要是沿用革命时期的经验：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并调动党员与群众的积极性。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对相关运动进行具体部署：一是代表毛泽东作中央具体规划与布置，负责执行并监管其进度；二是代表毛泽东与中央激发、鼓动并引导各级党政干部的干劲与热情。邓小平从中多能准确掌握毛的政治意图、娴熟运用运动（整风）方法，在落实中与实际情况适度结合，将之发展、充实。其中也融入了邓自身急见成效的政治特性与铁腕作风。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观察到邓小平在领导组织与具体部署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享有一定的裁定权限与操作空间，对于事态的发展也能产生强化或弱化的影响。譬如在“反右派”的扩大化、“反教条”的逼供上纲、“大跃进”的失控，以及批“苏修”的不留余地，皆可见邓小平个人的突出作用。邓小平在“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对策与国内治理方向上，由于未能让毛满意，甚至令之起疑，最终在“文革”初期被毛解职。

　　三、本书在重建、研究邓小平“文革”前十年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其与邓晚年推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时期的诸多正反经验，乃是他后来推行“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缘由。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若干重要施政作为，如：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等决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反思其“文革”前十年的治理经验教训而来。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 年代前期，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多次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进而强调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197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正是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对这本书稿的学术价值，评审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该书稿的学术积累（史料搜集、史实考辩）的功夫在同题相关着述中仅见。书稿的基本立论均为作者独立见解，且有新的分析和考证。书稿关于宏观背景和具体史实的叙述基本准确。书稿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结构比较合理，语言也流畅，持论较客观，如既指出邓在反右、批判军队“教条主义”、“大跃进”中负有的重要责任，也承认在其间出于种种考量所作的调整、舒缓。该书稿是一部相关专题的上乘之作。鉴于本题目的重要性和同题相关读物的稀少，该书稿将引起专业研究者和知识界读者较大关注，同时爱好历史的一般读者也会有阅读兴趣。我以为，评论专家的上述评论和肯定，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曾有一些学者看过这本书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有关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视角，我想在这里谈点个人看法，和海内外学者讨论。

　　一、有的学者提出“作者对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时从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拿掉一事只字未提，不知有何缘故？毛泽东一直把自己作为中共干部、党员的“导师”，对于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非常在意。但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去掉，毛泽东有何反应？作为总书记，他只是遵循毛泽东的政策，却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对他来说，毛泽东是“领袖”，而不是“导师”。毛泽东如何看？毛泽东的反应如何体现在毛、邓互动上？”

　　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一事，已是个老问题了。本人在《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6 期就曾发表〈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原委〉；沈志华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中也专门写有一节：“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阐明不提“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时间在1940 年代末和1950 年代初（这与当年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有关），明确提出必要时可改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字样。据此，1954 年12 月5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解释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写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等字样。”由此可见，不提“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高层早已形成共识，何况这是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中共“八大”党章不再写上“毛泽东思想”，当然就按惯例和成规了。针对此问题，延麟后来在书稿第一章中也作了适切的回应。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共“八大”党章不写“毛泽东思想”，“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是“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以及所谓“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等等，显然是依据“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对刘少奇、彭德怀的所谓批判材料作出的猜测。

　　二、有的学者指出：““七千人大会”邓实际上是为毛泽东护短的，以往不知此情，现在有研究文章零星披露出史料，表明邓在林彪讲话之前，已经做了不少为毛护短的工作。”

　　有关“七千人大会”期间，邓小平为毛泽东护短的情节，延麟在第七章援引张素华、吴冷西等人提供的材料评论说：

　　1962 年初，中共中央举行旨在检讨“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相较于林彪在“七千人大会”公开讲话中力挺毛泽东（此举常被看作是恶名昭彰的政治投机行径），邓小平支持毛的坚定立场，实也不遑多让。在会议的筹备阶段，邓小平向毛泽东并中央常委提交书面报告，检讨由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此前几年的工作，表明应对“大跃进”运动失误负起主要责任，并为毛个人的错误开脱。邓小平表示：“总的来说，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是许多具体的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另外，对于陈伯达奉邓小平指示整理而成的“大跃进”以来的中共中央文件辑录，邓也强调：经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在此一时期的语录，作为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邓小平主动揽责在身、不遗余力维护领袖威信的报告，毛泽东阅后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对邓小平等人表示：你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什么都是执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执行不够，执行也有偏颇，你们把我当成圣人，不是闲人已经不错了，你们不批评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共中央为讨论修改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在其开会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强调：“当然是跟主席走！”摆出“唯毛是瞻”的态度。

　　我在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着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中，也看到该书作者在引用周恩来在向“七千人大会”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作的有关“大跃进”错误责任问题的讲话后，评说：“如果将周恩来的讲话与林彪对比，则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官史对于两者的评价则是天渊之别。”延麟在这里也认为邓小平支持毛的坚定立场，相较于林彪“不遑多让”。

　　首先要指出的是，书稿所引邓的两段文字，是准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如何比较的问题。

　　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话，周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林彪说：“我们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 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其中，林彪还专门有一段“付学费”说。称：“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所得的一方面。”“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粗看起来，邓、周、林三人讲的内容无太大的差别，只是林彪讲得更系统、更深刻一些。值得探讨的是，三人所处的位置和讲话的场合有很大的不同。邓是总书记，处于发号施令、督促检查的位置；周是国务院总理，负责具体执行。他们的讲话确有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一面，但检查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无论是维护毛，还是自己揽责，都明显太过分了。更为重要的，邓是在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写给毛的报告中为毛包揽了责任；周是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讲不能追究毛的责任。而林彪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讲的这一番话，并以党的历史加以论证，当场得到毛的肯定，继而整理下发全党，其影响所及，邓、周那几段话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如果再与1960 年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重释毛泽东思想的决议（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指示“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此后从解放军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的学《毛着》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林彪这个讲话在1960 年代的造神运动的作用，更非他人可比。当然，把林彪这番讲话片面指责是一种投机钻营也是不妥当的。

　　需要探讨的再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境外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多从个人功利得失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生长在台湾的学子也不能不受此影响。

　　如：延麟的期刊论文〈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之角色与作为〉，对邓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互动的描述。偏重于把整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举动都看成带有个人利害得失的考量，给人的感觉毫无是非之分。毛是很重视自己权威的，但在用人的问题上也不单纯是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出发。对邓和刘的关系简单用“挺”和“回报”来形容，也欠妥当。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发言，除邓外，没有别人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唯邓正面谈了对刘天津讲话的看法，邓不会不知道毛对刘的天津讲话的态度，说明邓并不完全看颜色行事，而是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把这简单称之为“挺”刘，就没有本来的政治意味了。

　　又如：延麟书稿第二章的前身（期刊论文）〈邓小平在1957 年中共整风、“反右派”运动中之角色〉文中，对毛泽东作出“反右派”的决策，邓小平的反应和表现有如下描述：“对毛提议的对党整风方式，更是自始即无排斥之想法。当毛泽东感到有人藉机肆意攻击中共、意图谋反，登高一呼展开对“右派”的反击，朝中重臣无人不从，生怕落于人后，邓小平也不例外。”“除了政治上的“唯毛是瞻”，邓小平经毛泽东推荐出任中央总书记尚不及一年，对于由毛发起的整风、“反右派”，邓小平就算不抢立新功、急争表现以回报感遇之恩，或许也有不愿辜负毛所望的心理。”

　　这里的“生怕落于人后”、“回报感遇之恩”之说，明显与该文所述反右“正是邓小平自身对维护共党政权的意志和敏感”，以及“人家要杀共产党”的形势判断相悖。“对维护共党政权的意志和敏感”和对所谓右派进攻形势的判断，正是邓与毛的共同理念和看法，并非简单的所谓“唯毛是瞻”、“回报感遇之恩”所能说明。

　　再如：第三章〈领导军队整风〉，专有一节“决定刘伯承到会参加整风”。文中写到刘伯承是否到会检查，包括彭德怀在内军内高层认为刘帅有病，不必到会，会中意见可整理报送刘帅。但“会议主持者邓小平却反其道地表示：“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对此情节，书稿作如下解读：“邓小平驱使军委负责人“邀请”军队“教条主义”问题的重要关系人刘伯承到会，确可对会议在批判“教条主义”问题上，起到火里添薪、助火旺烧的效果。何况，最先提出要刘与会的声音，乃是出于会场中鸣放的意见。顺之要刘出场，既有“民意”的基础，还可以不挫伤“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的革命热情。”“邓小平更深层的考量，恐怕还有他对毛泽东心意的顺应与迎合，以及自己权力利害的计算。”

　　把邓的“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一语，解读为：邓“对毛泽东心意的顺应与迎合，以及自己权力利害的计算”，以及邓扮演了“决定刘伯承到会一事上的推手角色”。恐怕也有偏颇。对这一情节，《彭德怀全传》作者如是说：

　　80年代中在评审《刘伯承传》第一稿时彭德怀传记组组长王焰（50年代曾任彭德怀办公室主任）曾在讨论会上发言说关于刘帅带病来京检讨一事他亲身经历了一个重要情节：一天邓小平从毛泽东处回来和彭德怀谈刘帅要不要出席大会问题，彭德怀说刘帅有病就不要来了吧，邓小平面有难色，说：“来一下比不来好”。彭德怀就没有说什么，领会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焰当时在场。

　　请注意“邓小平面有难色”一句，表明邓对刘帅“来与不来”有左右为难之处。《彭德怀全传》在同页接着说：

　　黄克诚于6月18日晚，在主席团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就是军队和教育界。前年曾和董纯才谈过话，说你们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如果是外国的就撤销。刘伯承同志从来是讲话的，整风没有讲，胜利后又照搬。”

　　至此，已完全清楚，刘伯承到会把延安整风未讲的话讲一下，符合毛泽东的意愿。6月14日邓小平的意见是有来头的。

　　6月29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直接点了刘伯承，说：“刘伯承不以自己为主”，“两头没有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教条主义开始是依靠他，那时起了不好的作用”，“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可见，邓小平“来一下比不来好”一语的含意是，刘帅来京参会有利于争取主动，以免引起毛的误会。完全是出于好意，绝非要把刘推到前台作批判的靶子。请看毛泽东在1959 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毛在历数与一个个老同志结怨时，专门讲到“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是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覆。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所以，书稿中将“来比不来好”一语，作出是邓“对毛泽东心意的顺应与迎合，以及自己权力利害的计算”，扮演了“决定刘伯承到会一事上的推手角色”的判断，是不是有点误读。
　　再如：第七章〈“大跃进”后紧跟不上毛泽东〉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视之为农村纾困的可行对策，反映务实倾向对其治国思考的影响，只是在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下无法坚持己见”。

　　在19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农村政策邓曾有过“白猫、黑猫”说，但毛泽东的底线是不得超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包括邓在内曾一度认为“包产到户”也可行的意见遭到否决。这当然有“在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下无法坚持己见”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共识，即社会主义农业只能是集体化，个体经营则有背于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念，就邓而言，也非容易超越。直到1980 年5 月31 日，邓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放宽农村政策可以搞“包产到户”问题时还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准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准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请看，这里仍然把集体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不可背离的方向，从历史发展来看，似乎到1980 年代中期，这种观念才慢慢淡化。所以，应该说当年邓放弃“包产到户”、接受毛的主张的作为，也包含有邓的主观认识因素在内。

　　我在这里提出的以上几点，是想说明对历史的解读，视角应该更宽广一些，目的是提供学界讨论，并无对书稿的学术价值有任何的贬意。如果可称为不足的话，也瑕不掩瑜。何况，当年论文中的个别问题，书稿已另有表述。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了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时隔一年，《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 1956–1966 ）》在同一出版社出版，从对邓小平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确实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在此向延麟表示由衷的祝贺。

　　林蕴晖

　　2013 年4 月22 日

　　于广东佛山碧桂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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