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bluesky

《百年潮》97年第4期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就在附近。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招待所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来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以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真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经核实;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戍己诗”九首组诗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我同毛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轻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的计划有很大的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速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火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月的订贷迟了，影响到一季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订贷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惹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种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文通内部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按指国家计要、轻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火下。
　　(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轻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负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轻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轻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样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故足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负作用”;讲了人民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在讲话中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十六个问题，评古论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十四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
　　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在讲到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藉，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为什么不好?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被杀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捻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毛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自然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却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机械工业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他们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击小高炉，突击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年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机械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跟我谈到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困难，我是很同情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直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预算，保证了工程质量，一直安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成为东南旅游胜地。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形成了对“大跃进”运动的节节退却和渐渐降温，这个趋势是好的。谁能料到风云不测，局势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然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弹，这股纠“左”早潮被更加“左”倾的狂澜完全淹没。我个人“一跌风波二十年”不足挂齿，党和国家遭到的灾难真是太令人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