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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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后记

胡乔木在一篇文章[1]中说过：“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我把这本书作为心香一瓣，献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死难的人们。
邵燕祥的一篇文章[2]说道：“有的年轻战士不知道林彪是谁。”最近又听说，北京一大学一位同学贴出大字报，主张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位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也不能说没有。我想，我写这本书不能说没有意义。
于光远在一篇文章[3]中说道，据他在日本时访问过的一位工会工作者说，50年代日本工人多数向往社会主义，70年代就不是这样了，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些年没有搞好。于光远说：“我觉得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忙。”“20年来我们国家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没有搞好就给日本工人的思想带来不好的影响。”萧乾在一篇文章[4]中说：“我吃惊地发现：60年代当大批第三世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成为独立国家时，一些本来向左转的国家，朝右边走去了。中国的样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我不能断言。但1983年以后，我有机会接连两次前往东南亚一个角落。那里不少人还把‘革命’同‘文革’画着等号，因而只要带点红色的，统统视为洪水猛兽。” 读这两段文字时，我感到触目惊心，沉思久之。巴金说：“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5]本书力求说得清楚一点，但绝不敢说已经说得一清二楚。
所谓“三家村”的惟一幸存者廖沫沙在《忆邓拓》一书的代序里说：“我们国家那十年的悲剧，虽不是革命的完全失败，至少也可说是革命的一次大挫折，国家和民族的一场大灾难。而发生这样的灾难，决不会出自偶然的原因，包括某些个人一时的错误或轻举妄动；它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来决定的。造成这个悲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必然因素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地、真正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探讨和总结的‘一件很紧要的工作’。”安子文生前论及“文化大革命”错误时说过：“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6]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我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努力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是谴责谁的错误，也不是以历史条件为谁辩护，而是力求冷静地客观地分析错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是怎样形成的，正确为什么不能抗拒错误，从中引出教训。我们对毛泽东晚年当然不仅仅是叹息，而要科学地说明在他的晚年何以出现悲剧，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教益。
我奉献出来的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研究的成果，为“文化大革命”的教学和研究贡献一得之微。我研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有十年之久，但是至今还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颇为汗颜。我写这本书虽然呕心沥血，但是自觉有种种不足。我敢于写出不同于一般的自己的见解，不说假话，不糊弄我所尊敬的读者，但是难免有误。奉献出来的是如此微薄，不胜惶恐之至。各方的批评指正，翘首以待。
我自觉地致力于写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变化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反革命”的“罪行”在本书中略焉不详。原因之一是有《历史的审判》和《历史的审判》（续集）两书在，不需我来抄录。原因之二是篇幅有限。出版社要我写40万字，我已超过此数。原因之三，老实说，有些事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为什么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是陈伯达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办不到的，不如从略。1965年11月至1966年4月这一段，只在前言中简略提到，《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有详细说 明。
我要特别感谢廖盖隆这位前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并为本书作序。我还要感谢热情帮助过我的苏彩青、郑谦、荣天琳、荣燕生、张天荣诸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难以完成。我特别感谢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麦克法夸尔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拙著一切不当、谬误 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王年一1988年6月15日于国防大学

注释
[1]《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纪念萧三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4日。
[2]《从“林彪是谁”想到的》，《解放军报》1986年9月3日。
[3]《从世界和中国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4]《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现代人》1985年创刊号。
[5]巴金：《探索集》，第99—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转引自王光美《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春——怀念安子文同志》，《工人日报》1980年7月14日
（编者注：此后记写于《大动乱的年代》初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告诉我，拙著的版已经不能再用，必须重排。
拙著有一些缺点，如：1966年，中央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师生，造成不少冤案。这在拙著中基本上没有反映。又，我的朋友印红标（北京大学教师）和何蜀（重庆《红岩春秋》副主编）热情地向我指出：对“联动”的评价不公，评价过高。再三思索，我承认他们二位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与我认识上的偏颇有关。责任编辑蔡瑛先生问我要不要修改，我说不改了。1988年以来，研究“文革”的人大大增多了，成果也很多，我的认识也改变了不少。如果修改，不胜其改。倒不如将反映我1988年认识的老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由大家指正。与其粉饰一番，还不如以原来面目示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既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就，有些是突破性的进展。当然，这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定然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论断。拙著原则上只写“文化大革命”，对成就很少涉及，请尊敬的读者明鉴。
拙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公开发行的，这不等于说没有缺点。这是个人的著作，若干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会有种种不足，继续诚挚地欢迎指正。
拙著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誉，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我只能以更多的努力来回报大家。我又老又病（今年72岁，1992年得了中风，此后有后遗症，半瘫，但思维和记忆力尚好，12年来没有复发），但在有生之年，我还要为“文革”研究做出微小的贡献。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王年一2004年11月17日写于北京西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