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岷：“李一哲”给後来人的几点启示

叶曙明

“李一哲”给後来人的几点启示汪岷

研究历史的一个最朴素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人们往往能从比较中掌握历史长河的流向和规律，懂得如何在它的涨潮时做到进有方矩，在退潮时退有阵法。综观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近年来的历史，在理论发展路程上有着两个重大的标志：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和一九七九年、八零年的民间民主刊物。拿这两个标志来比较现在诞生的“中国之春”，人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去做一个新的浪潮中更清醒的弄潮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李一哲三个人同属一个广州地区的派别组织“红司”。我和王希哲、陈一阳又同属“红司”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广州兵团”，我和王希哲更同是“广州兵团”的常务委员。在李一哲大字报期间，我参加了他们要求平反和释放“文革政治犯”的运动。在民间民主刊物时期，我又是民刊《未来》的主编。由于职务工作的本身和理论上的互相探讨，使我得以有机会从近距离去观察广州地区以至全国的民运思想流派的成型过程。但愿这种观察能对“中国之春”有所帮助。

一、毛泽东是人类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以来最大胆地利用民主来达到专制的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一点思想：“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按：实际上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怎么办？”他试用的办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按：他忘了他刚好是自上而下地）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按：他不敢提民主运动）来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按：他不承认这个阴暗面恰恰包括了他自己和思想制度的本身）。”他的这一套“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没有骗得过三十年代上过当的老自由民主主义者们和吃尽苦头的那些五十年代的右派份子（尽管他们都逃脱不了“池鱼之殃”），却鼓动了六十年代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娃娃们。李一哲可以说是他们的思想代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毛泽东青年时代野心勃勃的话成了他们的信条。“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又理”是他们的口号。如此简单和直线条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上的无知导致了千千万万的李一哲们一踏入文化革命的思想战线上，就走进毛泽东自己还把握不住的“阳谋”中去。我和王希哲、陈一阳的认识早在“文革”初期的“抢黑材料”活动时期，我带领了我们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参加了王、陈的学校冲击党支部的行动。在谩骂和拳头平息下来之後，王希哲和我谈到了他的思想和动机，他说：“学校党支部不让人说话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反对毛主席，就要打倒。”在一加一等于二的思想支持下的李一哲们，从学校的活动走到社会活动，冲进了跟随而来的反对广州市委、省委的活动，封掉《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夺了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权，反对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两大群众组织的流血武斗，军队的重新介入，把人们投入监狱。一连串令人喘不过气的动乱使李一哲们无暇清理自己的思想。然而权力斗争越接近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人民越来越多的灾难和痛苦，却不断地向李一哲们敲响了警钟。记得在一次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反对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时（当时周恩来已明确指出黄是毛一派的人，不准反对），李正天在会上就大胆提出：“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等于毛主席？”当场就被不少他的战友和上司视为危险份子，思想反动。在另一次我和王希哲都参加的讨论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具思想意义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高官连解放军都压制民主，这难道光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吗？”会後红司的头头就对我说：“他的思想就要走向反面。要赶快开除他。”直到他们被毛泽东们赶出了权力的角逐场并到了监狱或农村，李一哲才有机会来思辨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思想。而一直到林彪事件的出现，才使李一哲最後成型，才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单是一个人事上的更替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堂堂正正地打响了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第一炮。李一哲的民主思想从萌芽到成型，足足渡过了八年，中间多少挣脱思想枷锁的折磨和痛苦，多少自称思想成熟的行动派抛弃了他们，使他们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孤军奋战。而当他们一旦在民主战线上站立起来後，就在客观上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主观上他们还虔信毛泽东），把中国的封建共产主义卫道士们打得落花流水了。李正天在广东省市委组织的万人斗争大会上自豪地宣布：“你们批不倒我，你们回去再准备一下吧，因为我们已准备好几年了。”事实上，这时，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批倒这些生气勃勃的毛泽东思想改革派了，他问政治局委员们：“你们批得倒李一哲吗？”这句话其实也是问他自己的。李一哲的经验告诉後来人，谁也不是先知先觉，不要害怕幼稚，不要害怕错误，一个正确的东西总是从错误中产生的。这大概是一条规律。李一哲的经验也告诉了後来人，在实际的运动中，不要被行动派们（像文化革命中绝大部份的群众组织头头们）迷惑了思想方向，要随时清理思想和更新理论，才能走对路子。

二、广东省、市委的御用文人们无法批倒的李一哲，其实是可以批倒的。当他们的理论最辉煌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暴露思想败迹的时候。最集中的焦点是对毛泽东的看法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李一哲不批毛。他们只是用毛泽东的民主的句子来反对他们认为不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多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在他们意气风发地书写李一哲大字报的时候，我同一个朋友和李一哲展开过很激烈的争论。李正天最後总结了一句话：“你们不相信毛泽东，你们不相信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分歧。”我问王希哲：“你真的认为毛泽东不会犯错误吗？”他还天真地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出他的错误，要是将来他有错，我也相信他会由他自己来改正。”这是典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改良派思想。当然他们从他们的思想轨道上是不可能认识到，另外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已经在酝酿，虽然还没有政治气候让它们一展身手。思想一过了自己顶点，跟着下来的就是下坡路了。无情的历史是没有怜悯心的，对英雄也不例外。李一哲第二次进狱後，这个坚强的思想集体分裂了。这种分裂的最根本原因不是铁窗和拳头。这种思想分裂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组织上的分裂。入狱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争名夺利也早种下了祸根了。因而，王希哲离开了他的两个生死战友，在狱中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思想，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改良派的立场，以共产主义革新派的战斗姿态，加入了民主阵营，为民主事业又一次作出了贡献。李一哲刚刚踏出监狱，我带着民刊《人民之声》和《未来》去找他们时，李正天已经沦落到只会吟他的所谓“狱中诗”。据说他一出狱就准备申请加入共产党。只有王希哲，接过民刊後坚定地说：“让我考虑考虑，我会参加这场运动的。”“李一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思想战线上的夜正长，路也正长。真理是相对的真理，要谨防占据了一个相对真理阵地之後，却又失去下一个。李一哲的教训也为我们指出了改良派们致命弱点：他们可以反党支部、反党委、反中央文革，他们不能反毛泽东；他们可以反毛泽东了，他们又不能反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想一想呢？李一哲的教训还警戒了後来者。历来思想理论家大都会由于钻入思辨而带来各种各样人格上的弱点；不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正确地对待自己和思想阵营的关系，将为组织上的分裂埋下伏线。

三、以四·五运动为契机，以西单民主墙为导火索的民主运动，是用民主刊物这个形式来向旧思想阵营挑战的。它们一出现，就令全国人民人心振奋，世界各界人士耳目一新。这绝不是偶然的。民主思想阵线的各种思潮经过文革、批刘、批林、批周、批邓的痛苦思考，又有了李一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了立足之地。各种流派在沉沉黑夜中破门而出是势所必然的，只不过凡是派为他们提供了靶子而已。有了思想，就必须有队伍、有阵地，刊物是集三者于一身的最好形式，难怪古今中外的专制者们，向反对者们打下去的第一棍，大都向着报章杂志了。广州地区的民刊阵地是继北京之後最重要的一个，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说的“面临港、澳，资本主义西方影响最深”，这句话实在说得不错。最先起来的有以政论为主的《人民之声》，跟着是以文艺为主的《未来》，接着是派生出来的和新生的《生活》、《浪花》、《红豆》、《诗刊》、《人民之路》、《责任》等，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再加上後来参加的一个声名显赫的王希哲和他的《学友通讯》，实力空前地强大，令最坚强的拥邓派广东省委也手忙脚乱起来。其实从思想流派上去分，亦无非两大支。一是以王希哲为旗手的激进的共产主义民主改革派，一是还未选出旗手的非共产主义民主派。这种情况和北京差不多，只不过是北京的理论队伍较强，广州的王希哲号召力较大而已。所幸的是，广州各个流派之间思想虽然有分歧却没有明显的分裂。除了李正天大骂《人民之声》（人们早已在思想上把他开除出民主队伍，因而无伤大雅），何求从《人民之声》分出去（并无论战）之外，大家还能联合起来。第一次显示联合力量是在广州师院召开的四·五大型座谈会，第二次是全国民刊的集会。广州地区民刊和北京以至全国的民刊的弱点基本是共通的：首先是理论战线太弱，马克思主义改革派的力量仍然占主流地位。这一次再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思想了（虽然他们中间还有人不承认）。魏京生的被捕，使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小心翼翼，更无法公开地探讨。其次是联合得太迟，压力一开始就很大（在这点上共产党吸取了文革历次运动的教训，比以前聪明多了）。外在的原因不是不重要，但内在的原因却是很大的因素。中国人实在是一个谨谨慎慎的民族。第三是目的不够明确，无论长远的目的或者最近阶段的目的都不明确；于是乎五彩缤纷，各行其是，甚至以为有话说话，有屁放屁，才是民主。实不知民主尚且弱小，不集中火力，无以伤专制。最後是组织力量不强。民主思想战线不单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还需要一大批行动家、组织家，在运动中遴选出一些既有思想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才，这是後来者们应该重视的。当然这几个问题中最主要的还是第一个，没有在民主思想上争深鸣透，不在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各个方面有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的一整套新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其他都是空的。《中国之春》的这个弱点也很大。但愿这个刊物比它的前辈们强，因为时代又向前进了，环境也不同了，它的历史责任应该更重。

结 语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足足十六个年头了。毛泽东就像《水浒传》里的宿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那一百零八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和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三月号)】

高射炮兵

那时候都爱听传李一哲的新闻...... 红海洋过后人们极度空虚，散布的小道消息，最吸引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