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bluesky

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阎长贵

《党史博览》在２０１４年第二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
一节的小标题中说“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
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
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个条件——“‘
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
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
泽东是不是１９６７年５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
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
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１９６６年１
０月２４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
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六年来他从来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
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１９６５－１９
７５）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
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过。
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
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
同问题外，所谓“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
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
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再
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
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８月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
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降到第八位
，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
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
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１９６９年悲
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
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
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这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
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
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
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
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
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
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５０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
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
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
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
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
”，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
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
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
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
，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
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记载：“同月（５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
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
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
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
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１
９３１年离开红７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
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
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
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
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
的内容，１９６７年５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
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的，感
到“不可思议”。

笔者也是这样，遇到这个问题也发生过疑惑。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
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
，把《出版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
列的邓小平的名字。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
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笔者（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看到毛泽
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感到很惊讶，当作一个重大新闻，告诉了江青办信组的邓绍
英——如果说笔者“泄露机密”，这是笔者当江青机要秘书时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此
类事情。当时，笔者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太重要了，在“‘文革’高潮中
”也太奇特了——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感到“不可思
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前在的叙述可以看到，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那三条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１９６７年５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

不错，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毛泽东是让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
一次。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一、这
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富贵财富，主
要上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
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
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
器人》等书。

怎样看待毛、刘这次谈话？毛泽东有些话是应付和客套话，关键的是刘少奇表
示他关心广大干部，要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损失等等，这是毛泽东不爱
听的。他会认为这是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乍看上去，这次谈话好像很
平和，实际上有玄机。笔者认为，这恐怕是毛、刘分道扬镳的一次会见。

四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１９６７年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一年。早在１９６６年秋
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红旗杂志社的杨永志，解放军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
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
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后来筛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
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等人。

１９６７年初，大概在毛泽东、刘少奇会见前后，江青就向“秀才”们传达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开展大批判的指示。就是在这一指示下，戚本禹写了批判《清宫秘
史》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３月３０日
出版的《红旗》杂志和４月１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王力、关锋写的署名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于第６期的《
红旗》杂志和５月８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都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修改，毛泽东都有批语和改动。这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
具有的和标志性的文章。姚文元原来准备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觉分量不够，改
批陶铸。

当然，报刊上，特别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上，也有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但
那基本上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不同。

邓小平在“文革”中确实也被打倒了，也挨了斗，其子女和其他亲属也受到了
这样或那样的株连。笔者见过邓小平在自己住的中南海院子里挨斗——１９６７年
８月５日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那次。

戚本禹接到中央办公厅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后，在报告上批：“请伯达、江
青、康生同志决定。”江青、康生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上的“少奇”二字
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个字——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夫妇。江青非常同意这个做法，其明显表现就是她非常得意地告诉笔者：“今天中
南海的批斗会你们去看看嘛！”笔者真的去了，并且是和李讷一起去的。批斗刘、
邓、陶夫妇的三个会场，我们都去看了，每个会场都是质问、按头、呼口号，甚至
对被批斗者动手动脚。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这三场批斗的纪录片。

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８月５日搞这次批斗会时，毛泽东在上海，不在北京。
毛泽东什么态度不太清楚。但有一个情节，如果不是最高指示，是不会办的。这就
是，这次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放映了，中央文革
小组的成员，包括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看了。然而深夜，戚本禹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
组通知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个纪录片立即销毁。具体操持这件事情的中央文革小
组专职总支书记王道明还恋恋不舍。但销毁的命令必须执行！这不是最高指示是什
么？

通过这样一些叙述和说明，《“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认定
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论点，不符合历史事
实。

原载《党史博览》２０１４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