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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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

罗岗


2012年11月十八大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梦”概念，习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历史角度看，150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来真正讨论“中国梦”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中国梦”仅仅看作是官方话语，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种历史意识透过这种方式的表达。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梦”必须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以及围绕这一现实的一系列话语构造。“中国崛起”无论从霸权更迭的意义上还是从世界史的意义上来讲，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崛起”对周边各国的影响——所谓“中国崛起”是不是同时也是“中华帝国主义”的兴起？——美国重返东亚，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都与这种态势有关。

而从更迫切的现实视角来看，“中国梦”涉及的首要方面其实是今天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共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的阶层和利益急剧分化，在许多方面难以找到“共识”。一个社会的“共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使是反对方，可以反对某项政策甚至质疑某种制度，但也是在维持某种共识的前提下进行反对。2013年在网络上爆发的关于“宪政”的讨论，“我们”的“宪政梦”恰恰是以反对“你们”的“宪政”为前提，以自绝于“共同体”的方式来展开，这就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个“共识”的框架。在一个具有共识的社会，你可以反对某一个人、某一种做法、某一项政策，却不会反对这个基本的共识。比如好莱坞电影或美剧中，常常出现美国总统是坏蛋的狗血情节，但这些影视剧从来没有质疑过“美国制度”或“美国梦”；而在现实中，撒切尔夫人利用北方工人阶级的支持获得选举的胜利，但她施行的政策却往往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受损害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还支持她呢？因为撒切尔夫人时代创造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走这条路”。但很多左翼学者却不明白这点，不懂得“共识”甚至可以超越“利益”。就上述两点而言，“中国梦”的提出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共识。

不可否认，“中国梦”和“美国梦”存在世界史意义上的不同，一个是与所谓“第四等级”密切相关，一个是和“第三等级”紧紧相依，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包括从“主奴辩证法”来展开对“中国梦”的论述，这都意味着“中国梦”对惠及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梦想的追求。如此看来，“中国梦”与“美国梦”最大的一个不同看上去是如何想象这个“梦”了，实际上，更关键的应该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因为“中国”在今天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这才是“中国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呢？它的核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核心就是如何创造出一套整合性的“政治”话语。习近平主席3月17号的讲话，特别提到“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又深深反映了先人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这两句话我拎出来，是因为“先人的光荣传统”，自然会把我们带到15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传统，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讲，它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这个中国革命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道路自信”，这种自信就是中国以“革命建国”的方式走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无论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苏东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因为有这种“道路自信”，才能够产生出一系列整合性的话语，比如“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再比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新中国叙述”。作为“共识”的“新中国叙述”，面对今天非常棘手的边疆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由于使用了“阶级话语”，天下穷人是一家，共同反抗以牧民主阶级或以僧侣阶层为核心的统治者阶级，由此化解了许多民族矛盾。包括之前针对台湾的话语，也是用“工农联盟”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所以台湾的统派中以前最活跃的是左翼统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批判台湾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很显然，上述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后就讲不下去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谓大势所趋，由此带来的阶级话语的消退，却需要创造出新的替代性的“共识”，否则在边疆地区，民族矛盾可能再次激化，而且市场经济的因素介入，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更需要整合不同阶层的权益，才能够避免更激烈的冲突；至于台湾，“台资”进入大陆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但这一过程让台湾的工人阶级受损，台湾资本家到大陆开厂，往往把台湾的工厂关掉，不仅遣散工人还经常不付工资，导致大量的失业，而失业的工人也就把怨恨投向了大陆。如此一来，台湾左统建立在“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话语”就根本讲不下去了，今天“左统”在台湾之所以被边缘化，和这一状况密切相关。虽然今天已经无法简单地恢复过去的话语，而且也没有这个历史条件来重新恢复这套话语，但至少“中国梦”与“先人的光荣传统”的历史联系，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之前曾经有一个通过“革命”而产生的整合性话语，因为有了现代中国革命，才构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中国”。

但问题在于，今天中国最容易出现、也最容易得到认同的“整合话语”就是类似经济学家姚洋那种广为流传的“变态”观点：一方面强调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另一方面肯定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传统，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方面颂扬中国经济发展走就是“华盛顿共识之路”，那么关于“中国梦”的叙述就变成：悠久的中国传统、伟大的中国革命，其价值就在于为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经济起飞创造了“历史条件”。这样一种粗鄙化的“二加一”，就像许多网友说的，它似乎想左右通吃，实际上却是一种论述上的“变态”。但“变态”的方式恰恰更准确地揭示出今天的中国已经与过去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再也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这种高速增长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高度依赖。无论如何命名这种经济形态——比如“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需要面对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巨大的现实。

当经济上发生巨大的转变，如何在文化和政治上界定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自我界定，也包含了从“周边”看“中国”的意涵。台湾民进党年青一代之前发表了《自由人宣言》，也叫《台海人权决议书》。这个宣言的核心观点就是讲“中国大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面对中国大陆，他们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中国因素”，认为今天台湾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乃至社会问题都是由“中国因素”造成的。这一“台独”论述之所以能够把“中国大陆”他者化，用台湾人的话说，不在于和你“拼经济”，而是要和你“讲政治”，他们所谓“政治”还是当年龙应台的那套，也即“民主拜物教”：我们是民主的，你们是非民主的，甚至也包括我们是“反资本主义”的（当然是西方左派意义上的、论述策略上的“反资本主义”），你们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是一种比正宗的、西方的“资本主义”更野蛮的“资本主义”）。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当有人提出两岸人民是否可能就两岸的前途进行正式会谈、讨论和磋商时，《自由人宣言》则表述为“民主制度”不能和“非民主制度“进行对等的会谈和讨论。如此一来，似乎可以不再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进行动员，诸如“爱台”、“卖台”之类，我们可以不说我们是“台湾人”，但我们要说我们是“自由人”，这一下就把中国大陆贬斥为“不自由”和“非民主”了。这一套论述不只是“台湾”的自我定位，也包含了一套整合性的政治话语，台湾流行所谓“南方联盟”的说法、台港之间所谓“民主运动”的积极互动、以及中国大陆媒体将“民主梦”、“宪政梦” 和“中国梦”故意混为一谈，都是这套整合性政治话语表现的不同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民主拜物教”的话语秩序中，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由此必须处理的问题是，中国的古代文明，特别是现代革命传统——包括革命建国、列宁主义式政党、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等等——如何与经济高速发展建立起对接关系，怎么才能将“经济”与“文化”、“政治”接上“榫头”，或者反过来说，“文化”和“政治”怎样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整合性话语？

如果接不上“榫头”、造成了“脱节”，别人难免就会攻击你，“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互为表里的原因也就在这儿。别人不知道一个所谓“非民主体制“的国家经济上强大之后它会干什么：如果你很弱小，没人在乎你；如果你想强大，可以遏制你；但是，当你强大到没法遏制之后，那该怎么办？于是“软实力”、“巧实力”之类的说法和策略就纷纷出台，目标针对的是“中国”，而非“中国梦”。所以我觉得，“中国梦”的关键不在“梦”上，可以对“梦”做普世化的理解，也可以将“中国梦”和“美国梦”相提并论，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中国”，怎么处理中国目前这种撕裂的状态。这种撕裂状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共识”、缺乏一套“话语”来加以整合，重新定义。也即需要在经济状态与政治自觉、文化认同之间做好链接、接上榫头。 “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将这个“断裂”加以“缝合”，把“内与外”的诸种权益重新整合。一句话，“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如何用重新理解了的“中国”来再次定义“梦”的含义。

这就进一步要求在讨论“中国梦”时，需要创造性地发明、运用一整套“表述法”。“中国梦”话语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普及到整个社会，在这个“由上而下”的过程中，这套话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政府、意识形态部门、宣传系统和大众媒体在这个话语传播链条上发挥了什么作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创造出什么话语？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考察。在“中国梦”话语的传播中，是否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也即整个执政系统在经济上所创造出来的活力，和意识形态系统如何来解释这种活力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再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当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猛烈批判“南方联盟”，揭露他们所谓的“自由人”和“公民社会”，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民进党背后的意识形态——还是老旧的“亲美反共”的新翻版：所谓“反共”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所谓“亲美”则是台湾有一套民主制度。但问题在于，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也不许媒体讲“公民社会”了，如此一来，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本来批判“公民社会”有其合理性，可现在却被指责为和大陆串通好围剿“公民社会”，这就让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很被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话语”的“中国梦”，不仅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话语传播和话语传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包含“自下而上”的、由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或自觉的话语发明和话语创造的过程。最近这些年我参加过很多次高校招聘教师的面试，发现许多来应聘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不少是农民子弟，这也是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奇迹的一部分吧，这样的奇迹算不算“中国梦”？我的一个研究生来自西南地区的农村，从小父母亲在外面打工，她作为留守儿童，一边照顾弟弟一边自己读书，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然后再保送到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在这个倔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女孩子身上，是否存载着一个“中国梦”？就在不久前，我在重庆山区的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偶尔看见镇上的中学门口打出了祝贺某某同学考上北大和某某同学考上清华的横幅，山风吹着横幅，不断晃动着的不也是一种“中国梦”吗？面对这些来自现实的丰富现象，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清楚？“自上而下”的话语的贫乏与“自下而上”的现象的丰富，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梦”话语不得不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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