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 再访武传斌（博文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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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武传斌

現在是星期日凌晨，刚查好路线，酒店及租車，明天星期一将开一整天車去加拿大多倫多探望武传斌一一这是第二次，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作为文革造反派的一员，我的青春，曾经镶钳在以這个人为代表的某塊历史拼图上。
有位毛派朋友常和我谈“资本问题”他满脑子都是“解放全人类”。我说：我只想解放我自己。
与其说是做历史，不如说寻找自己失落历史迷宫中的青春碎片。

2014年9月14日下半夜

文革造反派的历史定位

“你们旗派（造反派）是不是反对共产党的？”——两年前的秋天，在校友聚会的加勒比海邮轮之旅途中，一位原来不认识的保守派学长，夕阳西下海风拂面之时凭栏向我坦率地提出藏在他心中将近半个世纪的疑问。
我听了非常震动：观念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文革两派间的隔阂，不会那么简单“一笑泯恩仇”，看来还将伴随终生。而更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徐友渔语），以及也是“形形色色”的保守派，至今没有一个客观中肯的历史定位。学界忽略这方面的研究，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如果没有原始素材的发掘积累，研究也无从做起。
这两年半以来，我对广东文革造反派的第一号人物武传斌进行了十多次采访，明天再远赴多伦多，就是为了给这些采访记录做一个总结，商谈下个月到香港联系出版《武传斌口述历史》的计划。
也许，这位造反派司令十多万字的回忆录，能够回答这个看来简单实际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下面是口述历史节录——
“那年初，全国压缩干部队伍，我父亲响应号召下放，带全家回乡耕田，工资也不要了，城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于是夏天我也跟着就回去了。
济源，王屋山，蛮大的山，丘陵上全是窑洞。我家住的是以前被日本人烧过的旧窑洞，全家一个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香油灯——芝麻油，灯芯草，火大如豆。就是俗话“小老鼠上灯台”那种。每晚复习两小时，天天如此，主要是别把外语忘了。临高考前三个月，父亲见我努力学习，既然不甘心留在农村，18岁也不考虑找媳妇，那就帮我一把，联系我大伯——济源水利局长，在他家住三个月复习准备高考。
大伯家离济源一中很近，我旁听复习，有复习大纲一份。考试时考场设在焦作，110里，步行，背一袋番薯，水是走到哪喝到哪，住大车店，最便宜。高考三天，一天伙食费得花几毛钱，不搭伙，宁可啃番薯。考完再步行回济源，连夜赶回老家。当时已有把握估计能考上。
那年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大。烦透北京，既然北京不要，那就不考虑。（注：六二年武因为旷课两个月被学校记大过，可能因此高考报清华大学不被录取） 中大是第一年到当地招生，整个济源一中几百人，我是第一个进中大，引起不小震动。
上学前我不耕田了，找了一个民办教师位子教语文数学，两个月挣了40元。八月二十号左右录取通知到，再向大队借了几十元做盘缠，就上路了……
我就这么从农村一路走过来，道路很艰难的，怎么会轻易把自己前途毁掉，去和共产党对抗？”

租了一辆日本车

一年中四次租车远行，每次只有一个要求：便宜。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其中有一次还因为车太小，窝着腰，好几天直不起腰来。
今天运气太好了，朋友帮忙“淘”了半天，淘到一个好价——56美刀两天全包！接车时不敢奢望，结果竟是一部崭新的“尼桑”，宽敞舒适，噪音小，走得稳，最重要的是，八加仑油跑了三百多迈（英里），是我平时开VEN的一半!
于是我想到一个朋友，如果他处在我今天的位置，他会怎么样——是喜出望外呢？还是一口拒绝：我不要日本车，请给我换另一辆！
他比我小十来二十岁，在国内就是共青团书记，现在是美国某地“和统会”（和平统一中国会）会长。今年以来，每个周末他都带领老婆孩子站在中国城的马路口举横幅号召“抵制日货”。
朋友的执着和付出令人钦佩，但有必要这样做吗？时代不同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伤敌一千，自损九百，结果是两败俱伤。再说，如果接下来它和美国交恶，甚至和周边国家都交恶，你是不是也打算抵制全世界？

又见武司令

从芝加哥到多伦多武家，全程538英里，即865公里(接近广州到武汉的一千公里)。八小时四十五分抵达，扣除中途休息、加油、出境等共一个多小时，时速平均70多英里，即120公里左右。
距离2012年3月23日第一次访武，刚好两年半，当时他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连感冒都少有，如今苍白消瘦，判若两人。大嫂刘炜一边给我下饺子，一边说：武传斌去年夏天从广州回来，就一直咳嗽，看了几个中医，还做了针灸都不管用，年二十五才确定是肺癌，而且就是晚期了。
武传斌五月给我打电话时，曾说跨过了医生预期三个月命的鬼门关，恢复良好，很有信心。我当时赶紧调整时间，提前密集电话访谈文革历史最重要三大的转折之一——六八年七月武传斌在北航主持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又称“北航黑会”。有人说，文革造反派的覆灭就是因此而起。此结论太过武断，但“北航黑会”在文革历史上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非常幸运，这部分第一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终于被我抢救下来了。
刚刚武大哥说，现在情况不好，已转移骨癌。24小时疼痛难忍，正等排期电疗。医生说电疗最多也只是暂时有效，前景不乐观。武大哥最后表示，看来过不过得了年还难说。
我突然想起辛弃疾一首水调歌头，当即背诵：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武大哥复吟“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
夜深，明早再谈。

2014年9月15日下半夜记于多伦多 STATION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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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武传斌

从昨天中午11点45分启程去多伦多，到今晚10点45分，共三十五个小时内，驾车22个小时，睡觉4个小时，其余时间完成了访谈还写了三篇短文。回程我担心开车路上会打瞌睡，竟然一气开回来了。还行！住宿$76、租车$56、汽油$120、出入境$6.5、干粮$5（两顿）共花了$263.5。还行！
以最小的代价做成最有意义的事情，功在将来。
今天上午九点半开始工作：

第一，武大哥按我电话要求准备好的文件照片分类摆在铺好棉垫的桌面上让我拍照。

第二，为未来将出版传记的口述序言。
武传斌每时每刻都在受着骨癌剧痛的煎熬，但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他概括回顾了自己“一生都在逆境中奋斗”，认为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定论，但不管怎麽说都此生无憾，因为自己毕竟曾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无怨无悔付出。
他最后说：我不怕死，谈论死亡就像谈别人的事，但我有个心愿，就是把文革运动的事实经过和历史教训留给后人。这就是我想出这本书的目的。

第三, 对自己，对文革造反派，对毛泽东的评价。
回顾来时路，武传斌自认为是“冲在历史前头的人”，不是一个人冲，是领着许多人冲。当时以为是对的，现在觉得荒唐。既然因为受了“怀疑一切”的口号影响才起来造反，为什么就不敢怀疑毛？因为愚忠，也带着别人愚忠，文革犯的所有错误，最大一条，就是愚忠。
武传斌认为：造反派整体带有很强烈的民主意识，也就是对官僚体制这个现实不满的意识。因此，“造反有理”。对十七年“旧制度”的造反，最突出一点，就是做了大量的翻案工作。例如为“地方主义”翻案（包括为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被整肃的老干部翻案）；为“两陈案”翻案；保护澎湃家属；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翻案；还有为右派翻案——当然不敢明说反右不对，但揭露“走资派”制造冤案。等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可以说是造反派的江湖义气。
关于文革的发生，武传斌说：文革后反思，开始认为上至中央常委，下到平民百姓，都是被他们两公婆欺骗了。现在看来只说“欺骗”是太肤浅了，社会的发展一定有内在和外在的规律，如果政治和经济的形态不改变，文革很难避免还会再次发生，不管以什么形式。

第四，回答问题。
机会难得，我绞尽脑汁尽可能提问题。凡传记都离不开背景，我又问了更多关于父母家庭及个人经历，一些细节也进一步挖掘，例如62年背一袋番薯步行去焦作市考大学，原来不是番薯干，是生番薯（河南人武传斌现在已很广东化了，不称“地瓜干”）。落脚在大车店——就是赶骡马大车的农民歇脚的客栈，五毛钱一天，店里负责帮他煮熟番薯。他连考场的伙食费两毛钱都付不起。
我摊开笔记本问了一些预先准备好的问题，其中比较尖锐的一个是：文革武斗造成的伤残死亡，还有现在曝光的造反派内部的一些阴暗面，包括我挖掘的一些罪案，作为造反派的司令，你怎么看？
武传斌说，批斗他的时候说他是“武斗司令”，因为广州造反派冲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司，他是红司司令，这么说也没错。但不像文革期间解放军武力介入地方出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本人批准，群众组织根本是一盆散沙，不是你想调动就调动得了的。六七年八月九月武斗他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很多事情并不清楚。当时他个人的态度是尽量威慑对方但避免打起来，所以后来清查时没有找到任何一条他指示进攻的命令。即使打“省总”是旗派唯一主动发起的武斗，开始也是“围而不打”，力图迫使对方撤出市区，他上了北京之后才打起来的。武传斌认为在武斗对打中死了人那没话说，最怕的是俘虏对方以后再出人命。中大“63事件”，是他跑步赶到现场制止打阮向阳，叫王挺背阮去抢救的，可惜太迟了。。。。。。

第五，为（后年）文革五十周年预题词。
还有一年多就是文革五十周年了。我有一个设想，就是从现在开始收集文革重要历史当事人的题词，无论那派，无论何观点，最重要的是，看看半个世纪后这些硕果仅存的文革活化石今天的认识——这也是文革历史的延伸——最后的延伸。
第一个题词，今天就从武传斌开始。他沉思良久，二撕其稿，最后留下此联：
如有机遇我当再中流击水
为将中国民主再推进一步

第六，授权书。
武传斌全权委托我编辑处理出版他的个人传记事宜。


* * * *

依依不舍的拥抱告别，但愿我们还有再会的一天。
我说，谢谢武大哥！不管是非对错如何，我们这些少年中学生，当年跟着你和高翔这样的大哥哥走上历史舞台，是一种幸运，至少在人品上，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武大哥说，谢谢你了我一大心事！希望过了这个冬天还能见到你。
我（引雪莱诗）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2014年9月17、18日记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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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武传斌
   武传斌，男，河南省济源县人，194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村里读过三年私塾，因为会打算盘，解放初被招工并当上会计，成了国家干部。1962年举家响应政府号召放弃城市户口迁回家乡农村定居。武传斌高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劳动，同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并于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

   大学期间，武传斌是当时被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但学习成绩拔尖，还担任了中大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四年级更被吸收为预备党员，是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曾代理队长。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学校第一波揪斗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高潮过后，武传斌才从农村四清归来，即北上串联，途中感受到毛泽东发动这次文革风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加上受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影响，几个同行的要好同学商量决定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取自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受毛泽东接见的那一天——“八三一”。回到学校即宣布造反并贴党委领导大字报。
  文革期间武传斌任“中大八三一”和“广州红司”的一把手，也是“广州批陶联” 和“广州红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广州文革中较为激进的造反派领军人物。文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活动有：主导67年1月22日广东和外地部分造反派联合夺取省委大权（“一二二夺权”），成立“省革联”；67年8月参与发起组织领导广州部分造反派成立“红联”，短期内控制广州市区并自行成立“红警司”维持治安，和对立派武装割据对峙；68年7月18、19号在北京主持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北航黑会”）。
  武传斌和周恩来关系微妙。他领导的部分造反派因为受当时“揪军内一小撮”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因为“批陶运动”中力主解放地方干部，和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关系对立，67年春曾一度被取缔镇压，后因为周恩来南下表态支持以“中大红旗”为首的广州造反派（“三面红旗”）而得到“解放”。随后武传斌等在缴枪并结束武斗，“广交会”如期开幕等问题上竭力配合周恩来，得到一定的支持信任，最后又在68年7月被周恩来严厉点名取缔镇压。文革高潮中武传斌和周恩来本人相当一段时间复杂微妙的互动来往，隐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
  武传斌和赵紫阳关系特殊。一个是贫穷出身的农家子弟，文革中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大学生草头王；一个是父母官，“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党中央总书记。从文革初期夺权冲突不打不相识，到70年代中期赵重返广东主政两人惺惺相惜，又到十几年后，总书记虎落平阳身陷囹圄，武赴京探望，坦诚相谈，互相关爱。两个地位悬殊的“老乡”三十年的交往，承载了多少历史风云。
  作为一个曾经在文革时期有影响的地方造反派代表人物，武传斌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
  他自称是“冲在历史前头的人”，不是一个人冲，是领着许多人冲。当时以为是对的，现在觉得荒唐。既然因为受了“怀疑一切”的口号影响才起来造反，为什么就不敢怀疑毛？因为愚忠，也带着别人愚忠，文革犯的所有错误，最大一条，就是愚忠。他对当年因为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大乱广州”，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安，令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感到万分歉意。更对武斗中不幸死亡的群众（包括自己学校两派的两位同学），感到深深地内疚。他表示不会讳言自己的错误。同时他也表示，文革造反派尽管被利用，但也在客观上某种程度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武传斌认为：造反派整体带有很强烈的民主意识，也就是对官僚体制这个现实不满的意识。对十七年“旧制度”的造反，最突出一点，就是做了大量的翻案工作。例如为“地方主义”翻案（包括为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被整肃的老干部翻案）；为“两陈案”翻案；保护澎湃家属；为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的群众翻案；还有为右派翻案——当然不敢明说反右不对，但揭露“走资派”制造冤案。等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可以说是造反派的江湖义气。
  武传斌认为文革的发生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因素，社会的发展一定有内在和外在的规律，如果政治和经济的形态不改变，文革很难避免还会再次发生，不管以什么形式。他希望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
  1981年广东省委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12月的广东省人大会议决议宣布解除武传斌省革委常委职务。
  文革后主要在广东省惠州地区从事专业工作，有多项技术创造和发明专利，并多次得到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贡献立功嘉奖证书。
    200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后，子女事业有成，夫妻相恩相爱，生活安定，颐养天年。与此同时，由于文革中特殊经历，武传斌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历史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于是近年开始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把自己一生亲历的重大事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其中：
《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一文2013年已发表于北京《记忆》杂志102期；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和《就广州文革历史问题访谈武传斌——周恩来说过旗派要“取代共产党”吗 ？》业已成文；
  传记《武传斌口述历史》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4年1月，农历新年前夕，武传斌久咳不愈，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经精心治疗后突破了三个月的死亡预期，身体逐渐恢复，曾一度带来希望，不幸在8月发现扩散，已转移为骨癌……

  2014年9月16日，武传斌在多伦多家中忍着剧痛最后一次接受传记整理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访谈，在口述了未来传记的序言和结语以后，他为两年半以来的口述历史终于得以完成感到非常欣慰，了却一大心事。他还应邀为后年的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执笔题词：“如有机遇我当再中流击水 为将中国民主再推进一步”
  最后他表示，这一生非常感激夫人刘炜无怨无悔的付出。

  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武传斌在多伦多医院安然去世。享年七十。

                           2014年9月25日一稿于芝加哥
                                 9月26日 二稿
                              



各位青春陌上行的朋友：
  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武传斌大哥远行了。
  上星期一(0915)驾车九小时赴多伦多见武传斌，星期二访谈三个半小时，完成即赶回芝加哥以便第二天上班。
   回来后发过两个电邮都没回音。昨天打电话无人接，觉得不妙，今天连打了六七次，下午五点终于打通——武传斌刚刚往生了！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轰轰烈烈生
  平平静静走
  了无遗憾
   武大哥一路好走！
                           
                              2014年9月25日

刘炜嫂您好！
  上午一席谈，感触良多。您不容易，付出很多，很平凡，也很伟大。武大哥 昨天的走是一种解脱 。他的一生再艰难，也是幸福的，因为有了您。
  今天写了这篇悼文，武大哥是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盖棺定论，所以不用任何溢美之词，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尽可能用平实的叙述语言简单交代武大哥的一生。赶写出来，也许可以给你们安排告别仪式时提供一点资料参考。
  附上几张照片，仓促中拍得草率，只能做资料存档。唯一我喜欢的是那张侧面，不见病容，坚毅犹在。
  很想再赴多伦多为大哥送行，因为下周三就要动身赴港，恐怕来不及了，只好请您将悼念活动的安排和讣文也电邮我一份。
  随时欢迎您来电话，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与您同在。
  珍重！
                                    加洛 不尽
                              
                                     9月26日
   
  今天早上刘炜来电说收到悼文，心里比较有底了，表示感谢。她说告别活动交给儿孙们安排，但他们对那段历史完全不了解。我说，我给您的悼文主要是供您参考，也尽量不把文革的事写得太多太复杂。如果方便，请您交给年轻人打印成文章，到时放在会场桌上或花圈上就可以了。最后我转达了一夜之间四面八方朋友涌来的慰问。
  现在完成的这篇《悼念武传斌》二稿，加写了一大段关于文革的内容，以叙述引用为主，原则上我不做个人评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
  我不是文革研究专家，我只是抢救历史碎片的一只小小“工蚁”，到目前为止，我的关注重点还是“有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尽管我的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有问号在涌动，我还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少说多做，厚积薄发。

                              201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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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千里走单骑（四）
                                             
9月16号的最后访谈，要问的差不多都问完了，为了让武传斌停顿休息一下，我用10分钟讲了三件事：
故事一：“二十二中事件”
1968年6月初，广州十万群众集会声援“二十二中东方红”，他们（60多人）被警司围楼攻陷拘捕。事发过程还因为造反派学生中有特殊背景的干部子弟，引起广州军区上层插手干预，背后又牵涉到家长和江青毛泽东在延安的渊源关系，整个事件扑簌迷离…… 而现在查明，最为荒唐的是，整个事情的起因是这个中学生造反派内部有个隐秘的抢劫小团伙，手持武器数月持续拦路打劫，最后终于引来治安当局镇压，而包括该组织除了一个头头和四、五个当事人之外，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情，仍然决心拼死抵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哪怕玉石俱焚……

故事二：旗派两件命案
67年“8-20事件”以后，旗派捉到一个俘虏，据说是市郊区黄花岗中学军人子弟的主义兵，“8-20”有份和张金贵一起枪毙旗派俘虏曾宁。当时在交易会陈列馆背后几个集装箱旁的空地，由“红警司”的人审问他后装进麻袋，被“工读井冈山”的人扔上吉普车拉出去扔进珠江了……
67年8月中，广州“打劳改犯事件”期间，有群众把一妇女送来陈列馆，说是劳改犯。那女人身边还带着一小孩。大楼背后那块空地的集装箱当时关了一些群众送来的人，据说都是“劳改犯”。讲述此事的目击者当时是在4、5楼，亲眼看见下面的情形：那妇女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初中一女生冲突起来，拉扯之中，旁边一个某校高二的男生认为她要抢夺武器，拔出枪就打了她两枪。妇女可能是因为受伤挣扎，还是自杀？反正是一头撞到陈列馆背后堆放的机器（展品）上，脑浆迸裂，当场死了……
我讲完以后，武传斌很吃惊，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前一件，连当年视死如归守楼被捕的当事人，那 60多位同学，都还是40年后才在我们发掘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武司令怎可能知道？后两件，不说司令当时在北京不在广州，就是在，也完全可能不知道。一方面群众组织一般都比较松散，上层往往控制不了下层；另方面文革中不管那一派，发生这样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命案都会为了派别的利益层层隐瞒（见博文《疯狂文革一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dxjj.html ，该文还记录了保守派的两件命案）。

16号那天交谈中，我说，我接触三司的司令高翔才知道，他原来是个非常谨慎的人。我们学校属于三司的组织“东方红”，几个头头也都是小心翼翼，非常谨慎。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头头的性格直接影响下面的人。在旁的刘炜插话：“我们新一司的林昌文就老实，老实得像个农民”（新一司也相对最温和，不那么活跃）。于是我指着武传斌说：“高翔谨慎，林昌文老实，你呢？你就是热情！”刘炜立刻说：“对，他就是热情，总是爱抱打不平。”我说，我们跟红司跑的（八中）红色造反团也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文革中很难不成为激进派。
在哪风云激荡的岁月，既使偶然同处一楼，近在咫尺，小兵我也没有好奇心去认认大名鼎鼎的武司令。那时“粉丝”一词还没发明，要有，我们也只会是“毛粉”。那是一个可以藐视任何权威的年代，除了毛。真正接触认识武传斌还是这两年半的头尾两次见面和期间几十次电话。在做他的口述历史过程中，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如果他想到什么一时不能找到恰当的词准确表达，我就会冲口而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但当他在生命之旅行将尽头，最后经过深思熟虑（回答我事前在电话里已提出的历史评价问题），讲出文革造反派的历史功绩就是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还表示，如能再生，还会为民主中国的明天尽力时，我还是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我也是一个文革活化石，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今天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至死不渝”。

但是，但是我更应该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站在超越自我的高度，去审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那些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还有喝着狼奶争民主的鄙人本尊。

文革造反派是“推动民主”的先锋，功臣，还是“制造浩劫”的帮凶、罪人？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今天我只能说，造反派就算是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最终也成了陪葬品。民主中国的新曙光，从未曾在地平线上出现过。当历史今天又在一步步走向轮回的时候，唯一能做的是，就是发掘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014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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