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杉：文革前夕，南京大学轶事

bluesky

转载者按：这个帖子稍长，但文笔通顺。文化大革命中大学里两派的派性斗争为什么如此激烈，读读这篇回忆录，或许就能理解。

　　原作者：华杉 原标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载：榕树下文学网站

　　 （一）
　　我是1961年秋季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全班40人，苏北同学占半数，苏南同学也占半数，且大部分来自上海。上海同学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但也多傲气，聚在一起，叽里呱啦讲上海话，显得神气活现，总给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苏北同学几乎都来自农村，当年的苏北农村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初到大都市，显得有点土，常被上海同学背后取笑。但苏北同学也都是当地的佼佼者，自尊性很强的，这种地域之分姑且称为“江沟”，自然会带来矛盾。但毕竟都是年青人，可塑性很强的，如果没有一种力量从政治上进行煽动，也不可能弄得十分对立的。
　　刚进校时，由于大家都要熟悉大学的学习环境，忙于适应大学的新生活，班里同学也都有一个接近与熟悉的过程，相对比较平静。从政治气候来说，正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国家开始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校方也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养精蓄锐，彼此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
　　到二年级时，换了一个政治辅导员T，不常来，但经验老到，通过控制班干部，对学生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那时，同学们熟悉了，摩擦也多起来了，主要是苏北同学与上海同学因相互看不惯导致的不和，而T老师却以阶级斗争的目光来审视这些生活琐事。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住在同一寝室的上海同学W与苏北同学张××（文革中南京造反派的领军人物）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有一次W偷看到了张的一则日记：听×××汇报，W下午在新街口看女人。这下可把W气坏了，与其他上海同学商量，大家都义愤填膺，这种盯梢行为太恶劣，也太侮辱人格，处于青春期骚动的男性对有姿色的女性多看几眼，并无咎可取，大家怂恿W告到T老师那里去，但T一面各打五十大板（说W偷看人家日记也是严重的错误），另一面以开民主生活会的形式，组织同学批评W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生活方式，硬是将W想闹事的气焰压了下去。
　　大约三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九评》学习，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可是落脚点却是批判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张已当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翻出当年老帐，重点对W进行批评（其实也都是不服从班干部领导及生活方式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多次检讨才勉强过关。上海同学都知道，这是杀鸡儆猴，从此人人自危，团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在班上坚定地树立了起来。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三年级时开设了数学物理方程课，期中考试时，试题确实比较难，全年级有一半以上同学不及格，我们班上的苏北同学几乎全军覆没。当年我们班上的学习成绩总体上一直是苏南同学优于苏北同学，尽管苏北同学在政治上有张力，在学习上却有压力，这也是造成“江沟”的一个因素。这一次苏北同学集体反弹了，张等人在T老师的默许下，调查了任课老师的家庭出身，并联名写信向党总支反映其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声言要将他赶下讲坛。系总支为此找任课老师谈话，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这位老师弄得非常紧张，在期末考试时便高抬贵手几乎让人人过关了事。由此，张等人初尝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甜果。
　　由T的推荐，张出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将班里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了他培养的接班人。那个时候，即便一个小小的团支部，在同学心目中也是党的化身，因为我们的政治命运某种意义上都系于这些干部的印象中，班里的上海派在阵阵阶级斗争的吆喝声中已经完全瓦解，各人自扫门前雪了。

　　 （二）
　　大学四年级开学时，T 老师担任了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改由刚从数学系毕业留校的新教师 曾××（文革中又一个领军人物）继任。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当学生的自然搞不清楚）T与曾的关系不好，T虽然走了，曾却指挥不动班里的干部，干部们事无巨细都到T老师那里去汇报，曾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刚刚毕业，羽翼未丰，也无可奈何。
　　曾虽然当上了育人的教师，其实也是青春期中的青年，有事无事常找一位女同学C（班里的文体委员）谈话，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察觉了这位老师的醉翁之意，不过一般同学只是在寝室里谈笑而已，可有恃无恐的张却觉得捞到了稻草，很快系党总支找曾谈话，提醒他不要执法犯法（当时规定大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政治辅导员有监管责任，但多数辅导员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曾只得将此事转入地下，一个休息日，他约了该女同学在很僻静的清凉山幽会，居然党总支又知道了，曾由此明白一定是有学生在盯他的梢，而且认定是张安排的人，因为只有他才有此胆量。这个杀手锏太狠太毒，张在向T老师邀功的同时，不知有没有想到危险也在一步步逼近自己。
　　那时张正在拼命表现自己，争取早日入党，看起来快要水到渠成了，剩下的事情是要对他进行一次组织外调，这个任务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曾。他赴张的家乡，不但下到公社组织部，还亲登张的邻里家门调查，这一查却挖出了一个大“金矿”。原来张的家庭成分不是入党申请书上填写的“下中农”，而仅是“中农”，这一点张后来曾辩白过，他们那里土改时只划“中农”，而没有在其间分出“下中农”，但按照已经进行过“四清”地方的标准，他家该补划为“下中农”。但毕竟家庭成分是人的政治身份，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这是不能原谅的错误。还有更严重的，张的草屋里居然还“藏娇”，他瞒着学校已在一年级暑假结婚，并且已经生下一个女儿。这真是曾带回来的爆炸新闻，一个口口声声要做党的忠诚儿子的人原来是如此对党“忠诚”的。
　　党总支立即与张摊牌，张自知此劫难逃，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将永远打上句号，只得辞去了系会主席的职务，灰溜溜地回到班上，一轮本来如日中天的骄阳被压城的黑云彻底笼罩了。热衷于玩火的张终于被火灼痛了。

　　 （三）
　　1965年暑假，我们没有放假，留在学校进行参加“四清”运动前的动员与学习。南京城是长江边有名的“火炉”，以往每到暑假我们便逃之夭夭，这回真的领教了在“火炉”里煎熬的滋味，一间20平米不到的寝室里挤了十个大男人，天气与人气齐烧，躺在床上总是大汗淋漓，但想到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是大学生的主课和我们面临毕业的命运，谁也不敢发什么牢骚。记得大二时，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数学系因没有专业实习，每学期都安排两周下乡劳动锻炼），在郊区一个种植水生作物的生产队，队里天天供应的蔬菜是芋艿或塘藕，有个上海同学发了一句牢骚：我们与叶绿素绝缘了，旋即团支部开会批判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逼得这位同学做了深刻检查。如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谁还敢祸从口出呢？
　　大约八月中旬，学校里理科两个高年级全体学生及中、青年教师，至少有两千人吧，浩浩荡荡奔赴苏北海安县，车队经过鼓楼广场，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望。我是第一次乘坐长途汽车，也是第一次踏上苏北的土地，想想前些年班里的南北“战争”，自然对这片土地格外感觉新鲜。车到海安墩头公社，记得安排我们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临时住宿。天气燥热，又是闷在汽车里一路奔波，有些不肯安分守纪的同学便下河去游泳，谁知里下河地区的河道都被当地农民喃泥喃得河岸陡直、河底很深，一个数学系六二级的上海同学一个猛子扎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四清”第一天，学校便丢了一条人命，真是出师不利。我不知道学校事后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想当然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下，家长也只好息事宁人了。
　　遭受了政治斗争一顿棒喝的张在苏北母亲大地的怀抱中又清醒过来，他发现组织上仍然对他网开一面，安排他领导一个生产队的“四清”（一般领队都由当地工作队员或教师担任），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张出生农村，吃苦耐劳应该是他的本色，工作能力也确实很强，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清理阶级队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当这期“四清”结束时，他被评为优秀队员。曾在“四清”中当然也很卖力，不过他仍纠缠在与C的情爱中，我们老同学在公社里或田埂上欣喜相遇，彼此交流消息，也不时听到曾与C在落霞里树梢头约会的绯闻（今天大学生谈恋爱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四十年前的师生恋确是算作绯闻了），但也听说曾与张已摈弃前嫌，握手言和了。本来他们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
　　回校已是1966年的三月，我们正准备做毕业论文，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6月1日，报上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学校里文科学生都在溧阳分校，没几天，校园里开始出现分校学生回来张贴的关于校长匡亚明在溧阳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字报，校本部的同学很快分成两派，一派以学生干部为主体，反对这些大字报，另一派以普通群众为主体，支持这些大字报，若大的校园里群情激昂，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课是没法上了，南园的生活区里支起了许多大字报架子，不断有各种“北京来信”的大字报张贴上去，介绍北京各高校的情况，其中有一封来信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各级党的组织不能够代表党，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代表党，这个观点引起许多学生的共鸣，也包括我。现在回想，对这个观点认同不认同，实际上是运动之初划分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分水岭。解放十几年来，大学里一直有一大批青年人对有些干部耀武扬威地以党的化身自居是非常反感的，只不过在1957年反右后把这种反感都藏在肚里而已。现在毛主席振臂一呼，才会有青年学生风起云涌的响应。
　　大约是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匡也算是大学校长中最早被抛出来的一批，当天就被一批文科造反派学生拉到校园里带着高帽子游街，我一边看着游街，一边想着毛选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已经感觉到这场运动的史无前例了。
　　很快，省里派来了工作队。工作队确是来灭火的，没几天工夫，大字报转向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批判起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我们班上张等人写了一张题为《阿O众生相》（讽刺没有辫子的阿Q）的大字报，其中举了几例：一位任课教师晋升讲师，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写了一封贺信——阿谀奉承；一位同学上课迟到了，向讲坛上的教授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卑躬屈膝；数理方程考试不及格的旧帐又翻了出来——用分数对贫下中农的反攻倒算。总之反而对教师与学生无限上纲起来，真是把水搅混了。直到《十六条》公布，稍有头脑的人一对照，明显是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北京来信也传来了北京各高校批判工作队的消息，于是运动之火烧向了工作队、烧向了江苏省委。
　　张凭着其政治敏感反戈一击，参加到了造反派的队伍中来，由于他们的政治能量，很快成了领军人物。造反派强烈要求工作队检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工作队在省委的撑腰下自然顶着，拖到8月27日，在勉强作了一个检查后便溜之大吉，这下让造反派与倾向造反的师生都怒火中烧，把队伍拉到省委大院门前请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一个也不出来接见。忍无可忍之下，大家决定到北京向毛主席告状。一千多人的队伍一路步行一路口号走过长长的中山北路到达下关车站，十分地悲壮。由张等头头向车站交涉，从下午一直拖到晚上，最后听说由省委书记江渭清请示了中央后签发了一个专列，我们从下关乘渡轮过江，深夜在浦口车站登上了专为我们准备的北上的列车。
　　这里我要说一说自己。从停课闹革命以来，我思想上一直是倾向造反派的，但自己知道出身不好（父亲为小资本家），行动上一直是很谨慎的。也从当年在大学读书的姐姐、哥哥那里了解一点57年反右斗争的情况，所以一直遵循在政治上不落后也不冒尖，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的原则，但省委工作队把矛头向下，镇压学生运动的表现实在让人气愤。8月27日我也跟着造反的队伍到了省委，到了下关车站，在漫长的等待中，冷静下来我也觉得一点后怕，我曾约了一个同学，声称回校拿点衣物乘公共汽车回去了一趟，但回到宿舍，看到留校的保守派学生讽刺我们怎么当逃兵时，毕竟也是个热血青年，我又义无返顾地回到了车站。当汽笛在深夜里一声长吼，载着我们起程时，我的心里真的溢满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深情，这该算是我对老人家迷信的最高峰了。
　　专列出发了，但真的觉得前程很迷茫，我想张等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头头的心情也和我一样。有同学说，看到我们的辅导员曾老师也不声不响地上了火车，对大家的鼓舞很大。曾在运动中一直处于观望态度，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但私底下与同学交谈，还是看得出他是倾向造反派的。如今他在列车上出现，不能不说是很勇敢的行为，同学们都欢迎他，张也非常诚恳地请他出山，他答应当他们的参谋。这样江苏文革中的两个风云人物终于走到了一起，轰轰烈烈地叱咤风云、倒海翻江了一回。
　　但是，一月革命夺权之后，他们的私欲膨胀起来，权力斗争与个人恩怨一起发酵，曾与张终于分道扬镳，成了死不两立的两派，在1967与1968两年，把南京乃至整个江苏搅得个天昏地暗。

　　 （五）
　　四十多年了。再回首，在“阶级斗争是主课”的革命声势下，高等学校里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个人恩怨与阶级斗争牵丝攀藤地纠缠在一起，生活小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革命早就堆起了干柴，只等伟人振臂一呼，熊熊烈火就这样燃烧了起来，这是中华民族注定要服下的一杯苦酒。
　　我的童年、青年与中年都是在上个世纪度过的，我觉得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中国人来讲，有两段时期是刻骨铭心的，有着永远无法忘怀的痛，一段是八年抗战，一段是十年文革。关于八年抗战，中华民族遭到的蹂躏与痛苦以及百折不挠的抗争真是可歌可泣，至今大量的文艺作品还在描写这个题材，历久不衰。相比之下，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回首实在太少。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至今也都年过花甲，文革已经渐行渐远，当事人如果再不留下一点亲历的回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只能让我们的后辈去戏说了，那么在文革这场空前劫难中屈死的冤魂能够瞑目吗？我的这篇回忆虽然没有直接记录文革，但相信对研究文革的史家能够提供一点史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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