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门：文革中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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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走资派

欧阳龙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曾经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但是“十六条”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提出判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客观标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以后被简称为“走资派”。毛泽东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谈论“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但是，直到去世，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供操作的判别“走资派”的标准。

　　那么哪些人是“走资派”呢？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别谁是“走资派”。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指控为“走资派”。这当然不符合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走资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既然没有判别标准，就只好依赖“列举法”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邓小平无疑是“走资派”，毛泽东也说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列举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走资派”，于是中央只好列举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走资派”，再往下就没有办法了，就由各地各部门革命委员会去决定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２１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３４名“走资派”。这５５名“走资派”的名单和当时的职务见附录一。

　　其中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从１９６７年４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才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则一直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被点名。

　　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尤其是在１９６８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地上报的有关革命委员会组成人选的文件上，中央往往在批准的文字中列出中央以及当地的“走资派”。在这些文件中，“走资派”的排名大体上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时会加上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还会加上不同的人，如西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高岗、习仲勋、刘澜涛，西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李井泉，中南地区则加上陶铸、王任重。接下来便是这些人在相应某个省、市自治区的“代理人”或“追随者”，见附录二。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１２５３人。附录一、二列出了８２人，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共是８４人。这还只是经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以及部分在中央文件中点名的，就已经达到了６。７％，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事实上，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而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的有４５３人，占总数的３６％。受到冲击范围更大，达到１０１１人，占８１％。

　　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到被打倒的干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回答说：“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文革之后所有这些人全数平反。

参考资料：（略）

附录一：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点名的走资派：

彭真　（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彭德怀（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前国防部长） 陆定一（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罗瑞卿（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 杨尚昆（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扬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部副部长） 萧望东（文化部代部长） 薄一波（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委主任） 吕正操（八届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林枫（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安子文（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杨秀峰（八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蒋南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 张闻天（八届中央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 张劲夫（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 韩光（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陶铸（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顾问） 王任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 贾启允（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７年１月自杀） 汪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欧阳钦（八届中央委员、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 乌兰夫（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逸伦（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昭（青海省省长，１９７０年２月去世） 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王鹤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山市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 习仲勋（八届中央委员、前国务院秘书长）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八届中央委员、东北局第三书记） 陈丕显（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１９７６年去世） 杨西光（上海市委书记） 万晓塘（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６年９月去世） 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 林铁（八届中央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八届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叶飞（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 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廖志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杨静仁（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 马玉槐（宁夏区党委第二书记） 陶鲁笳（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７年１月自杀） 王谦（山西省委书记、省长） 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

附录二：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中共中央文件中点名的部分走资派：

贺龙（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 谭震林（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萧华（八届中央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代总参谋长） 江渭清（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陈光（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王延春（湖南省委书记） 黄岩（安徽省委书记、省长） 赵守一（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顾卓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喻屏（辽宁省委书记） 周桓（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 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成都军区政委） 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 范式人（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贺希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谢王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周仁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武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吕剑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仲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伊敏诺夫（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增刊 zk0501e.

http://www.cnd.org/HXWK/author/OUYANG-Longmen/zk0501e-1.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